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05年出版的诗集《向天堂的蝴蝶》，到2009年出版的诗集《烤蓝》，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作为有艺术追求的诗人，完成自己的艺术提升和突破，需要突出自己的文化视角，还是身份标签？抑或是两者之间还存在更为妥贴的交集和平衡？可以辨认的是，刘立云的诗歌写作正是在军事、文化、军事文化之间盘桓良久，最终实现的是后者。
刘立云在诗集《向天堂的蝴蝶》自序里，强烈地表达了他诗歌“蝶变”的主观意图：“我的诗歌写作就在这种粉碎和重塑中艰难行进。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格外看重诗歌的质地和重量……而在潜意识中，我仍然记住是个军人，希望我写作的诗歌，能发出火焰的光芒，剑的光芒。”刘立云所言的的“粉碎和重塑”，是他从一个服役军人转换到解放军文艺编辑的一段工作和写作交互的历程。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诗潮初起之时，刘立云曾经作为《解放军文艺》编辑，带领年轻的军旅诗人简宁和蔡椿芳前往云南边境战地采风。对于刘立云，这其实是一次传统写作与现代诗潮之间的“战争”，并且促使刘立云很快被年轻人同化，转向现代诗歌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广泛和深入的阅读，“对我个人喜欢的诗人，尤其是里尔克、艾略特、博尔赫斯、史蒂文斯、埃利蒂斯、沃尔科特、塞弗科特、希尼这样的大师级诗人，则情有独钟。”（《向天堂的蝴蝶》自序）。
问题是，这是一段时期中国现代诗人普通阅读的一个西方诗歌名单，并且由于每个人人生阅读和文化阅历的差异，这批大师对个体诗歌写作产生的影响，肯定是千差万别的，就像巨大的云霓所形成的降雨，在大地上会形成河流、湖泊、瀑布、溪涧等不同形态的水域，而且这些水域自身也随着时间和地理的推移发生着变换。对于刘立云，就是如此。
有痕迹表明，刘立云的诗歌美学观念有三个明显的阶段。1990年代，他写作了大量的军事题材诗歌，这时西方诗歌主要是在语言表达上帮助刘立云实现蜕变。2005年之前，他又转向文化诗歌的探索，我怀疑这个时期的刘立云，曾经有离开军事题材走向文化探索的意图。2005之后，他重新回到军事题材写作，但是同时将其推向更深广的视域，实现军事题材与文化视野的交集，形成一次诗歌艺术的飞跃。
应该指出的是，在不同阶段，由于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精神的结果，刘立云诗歌艺术在求新求变，但诗歌气质保持不变。刘立云的诗歌实践，成为中国诗人不甘落伍、寻求涅槃的楷模。
二
这位1954出生的井冈之子，从江西到北京，他的军人身份没有变换，但他的诗歌观念却发生一次巨大的嬗变。刘立云第一阶段的诗歌写作，涉及战地采风、军营笔记、军人造型，他充分吸引西方现代诗歌精神，走出了“歌德体”的空洞与苍白，致力于刻画军人内心纹理，速写战地风貌，一种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融，行文不但气息饱满，而且颗粒结实、深刻冷静，同时带着粗旷、粗砺之美。虽然艺术上仍有粗糙之感，在当年的中国诗歌场域来讲，这批作品是富于鲜明特色的。
现代诗潮漫起之时，战争/军事题材的汉语诗歌也涌现一批探索性作品，李钢的组诗《蓝水兵》以优雅的蓝调浪漫情调风靡一时，对应着现代诗歌的文化探索。就像《军港之夜》的柔美迷倒国人的同时，《血染的风采》《两地书》等军旅歌曲仍然风行，刘立云由于深刻的人生体验，仍然保持着“血与火”气息，保持着原生态的战地书写。
1980年代，军旅歌曲是流行音乐重要内容，我的少年时代和青春期为此留下深刻的烙印。记得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向每位学生征收两元购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为了答谢学生支持，学校把电视机搬到了操场上，让全校学生观看了电视连续剧《战斗在子夜》，虽然只是看了一个晚上的电视，但我至今记得那首优美的主题曲《月光之歌》。此后，军旅歌曲一直是校园歌声的主旋律之一。而就在这种英雄崇拜的旋律中，我读到了现代汉语诗歌中风格不同的战争叙事。1989年年末，我在同学赠送的《1990青春诗历》上，惊异地读到了一首诗：《我看见战区的耗子》——
在掩蔽部
从方形的射击孔望出去
我看见一只耗子
一群长尾巴粗绒毛的耗子
在雨水漂白的草根之间
在白骨与白骨之间
蹿来蹿去
蹿来蹿去
于是我想起了一座南方的城市
想起了这座南方城市住着的
我的妻子与我的儿子
和在我妻子与儿子脚下
蹿来蹿去蹿来蹿去的
那只猫
二十年后，我在诗集《向天堂的蝴蝶》中再次看到这首作品，才知道《青春诗历》上的“厉云”，就是军旅诗人刘立云。这是我早年诗歌阅读中印象最深的作品之一，至今我仍然认为是一首上乘之作，那简洁有力的白描，那平静口语的速写，那战区“耗子”与“家猫”形成的强烈张力，那意在言外的反战主题，让我看到诗人诗意捕捉的敏锐和艺术表达的简捷。这首诗继承着《诗经》“哀而不伤”叙事传统，有“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有着同样的在场感和形而上的冲击力。如果将这首诗与口语诗《但是你没有》（美国妇女写给越南战争中牺牲的丈夫的悼亡诗）联系起来，会对越南这个战争的泥淖产生新的认知，诗歌中弥漫的战争沧桑，在个体心理的细微之处得到呈现和放大。
我曾经认定：诗歌写作对于个人总是会呈线性递进和上升的。但其实不然，有时青年时期的气血，会造就中年写作难以得到的清新和新锐。刘立云的这首诗歌即是如此。不知道什么原因，刘立云在《烤蓝》一书中尽管收录了大批这个时期的作品，但去掉了这首诗歌。我记住这只刘立云这只诗歌的“耗子”，是由于它中立，自由，惊恐。它在刘立云的大批战争诗歌中，最接近于现代诗人穆旦的战争诗角度。刘立云没有盯着、甚至大多时候绕开了战争的铁血地带，书写战士的渴望、思念、痛苦、寂寞、服从，战士是应该歌颂的，但战争是丑陋的，应该痛恨的，在歌颂与痛恨之间，不应该回避战争心理的细摹。
富有文化譬喻意味的是，1989年刘立云写作了一首《军车驰过麦地》：“军车驰过麦地/士兵们默默无语。”诗中的人类活动画面是独特的，苍劲的。联想到当年麦子泛滥的诗坛景观，这辆诗歌的“军车”对那时一批跟风的文化诗和空乏的乡土诗，是一种有力的辗压。
三
刘立云诗歌写作的第二个时期，或者说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期”，正是他2005年出版的自选诗集《向天堂的蝴蝶》。虽然这里面仍然收集了此前各个时期的作品，但第一辑《生命中最美的部分》的大部分作品，开篇《内心呈现：剑》，以及书名，都表明诗人的写作观念试图进行新的调整。
诗人寻求题材和艺术的突破，是最难的，因而是最难得的。当然有理由认为，上述所列的诗歌导师名单，完成有可能促成刘立云转向文化思考，从印象派诗人转向象征主义诗人阵营，从军事走向军事文化，从军事观察转向文化观察。问题是诗人应该驰骋的领域，是加入诗坛的众声合唱，还是保留自己的声带特点，身份标签是应该强化还是淡化。
诗歌爱好者应该不会忘掉，“蝴蝶”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是唯美主义者的鲜明标签，是文化原型诗歌的重要寄托。从胡适诗歌中那只为提倡白话而白得毫无内容“蝴蝶”，到诗人洪烛笔下唯美书写，“蝴蝶”一词事实上仍然难以走出原有的文化负载。刘立云为一支同名舞蹈写作的《向天堂的蝴蝶》，表明它希望自己沉浸于文化熏染中，能够找到一些独立于军人身份制约的题材，从而让诗歌达到更高意义的提升。这时，他提取了一个冷兵器时代的意象——“剑”。这既可以说是军事素材，保持他诗歌原有的精神气质，又可以顺利地转向历史文化。对应于中国文化里的武侠传统和阅读风气，这把“诗歌之剑”塑造得还算可以，“我很高兴一个怀剑的人/能住在我的身体里”，诗人弹剑而歌，却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古典诗歌中传统的意象，尽管有新鲜的现代汉语进行呈现，这个内心却仍然是古旧的，在文学意义上不会超过鲁迅的短篇小说《铸剑》，因而很难说会具有多少先锋色彩。
由于这个新鲜的内心呈现，《生命中最美的部分》获得了《诗刊》2003年诗歌奖。或者说，是中国诗歌的氛围吸引了刘立云的探索之心。一段时间的中国诗坛，是梅、蝴蝶、天鹅等文化原型意象充斥的年代。当然，这些传统的诗歌意象，在高手的笔下仍然能够写出现代意识的汉诗，比如西川的《十二只天鹅》和海子的《天鹅》。这里透出了现代诗人的一个困惑和宿命：我们是加入其间冒着淹没的危险进行艰难的探索，还是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生活寻找熟悉的世界。
我在诗集中，隐约感知到诗人犹疑的脚步。《梅，或者赞美》，如果看标题，诗人的写作很容易进入同质化陷阱。当年的诗坛也是“梅花”怒放的年代，汪峰的古典主义笔法，让梅花有了个体生命的忧伤；而海子的《折梅》，以“山坡上的梅花/寂静的太平洋上的一封信”的诗句，现代主义的改写惊艳了诗坛。刘立云清醒地知道这种诗坛情形，从而让这首梅花诗中贴上个人的标识：他笔下的“梅”，是冬天“冰冷的铁”，是爷爷的生命历程的对照，“开过了他就把自己埋在梅树下/就像那个凶悍的哥萨克/打完仗，带着满身的伤痕归来/然后把枪，扔进静静的顿河”。
如果导师就是方向，博尔赫斯、史蒂文斯、埃利蒂斯，这样一些西方诗人的影响，足以让所有中国诗人转向文化观察，转向智性诗歌写作。而作为一个当代诗人，也必须有更多的尝试，才能确认和找到自己的最值得探索的方向。值得肯定的是，刘立云这种诗歌探索，让他即使在泛战争题材的写作中，也走出了形而下的写实，形成自己的独特思考，如写古人《五月之楚》、古遗址的《去楼兰》。相对于“蝴蝶”这个意象，刘立云仍然更喜欢另一个动物名称：鹰。在2003年《去楼兰》一诗中，从标题看会是一个文化凭吊的内容，要带着读者走进的历史现场，但不料诗人着力捕捉的意象，是一个与沙漠中的军车形成天地平行的“鹰”：“一只鹰这就样带领我们前进/再前进”“像一块在燃烧中飞翔的铁”。
富有意味的是，在诗集《烤蓝》里，《去楼兰》的标题改成了《兵指楼兰》，突出了军人标签。这个微小的修改，显露了诗人重拾军人身份的自信。可以隐约感到，诗人的艺术探索正是跟随着这样一只鹰，在2005年进行了又一次拉升式的飞跃。而这种拉升，仍然凭借他自身的军人血脉。
四
从《向天堂的蝴蝶》到《烤蓝》，是刘立云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就像“烤蓝”这道军械制造的最后工序，刘立云的诗歌被镀上一层迷人的“钢蓝”：叙事技艺娴熟，意境营造浑然，语言智慧沉稳。刘立云诗歌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他为主旋律写作带来生动新鲜的艺术风貌，为现代诗歌赢得了更多的普通读者；二，反过来讲，他为现代诗歌写作提供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从身份标签和主流话语切入，抵达对现代生活的文化观察。
战争诗歌的写作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这在古今中外的诗人身上已经验证着。如果从穆旦、艾青一路看过来，刘立云的诗战争诗歌可以说是既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充满新鲜的个人标识。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如果要阐述战争的苦难，没有比穆旦更合适。这位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并从野人谷九死一生爬到印度获救的年轻诗人，对于亲历战争的记录，其实只有一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其余的战争诗大多是思考着人类战争与个体命运的对立冲突，基本脱净了对战士的歌颂、对敌人的愤怒，基本不书写英雄主义或战争的残酷。这是由于他深受里尔克、艾略特的影响，对诗歌的角色有自己的认知和选择，这也是他一直没能与艾青一样很早在中国形成影响的原因。但穆旦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而且对艾青的战争诗歌深为赞赏。他们曾经是两个人生道路和诗歌风格完全不同的诗人。我的意思是，个人经历与写作取向之间，是不是存在必然关联？从《赞美》到《隐现》，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精神一直追随着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从而尽管充满着对日军的仇恨（他还曾经是个抵制日货的积极分子），对战友的怀念，但他诗歌里却从不流露此类情绪。他在《旗》中冷峻地写道：“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保存”。他写《退伍》，是“巨大的意义忽然结束/要恢复自然，在行动后的空虚里，要换下制服……”，他写《野外演习》，“事实上已承认了大地的母亲/又把几码外的大地当作敌人/用烟雾掩蔽，用枪炮射击/不过招来损伤：永恒的敌人从未在这里”。没有丁点儿铁血意志或英雄主义。这是不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和统治区的生活所致？穆旦笔下的人类活动总在一种滞重的氛围里，这是不是他自己所喜欢的情境？这位从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军人，这位当过战时记者和国民党军队文官的青年诗人，他带来的战争思考尽管是独树一帜的，却未必是自己理想的。
穆旦曾在文艺评论里提出了诗歌需要一种“新的抒情”，“即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东西”，他的着重点是“有理性的”，以批评一些诗歌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同时又批评了卞之琳抗战诗集《慰劳信集》理性过多，少了激扬的情绪。他盛赞艾青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实现了这个写法，尤其推崇《吹号者》一诗中新鲜的形象融入了理性，即智性与灵性的结合：“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下面/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吹送到号角里去/——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使号角由于感激/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他充分肯定诗歌中向着光明的深沉和痛楚。
如此考察下来，刘立云的诗歌可以说是既吸收了穆旦战争诗歌中的理性色彩，又继承了艾青战争诗歌的昂扬向上的感情基调，这也对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脉络。
五
从《我看见战区的耗子》到《主题曲：我和你》，从青年诗人“厉云”到中年诗人“刘立云”，就像生理特征的一些变化，诗歌语言的外在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行更长了，气息平稳了。相内的，诗歌触角更加宽大持重，伸展自如。
诗集《烤蓝》里的作品，作者的身份标签是明确的，正如上面所述，他不但对军人身份不加掩饰，而且不断推进，也确实由此身份而得到宽阔的视野，驻港部队、抗冰救灾、北京奥运、出国交流，一些军事题材也由战地采风变成了军营记忆。军事课，放牛班，开放日，为枪剔牙，想象被子弹击中，沿方位角前进……大量涌现的军事述语和军事生活，生动活泼的口气，幽默机智的思辨，心酸温情的现实，丰富了读者的认知，与穆旦笔下的军事题材形成鲜明的比较。
让我惊叹的是刘立云大开大阖的笔法，巧妙切入的角度，精心周密的构架，让一些公共题材打上个性化的文化思辨，从而产生不一般的艺术效果。我记得他写过一首150余行的《在一片岩石上安放中国》，尽管只是写重庆的应景之作，但从中显露的题材处理能力，让我确认了一个事实：一个真正成熟的诗人，即便给他一个流俗的命题，他也会从应景之作中彰显诗歌的才华。2012年，刘立云曾经接受一个地方的约请，写作一首红五星题材的诗歌，刘立云抱着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调动了所有的文化积淀和艺术触角，写作了一首质地上乘的长诗。
如果说军事阅历是他的个人财富，那公共题材中融入身份标签，是他后期诗歌的写作策略。在《与范光定大校在洛杉矶相见》一诗中，刘立云通过讲述越南和中国两个军队出版社工作的文人在美国会晤，自然的叙事推进中透露出丰富的人世沧桑：“我们这是在用三年时间/学着忘记十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在北京奥运会组诗中，刘立云硬是找到体育与军事的交集点——祖国的富强和人类的团结，他的表达视角仍然是个性化的思辨。在《主题歌：我和你》中，他写道：
“我和你，就像歌中唱到的我和你
就像今夜这个星球托起的
我和你。我是说，当我们再次相
当我门趴在对峙的两个战壕里
那时我们能不能都认出对方
能不能都靠上来，把彼此的枪扭弯？”
可以说这是他另一首诗歌《服从》的续写。《服从》写的正是战士在双方战壕中对峙的场景，心心相惜而又枪口相向：
他当然也在同一个距离，同一条射线上
看我，同样也看见了我的喉结
看见了我像小草一样刚刚返青的那层茸毛
我看见他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
那种孩子般的纯真，几乎让我沉醉
只有等待，耐心地等待，冷静地等待
我告诉自己，我要让我手里的枪
服从我的手指，我要让我的手指
服从我的心脏。我还要让我的枪膛里卧着的子弹
服从气候、弹道、和大地的引力……
从“耗子”到“蝴蝶”再到“鹰”，诗人刘立云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路线，从而完成了一次次漂亮的冲刺。可以说，刘立云后期诗歌始终以一只“战地之鹰”的姿势在飞翔：雄视万里而聚焦一点，眼界开张而又目光犀利，凌空蹈虚而又俯视大地……他不再纠结于写文化诗还是军事诗，因为他似乎找到了一个辩证的途径：在个人生活之井里，打出人类文明之水。
任何人生经历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讲，诗人的具体身份对诗歌的开拓和提升并不意味着束缚，相应的，缪斯之神把诗人安放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就是要他们找到不同的上升梯子，从而抵达诗歌的高地。正如他在《高地》一诗中形而上的书写：
而高地永远不止一座，或几座
高地只在高地之上
只在我们的血流与呼吸之上
因此我总是对自己说
我注定要死在那座高地
就如同跳高者对他向往的高度说
你困扰我一生，诱惑我一生
但我注定要被你
召唤，注定要被你幸福地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