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朋友推荐，拜读了江弱水兄发在《读书》上的文章《
蜀中过年十绝句并记》。江兄在文中重申了新、旧诗性质不同的看法。江兄说，“旧诗与新诗差不多是两种制式，各有各的调调儿”。[1]新、旧诗性质不同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新诗的诞生之时——新诗自要有不同于旧诗的面貌和精神，否则还要新诗干什么？到1930年代，废名给了这种直觉的认识以理论化的表达。废名说：“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文字”；新诗则“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2]江兄的文章也引了废名的这个看法。当代诗人臧棣也认为，新、旧诗分属不同的审美空间，新诗“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性结果”。[3]关于旧诗内容和题材的散文化，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也持与废名类似的看法。[4]旧诗题材和内容倾向于散文化，新诗追求内容本身的诗化，这一点似乎已成共识。但江兄在此之外却别有发明。在区别新、旧诗两种制式的基础上，江兄得出了三点结论：一、旧诗可以处理日常事物，新诗处理不了。二、旧诗自然，新诗免不了“有点儿端，有点儿摆，有点儿装”。三、旧诗兴观群怨无所不可，新诗“不可以兴，尤其不可以群”。江兄呼之欲出的潜台词就是旧诗优于新诗。但问题是，新、旧诗的不同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评判新、旧诗优劣的标准和依据？
江文前半自述《蜀中过年十绝句》的作诗过程，然后言归正传：“我一路写来，忽然起一种感觉：用新诗好像搞不出这些名堂来”，“用新诗处理烧白、肥肠、伤心凉粉、翘脚牛肉之类，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于现代诗”。这是江兄自己作旧诗的真切感受，这点大概我们用不着怀疑。但说新诗处理不了日常事物，这个结论不但轻率，而且近于对新诗的厚诬。新诗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在诗中引入旧诗所处理不了的新的经验，如果它连旧诗的一点日常经验都处理不了，那新诗真该自己掘一个坟跳下去。新诗能不能处理日常事物，事实俱在，用不着我为之辩护。不过，新诗处理日常事物与旧诗确有所不同。旧诗处理日常事物，在一般诗人甚至一些很优秀的诗人手上，似乎凑成五、七言四句、八句，平平仄仄一番，就算大功告成了。这大约就是做旧诗的人总是超过写新诗的人的缘故。新诗处理日常事物却没有那么容易。日常事物要能进入新诗，诗人总要对它们有某种新的发现，给我们增加某种新的经验。也就是说，成功的新诗必须有能力赋予我们一种惊异之感，也可以说是非凡吧；否则不管是日常之物还是稀罕之物都没有资格成为诗的表现对象。其实，我认为这也应该是对诗歌的一个普遍要求，无论新旧或中外。江兄引诗人车前子的话说：“中国古典诗歌有种非凡的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非他国诗歌所有。进入世俗生活，但又非凡，大乐趣与大境界就在这里。”旧诗能够进入世俗生活，这点无可否认，但是否都能达到非凡，在我看来却大有疑问。中国诗歌自《诗经》往后，作品浩如烟海，诗人也多如列星，但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异之感的作品和诗人其实很有限——我认为这一点恰恰和旧诗内容的过分散文化脱不了干系。即如江兄这一组得到众多好评的《蜀中过年十绝句》，最多也只是进入了世俗生活，要说非凡恐怕就有些唬人了。就入世而言，这组诗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二、三、四首，但无论“烧白肥肠豆腐花，红油抄手叶儿吧”“马路桥头罗卜汤，苏稽镇上辣丁黄”，还是“街角摊前一一尝，锅盔夹饼米花糖。凉皮不怕伤心辣，牛肉果然翘脚香”，其入世的程度恐怕并不能超越在江兄看来“惹笑”的梨花体，而梨花体却并没有“川中美食长堪忆”“况复西施作灶娘”的酸腐之气。照理而言，一种日常的经验总以与之结合的当时的日常语言表达起来最能达其神，也最为亲切有味。易之以另一种语言，则这一经验或多或少总会受到损害。譬如，现代的日常经验如出之以五七言，就不知不觉已经把这一经验古典化了。江兄的《蜀中绝句》就如此。我不以为江兄这些诗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日常经验，实际上它们所表达的恰是一种“古典”化了的经验。或许有人会以聂绀弩的例子来反驳我。聂氏的旧诗不是表达了很鲜活的现代经验吗？我说，聂氏的诗确实表达了某种现代经验，那是因为聂氏在五七言中吸收了现代日常语汇的缘故。然而，总体而言，聂氏的诗仍然不是现代诗，仍然极大地受制于五七言体而造成了对真实的现代经验的磨损。概言之，语言和经验的联系是血肉的。极而言之，语言就是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和经验的脱节，我以为自宋诗便已有体现，此后日趋严重。说“中国古典诗歌有种非凡的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大体不错，但这个“世俗生活”也是古典经验的世俗生活，而不是现代的世俗生活。想要以五七言进入现代的世俗生活，表现现代的经验，我看未免戛戛乎难哉。新诗革命的必要，其一部分原因正是这一脱节所造成的严重诗歌危机。江兄这十首绝句，所以以二、三、四首为佳，也因为这几首的语言以口语语汇为主，故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传达我们的日常经验——但也已经失去了现代语言的口吻声调和作者个人的声音特质。就音节而言，这些诗句固然有音节流利、平仄谐和的优点，但却没有个性，因而只是重复了旧诗格律的旧套，没有带来一种新的音乐。在这一点上，这些诗恐怕也比不上梨花体。梨花体固然“不登大雅之堂”，其音节自有一种脱胎于口语的鲜活和生动。依我的谬见，梨花体的“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在音乐上的价值还要超过江兄这十首绝句，甚至是这十首绝句加起来的总和；因为它是个性化的表达，有自己的声音和语气。据不少论者的看法，旧诗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旧诗的平平仄仄似乎确有一种神效，可以把本来陈腐的东西变得似有某种诗的趣味而让人有滋有味地玩下去，迷下去，沉下去……我们已经这样平平仄仄地玩了千五百年，也许还可以这样继续玩上千五百年。当然，仍然有一些旧诗人追求诗的内容，仍然有一些诗人写出了具有诗的内容的诗。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诗在旧诗中虽然属于例外，却是旧诗中真正的精华——但要懂得这点却要先对我们自己身上顾影自怜的文人趣味来一次彻底清算。江兄对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海子确乎是一个追求“非凡”的诗人，海子在他的诗论里也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旧文人趣味的不满。海子的目标是要以生命的烈火焚毁这种文人趣味。事实上，一些旧诗的内容作为散文也觉勉强，但是把它装进一个平仄的套子，身份似乎就陡然一变，如贫家小女换一身行头，转眼成了富家千金。但作诗究竟没有这么容易，说到底，陈腐的依然陈腐，猛加作料也不能把臭腐之味完全掩去。另外，平凡并不能保证你“亲附人生，妙会实事”。“亲附”呀，“妙会”呀，多数情形下都不过是些企图掩盖臭腐的作料而已。我有时想，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知识者，千五百年来把精力都用在玩平平仄仄这一件事情上，实在是生命、才华和智慧的惊人浪费。难怪我们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千五百年来都没什么大长进。说来真是令人扼腕。
江兄认为新诗或者现代诗不能亲近事物的原因，是它“把存在当作一种对象来‘进行’认识”。为了证明这一点，江兄还引了现代诗人里尔克的夫子自道，“像里尔克所说的，把万事万物从自己身边推开，以便采取一个角度或态度，‘以稀少的亲切和敬畏的隔离来同它们接近’”。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里尔克上述说法并不能代表现代诗人对存在的普遍态度，甚至也不能代表里尔克自己对存在的一贯态度——它实际上只是里尔克咏物诗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写作策略。里尔克采取这一策略的目的也不是“把存在当作一种对象来进行认识”，而是减少诗人的主观对物的干预，以便让物自我呈现。用中国传统诗学的术语来说，里尔克是在追求一种“无我之境”，这一“无我之境”与对象地认识事物并无共同之处。从里尔克咏物诗所达到的效果来说，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里尔克的那些咏物诗里，人和物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与彼此理解。当然，里尔克的“无我之境”和旧诗的“无我之境”还是有重大差别的。旧诗所谓“无我之境”或是引向儒家的天人合一，或是引向佛家的“空”。里尔克的“无我之境”却直指生命的充沛和饱满。事实上，现代诗一直是在与对象地认识事物的工具理性的对抗中发展的。这点既是现代诗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当代诗人骆一禾在诗论里就明确地表达过对人与自然“互通语言”“互相解思”之境界的向往，海子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同样不遗余力。而我国旧诗看似“妙会实事”，但因为多数诗人对事物仍然采取散文的态度——也就是一种对象化的态度——事物的存在实际上还是对象性的。“无我之境”在旧诗中也不是随处可遇的，而是稀有的奇迹。就如江兄的“十绝句”，其中描绘的种种事物，还依然是口腹之欲或者观察的对象，物自身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所以，旧诗让我们感到的亲切，是散文的亲切，对象的亲切，而不是诗的亲切。
江兄的第二个看法是旧诗自然，新诗却难免端、摆、装。江兄在引述了废名《新诗问答》中关于旧诗内容是散文的，文字是诗的，新诗内容是诗的，文字则是散文的著名说法后，紧接着说：“散文乃日常的自然，诗则是理想的造作。废名的意思是，旧诗有音律和体式帮衬，所以无施而不可，随口吟出，信手拈来，都像那么回事儿。”这恐怕是江兄对废名诗论的一个绝大误解。废名的论述里绝无旧诗有音律和体式帮衬而无施不可的意思，若然，废名就不会对旧诗的“滥调”持严酷的批评态度了——要知许多人视为名作的“枯藤老树昏鸦”之类，废名是斥为滥调的。废名强调新诗和旧诗的分别，是要说明旧诗有旧诗的天地，新诗有新诗的天地，新诗不必与旧诗在诗的文字上争胜；新诗的胜场在诗的内容，新诗的前途只有向诗的内容上去争取。废名的这层意思，在其诗论里是一贯的。我惊讶到了江兄的笔下，怎么就成了旧诗无施不可，而新诗几乎一无所可了呢？
江兄指责新诗“装”的理由是，新诗要有诗的内容，这个诗的内容“很容易理解为非日常的、有意义的、体现理想的、诉诸灵魂的什么什么。总之，要能超凡入玄，虽然那玄也不过‘大有深意’而已”。新诗中自然有不少看来“大有深意”而实无所指的篇章。但“装”与新诗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窥测灵魂、批判人生、代言民族、见证历史、重建秩序”也不曾与“端”“摆”“装”签订卖身契约。当然，卑污的灵魂而装纯、装高尚，实无所关心而大放批判之厥词，蝇营狗苟而放言民族、历史，这种情况自然也是有的。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凡言及灵魂，言及批判，言及民族、历史，都必定是“装”。值得警惕的一种情形倒是，批评者自己对灵魂、人生、历史无所关心，所以一见诗触及这类主题，便斥之为“装”。实际上，新诗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建基在“修辞立其诚”的“诚”字上。[5]关于此点，废名早在1930年代已做过认真辨析。废名说，旧诗是“情生文，文生情”一点点酝酿成功的，新诗则基于诗人的实感。[6]说得更简洁一点，旧诗乃是为文造情，新诗则是为情造文。旧诗先有形式，所以它是围绕形式做文章，所以先不必有情，而可以情随文生；新诗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情，则自然没有文。当然，为文造情也可以造得自然，为情造文也可以变得做作——因为凡艺术都有“做”的成分，自然与否，有时取决于艺术手段的高低，而并不决定于诗人主观上真诚与否。但依理而言，新诗因“为情造文”而对“装”具有某种天然的免疫力，旧诗却难免因“为文造情”而与“装”存在某种逻辑的联系。就拿江兄这十首绝句来说吧，为文造情的痕迹就很重。“三两灵猴通佛性”呀，“此生云海一浮沤”呀，“信是瑶台第一层”呀，“愿乞余生出网罗”呀，“浣花溪畔凄凉意，一瓣心香到草堂”呀，都不过是陈词，在我看来就是为文而造作。有的篇章，“抹去古语成句，几不免曳白矣”（袁宗道《论文》）。但江兄也许将自辩为实感吧。然而，艺术上造作与否，并不以是否实感为依据，而要以诗感的鲜活与否为标准。陈腐也是造作。这个毛病也不是江兄一个人犯，旧诗作者大都难免。这是“为文造情”的苦果。——但也许有人以为正是佳果。那是各人口味之不同，我自然无话可说。更深的，旧诗的“装”还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相信人性本善，以为人人可以为尧舜（毛泽东还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所以在道德上总是高置标杆，但实际上不但没有人可以为尧舜，甚至也没有人能达到社会所树立的普遍的道德标杆。怎么办？那就靠谎言敷衍吧。所以中国的主流文化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一种谎言文化——从皇帝、士子到普通百姓，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互相敷衍，互相欺骗，自欺欺人，欺人太甚，自欺没商量。这大概也是中国社会潜规则盛行的原因。直到现在依然如故。这种文化影响于文章，“文以载道”，以至大家对满篇谎话、空话的文章司空见惯而并不心生反感。至于诗，还有一个“言志”的传统在那里撑着，情况略好些，但热中人作冰雪文，官场中人作田家语，在旧诗中仍然比比皆是。新诗中的“装”，我以为不是新诗自身所带来的——实际上，清算、根除这个“装”正是新诗为自己设立的文化目标之一——而恰是拜这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谎言传统所赐。这个传统如不能得到彻底清算，其社会土壤不能彻底铲除，则我们的言语文章，也必然还要不断“装”下去——无论新诗还是旧诗。
江文对新诗最严重的一个指责是旧诗可以群，新诗不可以群。然细玩文意，江兄所谓“群”，不过是“朋友之间诗文唱酬”，顶多是“群居相切磋”。这也许是孔子的本意吧。但这样理解的“群”并未脱私的范畴，说白了还是文人趣味，与普通人的实际人生无干，也与天下为公的“公”无干。然而，新诗竟不能于此吗？从现象上说，新诗唱酬之作的确不如旧诗多，但这不是不能，而是不愿。这是因为新诗把“群”的目标设在一个“公”字上，而不是“私”字上，所以自觉的诗人多不愿为此。新诗的“群”是要诗成为社会的粘结剂，以至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参与到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在胡适的新诗设计中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从新诗自身的历史来看，它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郭沫若的《女神》在塑造五四时代精神，艾青、田间抗战时期的诗在凝聚民族精神、动员抗战力量，朦胧诗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群”的作用，大概是任何旧诗都无法比拟的。骆一禾曾经希望以个人之力完成类似《荷马史诗》和《圣经》的巨型作品，从而在它周围凝聚起民族的价值理性。这大概是最富于雄心的“群”的设计。臧棣曾经指出，“新诗的发生全然同一种现代性的语言观念的形成相联系：即语言具有社会性，作为一种语言的文学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现代化构造”。[7]这就是新诗的语言学基础。这一语言学观念的核心就是“群”。也就是说，“群”正是新诗区别于旧诗的一个基本标志——旧诗的“群”停留于“私”的范畴，新诗则一开始就把“群”的目标定位于“公”的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当然，确有某些新诗人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个人化”。但“个人化”并不等于“私人化”。新诗的“个人化”是希望通过对个人性的穷尽和挖掘，来呈现普遍的人性，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人类性。也就是说，“个人化”的终极目标还是“群”，而不是旧诗那种封闭的“私人化”。
江兄在文中还提到新诗不能兴。这我就更不知江兄所谓何意了。新诗中倾向于象征的一类，实际上通篇是兴，何言新诗不能兴？但新诗确实很少用到《诗经》的那种“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的“兴”。因为这样的“兴”在有训练的现代读者看来未免幼稚，所以诗人大多倾向于把“所咏之物”略去，从而出现了“兴”的现代形式，也就是象征。这是诗歌技艺的进步，而不是数典忘祖、忘其故步。
在我看来，江兄对新诗的三大指责无一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江兄对新诗会有如此轻率的指责？我想，江兄此文是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江兄先说新、旧诗是两个东西，然而又用旧诗的标准来衡量新诗，已经不成逻辑。此外，江兄对于旧诗种种优点和新诗种种劣迹的概括，都只不过是基于一种现象学的观察，但却有意无意把它们本质化了。用这个“本质”来衡量形成和发展中的新诗，难免处处抵牾，凿枘不入。旧诗内容的散文化固是其一部分篇章的特点，但也并非全部旧诗的特点，更不是诗歌的本质。一部分新诗确乎是“不群”的，譬如海子的诗的确以“怨”为主，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新诗都不可以“群”，或者“不群”就是新诗的本质。事实上，无论新诗和旧诗都不可能穷尽诗的本质，更不能以旧诗的某些现象学特征来规范和衡量新诗。自然，反过来也不能以新诗一时的现象学特征来衡估旧诗的价值。诗人臧棣说过，“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新诗对传统的反叛只是表面的，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象。新诗只是在现代性为它设定的实践空间内，拒绝了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拒绝了传统用它自身的审美范畴逾界来衡量自己”。[8]臧棣的意思是，新诗是一个基于现代性的审美空间的自我生长，所以它的评价标准也是以现代性为依据自我给予的，用旧诗的审美范畴来衡估评价新诗，乃是一种越界侵权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诗和旧诗是一种互相反对的关系，它们也许只是不同而已，而正是由于这个不同，新诗和旧诗才一起丰富了诗的本质。臧棣还说过一句很棒的话，诗的定义要到未来去寻找。这句话的最新表达是，“对写作而言，最好的情形是，诗是由五首还没写出来的诗定义的”（臧棣《诗道鳟燕》）。换句话讲，诗本质于未来，而不是本质于已有的传统，无论这传统多么伟大、辉煌。本质于未来，这正是新诗的前途所在；如果旧诗仍然有生命力，那么它也是旧诗的前途所在。
江兄的文章，不禁让我联想到百年来新诗阵营内部不断复现的反戈现象。早期白话诗人当初不遗余力对旧诗予以痛斥，不久却纷纷平平仄仄吟起旧诗来，这其中也包括白话诗之父胡适在内。林庚1943年写文章批评胡适，“25年前胡适之先生在提倡文学革命之后，又提倡研究国故，说到旧纸堆去只是为了打鬼，但是胡先生就从此没有回来”，并指出“这文化的遗产真有着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腊神话中所说的Sirens，把遇见她的人都要变成化石”。[9]但林庚自己却也走了胡适的老路。林庚为了给新诗的音节问题寻找出路去研究旧诗，结果把新诗做成了旧诗的白话译文。江兄也是研究新诗出身，这回动了做旧诗的念头，我怕也是很难回头的了。但这种“反戈”是否是一种“反正”呢，或者说明着新诗的此路不通？这倒未必。我认为新诗阵营内部的反戈倒正说明新诗革命的未完成和前路的广阔。早期白话诗人对旧诗的批判基于一种文化态度的自觉，但美感的转换却是比表明态度更为复杂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一个理智的行为，可以逻辑地完成；美感的转换却是感性的脱胎换骨，单凭理智无法完成。打个比方，审美偏好好似我们打小养成的口味。营养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食物的营养价值，却无法改变我们的口味。从理智上，我们认识到油炸食品是最没有营养，且对身体有害的垃圾食品，但我们照样吃得有滋有味——反正我对于油条的爱好，恐怕这辈子是摆脱不了了。旧的审美趣味也像这样强有力地控制着我们，鲜有人能完全摆脱。新诗革命的完成，须仰赖拥有新的精神和新的审美感性的新诗人和新读者的出现并在人口中占据优势，也须仰赖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推进和深入。而培养这样的新人和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正是新诗的目标。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进程完成之前，类似江兄这样的“反戈一击”，相信在新诗的将来还会不断出现。但就在这一看似重复的过程中，新诗是在一点点进步着，一点点壮大着自己的实力。这该是新诗的作者和读者可以欣慰的地方。
注释： [1] 江弱水《蜀中过年十绝句并记》，《读书》2013年6期。下文引文除注明外，均见此文。 [2]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4] 吉川幸次郎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诗和散文都已日常经验为素材，在内容上几乎没有分别，诗歌注重的是在文字上做工作，诗歌作为美文的重要一环而存在。见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 废名《湖畔》，《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 废名《尝试集》，《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8]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9] 林庚《漫话诗选课》，《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