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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将近六千个日日夜夜了 ，这本企鹅原版的《小于一》一直摆在我的床头。它是著名的企鹅二十世纪经典丛书之一。依照丛书统一的体例，它封面下的第一页是书名和版权页，而紧随其后的是一整页的作者介绍。这本书的内芯已经与封面（和封底）分离了，作者介绍这一页也已经从内芯里脱落。这当然都是时间的印迹。而在作者介绍这一页右下方的空白处，那三行已经开始有点模糊的圆珠笔迹将时间的印迹呈现得更加清晰：23 August 1998/“Heffers”/Cambridge。
Heffers 是位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正门对面的一家很大的书店。我就是从那里购得了这本企鹅原版的《小于一》。时间是1998年8月23日。那距离现在已经将近六千个日日夜夜的日子距离1996年1月28日也已经将近两年零七个月了。1996年1月28日是《小于一》作者的忌日。从那一天开始，他的朋友们就要“用过去时来谈论”他了。伟大的英语诗人希尼在他动人的悼词中写道，用过去时来谈论自己这位精神世界无穷大的朋友“就像是对语法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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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写下了一篇很短的“悼词”，那里面充满了懊悔和自责。那时候，我刚刚开始重返文学的艰苦旅程：距离《遗弃》的“再生”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距离《出租车司机》的“受精”还有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候，在现在连没有文化的人都知道我的深圳还没有任何文化人知道我的存在。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还只能“用将来时去谈论”。在这样的背景下，题为《与布罗茨基无缘》的“悼词”当然不会因为作者的名字而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我懊悔和自责的是一次无法挽回的错过。前一年在欧洲旅行路过波恩的时候，刚走出火车站，布罗茨基演讲的海报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当时激动无比，感觉那就像是一种“缘分”。但是仔细一看，演讲的时间在两天之后，而我的行程只为波恩留出了一个晚上。犹豫了一天之后，我还是没有为“缘分”改变原来的计划。因此，我的“悼词”中出现了这样自责：“在波恩盘算行程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料到五十五岁的布罗茨基竟会在几个月之后匆匆中断他的人生旅程。与布罗茨基无缘成为一种教训。从此，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与精神的约会。”
就在这篇“悼词”发表不到一年之后，我又错过了另一次“与精神的约会”。
我后来为那次错过也写下了一篇类似的“悼词”。在那篇题为《与王小波的邂逅》的“悼词”中，我这样引用《与布罗茨基无缘》中的懊悔和自责：“人生无常，任何人都不能确保‘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也常常是无法兑现的承诺。你神往的人顷刻间就与你对立于生死两极了。不能相遇使没有相遇变成被剥夺了上诉的宣判。”
与这两次错过相关的人与事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最让我感叹的是死神激进的枪法：它两次瞄准的竟是同样的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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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当然无法取缔“与精神的约会”，就像流亡不能摧毁“精神的家园”一样。布罗茨基的心脏被死神击中了，但是，他留下了《小于一》，无穷大的《小于一》。那是一个不朽的宇宙。那是人文精神的家园。
1964年3月，也就是在我出生前的一个月，不到二十四岁的布罗茨基在经过半年闹剧似的审判之后，被苏维埃政权以“寄生分子”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在一个极权国家，这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的判决。有谁会去想象它的后果呢？又有谁会想到它的后果呢？……好像只有阿赫玛托娃那样的诗圣才具备与未来合拍的想象力：她在审判开始的那一天就已经意识到了克格勃正在参与创造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将这一判决当成是布罗茨基流亡生涯的开始，因为它确认了诗人与政权之间的对立。八年之后，苏维埃政权终于对维持这种对立失去了兴趣：布罗茨基因此被正式驱逐出境。他的流亡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他已经有很大的资本。在外面的世界里等待他的除了鲜花和顶级的媒体之外，还有奥登这样的伟大人物……但是他听不懂他的语言。而那是在外面的世界里最具霸权的语言，是能够决定他流亡生活格调和质量的语言。
就在布罗茨基被正式驱逐出境之后，他最著名的同胞同行也走上了流亡之路。这表面上对布罗茨基当然不是好消息，因为在冷战的棋盘上，这位属于父辈的同胞小说家的威力远非任何诗人可比（注意：诗高于小说是布罗茨基一贯的观点）。而实际上，这对布罗茨基是最好的消息。它敦促他迅速走出冷战混乱的残局。它敦促他走进无穷大的精神的宇宙。
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写道，他之所以选择用英语写作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那是奥登（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和哲人）的影子。同样，我相信，他的这一选择也是“为了逃避一个影子”。那就是他最著名的同胞同行或者说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子。整部《小于一》中有多篇（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向同胞同行致敬的文字，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他那位最著名的同胞同行，而且“索尔仁尼琴”这个符号一次都不曾出现（或者只出现过一次？）。这当然是作者不会有任何懊悔和自责的错过，它传达的是一种倔强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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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有没有终点？或者说，除了消亡与死亡之外，流亡还有没有其他的终点？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问题。反串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家的调侃，我会说，这个问题表面上的答案完全掌握在“只会掷骰子”的上帝的手里。
上帝为布罗茨基单独掷出了一次这样的骰子：来到西方的时候，布罗茨基的头脑中只存有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可是仅仅三年之后，他就开始用思想精锐和诗意浓密的英语随笔炫耀自己的文学天赋。《小于一》中最早的作品写成于1975年，最晚的作品写成于1985年。这是不可思议的十年。它不仅向我们展现了高古的巴洛克趣味，还向我们展现了抵达和占据世界上最具霸权的语言中心最不可思议的速度。1987年12月10日，四十七岁的布罗茨基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颁奖词中“思想清晰和诗意浓密”的赞美当然针对的是他居高临下的英语随笔。一个关于流亡的问题接踵而至：流亡者被带上桂冠的时刻是不是就是他流亡的终点？
上帝还为冷战背景下所有的流亡者掷出了这样的骰子：二十世纪最神奇的圣诞节出现了。1991年12月25日，表面上比所有这些流亡者加起来都要强大无数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停止了呼吸。这是正寑还是夭折，需要历史学家去辨析。但是这一变数马上将死者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制造的大大小小的流亡者同时推到了哈姆莱特的疑难处境。他们的问题随之而变：从能不能回家变成了要不要回家……而另一个关于流亡的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政敌的死亡是不是就是流亡的终点？
看看与布罗茨基地位最接近的两位流亡者的选择：同为“美国公民”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将近五十岁（1960年）的时候开始流亡生涯，当时柏林墙还不存在。而在柏林墙被推掉之后（1989年），他第一时间就回到了波兰，并且最后（十五年之后）也在那里寿终正寝（注意：米沃什通晓多种语言，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而拒绝成为“美国公民”的索尔仁尼琴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被逐出“家”门的时候已经五十六岁。1994年，在驱逐他的政体分崩离析三年之后，他结束自己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了莫斯科，并且最后（十四年之后）也在那里入土为安（注意：索尔仁尼琴始终没有学好英语，也无意学好英语。他既憎恶姓“社”也憎恶姓“资”，对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持同样激烈的反对态度）。
再想得远一点，马上就会想到另一位进入了西方主流的流亡者，因为苏维埃政权的诞生而失去了家园的纳博科夫。如果他活到了93岁，是不是也会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死亡而产生回家的冲动？
最平庸的想象都能想象出“家”的温暖。这些明星流亡者的回家当然都是凯旋的盛典。等待他们的当然都是美不胜收的场面，包括络绎不绝的美言、美人、美食和美酒。但是，五十一岁的布罗茨基拒绝了最平庸的想象，就像《小于一》拒绝了所有的陈词滥调一样。
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流亡并不仅仅是将布罗茨基带进了与地理上的家相去甚远的另一个地理上的归宿，而是将他带进了超越时空的精神的宇宙，无穷大的宇宙。他因此不需要回家了。他因此也回不了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无穷大的《小于一》让布罗茨基回不了家了。
布罗茨基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犹太人，一个俄语诗人，一个英语随笔作家，当然我还是美国公民。”他的描述隐瞒了他的犯罪记录：他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罪犯！他的流亡生涯开始于他被驱逐出境之前。甚至可以说，他其实从来就没有“家”。《小于一》中的最后一篇写的是他曾经在圣彼得堡住过的“一个半房间”。那略大于一的房间不是他的“家”，而是他流亡生涯的起点。
当“家”门大开的时候，布罗茨基选择了继续流亡。这不是能够延年益寿的选择。继续流亡五年之后的一天，他遭遇了死神的偷袭，倒毙在曼哈顿的寓所里。相比之下，与他处境相似又年长如父辈的那两位流亡者最后都在“家”里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1996年1月28日是他的忌日。而他早已为自己流亡生涯选定的终点是与《小于一》的巴洛克风格非常接近的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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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回家却拒绝回家的那五年应该是布罗茨基一生中最迷惘的五年，因为“思想清晰和诗意浓密”的八十年代已经彻底过去。《小于一》属于那样的时代，而且有可能只属于那样的时代。它是无穷大的苍穹，渴望着仰望星空的沉静、庄重和虔诚……世界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迅速扩散，它变得越来越扁，越来越轻。
这是信息的世界、技术的世界、娱乐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那崇尚古典、崇尚秩序、崇尚力量的巴洛克美学有什么位置？
布罗茨基与巴洛克的关系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一般的读者不容易也不需要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布罗茨基美学中的许多高贵品质是需要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去感悟的，比如思想与诗意的和谐与交融……那就如同天衣无缝的性爱：每一个细节中都荡漾着推波助澜的激情，每一阵沉默中都簇拥着含苞欲放的生机。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布罗茨基用他的美学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我相信这完成就是上帝将骰子掷给他的用意之一。他不遗余力地整理被暴政摧毁的俄罗斯诗歌遗产，让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变成了在世界上最具霸权的语言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去读《哀泣的缪斯》吧，去读《文明的孩子》吧，去读《一首诗的注脚》吧，去一遍一遍地读这些不朽的追忆和沉思吧……想想看，有哪一位中国诗人对同时代的同胞同行会有如此的情怀和敬意，以及如此精湛的解释力？
还应该去读《涛声》（我更愿意将The Sound of the Tide直译为《潮水的声音》 或者《潮水之声》，这样会留下对海岸和沙滩的联想）。这一次，布罗茨基将激情投向了“英语世界最好的诗人”。这位黑人诗人不会像他的那三位同胞同行一样受到权力的摧残，但是他已经受到了“黄蜂” 的阻截（注：简缩词WASP指称占有话语权的中上层白人，它正好与wasp即“黄蜂”一词同型）。布罗茨基用毫不妥协的语气增援“潮水的声音”：“你们有你们的上帝，我们有我们的沃尔科特。”
在他动人的悼词中，希尼赞美布罗茨基“不可摧毁”的原则性。那坚硬的原则既是《小于一》作者人格的力量，又是他美学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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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下午4点30分，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场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七位评委现场终选“年度十大好书”的投票结果。我在现场。我的《空巢》在大屏幕上。这并不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小于一》和《奥登诗选：1927-1957》也同时出现在大屏幕上。
我不相信现场的其他人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不相信现场的其他人会与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三本书有同样的关系。与《小于一》一样，《奥登诗选：1927-1957》也是我长年摆放在床头的书。这本Vintage1975年原版的旧书是我十年前在住处附近的一座小教堂地下室的二手书市上花一个加元（约合人民币五元五角）买到的（它里面还有前一位主人留下的大量的笔记）。与《小于一》一样，它也是我经常在临睡前翻读的书。我的《空巢》能够与这两本贴身书的译本一起在深圳成为“年度十大好书”当然会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还有另一个理由。三年前，《上海文化》杂志社为了编一本关于城市的随笔集，请我推荐“必选”的原文。我马上就推荐了《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我说它是我读到过的关于城市的最深刻的随笔。当然，我提醒编辑说这也是一篇露骨的作品，有可能遇到审查的麻烦。它果然没有获得通过审查。那部关于城市的随笔集里结果就没有包括“关于城市的最深刻的随笔”……没有想到，仅仅三年之后，《小于一》的全译本都居然成功地进入了图书市场！这是中国的现实，还是中国的魔幻？这当然会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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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译本”？……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强调。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首先，“无穷大”是不可能“全”的，这是逻辑上的常识。其次，“译本”也是不可能“全”的，因为翻译就是一种丢失的过程，这是翻译的天性。“无穷大的《小于一》”将这两种不可能加在了一起，当然就更不可能“全”了。
关于翻译，我说过一句玩笑话，一句狗屁不通的玩笑话。我说：“有值得信赖的译者，但是没有值得信赖的译本。”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译者应该有最大的宽容，而我们对译本应该有基本的怀疑。我的意思还包括在翻译的问题上，我们根本就无法去强求内容上的“全”，也不必去追求形式上的“全”。
一个典型的例子：简单到Prose这样一个词的翻译就不可能“全”。每次与说英语的人说起自己是作家，都会被追问是写什么类型作品的作家。我的回答就会用到Prose这个词：我是写Prose的作家。对方哪怕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马上也就会明白，我是一个“小说家”。但是，Prose这个词的正确翻译却是“散文”。在《小于一》中，布罗茨基用一整篇随笔来讨论诗人茨维塔耶娃的Prose写作（甚至让Prose一词出现在标题中），这就给汉语翻译出了大难题。他专门列举的写Prose的作家纳博科夫、托尔斯泰以及托马斯·哈代等都是堂堂正正的“小说家”。他特别分析了诗人的戏剧作品《卡萨诺瓦的结局》，那当然不是汉语概念里的“散文”。他还如此罗列Prose这种体裁的“每一种形式”（every form of it）：“短篇小说、故事（tale）、长篇小说”。这里没有“等等”之类的省略标志，也根本就没有包括汉语概念里的“散文”。所以，将Prose正确地翻译成“散文”自然就会让译文出现不少的逻辑错误。的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小说”来替换这篇随笔中的“散文”，译文都会显得“达”一点、“雅”一点。但是，这样的替换可能马上就会激起内行的不满以及假内行的围攻，因为那是明显的错译啊，那会让译文不可“信”啊。翻译就是这样的尴尬！就是这样的尴尬！
所以，对于译者，我们不要去求“全”责备。而对于译本，我们也不必委曲求“全”。看不懂的段落跳过去就好了，不感兴趣的篇目翻过去就好了。只要你有对生命的悲悯，只要你有对文学的敬意，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比如《论独裁》吧。突然，你就会被布罗茨基美学的魅力抓住：它开始会让你毛骨悚然，它最后会让你心明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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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移民加拿大的时候，《小于一》以及在它之前不久（1998年7月18日）购于牛津大学Blackwell’s书店的《论忧伤和理智》（布罗茨基的另一本随笔集）是我随身携带的少数几本图书中的两本。我当时主要还是将它们当成护身符，因为“一种我们称为流亡的处境”（借用《论忧伤和理智》中一篇随笔的题目）开始了，我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迷茫……没有想到，护身符后来竟变成了“工具书”：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最老的全日制学生”的工具书。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要留出二十分钟时间，翻读几页《小于一》或者《论忧伤和理智》，否则我对即将在考试过程中完成的论文就会没有把握。而到研究生阶段，就没有随堂的考试了，论文都在家里完成。这两本书仍然是我的工具书，尽管我论文的内容与它们根本扯不上关系。它们是我的楷模。它们给我的是精神上的支持，美学上的支持，道义上的支持……我在布罗茨基完成《小于一》的年纪变成了英语系里最优秀的学生。我的论文不断获得教授们的赞扬和惊叹。当教授们对自己最老的学生“高雅”文体的出处表示好奇的时候，我不会想到自己的天赋以及自己在母语里长时间的训练。我的回答只会是：我受益于英语世界里最好的随笔作家，那位三十二岁还不懂英语的英语世界里最好的随笔作家。
与布罗茨基还有另一种“缘分”。不记得是在购买《小于一》的那一次还是随后的一次去英国。有一天，在离著名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不远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本新上市的布罗茨基访谈集。这当然是一种滞后的声音，因为受访者已经去世几年了。我随意翻了几页，居然翻出了一阵浓烈的乡情。在一篇访谈里，布罗茨基谈起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口味。他说他特别喜欢吃辣。采访者马上就提到了纽约的一家四川餐馆，问他是不是常去那里。布罗茨基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他常去的是一家湖南餐馆。他接着说四川的辣不算什么，湖南的辣才是真正的辣。我一直有点得意这一种“缘分”：《小于一》的作者原来与我有类似的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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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冷战政治的受害者，布罗茨基对一切将政治与文学纠绕在一起的行为和观念都非常反感。在他看来，所有的那种纠绕，不管它来自哪个方向，都是对政治的纵容、对文学的贬抑。他曾经用调侃的语气说“政治（politics）和诗歌（poetry）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最初的两个字母相同”。这与纳博科夫“国家元首的肖像不应该超过邮票大小”的说法有类似的旨趣。坚定不移地站在文学的立场上，绝不让庸俗的政治玷污高贵的文学，这就是布罗茨基“不可摧毁”的美学原则。这原则也是整部《小于一》的根基。
《小于一》是一本“无穷大”的书，我每次翻开它都会有新的发现，对它的容量、它的深度以及它暂时的边界的新发现。这“无穷大”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作者从孩童时代就已经将自己与代表着群众和平庸的“一”分开，占据了有利的视角，“小于一”的视角；二是作者将自己全部的思想都聚焦于无限与有限的关系，并通过这个焦点识破了历史中所有的伪装和烟雾：权力是有限的，政治是有限的，独裁者的寿命是有限的……而文学是无限的，思与诗的美是无限的。
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布罗茨基曾经反串首次登月的宇航员，称那由《小于一》带来的荣耀对人类只是一小步，对他自己却是一大步。现在，《小于一》来到了中国。现在是中国的读者需要跨出自己这一步的时候了。不管是大是小，我希望这是踏实的一步，而不是浮夸的一步。我的意思是，大家必须静下心来，盯住段落，盯住句子，盯住一个一个的词……盯住词后面更“小”的意义。只有这样，《小于一》无穷大的宇宙才会向我们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