余旸：什么样的求偶催促我们写诗？——简评王璞《距离的阻滞》

  


 
　　考虑到王璞硕士毕业论文《论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与文学》，探讨的是诗人卞之琳的延安之行与其文学尤其是《慰劳信集》的关系，单就标题，就大概可以知道这首《距离的阻滞》，与他的卞之琳研究多少有些勾缠。该诗标题，不仅与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谐音，而且在意义上直接对反，其间的牵连与差异，无疑投下了沉重的暗示阴影，也褶皱着思辨的纠葛。如果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抗战前期，卞之琳可以完成一次纳世界于笔下的距离组织工作，透过标题这首耗时较长的组诗似乎传达了一个反题：组织工作无法完成，反倒裸呈出孤寂、不相关的阻滞状态。
　　除了标题，这两位不同时期的诗人较为有趣的对比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1938年8月，任教四川大学的卞之琳，受沙汀夫妇去延安计划的引诱，从大后方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随军游历了几个月后，卞之琳并没选择留在延安，如沙汀和何其芳，而是返回四川大学，但他随后完成的自我转变之作《慰劳信集》，还是呈现出明显的左倾倾向；而王璞则从2006年后自北京离开，远游美国，跟随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先生攻读博士，期间曾在巴黎学习逗留过一段时间。相对而言，王璞这一远游的旅程，空间范围远为广阔，时间跨度更加长远，而他思想上明确的左倾转变却也完成于这一游历时期。
　　《慰劳信集》收录了20首诗。卞之琳一改前期“看风景的人”那种面对历史的“道旁”态度，积极地介入了历史中，表达了对抗战中新生的社会力量的“致敬”。这一组织对象从前线的战士开始，经历了后方的妇女、放哨的儿童、工人、坚壁清野的农民、八路军将领、普通军官、飞行员、赶赴西北的青年、蒋介石、毛泽东，最后终结于“一切劳苦者”。卞之琳精心完成了一次“距离的组织”，将抗战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中，制作了一曲抗战“新民歌”；王璞近几年留学美国，完成了思想视野的巨大调整——被动主动地接受了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试图将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孤独、受苦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左派分子联动起来，合奏一曲革命的“新民歌”。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呈现出愿望受阻并延宕成诗的过程与心理，而荡气回肠的“新民歌”就是在突破这种带有典型西方左派理论标签的绝境意识中突然高亢地唱起来的。
　　提及西方左派，就断续地接触与私下猜测，它们（尤其是阿兰·巴迪欧、朗西埃为主的法国激进左派）曾经给予王璞极大的精神刺激，而他留学欧美的六年，又恰恰经历了以美国为核心的欧美社会发生巨变的历史动荡期：除了奥巴马这个带有亚裔血统的有色人种当选美国总统外，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继9·11事件后突发于2008年并持续了将近四年之久且还要继续下去的次贷——欧债危机，与此相关，去年九月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扩展至欧洲各大城市，这一行为，也刺破了欧美世界已成惯例的游行示威的政治冷漠外壳。而环绕欧美世界内部变局的，则是与欧美国家的军事外交息息相关的亚非地区的动荡与不安。在长达十年之久的稳定与沉寂后，世界格局风云激荡，时代氛围暗中转换。在众多喧嚷激荡的时代杂音中，一度沉寂的西方左派学者极其活跃，他们高昂激越的声音也逐渐凸显出来，如齐泽克自由广场的演讲，再次回荡着“马克思的幽灵”，甚至连在政治舞台上注重实际讲究策略的政治家，也显露出左倾的暗号，如当选后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香榭丽舍大道的首场街头演说，就高度颂扬了毛泽东以国民民意为主体的内政外交决策。在中国国内，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汪晖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汇流入西方左派如布尔迪厄等人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大潮中，并在国内掀起了所谓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影响持续至今，不绝如缕。
　　将王璞置入上述的社会思潮的转变中，并不是要用惯习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来为他的诗歌写作加分添彩，展现社会新动向的意识固然能为诗歌的感受力提供新鲜的血液，而其诗歌的语言与意识已经足够出色地表现自己。无论是语言的雕琢——每个细节都堪玩味、充沛情感、复杂句式与粗放的散文体式的协同配合，都使国内当代诗歌写作中已经呈现出的局部、含混的左倾情绪，得到了一次较为辉煌的系统表达。不夸张地说，西方左派的历史视野构成了这首长诗的背景与内涵，甚至也成全了诗歌里那个在最初的阻滞后越趋激越亢奋的歌声。
　　比如，第四节“新民歌”中的“新民”。经过前三节诗歌的铺垫后，进入第四节，诗人检阅审视的目光罗列出了形形色色的差异人群。就我孤陋视野而言，他们既是王璞逗留巴黎极目所见触及到的法国民众，也是当代西方左派理论中常见的文化左派的差异群体：拾荒者、交通协管员、服装销售员，提桶刷广告的工人等等。有趣的是，在王璞罗列的“新民”里，甚至连“农事诗”里作为喻体使用的人物：酿造者与不务正业者，也出现在孤独感驱使的求偶写作的检阅下。而王璞罗列的“新民”，也体现出西方左派视野的变化——作为反抗资本主义体系主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早被后来的西马理论家改变了，如《帝国》作者哈特与尼格瑞，开章明义，就将在工厂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阶级替换为“穷人”，一个要突破狭隘的阶级论、语义含混、包容更广的阶层，就像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所提出的反对1％金融资本家的99%一样。
　　但极具创造性的是，王璞借用并复活了布朗基——巴黎公社的传奇人物、早期工人活动家在革命起义前进行检阅的历史细节：在诗中，一百多年前布朗基检阅的眼光与视野与诗人对法国当代民众的审视重叠，并为之提供了动力与远景，在一种“无缝隙但没关系”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突然幻现出革命者的幽魂。
　　如果说卞之琳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中，唱出了一曲相对明快、一致的抗战“新民歌”；王璞的这首“新民歌”，虽然无法顺畅地完成，但是节奏远为繁复，情感起落跌宕，气势更为恢宏。如同他在解读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一诗所表述的，王璞的这次检阅，“在否定性的对峙，最后的坚持中”，完成对无力现实的颠覆性翻转。
　　我们不妨回头重新梳理一下诗歌发展的思路，看看从“意识流”到“写真实”，再经历过“农事诗”的过渡，诗歌如何发展成为一首激昂“新民歌”的。
　　依照诗歌文本提供的线索，从一开始，该诗就提示存在强烈的身体与心理不适，其实是一种炽烈的心理饥渴：

午饭后，内陆和海洋死活不结婚。
云雨的司仪被痰卡住了，时间撑坏了，负责补妆的爱神也歇了。
大姑娘们最后一次举起玫瑰色的酒，像拎着时间的卷尺，给北大西洋量腰围。
这等于是三一律在阻挠你我搞对象。

　　当这种不对劲的身体与心理感觉，妨碍了和“远方的你”进行对答交流时，一场从自身生理心理的不适出发来探讨所处历史与个人困境的求偶行为就持续展开了：诗歌简单勾勒出法国当代社会的萎缩与败落，转变成对法国当代自然人际乃至历史关联的勘察，作者的孤独感配合外省安静下来的农业场景，弥生出的却是一种“雾转浓。我对你浑然不觉：没关系”的孤绝图景。
　　荷尔德林说：“哪儿有危险，那儿就来了营救。”正是“不相关”的孤独感之庞大、压抑，催生出内心戏剧中风云突变的乌云上场了，革命前夜高压与秘密氛围已经形成（据我所知，王璞相当谙熟阿兰·巴迪欧的理论，而巴迪欧对巴黎公社以及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新阐释，投射在王璞身上，无疑如同那点星火，掀起了燎原的熊熊热焰）： 
 
检阅他们的时候到了。因为天已擦黑。检阅他们的时候到了，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到了。因为在路灯与路灯之间，人民眼前一黑，想起了一张陌生的、只有闪电才能照亮的脸庞。
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墙角里，有探头探脑的身影。他们饿。他们混进了人群，向蒙马特踱去。
（不！天使爱美丽蜕皮之后，露出了长疤的阿尔及尔的左脸！）
蒙马特公墓裂开了深红的阴道。一帮小年轻在枯坐许久之后站起来，开始掸身上的尘土，仿佛是计算着等待的时间。 
 
　　这一压抑氛围中激发出来的，将受苦或压抑的人联合起来的革命图景。或者说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从与巴黎公社起义发源地的蒙马特高地毗邻的公墓的阴道迸溅出来。新一代法国年轻人——枯坐许久之后的小年轻，似乎随时都在待命出发。闪烁的革命电火花——这似乎又在强化阿拉·巴迪欧的燎原星火的比喻——恰恰在麻木漠然的日常生活中超现实般地突然绽放出来： 
 
此刻，他漠然地伸手，仿佛重复着工作时的动作，又仿佛在一个标签中错认了忘我的良宵。
那停在半空的手臂，或许是检阅的暗号。或许是一个暗号求偶于时代的闪电。 
 
　　尽管对这种幻像的激情进行了适当消弱，说他们似乎“错认了忘我的良宵”，但这种夜半幽魂般的秘密革命的想象，在王璞饥渴的求偶中终于与法兰西过去的历史重叠了，而这一重叠似乎照亮了从麻木的漠然的生活秩序中有所觉醒但还懵懂的当代人他们的意义与理想何在：

两队鬼魂，从各个街角默默地涌来，握手于两座公墓之间的圣心教堂。 
 
　　就在这个相遇重叠的高潮来临时，王璞却将这一臆想中的握手、共鸣，转向了在该诗一开始就潜在的子题，也即诗歌与时代、与革命主体意识的关联，王璞似乎意识到了这次幻想中相遇发生在诗中： 
 
此时此地，一首诗能检阅多少诗人的秘密友人？
这取决于事后才开始的漫长的准备。
他们在阶梯的最低处逡巡，因为如果每一级台阶都是一行诗，那并不会通向死者的地下党。同理：他们抬头看了看，认不出井冈山。
他们团结如一人；他们团结如一个忘我的自我。
一位频繁出入人民法院的副教授鼓励我说：“在共鸣的自我中寻找伟大的友谊。” 
 
　　在某种意义上，如同身处资本主义制度下，革命终将能够团结组织一切受压迫剥削的差异人群，诗歌不也是在混乱无序的世界中探寻新的关联，实现距离的组织吗？这一由于饥渴的孤独感营造出来的，想象中的求偶，遭遇了王璞解读穆旦时所提及的抒情诗的否定辩证法，诗人其实意识到了，革命与诗歌一样，都要有一个“事后才开始的”漫长准备期。这种会师般的相遇，也只不过是长途跋涉的阶梯的最低处，时移世变，抵达的终点也不是布朗基的地下党，当然也并不是毛泽东的井冈山。尽管这些检阅的人群，曾经可能与诗人存在着秘密的关联，分享一个“共鸣的自我”，但这一梦幻中的求偶，随后为一个严厉的声音打破了虚妄： 
 
下次汉语求偶时，别再买给她自慰器。

他们肯定和我不相干。 
 
　　琳琅满目的“不相干”推搡着我去写真实；我招架不住，只好在价签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一大写特写的“真实”，有一个通俗的共同名称，那就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在诗里具体化为信用卡的生活、遵循《劳动法》合同的生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握钥匙的微汗的手心”的肉体细微警觉中，“真实真是用最通俗的语言号召伟大的友谊”，因此在这种“不相干”的日常生活氛围中，随时需要保持一种微弱的但又绵延的组织感与警觉性：

“但那要求你我在相忘于咫尺之间时别再那么熟练。也要求你在爱恨交加时，把琴弓伸入我的心房。
它写的每一行都在招募我。写诗就是给自我过组织生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随时保持内心的自我清洁与距离组织的锻炼中，那团燎原的星火深蕴在法国当代日常生活场景中，深蕴在那些看似麻木的、被剥削或遮蔽的人身上： 
 
与此同时，几个派遣工在街对过开始麻利地更换灯箱广告。他们被照得透亮，仿佛夜游的信使；在被挖去了阅读的眼睛之后，他们对着乳沟的日历，培养出了严格的盲目。
旧广告撤去之后，被检阅的人们，在路对面，也披上了这强光。他们观察着，但不思考。仿佛下一则广告印着下一道口令。 
 
　　就是这些焦虑的，在日常稳定的生活秩序中时刻抱有“一种愤怒的鹪鹩的警惕，一只猎犬的温和的紧张”的阶层，一边进行着组织关联的自我锻炼，随时又都处在待命的战备状态中，因此结尾勾勒的普通日常夜景突然裸呈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几个夜游信使般的派遣工，内心早就下了决断，对于以乳沟的日历为表征的资本主义，培养出了看透浮华表象下本质的视而不见的能力；甚至上述被检阅人群，披上了这强光后，也拒绝了一再犹疑侥幸的内心思考，呈现出随时观察情势，整装待发跃跃如试的轻骑兵状态。就此而言，诗歌结尾以一种类似阿兰·巴迪欧的观念来加以解决：革命火种深埋在稳定平安的日常生活的循环中；一旦改变情势的“事件”发生，就可以召唤出随时准备着的“主体”。
　　需要提到的是，第四节“新民歌”就像一曲协奏，三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独立的子题：革命幻象、诗歌、当下日常生活，交替出现，并相互激发并加强。在对日常夜景进行了预言般的洞察后，王璞转向了与这一社会预言相匹配的诗歌功能的阐释：点题似的的自我诫命，与其说是“下一道命令”，不如说是一种急迫、焦虑的自我锻炼革命主体性的写作要求：

必须有无穷无尽的当代事物催促我写诗。

　　当革命的主体意识赋予当代诗人新的写作使命，一直囿于纸上折腾陷入困顿的写作具有了激进的新方向。它不但改变了写作者自身的写作，王璞还试图表明它也可能改变了诗歌过去仅在咖啡馆里革命充当消闲佐料的社会功能，将诗歌这种通过写作进行召唤的（不单纯是认识论意义上）革命意识突入到当代风云变动的社会实践中去： 
 
每一首诗都在招募诗人。但这远远不够。 
 
　　至此，王璞这一从身体的生理不适出发的汉语求偶活动，落脚在诗歌功能与法国现实世界的相互关联与纠缠中；而这一观念戏剧，不仅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越趋平稳沉闷的“不相干“的日常生活表象下雷管的嘶嘶作响声，同时也将对诗歌的探讨放置在社会历史与个人主体意识之间，拓展出诗歌在当代社会历史中新的可能性。尤其第四节“新民歌”，始终在革命想象、当代人的自我决断意识，与诗歌功能的展望中交叉循环地推进，而王璞出色的驾驭公共文本的能力，也使该诗像颗粒饱满的石榴一样，完整地呈现出当代左翼诗人视野中内心跌宕的激情、决心与历史意识。
　　在遵循王璞的思路进行的评论即将结束时，也顺便表达一下我在阅读中的疑问。
　　我的第一个阅读时抑制不了的冒犯的疑问是，虽然大多时间逗留美国，为什么王璞的左倾激情却被法国——这个曾经的革命发源地现在已呈败象的老文明——激发出来？从法国还享有荣光的历史——“沾满尘土的、干瘪的玫瑰，冒充年鉴的皱褶”——看进当代，王璞观察到的却是“老欧洲的牙疼”： 
 
耕耘者耕耘，拾穗者俯身拾穗。间或有共和与帝制勾兑于小资，在街角青涩着情调，在地铁里题诗、被捕。 
 
　　对照“农事诗”，这一“耕耘”与“拾穗”的形象，对汉语读者来说，勾起了借道梵高了解到老米勒的《播种者》、《拾穗者》与《晚祷》的文化记忆，似乎又暗示着米勒画中那个生机勃勃的农业当代版的衰败史，而一两百年前法国风云激荡的社会革命——共和或帝制，也蜕变萎缩为卑缩街角的小资情调，沦落为地铁里题诗、被捕的叛逆行为。就此来说，可以看出，王璞投射的社会观察，来自抽象的历史对照，与印象式的文化观察，也正是下面一句，似乎透露出王璞写作的动机：原来是“在世界的卷轴中寻找十月的匕首”，最初借助书本及理论知识达成培育出来的革命欲望（通过列宁的十月革命），失落之余转向了一种赤裸的坦承，也即老文明的衰落： 
 
展读一册老连环画，在铅色的河面上，如落叶纷纷。 
 
　　当王璞继续搜寻，在当代法国萎缩的社会现象中，以抽象历史关照的角度他探寻到了一种“不呼应”的“真实”： 
 
拾垃圾者对面站着个交通协管员，双颊上玫瑰色的血丝正慢慢消散。人们夹着皮包和面包，羞于和这种真实打招呼 
 
　　类似的当代日常现象的观察，真实性毋庸置疑。但这种视野中的孤独、不相干，是不是缺乏一种更为深刻的表现呢？简单来说，诗里提供的日常透视，似乎只是个人先入之见的情绪失落投射并模塑在理论视野中的结果。即使无论就社会结构或民族情感乃至日常生活而言，法国民众可能真地处于“不呼应”的状态，但就诗中的日常细节，还只是触及了“不相关”的表象，浓聚了个人浓厚的主观情绪，但这种阻滞的孤独情感，还缺少认知层面上较为客观的情感分析，较少说服力，换句话来说，在阅读的情感判断与细节材料之间，需要勾兑一些西方尤其是法国左派的理论才能完成。
　　与“写真实”中叙议结合的生活细节相关，“农事诗”中，那种无处不在的由“不呼应”弥散出来的孤独，主观感受的印象表达远大于事实细节提供的客观说服力。甚至可以挑剔地说，在缺少够分量细节支撑的笼统性的孤绝处境中，存在着一种自我主观意志唯我独尊的独裁嫌疑：一方面它似乎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总体性沦陷到达的地狱海拔深度，但同时它又遮蔽了在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人事表象中可能存在的连血带肉、微妙具体的关联。诗歌细节过于俯依主观情绪，使其变形为象征性的思辨与本雅明式的寓言，所以“新民歌”里预想的星火燎原的革命性幻想，会显得稍为高亢，虽然按照阿兰·巴迪欧的理论构想，被召唤的“主体”，恰好就是通过改变情势格局“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得以辉煌呈现。
　　最后，读这首诗，我还存在着另一尚不满足的奢望——与其诗歌本身无关：诗中一再提及“母语”、“汉语开始了怯生生的求偶”、“江青”、“井冈山”等词，似乎暗示着这首诗也将会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发生密切关联，但是我的这一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期待落了空。仔细考察，这些词语如“江青”或“井冈山”，只是闪熠着西方左派毛主义对文化大革命及相关事实阐释的辉光；而就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层次来说，王璞展现的这一中产阶级困境，其实渺茫﹑仍然遥远，还有着某些错位的虚幻感，单就物质与制度层面而言，中产阶级——很可能是我的误判，以为中产，在王璞的语境里，指向的却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仍然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普通民众孜孜以求的梦想之一，因为如果表现在王璞诗中呈现出的，那个鲍曼所谓的“命定的个体化”——也即通过制度安排的“被个体化”的主体，由于社会共识能力的降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丧失了实现自我个体化的主动能力，那么，中国相当部分人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孕育在对自由与秩序的双重的追求焦虑中，排除开特定的历史内涵，如何改制制度与改变生活环境——保障个体自由与幸福——仍然是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此而言，西方左派高瞻远瞩的社会理想，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能造成的“不关联”状态，似乎尚不能深深地触及到我所理解的一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中来。当然，作者似乎也并不着眼于呈现中国当代特定的历史困境，诗歌讨论政治不等于政治，我们并不可能向一首诗索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