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同从事任何一种
艺术创作（如果我们可以在某些时候将科学视为艺术），理解对象，对诗的写作而言，是所有诗人的归宿。而这个对象，正是诗本身。这是因为，任何一门艺术，均是植根于人类，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的。艺术不只是能发现人所已经具有的特质——从身体到精神层面——的种种可能性，而且是直接参与到这些可能性的构建当中，这种过程中所展现的亦即是我们常说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往往被稳定性所隐蔽，而所谓的稳定性其面目，莫过于历史，以及永远处于此刻的日常生活。一旦被隐蔽，我们的艺术对象就会立即成为工具：一种具有功能性的、与我们不必然共存的造物。而这样，我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工具。稳定性是如此的重要，它是绝大部分舒适、平静、快乐的源泉。它是人类的还原点，可以被回归而使得我们得以保存。然而，稳定性和创造力的张力注定是人类永恒的张力，永远会有人去尝试逃离稳定的状态，去创造、更新。
将艺术创造理解为稳定性的破碎，看起来并不为过。我们有各种原因去允许这种破碎，也经常为此付出代价。但是一般而言，破碎并不是艺术的目的，除非破碎是作为艺术的对象而出现的。艺术的目的是创造人类的可能性，它就必然要求自己去理解它的对象，或者说，它达致其目的的过程必然是一种理解其对象的过程。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亲和力并不会自动地在理解的主客体之间发生。相反，由于对稳定性的反叛，人类心灵那些神秘的法则似乎会指示反叛者出现种种的不适和痛苦，只有极少数富有天赋的人能够幸免。
当艺术的对象从工具返回到艺术之眼中，作为工具的的对象便得到了还原。但不是还原到对象本质的表象中，而是还原到对象未被充分规定的可能性中。本质是对象的根据，是对象可能性的原因。但是艺术的对象所涉及的本质，或者我们说其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的本质，是神秘的。似乎还不能乐观地说，我们对于人的本质已经有了多少认识。因此说法“还原到本质”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我们能够通过某些手段回到一种坚硬的确信之中，再从这种确信出发去厘清已有的成果和失败。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便没有艺术所谓的创造可能性了，而只剩下去发现必然性。相反地，在稳定性中，作为对象的表象的工具其本质是最明白不过的了，那就是其服务于人类的功能。
二
艺术的过程，便是将对象还原到未定的可能性中，使得对象从外在于我们的状态返回到与我们密切联系的状态，亦即，将工具的外壳击碎，使得可能性——无形的流体从中解放出来。而这流体固然会又一次趋于稳定，但是也毕竟在反复的击碎中，让人窥探到其未定的形态。而这流动未定的形态，亦即反映了人的自由心灵的状态，因此对于自由心灵而言，总是具有亲和力的。
工具的破碎，暗示了一种边界的存在：破碎发生在稳定性的边缘。在稳定性的内部，是公共性的领域，我们彼此凭借着已经固化的工具去交流联系。工具的使用统治这里的行为。稳定性是保守的，它保存了我们在历史中已经建构的东西，而又由于其边界的张力，保存了公共性的能量，保证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不会由于极速地消耗而枯竭，但是稳定是自由心灵的大地，而不是它的天空。在稳定性的边界，那里是众多独立灵魂的领地，在自由心灵的要求下，工具性面具的破碎是必要而必然的，自由独立的灵魂总是在推动那种突破。因此，对于一个艺术的匠人来说，与其说思考破碎的可能性，毋宁首先思考边界的存在性。
去达到边界，或者说，我们向边界推进的过程，一般而言，艰辛、混乱、焦虑、充满挫折。因而，极端的做法总会存在，那就是一下子就将这进程推到远离稳定性内部的地方。这样做显然的好处是，这使得对象更容易脱离稳定性的掣肘，然而其缺点同样显而易见，那便是极易使得那破碎的大锤挥舞在工具以外的虚空中。那轮空舞的大锤向我们提示着可能的空间，却没有真正有效地击碎稳定的表面，因而是常常是先锋的，或者悲剧性的。
艺术之匠人其心灵，应具有收放的功能，能够在内在外地去观察边界的存在，从而用他精巧的小锤去敲击那个边界。所谓在内，即熟悉稳定性的进路，对固化的对象有所把握。所谓在外，即拥有灵感、激情以及勇气去离开稳定而安全的历史和当下的日常生活，进入到未有依托的（可能性的）外部空间。在边界被突破的时刻，可能性外溢，而产生扩张舒展的快感。虚空被占据、取代，进入下一个稳定化的过程。在这个欢愉的时刻，匠人固然在享受解放和获取的成果，但倘若他便沉浸于此，被快乐所包围，而丢下他精巧的锤子，他便会同这快乐一起固化稳定下去，如同晶莹而坚硬的琥珀中的蝴蝶。
三
诗是艺术的一种，因为诗与其余的艺术形式一样，效忠于人们将工具去工具化、并使对于对象的理解还原为可能性的理解之努力。使得诗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元素，毋庸置疑，正是诗的语言。诗的语言是诗的对象。当然，关乎语言的艺术还有很多，但是这里只谈论诗。没有哪一种关乎语言的艺术能够像诗那样，如此远离语言的工具性（亦即远离语言的稳定性），从而如此关心语言的艺术性（亦即关心语言的可能性）。
“语言是工具”这个观点几乎已是一个常识，但是其如此直率地得到表达，我怀疑，还可能只是近现代才开始，尽管在古人那里，语言无疑也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因为“工具”一词是不寻常的，它如此赤裸裸地指明并界定了作为工具的那些客体的身份，那么干脆地将客体与人剥离开来，这是工具泛滥强化的时代才会有的现象。没有哪一个时代如同近现代那样的工具化了。无论如何，语言作为工具却是人类史所不争的事实。即使如同《圣经》和《荷马史诗》那样能够作为宗教或者文学的语言文本，其本身也承担着记录的功能，而记录正是语言工具性运用的结果。
当然，语言的工具性，首先还是表现在交流上。而这一点，又只能在社会中得到理解。试想，将一个人放在一个与他人隔绝的环境，也假设他永远无法再和他人接触，那么他的人类语言对他而言将丧失所有依赖其在人类社会中所获得的工具性的效果。很有可能，由于工具性的丧失，他最终甚至会忘记语言。语言的工具性特征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我们很难将语言从其工具性的身份中抽取出来，还原为一种纯粹可能性的对象。但是诗尝试这样去做，而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艺术处理对象的可能性，这个洞见还需要更为具体的限定。这里断言，艺术所关心的可能性，根本上说是作为人类感受力的可能性。这就是说，相对于人的体力，或者是人的理性，又或者是其它的区别于感性的人类诸能力，艺术根本上关心人类所感受的对象以及如何感受这些对象的诸问题。因为艺术的主体，而且也是感受的主体，总是独立的个人，所以即使有一群人在进行联合的艺术创作，他们也是作为聚合的个体而成为艺术之主体。工具的功能是在与外界发生关系时实现的。与工具不同，艺术中的对象，既不指向他人，也不指向外物，它指向内部，指向感受性。不同的艺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人类的感受性的不同方面，要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只需要想想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即可。文学所关心的是与语言相关的感受力问题，而文学中的诗亦然。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诗把语言作为对象的时候，它所关心的必然是语言对于感受力而言内在性的一面。
四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不可能是完全工具性的，这是因为语言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精确。一种完全的工具性以一种完善的精确性为前提，比如说，数学的诸符号。显然，我们使用的语言并不能达到如此之高的精确性，相反，通常而言，我们的语言充满了模糊和暗示，因此，这种模糊暗示的区域，可视为之前所说的稳定性的边界，那是我们工具性无法完全征服的领域，但是我们却能够感觉到隐藏在那模糊处的存在。关于一门语言，人们似乎不能够完全清晰地区分其工具性的能力和表现感受力的能力，但是从语言的历史来看，人们或许也能够发现，语言的这两个面向应该是互相促进的。然而无论怎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语言的成熟，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其语言在文学上之成熟的标志，在于该语言表现人的感受力的能力和程度。
回到诗的问题上。如果在诗那里，语言是作为表现人的感受力，创造人的感受力的面貌而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已有的诗作就应该能够将这点体现出来。试对比中国古典诗和西方诗。相对于中国古典诗和新诗的深刻的差异，西方的古典诗和现代诗的差异，更多只是在志趣上。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变，其社会的面貌变化之巨不可谓不大。西方各个时代的诗，反映了各个时代西方人的语言感受力，其风格特点自然大有不同。然而，在这些不同之下，有着一个似乎没有多大变化的东西，即，西方诗始终是一种个人的独白。这种个人的独白之成分，在言必称及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与伟大的个人陈述与演讲密不可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独白也成为了西方戏剧的核心元素。而当戏剧元素表现在诗中，便产生了所谓的戏剧性。作为西方诗的艺术核心，独白性在基督教出现后更加得到了加强。宗教的救赎是个人性的，每个人都必须向上帝祈祷——展示其私人性的一面以祈求救赎。即使是到了人本主义的时代，人也是作为理想的个体而被宣扬的，再到后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伟大的个人的独白形式从来就没有在西方诗中消失过，我们似乎甚至可以说，西方诗基本上是个人独白的各种变奏。在西方诗中，始终存有一个个人的声源，世界围绕这个声源而展开。
或许，中国的诗，和西方诗最相似的，除了现当代诗，就要数儒家之前的《诗经》、《离骚》了。在那些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出诗中的明显的独白。在儒家之后，中国古诗发生了变化，诗在中国文人心中渐渐失去了独白的一面。中国古代文人在创作诗作时，有意隐去诗中单一的声源，而创造出泛音和回响，追求所谓的典雅蕴藏。因为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也就是儒家的理想，从来就不强调个人对于超越性的或者彼岸的关注，而是君、国、民、家；况且，中国古代的文人，还往往兼有或释或道的精神取向，那种个人性的色彩就更加弱化了。因此，同中国古典绘画精神相似，取代了个人独白而充满了中国古典诗的泛音，构造了中国古诗中的景深感和场域性，而单个的人物则只是在场域中若隐若现。
然而反观今天，反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所有人似乎都在努力学习独白。
五
与诗相关的问题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对“诗的时间”所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与诗本身密切相关。这里要考察的诗的时间，并不是单纯所指的那种在诗中表明意象所经历的状态的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诗的外在的时间），而是指更重要的关于诗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时间的属性。
其实，只要考虑到诗同音乐的亲缘性，就不难理解时间对于诗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音乐是时间性的艺术，所有的节奏、演进、变化、旋律都必须在时间中进行——事实上，不借助时间的概念，要理解上述的这些概念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再加上强度的直观，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音乐就是具有强度变化的时间。而与此对比，绘画是空间性的概念，其线条、方位、色彩、形状都在空间性的概念中得到理解。对绘画艺术的研究大概就是研究人们对具有强度变化的空间之感受力。有趣的发现是，当我们面对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处于一种与听一段音乐颇为类似的情景。诗中的词、句子、段落被我们的心灵所阅读的时候，诗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尽管每一个诗中的意象不必是时间性的，但是只有将这些意象放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中来感受，一种整体的诗的绘景才是可能的。只有当这种真正的阅读——凭着节奏、格律、步长、韵脚等所达致的阅读——发生的时候，一首诗才能说是被真正地寄予了我们。我们或许可以叫诗的这种时间性为诗的内在的显时间。这种时间是所有诗都分享具备的，也是诗成其为诗的一个特点。
我们或许也可以关注到诗的另一种内在的时间性，不妨称之为诗的内在的隐时间。不同于显时间，诗的隐时间指的并不是那种凭借在自然时间里头才得以进行的那种诗的时间面向，也就是被动的时间面向，而是指作者或者读者作为诗的审美主体之审美经历，也就是主动的时间面向。而正如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的，诗的隐时间在处于某一种传统中的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和这种传统相关的。我们之前谈到的西方诗的独白性以及中国古诗的场域性就可以凭借诗的隐时间的概念来得到理解。当我们在读一首诗时，我们从自己的时间里进入到诗的内在时间之中，仿佛我们是处于一种平行时间或者说是一种重叠时间当中。此时，如果作为读者的我们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感觉我是以一个明显的个体在整理诗的意象，这时候这种审美经历所显示给我们的的便是这首诗的独白性。通常，这种状态可以是诗作通过诉诸私人性的意象（那种在现当代诗中频繁出现的由诗作者私人察觉的特殊意象）、祈使性的句子或者直接的对话而实现。而相对地，如果我们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并没有感觉有一个明显的个体在整理诗的诸意象，而只是感觉到意象本身在表现它的声音或者颜色时，这时候审美经历所显示的便是这首诗的场域性。在中国古诗中，用典、白描以及使用已经为人熟悉的意象均可达到这种效果。因为用典其实就是将诗的内在的隐时间和外在的客观的历史相互联系，白描和使用熟悉的意象则将诗同日常生活的状态相互拉近，而历史和日常状态却正是稳定性的表象。因此，中国古诗中的隐时间便表现为平行时间的模糊（通过不断地和与诗的外在时间相关的稳定性产生联系而实现）而不是像西方诗中的隐时间那样往往暗示着平行时间的存在（通过一个言说着的诗歌主体而实现）。从这点出发，我们便可以（至少是部分地）理解中西诗作的传统所在。
六
那么现在，在初步得出了西方和中国传统诗所表现出来的居于它们本身的审美性特点的印象后，我们便可以合理地问道：它们为何具有这样的审美特点的区别。和这个问题相关，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尽管是那样模糊和笼统地提到）中西文化历史的差别。但这样与其说是给了我们一种答案，不如说是仅仅地暗示出我们为着解释诗的区别从而找到了另一种在诗之外的区别，而且是一种笼统的区别，因而是远远不能使人满意的。因此对那个问题的可能的回答便需要一种更深入的考察。
我们将采取这样一种视角来思考，即处在诗的边界处思考。这样的视角，不仅要求我们把诗看作一个对象，而且是看成是一个处于某种背景下的对象。我们的视角，如果完全就是就诗论诗，那么这针对的就是诗的技艺。然而，如果我们考察的是诗和它赖以存在的背景的关系，那么这针对的将是诗的艺术。因为艺术就我们前面的思考而言，乃是和一种对稳定性的抽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稳定性恰恰就处于诗创作的背景之中。西方的诗，它的隐时间中强烈的独白性是和独立的个人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都同意，语言，作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在语言行使其单纯的工具性作用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智性上的意义（这可以从哲学家们对逻各斯的诸探讨中看到），以至于在以后的发展中，无论是在宗教中被看作是和神交流的依据，还是在世俗的哲学中被看作是和理性切实相关的存在，那么我们或许都不会否认，也当作自己植根的土壤。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传统中凭借语言对于理性的关注，特别是对于个人的理性的关注是如此的执着，以至于西方诗要处于这种传统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传统之中，对于理性的诸概念已经形成了它的文化结构，也就是一种虽然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演变，但是却又是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稳定性不同于语言作为工具的那种一般的稳定性，而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发展所导致的特殊的稳定性。将语言作为艺术对象的诗，如果要和它的背景的稳定性形成一种张力的话，那么除了一般的稳定性，诗也必将呼应那些特殊的稳定性因素。那么西方诗，它的内在的隐时间所关心的人的感性的可能性，至少是要和那种理性的传统形成张力的。这种张力，可能表现为对理性的感性化的再现，可能是对理性的感性化的质疑。前者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所谓的理想的浪漫，后者或许可以称之为所谓的反讽。西方诗对于时代的理性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对于理性本身的工具化甚至异化也有着敏锐的把握，并由此产生出那些大胆地和这种（工具、异化的）理性对抗的作品。
中国传统诗作所附着的背景则跟西方的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还是以上面那种思路去思考中国传统诗，即从考察它所与之形成张力的那个稳定的文化背景来入手的话，我们需要的便是那个背景的认识。而且如果我们有意地把这种中国的文化背景和西方的理性传统加以对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相对于西方善于对此岸之物甚至超验之彼岸推理演绎的理性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则在于对经验的直观和顿悟。由于不似西方传统那样在经验之中往往设定或者推演那些高于感性经验的概念并对其进行思辨，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似乎是对于这样一类概念的直观或者顿悟式的把握，这一类概念来源于人们最为平凡的日常生活，无半点崇高神圣可言，却又可以是超脱或者妙不可言的。而这种超脱，并非依赖逻辑推理的层层递进所达至，而恰恰在于某种对自己本心或者宇宙原道的直观的把握。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回应这种稳定性的文化背景的时候，中国传统诗歌所显示出来的张力并没有西方诗那样的大，这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是以那样一种和诗歌本身思考的方式非常类似的形式所表现的，因此与其说中国传统诗把它的张力放在人性的张力之中（就如西方诗感性能力和其身处的理性传统的张力），不如说中国传统的诗作往往把张力放在世俗的经验和直观式的超越之中。又由于这种直观的行动往往是借助所谓的顿悟来进行（物我两忘），与那种由于强调理性而突出的个人意识不一样，中国传统诗的隐时间所表象的也往往是场域性而非个人式的独白。
七
如果我们也愿意用以上的角度去考察中国现当代诗的话，我们便需要指出这些诗作所植根的稳定性背景是什么。我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出这种背景的两个层次来。一种是由于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而融入的西方主导的理性背景，一种是由于中国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由于其特殊的历史遭际而产生的背景。当然那种伴随着语言的工具化和社会一般性的稳定结构注定会始终成为和诗歌语言中的张力对象，但这种张力毕竟是一般的，也就是不考虑任何社会其特殊性也必然存在于其可能的诗歌语言之中的，所以就我们目前考虑中国现当代诗这个特殊的情况来看，可以省去其讨论。
那么，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所有的现代诗人都在学习独白，那么这不过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融入到西方个人理性传统中的结果。现当代诗如果不回应这个背景，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而这种独白自身又显得如此自然和必要，从而我们又觉得那样去写作是可能的而且必然的，以致于往往有这么一种印象，即若不形成一种具有高度个人风格的个人性的诗歌作品，仿佛就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背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想借中国现代汉语来对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理性进行张力式的创作，那么我们是在脱离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状态下来进行的，我们所依据的只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理性元素。这种理性元素作为一套术语归根结底是引进的，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而有效地行使，但是是否也因此使得中国现当代诗人由于对它的接触而能够以感性的形式和它的内核形成张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作为一种工具的理性能够较有效地进行诗歌写作的时候，应该自问，我们对西方的理性传统本身是否也能够有效地写作。
至于那个中国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背景，则形成了中国现当代诗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的稳定性背境。如果要问中国当代社会最稳定的因素，因此也是诗作所可能形成张力的因素会是什么，不少人会认为就是这个政治的背景以及和它伴随的意识形态。由此而想，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代一些在国际上被高价收购的美术作品，往往就是以那样一种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的反讽的面目而出现的。而同样的，我们身边也有不少的诗作是针对这种政治文化背景来思考的。更为复杂的一点是，由于这种现实政治社会本身就是在那种西方理性引进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对其作出回应的当代诗歌，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不可估量了。
如果我们果真能够谈论什么中国当代诗的本土性和民族性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在以上的那些思考背景中进行。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当代诗其本土性元素的现实性已经给予了我们，这种现实性就是把上面提出的两种的背景综合在一起的那种现实的表象。而其中的纷繁复杂，以及对此进行诗创作的难度之不低，可以想象。至于要考虑民族性的话，或许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诗人，愿意去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做一番细致的考察，发掘那些隐藏着的未被现代性所重视的可被重生的元素。而这么一来，我们的诗人需要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敏感的心灵，也需要一个敏锐的头脑，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勇于继承的坚毅和审慎的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