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骥 译
我和莱因荷德·施奈德⑴博士是今晚的演讲者，报告的题目我们已在我们的书中反复讨论过了。你们只要读过我和施奈德博士的几页书，就能大致了解我们的思想。我本人并不想复述我的旧文章，我想以另一种方式来阐明这个题目。
我采用的方法是：首先仔细审视这个题目，并逐字对它进行说明。“应当”一词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诗或关于诗作出一种有约束力的限定。这个“应当”出现在摩西十诫的每一条诫命中，其行文应当或不可。在《摩西五经》第二卷第二十章中，“应当”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词。当摩西接受上帝的训诫时，百姓们看见雷电交作，角声甚大，西奈全山冒烟。因为百姓们看见了这些异象，所以他们都站得远远的，准备逃避。现在我们不想站得远远的，但是“应当”这个词却不容争辩地站在我们面前，它马上把我们引向了下一个问题：究竟谁在提问，谁在要求得到关于诗的一种解释？提问者是一位国民经济学家、教育家、神甫或检察官呢，还是民意、舆论或民主的理念呢（按照民主的理念，人人皆有知情权和参与决定权）？我们不知道提问者是谁，我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诗⑵：因为现在已无流浪歌手⑶，而我们本人也不是流浪歌手，所以诗指的是一本书，一本有诗性的书，一本充满诗性的书。一本这样的书应当改善人生或者不应当改善人生，这一点尚未成定论。有许多其他种类的书明显地想改善人生，例如经济学书籍探讨自由与强制的平衡问题以及不受限制的个人与追求实利的大众社会之间的平衡问题，最后它们会指出一条能改善生活状况的出路。另外还有关于神经官能症、压抑和职业病的医学书籍，这些医书给病人提出建议和指出禁忌，并且推荐疗法用于改善人生。我们必须把充满诗性的书与这些经世致用之书加以对照，然后仔细考察诗性之书是否应该改善人生这个问题。在此我们可以把戏剧也吸收进来，并将它视作一本打开的诗性之书。
现在该轮到第三个词了，而这个词包含着一个基本问题：人生⑷究竟为何物？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它在哪些方面应该得到改善？是人生的生理还是它的情绪，是创造性的存在还是思想性的存在？“人生”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宽泛，它使我们很难阐明我们的题目，在此我本可以对人生这个概念进行一种特殊的、不合时宜的批判，但是我不能够逃避紧扣主题的义务。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怪现象就是生命的概念已成为我们的意识状态和良知状态的最高概念。除了席勒的诗句“生命并非最高的财富”之外，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这种批判性的对生命的贬抑了。生命：白种人在它面前颤抖，它是此在的最后的信仰支柱，是我们文化圈⑸的信仰支柱。生命是19世纪生物学的遗留物，这个遗老责成今日的欧洲为挽救每条生命而奋斗，为延长可怜的寿命而奋斗，用针剂和氧气罩来嬴得每一个小时的生存。但我们还知道，平庸的、普通的生命在另一些文化圈里毫无重要性可言，例如埃及人、印加人和多利安人⑹的世界就蔑视平庸的生命。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亚洲的某些游牧民族的奇事：当年老的父母成为子女的累赘时，长子就把一根长矛插进帐篷的毡壁，帐篷里的老人随后朝长矛冲过去，让矛头刺入自己的心脏。由此可见，我们所主张的爱惜生命并不是一条普遍有效的人类学观念。只有在我们这里，在特定的纬度之内，生命才变成了秩序概念和基本概念，万物都敬畏它，它成了一道深渊，尽管其他的价值都遭到了废弃，万物还是盲目地投入深渊的怀抱，在深渊里相聚，并且感动得无话可说。我觉得生命至上的观念事实上并不像大众所认为的那样显白无误，对此我可以说出最严肃的理由。假设造物主⑺独爱生命，突出生命，强调生命，而不做常规的塑造和改造生命的游戏，这种假设在我看来荒谬之极。这位巨匠肯定还有其他的工作领域，而生命只是一个极其模糊的特例而已，他肯定也会关注那些与生命无关的各种事物。总之，对于我们这个远离植物界的、由纯灵魂的体验材料构成的文化区域而言，这个专断的生命概念非常低级，它似乎来自兽医学。
这种成问题的生命应当得到改善。困难越来越大。诗应当在哪个方面改善人生呢？在政治方面吗？但政治上的改善是竞选大会和议员们的工作领域。在技术方面吗？技术改良只会使诗人们站到工程师和战士的立场上，而这些人只会移动边界并在大地上布设铁丝网。在社会方面吗？最近我读了一篇一位英国国民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该文称今天的英国工人过着比几百年前的大地主和城堡贵族更舒适、更时髦的生活。他详细地阐明了这一点：昔日乡绅的住房昏暗而狭窄，没有暖气；乡绅们的食物比较单一，他们必须在圣马丁节⑻宰杀掉所有的牲畜，因为他们在冬天没有足够的饲料来喂养这些牲畜；医疗水平差，乡绅们无法抵御各种疾病。今天的工人过着和三百年前的富人一样的生活，相同的情况又会在三百年后重现，并且会一直继续下去，穷人的生活将伴随着人类的黄昏和黎明一直向上攀升，将以心向上⑼从黑夜走向光明。穷人要往上爬，富人不愿衰落，个人在今天再也无法亲眼目睹这场斗争了，但它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机能性的历史进程。诗与人类社会的自行调节和自行改善何干？抑或诗应当在文化方面改善人生吗？现在我接触到了一个事实，关于这个事实我有独到的见解。我认为艺术和文化这两者没有太多联系。我经常主张应严格区分下述两种现象：艺术载体和文化载体⑽。艺术不是文化，当然艺术也有修养、教育和文化的一面，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并不是因为它含有文化因素，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异类。文化载体的世界由腐殖质和花园土构成，文化的承载者从事加工、维护和扩建，他发出保护艺术的指示，他安顿艺术，让艺术之船驶入港湾，他举办各种艺术讲座和训练班，他相信历史，他是一位实证主义者。艺术承载者则静态地反社会，他几乎不知道他身前和身后有何物，他只关注他的内心世界，他为他的内在物质⑾汲取各种印象，把印象纳入内心，纳入内心深处，直到印象接触到他的内在物质，激发它而使它放电。艺术承载者对文化、传播、平面影响和接受的增长毫不感兴趣。他非常冷漠，他的内在物质必须保持冰冷。普通人可以人性地沉浸于情感的波澜之中，而他必须对情感和醉意进行塑造，进行淬炼，进行冷处理，赋予这些柔软的物质以稳定的形式。他是一位犬儒⑿，他扬言他要永远做一位冷嘲者，而理想主义者则混迹于文化承载者和职业阶层之中。艺术承载者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不想发表意见，他认为改善社会根本不是他的职责——主张介入社会生活的只是少数几个伤感的艺术庶子而已。尼采在评赫拉克利特时说道：“在人群中他是一个怪人。”这句妙语用在艺术承载者身上非常恰当。
也许诗应当在医学方面改善、安慰和治愈人生？有许多人都肯定艺术的疗效。医生们用音乐来治疗精神病，肥胖症患者在采用节食疗法时可以朗诵里尔克的诗歌以使自己收心内视。但明哲们自有灼见，克尔凯郭尔说道：“真理通过受难而获胜”，歌德写道：“通过受苦我所获颇丰”，叔本华和尼采则把受苦的能力和程度视作评定个人等级的标准，莱因荷德·施奈德写道：“病人应表现出神的刚健，神要在病人身上创造奇迹”，施奈德还认为悲剧意识的消失正是欧洲文化衰落的症结之所在。当我们渴求悲剧的崇高感时，诗或诗人应当改善人生的这种悲剧状况吗？难道他不应该出于责任心而敬畏更高的真理吗？难道他不应该保持自己刚强的心性吗？诸位也许要问我：究竟什么是更高的真理？我的回答如下：我心目中的造物主绝不把人生的改善当作真正的改善。造物主会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我用痛苦和死亡来提升你们，使你们获得人的尊严，可你们却借助于药丸和茴香茶⒀来逃避痛苦，你们贪图享乐，只想乘旅游车四处游玩。说到诗，我非常欣赏莱因荷德·施奈德的一句话：“将各种问题搁置起来，在暗淡的曙光中彷徨、坚持，这就是艺术的本质。”谁这样来感受诗，谁或许就能继续前进。晨光熹微——关于造物主和改善的议论就到此为止。
我已对我们的题目进行了形式上的评析，但我不想就此打住。我将亲自审查诗的精髓并使它显现在我面前。在揭示诗的本质之前，我想概括性地说一句，我们的题目是一个德国式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德国化的说法。我不相信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会如此提问。我们德国人很容易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能从我们的文学史中得出一种结论，即作为典范、偶像、道德上完整的自我和楷模的诗人能够影响青年，能够改善时世。当我们考察最近几百年的德国文学史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德国文学史中有许多伟人，他们要么是正直的人，例如施笃姆和冯塔纳，要么是宁静的雅士，例如默里克、施蒂夫特和黑塞，要么是规矩的市民，例如托马斯·曼和格尔哈特·豪普特曼，所有这些诗人都是高尚者，都是正人君子。其他国家的诗人则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疯狂地玩轮盘赌，托尔斯泰好几个星期不洗澡，结果他像沙俄富农一样臭不可闻。莫泊桑曾写道：一个正常的男人在他的一生之中要和三百至四百个女人交欢。魏尔伦在大街上公然朝兰波开枪，打伤了兰波并因此蹲了两年监狱。奥斯卡·王尔德则为人不齿。总的来看，诗人们并不是一种劝善的楷模，他们的生平无益于风化。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我们题目中的问题，我四处游走，想听一听诗人们的创作观，想知道他们的创作是否以裨益他人为指归。可是我没有找到利他主义的证据。黑贝尔写道：“创作意味着把世界当成一件大衣披在自己身上并以此取暖。”这显然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学观。易卜生说：“创作即自我调适。”这是一句名言，可我从中读出的却是利己主义。卡夫卡则说道：“我憎恶所有与文学无关的事情，它们只能使我感到无聊。”阿纳托尔·法朗士写道：“最终我们必须承认，只要我们不闭上嘴，那么我们每次说的都是我们自己。”里尔克说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一首诗根本不想激发读者，把他变成可能的诗人。”约瑟夫·康拉德也说了一句妙语：“创作意味着在失败中体验存在。”最后我要谈到马雅可夫斯基。他在札记中写道：“诗人的创作必须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其目的在于提高技巧和收集诗性的预制件。一本好的笔记本胜过按照旧格律来写诗的才能。”请诸位注意这句名言中的两个词——“预制件”和“笔记本”。在此我们已置身于抽象的⒁、自觉的艺术形式的前沿。在周游文苑时，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利他主义的改善世界的企图。然而有人会说，歌德就主张一种有追求、有济世利民企图的诗，他提倡教养、教育和改善——但我要反问，歌德就真的是一位济世诗人吗？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他的最完美的诗歌，例如《你为何赋予我们慧眼》 《命运女神之歌》或《夜莺》：“在你软和的卧榻上，请从梦中聆听我的心曲”——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成功的上乘佳作只是表现了诗人内在自我的完善——我并未断言这是一种只依靠自己而获得的完善。
但我现在只能投身于洪流之中，让滚滚的波涛把我吞没——诗应当改善人生吗？——我汲取着这种理想主义、充满希望的、人道的精华。但我会立即扪心自问：一位以诗为自我目的的诗人，怎么会再去寻找一种附带意义呢？谁写诗，谁就会反对全世界。反对并不等于仇视。诗人的四周只有一种深沉而无声的气氛。他坐在餐桌旁，两耳不闻身外事，餐馆里的食客都可以有他们的个人爱好，他们可以打牌，吃饭，喝酒，寻欢作乐，谈论自己的爱犬，谈论里西奥尼⒂——而他和他们互不干扰。他已入定，他的头上萦绕着弧形彩带，飘着彩虹，他感觉妙极了。他不想纠正他人，他本人也不想被纠正，因为他在灵境中飘飞。或者他坐在家里，他家徒四壁，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也不想赚钱，也许他想赚点小钱，但他根本不想过富裕的生活。他坐在家里，打开收音机，关灯，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室内响起一个声音，声音震颤、闪光、变暗，随后休止，一道蓝光消失了。这种和解、这种瞬间的和解多么美妙啊！活物和死物、回忆和失忆在梦中拥抱，这种和解完全打破了常规，它来自梦幻之国，与幻象相比，星辰和太阳只是一些瘸子而已，它来自极远处，它完美无缺。
一种负担沉重的类型！诸位或许还能想起诗人的某些责任：为艺术而艺术、因果性和印度支那。他已不堪重负，世道爱怎样就怎样吧，世事转瞬即逝，但今天他栖居在北纬53度的城市，七月的平均气温为19.8摄氏度，一月的平均气温为0.5摄氏度，他必须走他自己的路，必须亲自体验他的局限性——他只能承担命运女神分配给他的那一部分责任。他朝自己呐喊：工作吧，你已年满七十，快去寻觅你的语言，描绘你的地貌，表现你的自我，冷静地接受你的部分职能和部分使命，命运女神已郑重地把这项部分使命交给了你。瓦莱里曾坦言：完整的人⒃正在灭绝。而今我要说：完整的人只是业余艺术家的一个梦，他是一个庞大的总体，是远古的回忆。歌德时代已逝去，尼采把它烧成了灰，施本格勒煽起的狂风已将它吹走——空气中飘着一股浓烟，这不是施洗约翰节⒄前夜点燃的篝火或焚烧马铃薯地上茎的野火所冒的烟，而是文化圈学说的木柴燃起的烈火所冒的烟，一个文化圈日薄西山，另一个文化圈则蒸蒸日上，而我们则是日落日出的悲喜剧中的配角和傀儡。
倘若一位诗人的诗作兼有一种更高的思想，一种明确的思想，一种宗教思想或人道主义思想，那么这将是一件美事，这将给诗人的心灵带来安慰，因为他的秘密电台总是发出死亡的电波；但是我相信，这种思想并不能抚慰人心，我相信，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冷酷的空虚之中，箭矢在虚空中笔直地飞，深蓝色的、冰冷的空无，起作用的只有射线，起作用的只有最高的天体，而人性则不在此列。
诗就诞生于这种空虚之中。在此我们面临着独白艺术的问题。诗是独白。我的这种观点并非生理变态，在大西洋彼岸也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美国人通过发放调查表来促进抒情诗的发展，他们给十四位美国诗人寄了一份调查表，调查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一首诗是写给谁的？诸位请听一听理查·威尔伯⒅是如何回答的。他答道：一首诗是为缪斯而写的，而缪斯的存在就在于掩盖诗不是写给某人的这个事实。抒情诗、诗歌就是对我们的问题的最佳测试。一首诗总是在追问自我，塞伊斯⒆的所有斯芬克斯和神像都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西洋文化圈在此时此地作出了回应：现代诗、绝对诗⒇就是没有信仰的诗，没有希望的诗，不为谁而写的诗，具有魅力的词语组合之诗。但绝对诗可以是一种超脱尘世的、超验的灵体，这种灵体不能改善每个人的人生，但能够提升每个人。谁从这种说法和论断中只窥见虚无主义和性感，谁就忽视了在言词和魅力的后面还有足够的幽暗和存在的深渊，这种幽暗能够满足沉思者的冥想，而在迷人的形式中则蕴藏着足够的激情、自然和悲剧经验的宝藏。请诸位通观几千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洞察我们的宗教之路和文学——审美之路：整个人类就是靠几次遇见自我来维持其生存，但是谁能够遇见他的自我呢？只有少数人而已，他们都是一些孤独者。
你们现在也许会认为，我非常消极地回答了主持人向我提出的问题。不，我的回答并不消极。诗不改善人生，但它做了一件意义更加重大的事：诗改变人。如果诗是纯粹的艺术，那么它就不具有历史的推动力，就不具有治疗和教育的效力，它的作用表现在另一方面：它扬弃时间和历史，它的影响深入到基因、遗传型和本质——这是一条漫长的内在之路。诗的特质就是无限的内敛，它的核心具有爆炸性，但它的边缘比较狭小，它的接触面不宽，但它的接触非常剧烈。当外物处于艺术的视野中时，当诗对外物进行调整时，当外物站在诗的面前时，所有的外物都会发生翻转，所有的概念和范畴都会在这一瞬间改变它们的性质。诗使万物流动，使僵硬的、迟钝的和疲倦的事物流动，这是一种迷乱的、令人费解的流动，诗之河流向沙漠时就向岸边撒种，撒下幸福的种子和悲伤的种子，诗的本质就是完美和魅力。
我在前文中已竭力说明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为了让诸位认清形势，我打算用黑贝尔的诗句来结束我的报告。黑贝尔的风格不同于我的风格，诸位也许想听一听他的诗，因此我向诸位朗诵他的诗歌《致少年》中的一个诗节：
上帝也说，就是要变
神的祝福悄然降临，
因为那人追求为我完善，
上主不愿使他成为笑柄。 注释：⑴ 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1903-1958）：德国诗人、小说家，著有中篇小说《拉斯•卡萨斯直面查理五世》和散文集《论时代》。1955年11月15日，西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在科隆举办文学晚会，邀请贝恩和施奈德作报告，报告的题目为“诗应当改善人生吗？”。晚会的主持人为托伊尼森，报告之后是讨论，参与讨论者有海因里希·伯尔、保罗·沙吕克和达斯博士等人。
⑵ 诗（Dichtung）：意思是“文学”，特指抒情诗。
⑶ 流浪歌手（Rhapsoden）：古希腊四处漫游的歌手，他们在基塔拉琴的伴奏下吟颂自己或他人的史诗。
⑷ 人生（Leben）：Leben是一个多义词，有人生、生命、生活、生平、寿命、生存和生物等诸多含义。
⑸ 文化圈（Kulturkreis）：又译“文化区域”，指具有同一文化模式或某种相同文化类型的地理区域，这一区域内的群体拥有独特的建筑、武器、生活器具、宗教制度和社会制度，例如西方文化圈和东方文化圈。文化圈理论的创始人为德国人类学家格雷布纳（Graebner，1877-1934）。
⑹ 多利安人（Dorer）：古希腊四种主要居民之一，公元前12世纪由巴尔干半岛迁往南希腊，建立了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
⑺ 造物主（Schöpfer）：尼采的宇宙本体。尼采认为宇宙本体就是永不枯竭的权力意志，就是“酒神似的宇宙艺术家”。宇宙艺术家不断创造又毁灭个体生命，乃是权力意志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
⑻ 圣马丁节（Martini）：圣徒马丁的纪念日，日期在每年的11月11日。圣马丁（约316-397）是图尔主教、法兰西主保圣人，曾创办高卢隐修院。
⑼ 以心向上（sursum corda）：拉丁文，天主教弥撒序祷中的开场白。
⑽ 文化载体（Kulturträger）：传播文化价值的人或物、例如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普及读物。艺术载体（Kunstträger）则指艺术家或艺术品。
⑾ 内在物质（inneres Material）：指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情绪、潜意识和内心冲动。
⑿ 犬儒（Zyniker）：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犬儒学派是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此派中人生活清苦，衣食简朴，时人讥之为“犬”。犬儒学派提倡自制和节欲，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主张返归自然、独善其身。著名的犬儒有安提斯泰纳和第欧根尼。
⒀ 茴香茶（Fechteltee）：用茴香籽泡制的药茶。
⒁ 抽象艺术（abstrakte Kunst）：抽象是与具象相对的概念，抽象艺术指的是不造成具体物象联想的艺术，其创始人为俄国画家康定斯基，他主张用抽象的符号（几何形体和色彩）来表现纯精神世界。抽象诗（abstrakte Dichtung）发轫于未来主义、狂飙派和达达主义，抽象诗放弃了形象化的比喻，退回到语言材料（词、音节和字母）之中，进行语言材料的游戏，著名的抽象诗有达达主义的音响诗、视觉诗和二战后的德语具体诗。
⒂ 里西奥尼（Riccioni）：意大利电影导演、电影摄影师，作品有《魔鬼时日》（1930）《上海秘事》（1950）和《卖春》（1962）。
⒃ 完整的人（Vollmensch）：歌德在他的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所塑造的理想的人。完整的人集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灵与肉的统一、艺术与生活的统一于一身。
⒄ 施洗约翰节（Jahannistag）：共济会的节日，在6月24日，以纪念其主保圣人施洗约翰。
⒅ 理查·威尔伯（Richard Wilbur，1921- ）：美国诗人，著有诗集《美好的变化》和《世事》。
⒆ 塞伊斯（Sais）：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城市，即今天的萨哈杰尔。塞伊斯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女神奈特的主要崇拜地，普鲁塔克曾写过有关该城蒙面神像的故事，席勒写有叙事谣曲《塞伊斯的蒙面神像》，诺瓦利斯则写有小说《塞伊斯的弟子们》。
⒇ 绝对诗（das absolute Gedicht）：即纯诗。绝对诗把艺术手法和语言组织绝对化，它以纯粹的词语艺术为指归，注重语言的自身规律和语言的进程。绝对诗寻找最恰当的词语搭配、最大胆的词语组合以及文字与白纸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