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陌：你的译著《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新近出版，请谈谈这本译著的缘起。翻译茨维塔耶娃，最触动你的是什么？
王家新：翻译和出版一本茨维塔耶娃诗选是我本人从未想到过的。这首先要感谢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先生的约稿和催促。林先生是为我所尊重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对俄罗斯文学和诗歌也一直很关注，他在读到我一些零散的茨维塔耶娃诗歌译文后十分偏爱，多次打电话来一定要我为他们专门译一本，我推脱不掉，就冒胆接受了。
至于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感动，首先，是她对诗歌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她的冲动，她的绝决、偏执和惊人的力量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她严苛的自我要求和牺牲也是从这里产生的。因而英国女诗人、翻译家费恩斯坦所谈到的一点，也恰是我本人想要说的：“令我最受震动的，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是她那决心要实践‘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的要求。”如她早期的《躺在我的死床上》一诗：
躺在我的死床上，我将不说：我曾是。
无人可责怪，我也不会感到悲哀。
生命有更伟大的眷顾已够了，比起那些
爱的功勋和疯狂的激情。
但是你——我的青春，翅翼将迎着
这只箱柜拍打，——灵感的起因——
我要求这个，我命令你：去成为！
而我将顺从并保持耐心。
我所面对的，首先就是这样一个诗歌圣徒。正是这种不惜代价的“去成为”，使茨维塔耶娃成为茨维塔耶娃，使她能够生活在“更伟大的眷顾”下并由此对抗她的“死敌”即时代本身。而在翻译时，我不仅深受感动，我也要让人们在死亡的围困中，能清晰地听到那种拍翅声和搏击声，能“目击”到那种迎着箱柜展翅的姿态。那是诗人最内在的生命，我要让她在汉语中显形……
至于其他的触动，有很多很多，比如“两个太阳苦累地落下——上帝，我抗议！”（《两个太阳》）一般人敢于这样直接喊出来吗？比如“那山就像是一声雷霆！／巨鼓胸膛被提坦擂响”（《山之诗》），有谁这样歌唱过山吗？在她的诗中总是有那么一种非凡的、闪光的、一下子就击中你或震撼你的东西。甚至像“母亲！你看它在来临：／空气的武士依然活着”（《空气之诗》）这样的诗句，也让我深感颤栗。这真是一位极富勇气而又直抵创造本源的诗人。她的天赋让我惊叹。
陈陌：你怎么评价茨维塔耶娃？她对今天的诗人和读者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家新：茨维塔耶娃属于所有时代。在一封给里尔克的信中她这样写道：“俄耳甫斯冲破了国籍，或者说远远延伸和扩展了它的边界，把所有以往的和活着的诗人都包括了进来。”而她正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我当然相信她的诗仍会对中国诗人和读者产生新的刺激和重要影响，如有的诗人读到《新年问候》后在微博上留言：以“如此磅礴、刀锋上的精神之力，淬炼血与金”。且不说她后期的那些力作，我们来看她早期抒情诗中的一节：
我记起了第一天，那孩子气的美，
衰弱无力的柔情，一只燕子神性的抛洒。
手的无意，心的无意
像飞石——像鹰——撞入我胸膛。
有诗人读到这首诗后留言：“令人颤抖的美”。不仅有“令人颤抖的美”，在我看来还是“一只燕子神性的抛洒”！当然，问题仍在于我们能否接住这种“神性的抛洒”。
陈陌：集萃了你二十年翻译生涯精粹的另一本译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也在前不久出版了，请谈谈你的翻译观。
王家新：在该书封底的书封上，印有我的一段话，是应编辑之邀在出版前所写的，就算是我的“翻译观”吧：“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我的翻译观的前提仍是‘忠实’。我最看重的技艺仍是‘精确’——尤其是那种高难度的、大师般的精确。纵然如此，翻译仍需要勇气，需要某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需要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中‘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
不过，这与其说是我的“翻译观”，不如说是我通过翻译所要做的工作。在上次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翻译论坛上我也谈到了几点。论坛的一个话题是怎样理解“忠实”，因为奈保尔在场，而他的一部小说叫做《抵达之谜》，我就从这里谈起。我想任何翻译都伴随着“抵达之谜”，这个“抵达之谜”就和“忠实”相关联。我们看到过那种亦步亦趋的、表面的忠实，也看到过一种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高的忠实”，那是伟大的翻译所达到的境界。乔治·斯坦纳说“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我认为伟大的翻译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当然，要达到这一步，你就得有能力、有勇气在翻译过程中替你的翻译对象写诗。因为诗歌的翻译不是从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的翻译，而是把一首诗翻译成另一首诗。如果说翻译的第一步是读懂原诗，翻译的第二步就是在汉语中重构一个“等值”的诗歌文本这样一种能力。这更是对翻译的一种挑战。它要求我们能够“胜任”，能够担当起一部伟大作品在汉语中的命运，否则就对不起原作。接下来我谈到翻译中“创造性”与“精确”的关系，因为在翻译中替翻译对象写诗，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乱写。我们读到的很多翻译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达不到一种精确性，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所在。德国诗人格仁拜因说过“在优秀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听到颅缝是怎样被缝合的”。那么在优秀的翻译中，我们也应该这样听到，这对译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这和翻译的创造性完全不矛盾，既要达到精确性，又要富有创造性，这其间正是一种诗的张力。策兰的诗就是“既神秘又精确的”，我想洛尔迦的诗也是这样。在发言中我还谈到“声音”的问题，因为人们一谈到诗的翻译就想起韵律，等等，但我们阅读时，恰恰是感到那些刻意追求“押韵”的翻译好像与原作“隔了一层”，为什么呢？因为那种追求太表面，它并不能使我们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好的翻译首先应该能够使读者感觉到原文内在脉搏的跳动和生命本身的呼吸，要保证声音的真实性和清晰度。策兰认为诗歌是一种“换气”，翻译更是，这甚至就是它的秘密所在：使原文在你的语言中获得新的呼吸，得到“换气”——给出新的生命，新的活生生的节奏、语调和发音。
当然，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谈到了翻译对语言的刷新问题，我引用了庞德的“Make it new”（“使它变新”），翻译的目的不仅是为人们提供好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翻译本身来刷新人们对诗的认识，对语言的认识。这应是我们从事翻译的一个重要目标。
陈陌：作为诗人，长年翻译工作对你的写作构成了怎样的影响？有风格干扰吗？
王家新：翻译占用了我很多时间，也可以说它“影响”了我的创作，但同时，我也充满感激，因为这是另一种深化、扩展、甚至提升我自身存在的方式，就像茨维塔耶娃在《新年问候》中所写到的那样“像我渴望的夜：／那取代脑半球的——繁星闪闪的一个！”
至于说到“风格干扰”，很可能正相反，那就是我对我的翻译对象的“风格干扰”要更多、更强烈一些。如实说，我翻译的策兰、茨维塔耶娃只能是我心目中的策兰、茨维塔耶娃，他们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我个人的印记。在忠实原作精神的前提下，我必须在汉语中替他们写诗，或者说在汉语中重新“塑造”他们。这才是关键所在。
陈陌：在上海诗歌之夜，你读了自己的作品《橘子》，诚挚感人，你怎样定义自己诗歌写作的风格？
王家新：我很难说什么是我的写作风格，我只写只有我自己才能写的诗，让别人去定义好了。在上海诗歌之夜我读了这首《橘子》和我翻译的希尼的《铁匠铺》。朗诵会完后，美国著名诗人哈斯、布伦达和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巴特勒都很称赞这首诗，哈斯、布伦达比较熟悉我的诗（美国即将出版的我的英译诗集《变暗的镜子》即是由哈斯作序），巴特勒则是第一次读到，兴奋地连声对我说“太好了”！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反应。去年我在爱荷华时，那里的舞蹈家还把这首诗搬上了舞台，演出最后满舞台都滚动着橘子。他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除了诗本身，我想还在于翻译的好，它由史春波和美国诗人乔直（乔治·欧康奈尔）翻译，哈斯就很称赞他们的翻译，曾对我说比他读到的其他译者对一些中国诗人的翻译要好。作为一个优秀的训练有素的诗人，乔直在翻译时尤其着重诗的节奏和语调，在杭州的饭桌上，哈斯即兴读了一首他们翻译的我的《什么地方》一诗，在场的中国诗人都很惊讶，因为其语感和语调是那么动人，完全不像是翻译。回到《橘子》，乔直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样的诗“不仅在于提升，还在于探究，它取自过去，取自幽深的自我，一笔艰难获得的礼物。”可见他翻译得好，不仅在于他有英诗的技艺，也在于他能够进入原诗的本源。我感谢这样的译者。
陈陌：就今天的你而言，诗是什么？
王家新：多年前我知道诗是什么，但今天我很难简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鸽子的咕咕叫”，这很难说是诗，但“鸽子胸脯的雷声／从这里开始”（茨维塔耶娃《空气之诗》），我们一读就知道这是“诗”。再比如说“我渴望天堂”之类，这很空洞，但“我以塔特拉山来判断天堂”（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这才是不同寻常的诗，而且很大气，是伟大的诗。
陈陌：你怎么看待诗和时代的关系？诗人对这个时代负有怎样的责任？
王家新：以茨维塔耶娃为例，她说过“诗人与时代”是一场“逼”出来的婚姻。她当然渴望作为一个诗人的自由，但她与她的时代也一直有着痛苦的“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关系。至于诗人对时代负有怎样的责任，我同样想以茨维塔耶娃为例，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实于自己的良知，换言之，绝不出卖自己。
陈陌：对年轻的诗人，你有什么忠告？
王家新：保持诚实和敏感，立志于“修远”。并且，多学点外语，即使不从事翻译，这也是必须的，因为就像歌德说的，不懂一门外语，也就意味着你不懂自己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