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的鼓励与提示 在如今这个标榜“跨界”的时代，只带着“诗人”这独一重的身份、像八十年代那样“腰间挂着诗篇”（李亚伟语）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人，固然有着纯粹性的古老授权，却多少显出些底气不足。在这种语境下，翻过卡瓦菲斯、巴列霍和布罗茨基等众多国外诗人的诗，译过卡尔维诺、桑塔格和米沃什等作家的重要著作，写过《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和《格拉斯的烟斗》等随笔（集）和诗论的
诗人黄灿然，自当理直气壮地接受大家的瞩目。
关于如何来评判一位诗人当行的写作，时下流行着一种迂回的路径，即看他/她的文章、评论或者翻译之类的成就如何，借此推定这个人在诗歌上的造诣。有道是，好的诗人本身就是好的批评家，波德莱尔和瓦莱里这两位大师言之凿凿，已然让这个论断经由他们的背书而成为了金科玉律。黄灿然固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但他在翻译和随笔写作两项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担得起“跨界”之名了，虽然这“界”依然还限制在文学与学术的内部。
黄灿然在翻译上的劳作，给我们这样的青年一代提供了非常可观的养料和视野，从此处来讲，向其致敬的必要性，来源于他在“翻译好比摆渡”（顾彬语）这件事情上所建立起的功德。不过，在本文中，我打算抛开这个人的“船夫”身份，而仅仅将之作为诗歌的一亩三分地上在辛勤开荒的“农夫”来看待，也即，我要谈论的只是诗人黄灿然和黄灿然的诗。这其中固然免不了涉及到翻译行为对他的诗歌写作产生影响这个话题，但我准备将之视为一个次要因素来处理。如若将诗人的诗歌写作视为他们的本分，更恰当的做法则是，将这些“跨界”的成分，视为某种程度上为了经营诗艺而进行的“转益多师”行为——事实上，这完全符合黄灿然本人所青睐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教诲。在技术上倚重汉译经验与西方诗学资源，在精神上则欣然接受古典整全性的感召，这既是“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身为一名当代诗人所能做出的切合自身的反应，又是笼统意义上对自“伟大”而来的鼓励之悦纳。
有意思的是，和那些喜欢直接在诗作内容里头罗列致敬名单的同行们不同，除了那首《杜甫》和早年的《彭斯》、《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哀歌》等一批作品外，黄灿然很少直接在诗中高呼文学偶像们的名字。大多数时候，他似乎更倾向于在文章和访谈里论及这些时至今日还对我们的写作产生持续影响的灵魂。面对自伟大而来的鼓励，黄灿然的处理方式，更形象，更婉转，更具有多样性，有时候似是而非，有时候又混沌未凿：
像那丛圣诞花。 叫它圣诞花是不对的，因为它不是花。叫它圣诞红，或一品红，回避叫它花，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比花还像花。它的茎是绿的，但有一抹儿紫，一种提示；整株植物下半身也是绿的，但叶梗是渐渐上升的紫，先是淡紫，然后是暗紫，到了上半身才开始浓烈起来──同样是一种提示。
提示上半身茎丶梗丶叶的火红。叶即花，花即叶。远看是花，近看是叶。远看是惊艳，近看是惊异。如同一种信仰，一种没有上帝但也会感动上帝的信仰。如同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因为他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儿子。如同薇依，不入教但至死忠于基督，既不是圣徒又是圣徒。
我们身上也有这样的提示。我们也可以这样渐渐上升！ ——《伟大的鼓励》（《声韵诗刊》，2012年） 圣诞花是一种变色型观叶植物，最顶层的叶呈现为火红色、红色或白色，因此常被误会为花朵，而真正的花，则藏在叶束中间。这首《伟大的鼓励》，第一层意思，可以被认为是在“咏物”或博物学的层面来描述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它既是花，又不是花；茎管是绿的，但掺着紫色；下半身也是绿的，从叶梗开始，却渐渐由淡紫而暗紫、暗紫而火红。这种判断充满悖论色彩，却并非来源于知识或思维游戏，而来自切实质朴的观察。但这种观察并不止步于简单的描摹，而是更进一步，以近乎现象学还原的方式，面对更复杂、具体情境的进行探讨。“叶即花，花即叶。远看是花，近看是叶。远看是惊艳，近看是惊异。”能在一首诗中安放多重面目和不同向度，这是黄灿然与他的不少同辈诗人相较而言更胜一筹的地方。
这首诗的第二层阐释，则可以着眼于“提示”这个关键词：对于圣诞花而言，花叶相淆的外形和绿紫相杂的茎管，给我们习以为常的二元思维带来了挑战，从而宣布了习惯性认知在某一领域的失效；而从叶梗颜色的渐变中，我们获悉它其实是在“提示上半身茎丶梗丶叶的火红”，一切判断的得出都有预先埋伏下的线索，这也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诗人对信仰（以及基督、薇依）的重新定义上来。诗人确信这种“提示”普遍存于我们身上，即是知悉自“伟大”而来的鼓励，并非单纯给予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供人取用，而是要在更为复杂的情境中给出自己的判断。这大概可以为我们考察黄灿然的“跨界”行为之于他诗歌写作的意义提供参照——伟大的鼓励如何得到了体现，要首先将黄灿然视为一名诗人而非翻译家，继而从这个身份出发，从具体的文本和风格出发，才能考量得更加清晰。
阳光是伟大的，因为
它普照万物，而不知道并非
万物都需要普照或同等普照
……
所以劳动者是伟大的，给
富人穷人所有人盖房子
遮挡风吹雨打日晒，
自己住棚屋，冷了就出来
接受阳光的温暧，热了
就移到他们建造的
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阳光是伟大的》（《奇迹集》，第71页）
这是一首意思明朗、内涵清晰的诗，不过在此，我要作一番过度阐释，以使诗人作品中所泄露出的计划外秘密，能和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形成某种隐喻关系。阳光自在自为，并不具有普照万物的自我认知，它只是“在那里”，而人接受阳光的普照，赋予其伟大性；劳动者辛勤劳作，冷了取暖，热了贪阴，对自己的劳作并无属性上的判断，他们只是“在那里”，接受生活和身体的自我调适，而诗人体察世情，赋予其伟大性。写作者所面对的前人作品所形成的巨大传统和精神资源，其实是这普照的、带来温暖的阳光，同时又是人类自己创建起的精神高楼所产生的阴影。黄灿然出入于这阳光于阴影中，既有批评家的自觉，又有诗人的敏感，在这伟大的鼓励与提示中，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来详细观察他三十年来的诗，这株“似花还似非花”（出自苏轼词作）的“圣诞花”，以及它的茎、梗、叶的火红：它的茎是冥想的，但有壮年的勇猛精进；它的梗是对世象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审视，白描的手法中却不乏浓烈的渲染；它的叶是对绚烂奇迹的见证，是对伟大阳光的虔诚回馈。
二、风格：一种含糊的指陈 在对这株“圣诞花”进行更深入一点的观察之前，我们有必要从“感官”上来对黄灿然三十年来诗作的质地和风格做一个整体上的评判，犹如俯身细察叶脉前，大家远远看过去，看到的是一株“比花还像花”的植物，还是一蓬火红的云霞？当然，我们在谈论一个诗人的“风格”时，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是在指他／她的作品所带给我们的阅读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的概括，而非在严格意义上作一番风格学的辨析，故而本文的“风格”或“质感”之谓，更像是一种含糊的指陈，投射在诗人三十年来的冥想、审视与见证中，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当然，狭义的风格学（修辞学）也不排斥对“质感”的吸收，譬如那个出自元代文论家李耆卿所著之《文章精义》的著名论断：“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这几句话，虽然论的是文而非诗，却是以质感衡量、以譬喻定义的典型。黄灿然译的伊塔洛•卡尔维诺之《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面所列举的“轻”和“快”这样的范畴，其实也有某种感性认定的色彩在。以此来尺衡的话，黄灿然自己的诗又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呢？
我们先来看他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中所透露的线索。在《游泳池畔的冥想》（参《游泳池畔的冥想》，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这首篇幅很长的诗的第二部分中，诗人曾这么对作品的一种理想“质地”加以期许——可能这同样是对自己写作的要求：
我希望把一种纤细的汉语
写进诗里，并且是在昼与夜的
夹缝中，在翻译家和自由撰稿人的
接合处，在丈夫和父亲和儿子的
交叉点， ……
我就是要写这样一种想起来
就令人饥渴，读起来双唇就沾满
白色乳汁的汉语 ……
无论是从这首诗的言外之意中得到信息，还是从作者其他的言论和文章中获知立场（比如他的几篇广为人知的访谈），翻译家黄灿然在化身为一名诗人来写作的时候，他对所操持的语言的选择，相当明确：汉语。在这个时候，他不必操心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中可能出现的纰漏和不兼容，而是大方地对这种混合着白话文与译文风格的现代汉语保持着绝高的信心。而且，这种汉语是“纤细”的，纤细到能“随风潜入夜”（出自杜甫诗）般贴合诗人日常生活的喘息间隙和休憩时光。这种汉语的质地是有魔力的，想起来令人饥渴，宛若白色乳汁。这是“冥想”的黄灿然在诗中直接站出来（而不是隐居幕后）对写作和生活表态的具体例证。
在同一首诗的第一部分，诗人对自我风格的期许则架设在这样一连串的比喻中：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像将椅子搬回屋里一样
将所有这些意象搬进写作里，
一伸手就能触及词语的浓荫
和字丛下韵脚的潮湿
汉语的“纤细”背后，牵扯着的是诗人敏锐的神经和体物入微的能力，将这种能力风格化，在诗中所呈现出的质感，则是自然、朴素和细腻。我们现在来回顾黄灿然三十年来的诗歌写作，应该可以同意，他确实做到了“像将椅子搬回屋里一样”来处理诗的写作——自然而不矫饰，完全出乎己意。和“一伸手就能触及词语的浓荫/和字丛下韵脚的潮湿”这样的自我期许相比，在更新的那首《我的灵魂》（参《我的灵魂》，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虽然对诗和词语的要求转向了对灵魂的判断和审视，但诗人的声音显得愈发坚定：
我看见我那灵魂，依然站在高处，
依然纯净，即便做了丈夫
和父亲已有十六年，这灵魂
还跟原初一样，丝毫无损。 要造就一种自然、细腻的诗歌风格，必然要召唤作者对这种纯净性和原初状态的自觉拥护。所谓纯净和原初，在黄灿然的诗里，我的理解其实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是入眼而来的人间景像，也是世上的本味，是对生活与诗歌纠缠的直面，是对“冥想”这首诗中提到的“夹在诗歌与生活中间的委屈”的坦然与消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泳池畔的冥想》是早期黄灿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早已为自己的诗歌生涯设定了基调。此后二十多年的写作，或许他从“冥想”转向了更为外向的观察和参与，但这种基调，对日常生活况味的朴素处理与对存在本相的坦然面对，是一以贯之的。
我的此在，我的眼前，
都如此简单、朴素、不完美。
我变空了：你的一粒微尘，
一线阳光，一阵清风
都能把我触动。 ——《如此简单》（《奇迹集》，第161页） 在《游泳池畔的冥想》和《我的灵魂》之后，这首出自新作《奇迹集》中的诗，大概能直接拿来形容我初步阅读完这本近年出版的诗集的观感：如此简单，却能把我触动。黄灿然的“简单”，不意味着作者在意识和技术上的漫不经心，而是一种洗净铅华的纯粹和淡远，恰恰在内里藏着一股令人备受触动的神秘力量。抽象一点说，我倾向于认为，是作者文体上的朴素与自然风格，清空了我们对现代诗中繁复修辞与过度技术的期待和迷恋。在中国的古典诗论家司空图（参《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那里，“自然”是一种“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的状态，黄灿然《奇迹集》中的很多诗，正是随手取生活的一隅、某个场景的切片或某次遐思的零碎，重组为新鲜的体验和评判。在这种体验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经由诗人之手传递过来的庸常生活侧面的“奇迹”。
黄灿然还有不少颇为写实的诗，这类诗又近乎司空图所定义的“实境”，所谓“取语甚直，计思匪深”，是对眼前事物情景的具体描写与情性的自然流露，不添机巧与深心。不过，在这类诗中，黄灿然用的是非常朴实的记叙性和描述性语言，可谓“取语甚直”，但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之外，作者并非“计思匪深”，反而有着很深刻的意图。《否定》中沧桑历尽者对初入人世的踌躇满志者的“否定”，《苦闷》中登山遇到的林先生和他生活的“苦闷”，《在茶餐厅里》中一个中年男人对另一个中年男人的“观察”，经由黄灿然的提炼，被聚焦为一个个经典的瞬间，在这些瞬间中，诗人没有明确向生活表态，但又态度坚决地给出了自己隐藏至深的立场。这种写法不厌罗列，但读起来并不觉得乏味，根本原因即在于，它们虽然是具体生活场景的再现，却经由诗人耐心的折叠而具有了一种诗意的褶皱和纵深。
黄灿然的另一类写实诗，聚焦的则是场景之中的具体人物，他们大多是作者身边的亲友或邻居，是香港这个现代都市劳碌浮生中生存着的市民和小人物，比如，《即景》中除了只有儿女尚保持距离地留心外“再也没人在意他们”的“退休者、失业者、肌肉松垂者”，十四行组诗《人物志》中出现的为生活而挣扎又陷入某种存在悖论的公司职员，《陆阿比》中早出晚归、用心生活的小市民邻居，《白诚》中那位被大家恶作剧的特点鲜明的基督徒同学……作者在这些诗里，安放了深情，又因为出色的叙述技巧和塑造能力，而颇有些“为市井细民写心”（借鲁迅评价侠义小说之语）的味道。黄灿然的这类诗，完全可以看作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寄托良多、用心深远之作，更兼诗中所呈现出的存在迷思，使之近乎却又超脱于古典诗学领域中划定的“实境”范畴，而成其为现代诗。
学者顾随论及古典诗，喜欢用“担荷”这个词来形容他倾心的诗人（比如杜甫），而他自身也做到了对人生的担荷与诚实。黄灿然的很多叙事诗，也有对人生和性情的担荷，但不作沉重语，而选择平常生活的一个片段来切入，用语简单、精确、笃实而奇妙：
在中环地铁站，一对老夫妻
用普通话问我去东涌怎么走，
我温顺地——几乎是孝顺地——
陪他们走十分钟，给他们带路。
他们一定以为遇到一个好人。
而我只是因为悲伤。 ——《因为悲伤》（《奇迹集》，第178页） 这是一首读完令人莞尔（它一开始似乎在挑起某种道德感和价值暗示，接下来却出乎意料），继而又使你生生刹住微露出来的笑容的诗。我们马上意识到，它不是一首轻盈的、机智的轻诗歌，而担荷着一分沉重。在这样的一个平常不过的场景中，作者担荷了什么呢？是人生此起彼伏的变故，生命猝然遭逢的离别与遇合，还是人类共通的恻隐之心？或者仅仅是因为，对人生的担荷，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没有明确来由的其他情绪作支撑，需要一些没有明确目的的行为来缓解，使得人们不至于陷身在最直接的怅惘与悲伤之中？
在三十年来的诗歌写作历程中，我认为黄灿然造就了一种自然、质朴、精确、写实而体物入微的风格，有为市井小民造像的抱负与担荷生存之重负、性情之诚实的精神。将这个判断放到这三十年来汉语诗歌的整体格局之中来看待，放到黄灿然所历经的冥想、审视与见证等众多阶段里来考量，或许依然不算过誉。这株火红的“圣诞花”，其实并不面目模糊。
三、三十年来陵谷变 如果说前一节我们探究的是某种一以贯之、“恒定不变”的风格，那么本节所要试图讨论的，则是某种持续的“变化”。这个变化，在黄灿然身上——继续用那个比喻——或许是圣诞花的叶梗上由绿而紫、由紫而火红的外在形态的更新；延伸到这三十年来汉语诗歌的整体层面，兴许就是“三十年来陵谷变”（明代诗人刘绩诗句）这样的在观念、审美和技艺上的大变革，黄灿然这些年的写作，也应该被纳入到这个整体上来考量。经由探讨黄灿然个人意义上的诗歌写作的变化，将之放在当代汉语诗的整体起伏上来看，我们兴许能够更进一步对他的写作做出一个审慎的评判，并从中获得某种意义深远的提示。
我们先来看作者自己的“和盘托出”，出自一篇刊载于2012年09月25日的深圳《晶报》第B06版的访谈，访谈被冠以了一个颇具噱头的标题：“我们的新诗没有长大”。
《游泳池畔的冥想》……是我早期的作品。这个时期我在学习、汲取优秀诗歌作品的精华，也有强烈的表达欲望，所以诗作是比较“开放”的。《我的灵魂》……收录的大概是1998年至2005年间的作品……这个时期我由“头脑写诗”转变为“眼睛观察”……《灵魂》就是具体的描写，但是又不单单是描写，而是要配合内心情绪的表达，一起带出来，所以这个阶段我写得很慢很艰难，写一首诗，心里要酝酿很久，写出来之后也要改很多次才满意，算是“收缩”的。《奇迹集》则是第三个阶段，到了这里我不再去“经营”一首诗，而是看到什么立刻写出来，但是也不是说大白话，里面有一股气，我找到一个点，拉着这个点不断地扩张，但是不下结论。所以这个阶段又是“开放”的。
诗人的这番现身说法，倒也给众多试图给出他现有的创作生涯做总结的人省却了不少麻烦。这份自述，将自己三十年来的诗歌写作做了非常清晰的阶段性划分，而且这种阶段性，几乎是以每隔十年的频率出版的三部诗集为载体来呈现的。我们如今回头来看《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和《奇迹集》，考量这三部诗集中所显露出的作者的持续性风格和阶段性侧重，大概也会同意作者本人的这种认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读到的这篇访谈中的黄灿然，对自己的几十年来的写作脉络，有着很明确、清晰的把握，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即便这种“知道”可能是事后的自我总结）。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大概是一名成熟诗人所要具备的众多前提条件中的重要一项。正是这种自觉性，使得他虽然操持日常语言写作，却没有堕入到对生活琐屑的抱怨和恶趣中去，没有陷入口水般的不节制和对语言的消费中去，而依然保持了思考的优雅和表达的周全。当然，诗人的这种认定和自我划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学判定，只能算是一个大体表述。至于这种“阶段论”，在我这里则可能被调和为前文所说的“冥想、审视和见证”之类的概括，这也算和作者本人的论述暗合：“头脑写诗”算不算依赖于冥想和思辨？“眼睛观察”属于不属于对周遭生活及自我的审视？“看到什么立刻写出来”而“有一股气”，我们所看到之世界瞬间披上了奇迹般的光辉，被赋予了立场和性格，而对于平凡生活中不经意的微小“奇迹”，具有梦想色彩、于“混乱而忧烦的世界”喘息之余瞥见的新鲜，相比于积极介入，是否更适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抽身“见证”？
“冥想”时期的黄灿然，诗中不乏技术性很强的作品，作者也时常从场景中直接跳出来议论（“强烈的表达欲望”），比如《爵士之夜》、《诗的艺术》等作，以及大量的组诗和商籁体作品，比后来那种轻描淡写又平地惊雷的写法显得更用力，更经营，也更受某种智性的阅读期待的束缚，不过正是这样的偏向于纸面与头脑的表达训练，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很深的根柢，使得诗人在面对日常之轻时能不失深刻，处理扁平场景时能营造纵深。
这是这丛“圣诞花”的茎部呈现出的“绿”，饱满，带着强大的生命力。
“审视”时期的黄灿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眼睛观察”。但我觉得还不够。眼睛观察，是面向外部世界的，诗集《我的灵魂》有很多带着犹疑、好奇或体验的心态来观察碌碌人寰的作品，也不乏上乘的内在审视之作，像《来自黑暗》这样的诗，就是一个典型。诗中的“我”，在黑暗、郁闷和疾病中，显得疑虑重重，悲观低落。这是一个无可奈何者的自我审视，对无法超脱的必然性的臣服，是向内“收缩”的自伤——这也巧合了作者自己定位的那个阶段性状态：写得慢，酝酿很久，修改多次。正是在巨大的阴影中，诗人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境遇，眼睛虽然望向外部，头脑却朝着更为内在的灵魂审视上去了。
向外望和向内看，开拓和内省，没有什么比这首《洞察》更适宜说明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已将近四十二岁，
才开始学习观看事物。
……
甚至当晨风把窗帘掀起，
把阳光让进屋子里来，
我也洞察到它满含讽刺：
瞧你，几天前这个时候
还神采飞扬，而现在
在餐桌前独坐。
神秘的“紫”，嵌进了茎部饱满的绿当中，它深入到植物躯干和梗中去，象征着更为芜杂的经验的到来，也预示了经由审视而获得的外部与内部风景的双重担保，积蓄着能量。
《奇迹集》为我们展示了黄灿然对日常神性的“见证”。如作者自己意识到的那样，在经历了青原行思禅师参禅悟语般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之“开放”、“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收缩”后，也经历到了如今这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重新“开放”阶段。并且，这部诗集中的黄灿然，在处理内心所冥想的风景和外部所观察的物象时，终于再次回到了淡定从容的状态，无处不是诗，无处不是生活示现给我们的神迹。《世界的光彩》返照的是旺盛的生命力，《现在让我们去爱街上任何一样东西》递出的是纯然出乎本心的善意，《消逝》召唤的是造化恒久的恩慈与人类渺小的命运，《改变你自己》则要求人们重塑心灵、拥抱甘苦共在的生活，至于《颂歌》则更简单——“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禅的一生”，这要说的，难道就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样的体悟？我相信这样的“附会”，并不会使诗中的世间奇迹蒙上人类理性的阴翳，而日常神性，本身就是值得期待和见证的奇迹。
我们终于看到这丛“圣诞花”火红色的叶子了！远看像花，近看是叶，即便是抛开博物学知识，我们的观察也能返回到一种朴素的判断中来。至于这鲜艳的火红，投射在《奇迹集》时代的黄灿然诗中，则并非衬出诗人技艺的复杂、风格的稳定与腔调的成熟中，而是和诗的繁华落尽、言简意赅相映成趣，贡献出一副带着彩霞光辉的世界的新鲜图景。
这新鲜图景，是三十年来汉语诗歌的一个微妙收获。之所以说微妙，是因为黄灿然跟这三十年汉语诗歌的主流一直保持着既有呼应、亦有梳理的关系——这未必是他身在港岛、远离大陆诗界的缘故，也可能是诗人自己保持的某种自觉，甚至只是习惯——，该怎么处理他的这份贡献，可能都会是一个难题。
朦胧诗的时代，尚存很强的意识形态对立色彩，诗人们以启蒙者自居，试图恢复“诗人是世界未为人知的立法者”（雪莱《诗歌拥护论》）的身份，以诗的书写来替代自然法赋予的某种使命。晚一点的，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从反意识形态出发，树立起了一个新的小传统。这个传统中的叙事性也好，民间v.s.知识分子也好，中年写作也好，文化史诗也好，都在持续影响着如今的汉语诗歌。就年龄和诗歌资历来说，黄灿然可以算作是“第三代诗人”，不过，在同辈诗人忙着“反对”和“解构”的时候，他在悄悄“冥想”，并对生活报之以肯定；同辈回到日常起居、高扬叙事性大旗的时候，他也叙事，不过这种叙事更去政治化，更有“温度”，像是以一个普通不过的人的眼光来审视凌乱的生活现场，而诗则是用来还原这种现场和气息的通道；同辈中有人开始谈传统，谈回到本土性，尝试将被我们抛弃几十年的古典材料拿来资源整合的时候，他却把生活现场变得更简单了，简单到近乎白纸上勾勒出的几笔墨迹，别人在浓墨重彩精耕细作，他却施施然地在白纸的末端画了个押，说，这是奇迹。
友人赵晓辉曾和我论第三代诗人，得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她认为，若进行一番概括式分类的话，陈东东、张枣和潘维这样的诗人，代表着第三代诗人中辞采的部分，他们将修辞术和感受的细腻性做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欧阳江河和西川等人，则代表着第三代诗人中思想的部分，甚至颇有辞采的张枣，思想亦是相当动人。这固然是一番带有个人阅读体验的印象式批评，却也不无道理。不过，如若按照这样的分野来说，黄灿然又能对应着这代诗人中的一种什么独特性呢？三十年来陵谷变，你方唱罢我登场，他难道是这场大剧目的一个看客，生活重压下抬头呼吸清新空气的劳动者，抑或是不经意间透露了跃跃欲试心思的过路人？
四、得宜：分寸感与诗的恩慈 非要给句痛快话的话，在我这里，黄灿然代表着这一拨诗人中“分寸感”的部分。他能很好地把握诗的火候，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用轻一点的笔触，什么地方该浓墨重彩地来计较。一个分寸感不好的诗人，是很难写好《奇迹集》中这种举重若轻的诗的。论修辞，黄灿然并不算特出，论思想，这位诗人则更习惯于将他的思考隐藏在生活现场带有阴影的角落，他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粲然可观的才华的人（用另外一个说法，比起其他几位，他更不像一个才子），但勤奋而专注的写作和体察入微的心思，使得他的诗与思都有了某种细密的深度。他也有大开大阖的一面，不过开阖有致，通体得宜，在该停的地方，他戛然而止：
一种莫名的感觉。也许来自我与我刚从楼上下来走进去的世界之间。来自
我迈向世界的宽广之后视域宽广之际。街道的巨幅布匹，耀眼的。眩目的。
垂直的大面积阳光。莫名的起落，也许来自背后贫瘠的消失和面前丰富的涌现。
前一刻的空虚和后一刻的充实。我与行人，行人与行人之间流动而透明的距离。
爱与不幸挽了挽手又松开。莫名的恍惚。也许我只是一株生长在我要经过的地方
并将在我经过时勾住我衣袖的植物的梦。蓝天的巨幅布匹，耀眼的。眩目的。
莫名的往返中。灵魂里一个繁忙的上下班世界。互相看了看又继续各走各的，两颗心
都不知道另一颗也闪过想留住这瞬间的念头。大海的巨幅布匹，耀眼的。眩目的。
莫名的……深远。在想取悦，想讨好，想献殷勤的尽头，美德弯下腰来结鞋带。
痛苦上升至几乎与美平衡，就差如果我的视点是一只蝴蝶，轻轻飞临，栖息其上。 ——《冬日》（《人民文学》，2012年4月） 一开始我试图节选这首诗中的几行，以便引到这篇文章中来，当作借以发挥的材料。不过接下来我发现，靠节选其中的任何几句，都没办法来比较完整地谈论这首诗。第一次出现“耀眼的。眩目的。”时候，和第二次、第三次出现的，显然无法互相取代。大海和蓝天，楼上的世界和宽广的街道，背后的贫瘠和面前的丰富，此前的空虚和此后的充实，德性，痛苦，以及美，该如何取舍？有哪一项可以被遗漏而格外突出另外几项的呢？这些元素非常妥帖地被安置在这首名为《冬日》的诗里，被编排进一种看似随意实则整饬的秩序中，这是黄灿然的分寸感和营造一种得宜状态能力的体现。
另外，还有技艺。黄灿然的很多诗，都做到了让技艺交融在细节描绘和观察反馈当中，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动用技艺地痕迹——这应当被视为一种更为高明的技艺吗？又比如，刊发于《诗建设》（2012年，第5期）上的《正义（5首）》，太像一幕幕独白剧了，直接议论和以另外的角色参与到议论中来，该如何选择和平衡？技艺和分寸感，肯定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这样的诗中，诗人的思考是深刻的，甚至不乏形而上学的色彩，但用语却极为普通，很少用术语和明显的价值判断句，而是近乎挑逗地提出了“思考题”。
这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诗的技艺问题了。关于黄灿然的技艺，比如他善于用句中韵，能写很好的商籁体，并且在形制上能有独特的创设，比如他如何处理技艺与言说内容的关系，在分寸感面临威胁时候的取舍等等，这些问题，周伟驰在写黄灿然的评论《新闻译员分行的内心生活》中，谈得相当精彩，“他将现代汉语日常语言和形式的有序化结合起来”、“奥登的智用来辅助杜甫的仁”等评判，也很准确精当，珠玉在前，不需本文再行赘述。
最后，我们可能还得回到“奇迹”这个话题上来。从圣诞花的茎到梗再到枝叶的火红，从三十年书写的冥想到审视再到见证的历程，似是而非、怅惘而甜蜜的人生处境和对这种处境的经验处理，永远带着好奇、新鲜和震惊，这是见证奇迹的姿态和情怀：
请发这个愿，不要抹死一只蚂蚁
并在你生命中频施奇迹。因为
我见过奇迹，那也是他们的神迹，
他们的出埃及记和红海故事 在《不要抹死一只蚂蚁》这首诗中，诗人黄灿然不仅再次回应了杜甫的仁，还坦然吁请了上帝的慈，不管是出埃及记还是红海故事，不管是蚂蚁还是人群，这个劳碌的尘世、不止息的头脑和挣扎着的灵魂，都在上主的照拂下，增添了生的趣味和机智的赠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