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
徐钺的诗歌代表了汉语诗歌所稀缺的一个向度——超越或超验的向度。当然，超越也是一种跳跃，由历史向超验的跳跃，向记忆深渊的跳跃。于是，他的诗歌呈现出的面目犹如汉语的陌生人。然而正如他自己在《春》中所写的：“那里，陌生的语言在‘秩序’这个词中行进。”陌生化的诗歌语言起源于他对别样的精神秩序的追寻与承诺，也起源于他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毫不避讳的学习（比如曼德尔施塔姆、保罗·策兰和特朗斯特罗姆等等）。这里所谓的学习并非技术上的模仿，而是对别样的精神秩序的认知和跃入。学习是为了勘探受遮蔽的伟大事物的蛛丝马迹，也是一种废墟丛林中的回忆。对记忆的倾心在徐钺的诗歌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正如奥登在《贞女与发电机》中所说的：“一首诗的素材由一个回忆起来的情感境遇的群体所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神圣存在或事件的邂逅。”（胡桑译）不同于历史记忆和个人记忆，在徐钺的诗作中，记忆是一道晦暗的深渊，真理在深处静默着。在徐钺看来，诗人既是记忆的见证者，也是记忆的拯救者。诗人的工作忠实于历史，也忠实于真理。
在商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共同侵蚀下，当代语言的溃败是触目惊心的，轻浮和堕落的书写充满着书籍、报纸和网络。当然，徐钺并不试图去当一名圣徒，他要成为的只是一名诗人，一名现代诗人，他对现代诗歌的现实语境了然于心，尽管他试图净化语言，但他追寻的净化绝不是现代卫生学意义上的无菌净化，也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暴力净化。相反，他通过一种谦逊的召唤为语言注入激情的血液，使词语不断溢出自己的边界。我们置身于一个祛魅的时代，主体与事物之间的断裂使我们忘记了真理之隐匿。徐钺的反抗或超越策略是，使回忆成为与真理的对话，记忆是一个可以交谈的对象，并摄取着诗人的个人现实，于是，在《沃罗涅什》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听我说，记忆。”诗人成为了记忆闪电的导体。在世俗化的现代，命名已不再承担创造的工作，然而它依然可以是对原初记忆的不断重申，并通过揭示隐匿的真理回归到超越的秩序之中，至少对于徐钺而言就是如此，诗人是记忆的继承者。他继续写道：“岁月正用黑色描绘你的名字。/而记忆//用我活着。”
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存在状态，诗歌写作与真理的连接也是如此。徐钺的诗歌中充满了词语的冒险和搏斗，但它们早就越过了炫耀技术的阶段。他肯定会同意阿兰·巴迪欧在《反美学手册》中说过的话：“诗歌是肯定和愉悦，它不会由此及彼，只在门口停下。诗歌不是有规则的穿越，它只是奉献，是没有法则的定理。”不过，他也许更愿意认为，诗歌是信息的携带者，使命的传达者。诗人是现代世俗世界中担负着救赎任务的使徒。这在他的长诗《一月的使徒》中已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徐钺诗歌中的语言冒险背后到底盘踞着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我们才能将他与大多数执着于将词语炼金术和修辞涂鸦的诗人区别开来。在这里，姜涛敏锐地发现了徐钺的诗歌“具有祈祷的性质”。但必须强调的是，他是现代性延布、诸神退隐的世界中的使徒，携带的则是晦暗甚至隐匿的使命，他对时代的晦暗本质讳莫如深。在《希望》中，他写过：“而我早已学习了黑暗，那迷人的质量。”一些现代主义诗人曾经试图通过语言的革命发动现实的革命，而徐钺要做的只是将记忆的漂流瓶传递下去。他是一名在隐忍的失败感中进行诗歌创作的“使徒”：
你死。你看着我。你盛装秘密的空瓶（你曾拥有的那颗心脏）
正在盐和暗礁手中，在退却的海、在我过期的幸存
和遗忘手中吼叫：
“你们，谁曾开口——却不曾死？”
——《沃罗涅什》
面对现代历史的徐钺尽管一直试图召唤希望，但他并没有对语言产生的压迫性的道德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书信”在徐钺诗歌中承担着警示的作用。作为信息的携带者，书信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接收人。他在《五点钟，降调》中写道：
一封信在收发室里躺了几个星期
有一次，戴眼镜的老女人将它拿起，抚平，仔细辨认
写得并不凌乱的名字。
“你认得他吗？”她问每个经过的人。每个人都握有证件。
诗歌的命名任务并非机械地指认，而是对命运本身的辨认。那么，“每个人都握有证件”这句诗，在诗中几乎拥有了悲剧性的力量。
在徐钺看来，诗歌是在黑暗中对使命进行“显影”的特殊技艺，它面对事物时需要迸发出原初的惊异，这最初的惊异才是真理的入口。徐钺的诗歌并不缺乏当代生活的细节经验，相反，他和旁人的生活在他的诗行中处处铭刻着细致的脉络。他甚至可以这样触目的当代经验：“党支部书记站在草坪上，观察一只飞在/树上的塑料袋：/来自生活的透明申请。身后//他的孩子在放风筝，高飞的纸燕子像一只鹰。”如果“树上的塑料袋”代表滞涩而封闭的经验，那么“风筝”无疑揭示着超越的开放性的维度。一旦缺失了后者对前者的冲击和反讽，那么经验只是一堆布满灰尘、黯然失色的碎片，不幸的是，许多现代诗歌沉溺于经验碎片，从而不再能够唤醒诗歌所需要的内在生命力。丧失了超验之风，诗歌就只是一直被束缚于树杈间的塑料袋。诗歌要求我们去领受超验之风，将经验卷入到严酷的命运之中，使现代经验再一次与希望相遇。徐钺书写的初衷不是为了描摹经验，不是为了顺服于经验。对他而言，经验不一定是束缚，但至少是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在《梦的暗面》结尾这样写道：“黄金脱去细节/从经验的黑谷壳中冲出。”“黄金”无疑是一种命令，是对希望和救赎的聆听，对经验世界的不服从。徐钺所倾心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早就写过：“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荀红军译）
“聆听”这个词呈现出徐钺诗歌中的书写者的虔敬姿态，诗人聆听着雨声背后的沉默、房间里的阴影和未完成的希望，聆听着“空旷和死者的呼吸/在这里，探触时间和它未饱满的大地”（《离别，或七月的献诗》）。他聆听世界的含混、复杂、沉重和冰冷，这一切世界的不稳定状态：
我听到你在雾中看我。
我听到你触摸雨，交织的修辞。
我听到时间——那晦涩的天空的重量。
我听到：你幽冷的嘴唇。
——《离别，或七月的献诗》 与倾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笔下的“喉咙”、“肺”、“唇”这样的名词，以及歌唱的行为本身。正是歌唱提炼了世界的不稳定状态，使之产生了一种内在秩序。他试图通过歌唱重新去赞美这个喧嚣而沉默的世界，在喧嚣中甄别出救赎性的歌声。
你唱出她们：月光，泉水，弦，天琴和他爱人的宁静。你命令记忆聆听，教它将我贮藏。你命令云朵滑动，进入原野，——一个又一个的蓝色波浪。
古老的七月用新鲜的快乐使你雪白。世俗的玻璃，甜的酒，你用手指将它们一一品尝。我们沉醉于那瞬间的隐秘：泥土中，树的手臂静静打开。
你唱着。无声的眼睛。
——《离别，或七月的献诗》
对于徐钺的诗歌，假如将每一首独立出来进行细读是很困难的。至少在写作策略上，他的诗偏移了当代汉语诗歌传统，也缺少九十年代以来建立的汉语诗歌对于历史的忠诚。他大概不相信以下观点：诗歌的最终完成于和历史的共鸣。在徐钺的诗中，历史经常是缺席的，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不能悉数含纳那些从沉默中发出的声音，徐钺在诗歌中塑造的听者所要迎接的是历史狂野上的晦暗风暴。当然，他试图在历史和超越性之间取得一个危险的平衡，在突破经验的外壳的同时使经验获得拯救。这样的书写跳出了经验的泥淖，又在诗歌身上敲出了希望的裂隙。徐钺的诗很少沉浸在日常经验之中，而是一再地将经验带入到命运的逼迫之中，带入到词语的不稳定状态之中。但是，他对大词的使用显然已不同于第三代诗人。一些第三代诗人于八十年代所进行的实验在语言与主体之间缺少中介。这就是九十年代提出“个人化写作”的意义所在，尽管“九十年代诗歌”本身并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而徐钺这一代人才是“个人化写作”的真正的结果，他通过一个处身性的有限个体去反刍大词，他拒绝让大词反过来征用自己，使自我被掏空为一个概念化的建构性主体。徐钺诗中的个人是在场的、语境性的、饱满而真诚的。在这个意义上，徐钺的写作回应了扎加耶夫斯基在《为激情一辩》中所提出的观念：“向‘高远’事物的远征应保持在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王东东译）当然，徐钺诗歌偶尔呈现出的缺陷也在于此，它的词句往往过于迅速地越过了处身性的自我而不经任何中介地跃入了记忆之中——无论是对于阅读的记忆，还是对于真理的记忆，因此，诗歌本身所需要的紧张感和创造性就被削弱了。
徐钺的诗歌抱负和厄土、黎衡等人所实践的方向是相近的。他痴迷于世界的梦幻或醉酒状态，以及时间溢出自身的紧张时刻。酒和梦是他两种热衷于书写的事物，它们代表着对世界的去审美化的激情。这种激情不是享用世界，而是深深地卷入世界，释放出被词语的污垢所蒙蔽的“轻轻抖动的，抖动的生命”（《五点钟，降调》）。这样的写作要求词语之间的冲突、句子的不稳定和突然的跳跃。记忆正是以这种的句法降临在诗歌中的，并且，在这样的诗歌中，扑面而来的必须是剧烈的激情风暴携带着的生命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