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登为《埃德加·爱伦·坡：散文、诗歌和“我发现了”选集》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于坡未能充分发挥作为评论家的全部潜能表达了某种遗憾：“他的许多最出色的评论永远不会被广泛阅读，因为它们湮没在对无聊作家的评论中。”原本坡用来消化最粗砺难咽食物的批评胃口不得不被迫以文学稀粥为食，随后奥登列举了一长串坡的评论对象，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学浪潮所吞噬，当今没几个读者读过它们。作为反证，奥登列举了坡最忠实的拥趸波德莱尔的批评对象——德拉克洛瓦、瓦格纳、雨果等等，奥登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一流的评论家需要一流的评论素材。一件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由富有表现力的词句和丰富的意旨构成，面对这样的作品，批评家才有更多腾挪的空间施展自己柔软灵活的身段，否则批评家只能无奈地给予拙劣的作品以粗暴的批评，而这在奥登看来除了展示评论家的虚荣心之外，一点好处也没有，在那篇流传甚广的奥登代表性文章《论阅读》中，他呼吁评论家对坏作品要保持沉默。
事实上，《论阅读》和另一篇优秀之作《论写作》大概是奥登的批评性文章最早译介到中文世界的，1987年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编选的两卷本《二十世纪文学评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中文版，在下卷中就收有《论写作》。这两篇精彩的文章连同查良铮翻译的战时组诗，令一帮对西方文学如饥似渴的中国年轻的写作者对奥登充满了敬仰和想象。此后二十多年只有几份杂志对奥登作品偶有译介，因此直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的这套五卷本文集，才使得奥登在中文世界拥有了一个较完整的形象。这套文集还在出版过程中，两本评论集中《染匠之手》里的文章写作时间更早，但因为出版流程问题，反倒是收录奥登较后期文章的《序跋集》先行出版了。《序跋集》收入四十六篇序言、导言和书评，最早的《从奥古斯都到奥古斯丁》发表于1944年9月25日《新共和》杂志，最晚的评论奥登多年同性伴侣切斯特·卡尔曼诗集《郑重其事》的《重要的声音》发表于1972年3月号的《哈泼斯杂志》，其时奥登已经65岁，到次年的9月29日即病逝于奥地利维也纳。
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怀揣对《论阅读》和《论写作》的美好印象来看《序跋集》，有所失望是难以避免的。戴维·洛奇眼光犀利，两卷本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选入的批评家都是英美最出色的，每个人不过收入一两篇文章而已，自然都是各自最出色的。《序跋集》的文章固然水准有所参差，但总体而言少有超越《论阅读》和《论写作》的。这使我们不免遐想，也许在《染匠之手》中有更多出色的篇什，写作《染匠之手》里的那些文章时，奥登更年轻也更有野心。对于书评之类的评论性文章，奥登原本就不是那么看重，他曾说过写诗是因为热爱，而写文章则不然，是受人委托，为稻粱谋，尽管对自身并不是毫无要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迹象表明，奥登对于批评性文章的自我要求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比如《序跋集》中最后发表的《重要的声音》，蔡海燕在中译本序言中就直言“颇有难以卒读之感”，我亦有同感。这篇文章是评论奥登的同居好友卡尔曼的诗集《郑重其事》，卡尔曼的诗才从文中引用的片段看是极为平庸的，奥登大概也很少写这类言不由衷的文章，他写得累我们看得累，比如：“我自己很难理解这首诗，但我肯定不是因为作者无能才造成这种阅读困难。”我们的感觉是，也许奥登骨子里是其实是认为作者无能的，只是在情感上不愿承认罢了。又如：“可是我也相信没有读者会理解不了那首迷人的《身体向灵魂的控诉》，很明显，那首诗以马维尔的诗为基础，但绝不是模仿之作。”句子后半部分的辩解显得软弱无力，言不由衷。所以到文章末尾，当奥登断言“在我看来，《非洲大使》是近二十年来最具独创性、最重要的诗歌之一”时，根本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情感，奥登给卡尔曼写这篇“吹捧”文章或许可以得到读者的谅解，但是这篇文章无论如何不该收入有点盖棺论定意味的两卷本文集中（要知道奥登全部散文有六卷之多），如果再苛刻一点，奥登根本就不该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在《序跋集》中像这样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但正因为它太过刺眼，所以要首先谈它。
阅读的失望来自于过高的期望，同时也来自于对比。在看《序跋集》时，我不止一次想起艾略特和希尼的名字，后两位诗人都是英语世界里兼具诗人和批评家身份的，甚至有不少人将艾略特和奥登相提并论，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美国诗歌由于艾略特加入英国籍所失去的，由于奥登赴美并加入美国籍而弥补回来了。仅就《序跋集》里的文章来看，我的感觉是艾略特和希尼的评论要比奥登的评论更出色一些。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奥登自己强调过的“一流的评论家需要一流的评论素材”，艾略特和希尼的评论文章多半围绕诗歌展开，较窄的出口为文章的深度提供了可能。反观《序跋集》里的四十六篇文章，从主题上来讲铺得太开，涉及诗歌、小说、音乐、历史、社会学、医学等多种领域，这固然反映出奥登旺盛的阅读胃口，但指望一个人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做到精深的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书的末尾，我甚至惊奇地看到一篇有关《饮食的艺术》的书评《生活的厨房》，在文中奥登大谈食谱、罗宋汤和咖喱鸡，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说法，比如：“厨艺差劲是男人的特点，这是因为男性想象中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往往把自己想象成女人，幻想什么样的饭菜能够诱惑自己，这是他们做饭的方法。”但是由奥登来谈这些，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或者说是有点离题了。也许在写这类文章时，奥登想到的是英国随笔传统，像切斯特顿这样的随笔作家，随便拿起一个题目就可以写出一篇妙趣盎然的美文，但是这方面又不是奥登所长，以随笔的标准比，奥登这类文章和切斯特顿也是有差距的。
《序跋集》中类似的文章还有有关美国职业登山家大卫·罗伯茨的著作《黛博拉山》的书评，有关英国生物学家及脑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的著作《偏头疼》的书评，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及自然科学作家洛伦·艾斯利的著作《意想不到的宇宙》的书评，有关博物学家罗利斯·J·米尔恩与玛丽杰·米尔恩夫妇的著作《动物与人的感官》的书评，诸如此类。这些文章孤立地看，都是不错的随笔，都是建立在仔细阅读基础之上，行文不乏诙谐和机智，
但是和我们对于奥登的期望相比还是存在差距。也许因为生计问题，奥登太需要这些稿费了，对于美国那些稿酬较高的报刊约稿做了妥协，但还是那句话，这些文章原本不用收在两卷本的精选散文集中。
好在《序跋集》是一本厚书，译成中文有37万字，剔除这几篇较弱的文章，优秀之作仍旧占据了全书的大多数篇幅。意料之中的是，《序跋集》中的优秀文章主要涉及三大主题——文学（以诗歌为主）、艺术和宗教。在诗歌写作上奥登倾注大量心血，他自己也是公认的英国乃至世界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奥登谈起诗歌很像是手艺高超的匠人谈起自己隐蔽的心得，往往能切中肯綮。在《序跋集》中，奥登评论过的诗人包括莎士比亚、蒲柏、爱伦·坡、丁尼生、豪斯曼、卡瓦菲斯、霍夫曼斯塔尔、吉卜林、瓦雷里、柯尔斯坦。在这个行列中，只有柯尔斯坦的文学地位尚存疑问，尽管奥登在文章中为他的诗集在出版商和公众那里迭遭冷遇鸣不平，声称《一个一等兵的诗》是不久前那场战争的写照，并且不顾批评的忌讳，用最高级的形容词给这本诗集下评语:“这是目前为止我所读过的最可信、最动人、也最令人难忘的一本战争诗集。”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奥登的这篇书评显然对柯尔斯坦文学声誉的提升帮助不大，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遑论读他的诗集。另外的有关诗人的文章也和一般的诗评不一样，奥登始终谨守书评的逻辑，除非他所评的书是一本诗集，他才会较多的从诗歌文本分析入手，但是如果这本书是一本书信集，例如《A·E·豪斯曼信札》、《理查·斯特劳斯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通信集》和《奥斯卡·王尔德书信全集》，奥登就会从书信的内容展开他的评论，这时候对于诗人生平经历的描述将占据文章的中心，而对于他们诗作的评论往往是附带的。
奥登这样处理，一方面是书评写作的内在要求使然，来自书评报刊的约稿给书评人提供了写作一篇批评性文章的恰如其分的借口，同时这个约稿里显然也隐含有要求——就是文章得围绕书本进行，你可以借题发挥，可以触类旁通，但总不能离题太远，也就是说这种约稿本质上要求一种客观性，对于写作者通常容易泛滥的自我是一种有效的抑制。另一方面，奥登对学院派功架十足的论文向无好感，在《染匠之手》的序言中，他曾坦率批评过这类文章：“在我看来，有完整体系的文艺批评却是没有生气甚至是虚假的。我在重读自己所写的批评文字时，只要可能，就把它们改成札记的形式，因为我自己作为读者时，也宁愿看一个批评家的札记而不愿读他的学术论文。”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书评这种相对开放的文体对奥登来说正好是摆脱学院论文体的一种方式。书评不需要像学院论文那样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论题和看法，只要和书相关，随便扯一个线头就可以继续下去，一个话题说完也可以很便利切入下一个问题，书评对于文字内部的逻辑要求要远小于学院派学术论文，当它再松散一些就是奥登所喜欢的札记形式了。尽管书评这种文体有一种内在的低调，但在奥登看来未必就不如学术论文——哪怕在学术价值上。好的书评在拉拉杂杂的叙述中经常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发现，真知灼见最真实的呈现往往就是灵光一闪，拉开功架的集团军作战，倒往往收获的是虚无和虚荣，这在批评性写作中是常有的事。
基于这样的认识，奥登哪怕在给几本诗集撰写序言或者书评时，也是以他所擅长的随笔笔调展开的。在给威廉·伯顿编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撰写的序言中，对于那些大费周章想要臆测这些十四行诗到底为谁而写，以及写作的确切时间的努力，奥登表达了不屑：“我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那种错觉，即以为假使他们成功，假使那位朋友、黑女郎、情敌等人的身份能被确定无疑地查实，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诗歌本身的理解。”事实上，这是奥登诗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他在数篇文章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及过这一观点，即诗歌的水准和诗人的生平经历没有必然联系，任何试图从诗人阅历中寻求理解诗歌的钥匙，都将注定以失败告终。这个观点很接近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文学批评界的“显学”新批评派的观念，新批评正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他们精细入微的纯文本解读，而对于体系化批评的反感和警惕，使奥登刚刚和新批评会合随即又分道扬镳。奥登强调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但并不死守于文本，他仍然会以他的方式提及诗人的生平、诗歌的个人和时代的背景、诗歌接受的历史等等，同时他也很警觉，时不时会强调所有这些和诗歌文本疏离又复杂的关系。
某些细读式批评唬人之处在于，文本分析引经据典头头是道，高屋建瓴逻辑缜密，可是所评诗作却是一首拙劣之作。事实上，最好的批评实质在于某种不容置辩的判断力，它给出高见同时又具备神秘的说服力。在状态好的时候，奥登当然具备这个能力：“在通读这154首十四行诗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49首从头至尾都堪称完美，余下的多首有那么一两句让人印象深刻的，但还有几首若非出于责任感则不忍卒读。”这是一种权威的声音，但到底是哪49首完美，哪些糟糕到不忍卒读，奥登并没有列举出来，也没有给出这么判断的理由。如果是学术论文，这些恐怕都是破绽之处，但对于随笔式的书评，只要整篇文章有整体上的说服力，那么也就会给这样的判断带来某种信服感——至少是信服的氛围。如果奥登真把这些诗分门别类列举出来，再老老实实给出理由，这篇文章也就不用看了——其冗赘和枯燥是可以想象的。对于批评性随笔，行文的优雅和见识本身是决定性的，对于见识的证明——和人们想象的相反——其实真没那么重要，因为它所批评的诗作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明，二流批评家恰恰在这里颠倒了主次。
在这篇长序中，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奥登对于技巧的强调，他一定同意庞德那句名言：“技巧考研真诚。”同时，这也使奥登再次向新批评派靠拢。这并不奇怪，最好的诗人和批评家其实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说着同一句话，而拙劣诗人说的话那才叫千奇百怪呢。奥登的表述没有庞德的那么精炼，但好在清晰，而且避免了新批评批评家经常犯的毛病——冗赘。“那些表达强烈情感——无论是爱慕、愤怒、悲伤还是憎恶——的十四行诗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莎士比亚娴熟的技巧，倘若没有修辞手法提供的限制和间离，强烈和直接的情感产生的可能不是一首诗，而是一份令人难堪的‘人类档案’。”这立刻让我想起当代汉语诗坛里的那些洋洋自得的“人类档案”，当然是在前卫和先锋旗号的掩护下。
关于试图从诗人生平理解诗歌的批评家的抨击言犹在耳，紧接着在有关蒲柏的评论《文明的声音》中，奥登的语气却发生了变化，之前的严厉变成了犹疑：“一般说来，了解艺术家的生活，未必就能理解他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蒲柏却是个特例。”因为蒲柏许多优秀之作属于应景之作，更多地和蒲柏生活中的敌友有关，不了解这些人物也就很难更好地理解蒲柏的作品。奥登给出的理由自然有道理，但是批评家在不同的文章中给出貌似相左的意见却并非罕见，只是这两篇文章在《序跋集》中恰巧排在一起（事实上两篇文章写作时间相隔五年），显得比较突兀。在这一点上，我是理解奥登的，因为任何批评观念都是对一般情况的归纳，文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突破陈规的冲动，在于它的“意外”。小批评家手里批评的规条往往是僵硬的，而出色批评家批评的规条则有柔软的一面，可以充分考虑到批评对象的某种特殊性，并以这种包容的方式捍卫批评立场的坚定，而不是相反。用奥登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评论家，无论他的语气多么狂傲，都不会真的企图规定关于艺术的永恒真理；他总是能言善辩，与同时代人所持的典型误解、愚见和软弱作斗争。”
基于此，我们在奥登的文章里可以读到蒲柏和他所钟爱的玛丽·沃特利夫人关系疏离的原因：“一说玛丽夫人从蒲柏母亲处借了两床床单，一时疏忽，脏兮兮的就拿来还了；一说蒲柏不等时机成熟就疯狂示爱，她当场哈哈大笑。”也可以看到蒲柏和伏尔泰会面时的情形，看到蒲柏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可看到蒲柏如何逃过三次死劫。蒲柏的这些生平趣事轶闻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但在和蒲柏诗作联系方面奥登做得还不够，那么这些轶闻大概只能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奥登特别推崇蒲柏的《秀发遭劫记》，而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对于人们一贯误读的批驳：“把蒲柏最好的作品和浪漫主义诗人包括华兹华斯最好的作品比较一番，会发现以普通人的对话风格写作的正是蒲柏，而浪漫主义诗人们使用的则是‘诗性’语言。”但多少年蒲柏倒被假想为敌人，那种使用真正人的语言的诗人之敌。在有关丁尼生的评论中，奥登亦有创见，他把丁尼生和波德莱尔作比较，认为这两位表面看来大相径庭的诗人在精神层面却有高度的相似性。“波德莱尔认为艺术是超越善恶的，这很明智，丁尼生则是个傻瓜，他花力气去创作宣教理想的诗歌。但是丁尼生认为超越善恶的艺术不过是次要的游戏，这一点不错，波德莱尔则成为自己自尊心的受害者。”
从《序跋集》的文章里，我们还知道奥登喜欢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作品：“如果我不知道卡瓦菲斯，那么我写的一些诗就会大不相同，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写。”而豪斯曼是一位出色的二流诗人，“即使我现在不常翻读他的诗歌，我也要感谢他，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他曾给予我那般的快乐。”虽然“吉卜林的历史想象力饱受赞誉”，但是奥登给予吉卜林诗作的好评有点强，“他的每一首诗都受限于一种情感。”奥登对瓦雷里过度的矜持有所调侃，但对于瓦雷里随笔冥想的深度则高度评价，甚至文章标题直接就是《一个智者》。但综观全书，奥登将最高的赞美献给了歌德，“他处理各种诗体，无论是俗诗谐曲，还是抒情或肃穆的诗歌，都游刃有余。”《序跋集》里有三篇文章评论歌德作品，分别是为《少年维特之烦恼》英译本撰写的序言《维拉与诺维拉》，为《意大利游记》撰写的导言，为《歌德：交谈与会面》撰写的书评。三本书都不是歌德的诗集，但对于歌德诗歌作品的评价是难以避免的，奥登推崇歌德的两部《浮士德》、《赫尔曼与窦绿苔》，但他更偏爱的是《罗马哀歌》和《西东合集》。因为所评三本书都不是歌德诗集，奥登在文章里没有对歌德诗歌展开评论，他一如既往对从书本出发，对歌德的意大利之旅背后的情形做出某种推测和分析，对于歌德与人交谈交往的方式从心理层面做出分析。但我们不难看出，奥登对于“个性特别复杂”的歌德推崇到近乎迷恋的地步，很显然歌德诗句在推动这种迷恋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其实涉及到批评源头的那种出自直觉的神秘的热爱，批评家随后貌似冷静甚至面面俱到的分析不过是给最初的热爱勉强寻找理由罢了。卓越的诗人批评家通常都知道审美这最初的靠近直觉的源头，这使他们在从事批评写作时总是能将身段放得更低，他们更看重自己作为诗人的地位，批评家身份他们多半不那么在意，有时候这样的心态反而有利于呈现批评神秘的那一面。而没有太多创作经验的学院批评家则有可能过于看重自己掌握的“批评规律”，并将之奉为圭臬，最终却反而离题千里了。
总的来说，奥登是一位温和的评论家，这一方面体现在他所评论书籍宽泛的程度上——有些书籍要是换了个性强一点的批评家估计是不会理睬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文章的风格上，奥登一般不会激烈的表达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也不会像庞德那样以不容置辩的语气给所评对象下最后的盖棺论定，甚至在这方面他比艾略特还要来得温和，想想艾略特对于整个浪漫派诗歌的厌恶，我们在奥登的文章里找不到相同程度的厌恶。奥登始终将他所评的书放在文章的中心位置，这是杜绝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是风度的体现，但也是以文章力量受损为代价的。宽容对于批评家未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品质，但对于诗人也许是，某种隐蔽的同情心将会给诗句打上柔和的光泽，那大概正是事物得以永存的保鲜膜。到这里，我说得够清楚了:奥登是一流的诗人，但可能还算不上一流的批评家，如果你对他的文章有所失望，或许可以从他的诗句中找回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