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周梦蝶逝世，异乎寻常地受到了台湾当局的关注。马英九特颁褒扬令，称周梦蝶“体现东方无我意度，允为台湾文化史页不朽传奇。”台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龙应台吊唁时表示，因为诗，让他狐独、单薄的身影有了态度，称：“他的文学，他的人格，他坚毅而淡泊的态度成为台湾的一面旗帜，代表的是美，是心灵的纯净与深邃。”并有上百位文坛人士出席了告别式。
然而，这位享年94岁的高寿诗人，生前在世人眼里却一直过着极为贫瘠的生活，其诗名也局限在极窄的诗人圈子里，远不如余光中等名流，即是诗人，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位置。据说2010年国内曾出版过他的诗集《刹那》，但知道的人并不多。
一个生前近乎社会边缘人角色的诗人，死后得到如此殊荣，想必是缘于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从马英九和龙应台的赞词里，可以领会到这方面的含意，即台湾虽然走的是西化的道路，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却一直是亲和的，并且在当今，所谓中国传统得到了某种高度的看重。
首先马英九的“不朽传奇”之说，对应的恰恰是诗人一生在世人眼里的贫瘠状况，它应合了李白、杜甫以降古以有之的诗人不合时宜的律则。我们知道，这种不合时宜或说不幸，相对的大都是他们的政治抱负，即他们的世俗所得与他们所负的才学太过不相称。诗才之所以被如此看重，乃在于“以诗取士”这一根本。即便是颜回、陶渊明那样的安贫乐道者，骨子里也是因为暗含着壮怀激烈的现实抱负，而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古今已相隔云泥，而今的诗才真正成了某种华而不实的“别才”。并且周梦蝶的贫瘠某种意义上说是绝对的贫瘠，这样的贫瘠所承载的唯一抱负或报答就是诗本身。
何为现代意义上的诗，或说在现时代诗人何为？海德格尔有著名的“诗人何为”之论，该论由荷尔德林的诗句：“贫困时代诗人何为？”引发。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的“贫困时代”暗示诸神已死，换尼采的话则是“上帝死了”！韦伯也有类似的论调：“去魅的时代”。由此，诗必然以遮蔽的方式在场。即诗人逐渐由圣者，社会化正义的代言人和象征这样的角色隐去，更多成了透视人性以及社会构成的幽暗的镜子。由此，人们就可领会现代诗歌史何以包容了除了荷尔德林这样的“应付不了生活的诗人”，还包容了波德莱尔、兰波、金斯堡等一系列忤逆者的身影。
中国新诗或说现代诗在与世界的合流中，自然也遭遇这样的分裂。如果说周梦蝶阴差阳错地较之他人更深地涉入诗之真理的话，“分裂”便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构成了人们将他引征为各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时，都显得有些夸大其词地“徒有其表”。即周梦蝶的现实生存的卑微足可以抵销人们期许的神圣，并且他诗中过重的中国古典因素或品质，尽可以得到民族自尊心或民族感的引征，但作为诗本身来评判，其诗思的某种钙化倾向，正就是过于食古和雕词琢句所致。也就是说古典因素或品质，在现代诗中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正如传统的儒释道体系，面对现时代也不是人们所采取的主要思想体系一样。
然而，周梦蝶的诗确实是中国这片特殊土壤生长出的现代诗的奇葩，即在他的十数首极其瑰丽的诗中，那表层被中国古典语境钙化的壳体，裂出了耀目的辉光。这辉光就源于那孤绝的与商品时代格格不入的境遇的领会。这是台湾已成潮流的类似的强调古典语境的现代诗中所罕见的，换句话说，台湾酝酿了数十年的“横的移植”与古典传统相结合的新诗潮流，就是为通向周梦蝶等少数人的数首诗而存在的。
台湾现代诗的进程，基本承续的是大陆解放前的新诗流脉。纪弦等延展了三十年代戴望舒代表的那种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语境相溶合的唯美倾向。当年戴望舒、徐迟合办《新诗》月刊，纪弦也是其中一分子。这种倾向被当年战乱的氛围所埋没。纪弦到了台湾，三十年代的余绪被新的历史氛围烘托出来，“横的移植”不仅是诗的趋向，也是台湾社会整体的趋向。此外，这一流脉还强调现代诗的知性，这里的知性可以被领会为某种当下的现场感、理性意识，但这一流脉的整体意绪却依然是抒情性的。另一个以余光中等为代表被称为“新民族诗型” 的流脉，应该说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虽然这一流脉声称是针对纪弦等“横的移植”的一个“反动”，但其实只是加强了抒情中的中国古典语境和品质，单从语句上看则更具古诗词的雕琢意味，负面的效果就是很多诗人沦为食古不化、俗套情境的奴隶。如果将周梦蝶归类，应属此一流脉。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流脉，就是洛夫等试图开启的更具现实包容性的诗。这一流脉除了洛夫的一首
《石室之死亡》至今兀立于台湾诗坛罕有其匹外，还没出现什么像样的有影响的诗人，或者说这不是一个显著的众人相随的流脉。这里称为流脉，只能说一些诗人萌生了这样的意识，并在一些诗作中，显示了类似的构造和苗头。这一流脉是从艾青、冯至等包括后来的“九叶派”们那种更口语化、更具现实感的诗延展而来的。当年洛夫到台湾时，除了携带的一条军用毛毯，就是毛毯里裹着的艾青和冯至的两本诗集。洛夫虽然植根于艾青和冯至，但在当年台湾的大气候下，这类有左翼之嫌的“现实感”也许只以扭曲化的样态现形。洛夫概括自己诗的两种构成：“前者就是存在主义，以其解释现代人的存在问题，后者就是超现实主义，以其表现现代人的存在情绪。”他的代表作长诗《石室之死亡》，其晦涩不仅当年令台湾诗坛瞠目结舌，被指责为“虚无”，至今包括大陆在内也同样瞠目结舌。不过，洛夫这首长诗的某些局部和段落，确实含藏着某种令人难以企及的现代诗的精要。比如曾以《初生之黑——给初生小女莫非》独立成章，后归入《石室之死亡》之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节的部分。不过，洛夫晚年，也就是近年创作的长诗《漂木》，其语言和观念方式与大陆朦胧诗之后新诗的样态已近于合流。据说这首诗曾被诺贝尔奖提名。
比较解放后大陆和台湾新诗发展的路途，两者都与艾青、冯至等包括后来的“九叶派”这一更具诗人主体意识的现代诗潮擦肩而过，从中可以看到两大对立的政治体的“意识形态“的投影。大陆是被统治术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阉割。不仅艾青、冯至及“九叶派”们解放后哑口，所有带有个人化倾向的，甚至古典在大陆也都被阉割了。我们知道艾青、冯至等诗人解放前都可归为左翼思潮。我们说，如果在黑格尔的历史学说中，有关人的自由的理念还太过抽象的话，那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则在一个现实尺度上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所承载的具体的自由和不自由，即人和人的意识是如何被商品所异化所支配的。即便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也继续着他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出现在法国的对现代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代表人物诸如萨特、福科、德里达等，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等，马克思无不构成了他们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台湾虽表面上没有类似大陆这样的禁锢，但以鲁迅为标志的所谓“左翼”的现实主义思潮，却是一直被掩抑的。因此，台湾的现代诗中，那种直击社会现实的客观冷竣的诗潮也被阉割掉了。出现在台湾的所谓“横的移植”，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诗的主体意识大都小资化，或说传统士大夫化（正是在这个取向上，与中国古典情境产生共鸣）。不是说这样的意识不会产生好作品，而是说这样的意识在气格上没有达到时代许以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可以以叶芝的前期和后期的作品为列说明这一观点。叶芝前期代表作有《当你老了》、《茵尼斯弗利岛》等，这都是人们在译文中所熟知的，后期的如《1916年复活节》、《丽达与天鹅》等，却有了不同的底色。艾略特评论说，“确实，如果没有早期的经验，他（叶芝）决写不出后期作品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东西。但是，他不得不等待一个晚来的成熟，以表达早期的经验；我想这使得他成了一位独特而富有有魅力的诗人。”叶芝后期更多的诗在中国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问题出在已出版的几个译本的译文，都不能准确把握原文的语言的基调或说诗境，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即被“阉割”的中国，人们还不能一下子接续曾有过的探索，充分领会现代诗中倾向客观的、本源的粗糙质实在诗中的作用，他们宁愿叶芝是早期那样优美化的和纯净化的，因而在译文中不自觉地把叶芝后期的某些质实的诗眼文雅化、优雅化。
《孤独国》是周梦蝶极其瑰丽的诗中臻于化境的一首：
这里的气候黏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口处
（这里的雪是温柔如天鹅绒的）
这里没有嬲骚的市声
只有时间嚼着时间的反刍的微响
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
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
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
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
这里白昼幽阒窈窕如夜
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
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着诗和美
甚至虚空也懂手谈，
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
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
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皇。
这首诗弥散着宗教的氛围，这是由“曼陀罗花”、“经纬”、“千手千眼佛”等字眼暗示出来的。曼陀罗花为佛教中西方极乐世界的象征象物，它不论昼夜没有间断地从极乐天落下，满地缤纷。另一些字眼如“手谈”、“ 幽阒窈窕”、“伫足”等，虽是一些钙化的古典语词，（这里所谓钙化，指太多的效颦者轻易地用它们来形容和装点），但对应极乐世界，却有着特别的点化作用。然而，盘活整首诗的却是“横的移植”，即某些所谓西化的语境，诸如“这里的气候粘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口处”、“ 只有时间嚼着时间反刍的微响”、“ 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等，它们引领着整体的气场，使极乐世界再度陌生化、当前化。气候“粘”在“接口处”，“粘”是最日常的感性，“接口处”则是现代的、知性的。并且，只有周梦蝶那样的孤绝，那样的对佛家情境的体证，才会说出“时间嚼着时间反刍的微响”这样的独语，“嚼着”可谓诗眼；才会有“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触”入他的每个毛孔。它们构成了这首诗核心的存在感，也即现代感。
关于周梦蝶的生存处境，在网上可以找到拍摄于诗人去逝前两年的纪实片《化城再来人》。这部纪实片再现了这位苦行僧似的老诗人日常的生活，许多过去的经历，是通过诗人的谈话和一些与诗人有过从的人讲述呈现的。周梦蝶1921年生于河南淅川。原就学于开封师范宛西乡村师范，由于家境及大环境的变迁，1947年在武昌参加青年军，后随军队赴台。1959复员，之后便在台北武昌街摆书摊谋生，且所售多是哲学、诗等冷僻的书籍。以此方式既可混饭又可满足读书写诗的嗜好。他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即在此其间完成。他在片中说，那时每天一早坐第一班车到武昌街摆摊。他形容这个“孤独国”只有“四个榻榻米大、四百廿一本书”，每天净赚30元就可“pass”了。有一年他的蜗居被大水淹了，书摊旁的一家咖啡馆就把他“收编”了，让他住在顶层的阁楼里，那个阁楼曾吊死过人，没人敢住。关于他的微贱处境，他复述了一位当年在武昌街卖阳春面的小店主，到新地开了一家体面的饭馆，见到周说，原来的店来的都是你们这样的下等人，现在，上等、中等、下等的客人都有。
前文谈的诗《孤独国》，就收在《孤独国》这本诗集中，诗中已显露了他对佛法的寄托。晚上收摊后，他开始去寺院听讲佛法，并先后皈依了两位著名的法师印顺和法赞。他说，当初皈依佛门，是想把心定下来，戒掉喝酒、吃肉和看日本电影，但没想到皈依后这些都依旧。看日本电影一项，从友人的相关谈论，显然暗示的是情欲。这位了解周梦蝶私密的女性友人评论说，周不仅多情，还专情、泛情。
但诗人客观的贫困处境，和主观的对佛法的寄托，都令他规避女性。他讲了一段与三毛接触的经历，那时三毛还未成名，天真烂漫，把他请到家里看作品。不觉到了夜里11点，三毛的母亲下了逐客令。但三毛没去开门，而是把门关上，背对门，手伸开，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愣在那里不说话，这样僵持了一两分钟，周才夺门而出。门“咣”一下关上，他形容说就像把一个深恶痛绝、可恨可厌的人推出去。他说三毛是美女也是才女，吃的是掌声，喝的是掌声，穿的是掌声，死后鬼也要给她掌声。
影片中一个中年女子回忆说，她还是少女时，曾约周梦蝶吃午饭。周的口音很难听懂，她接触周是因为喜欢诗。女孩提前一小时到，那时下着小雨，看到周已经在公车站下打坐，问他什么时候到的，他说已经一个小时了。她说，他给她的感觉是雌雄同体。
就是这样一个试图以佛法空掉皮囊的人，晚年写出了另一首也许可以称为自我涅槃的诗《九宫鸟的早晨》，涅槃指的是这首诗如清水芙蓉，从此前雕词琢句、盘剥典故的诗风中脱颖而出：
九宫鸟一叫
早晨，就一下子跳出来了
那边四楼的阳台上
刚起床的三只灰鸽子
参差其羽，向楼外
飞了一程子
又飞回；轻轻落在橘红色的阑干上
就这样：你贴贴我，我推推你
或者，不经意的
剥啄一片万年青
或铁线莲的叶子
犹似宿醉未醒
阑阑珊珊，依依切切的
一朵小蝴蝶
黑质，白章
绕紫丁香而飞
也不怕寒露
染湿她的裳衣
不晓得算不算是另一种蝴蝶
每天一大早
当九宫鸟一叫
那位小姑娘，大约十五六七岁
（九宫鸟的回声似的）
便轻手轻脚出现在阳台上
先是，擎著喷壶
浇灌高高低低的盆栽
之后，便钩著头
把一泓秋水似的
不识愁的秀发
梳了又洗，洗了又梳
且毫无忌惮的
把雪颈皓腕与葱指
裸给少年的早晨看
在离女孩右肩不远的
那边。鸡冠花与日日春的掩映下
空着的藤椅上
一只小花猫正匆忙
而兴会淋漓的在洗脸
于是，世界就全在这里了
世界就全在这里了
如此婉转，如此嘹亮与真切
当每天一大早
九宫鸟一叫
1980年，周梦蝶因胃疾而终止了摆书摊的生涯，晚年没有工作，靠政府救助和朋友的资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