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静 译
和每一个站在这里、不配为毕希纳解鞋带[1]的人一样，我感到很难张开嘴，用一篇致辞来表示感谢。说什么好呢？最好说些离我们很近的东西，对于我，或许对于您也很近的东西。
在小说《棱茨》[2]中，棱茨回顾自己一生后说“前后一贯，前后一贯”，当有人跟别人说：“不一贯，不一贯”时，那么这几个字就会在他的精神上造成一个永远无法克服的精神错乱的裂口。
一贯，即一致性——如您所知，女士们先生们——几乎向来都是可怕的东西。而轻松、缓和、生动的东西都伴随着不一致。一致性，即一贯性是分裂的产物，这种分裂对于棱茨来说贯穿于整个世界，并且使得他悲哀地摇头拒绝所有出于好意对他说的话。正如我们也知道的，这种一致性不仅仅通过个体的身体和精抻“意外”得以呈现。意外：一个奇特的词语，它被毕希纳用来解释棱茨的病。请您让我们坚持这个想法。疯癫也可以由外部感染一个个体，这要远远早于一个人由内向外的发疯。在我们所熟悉的场景中，在这个时代的遗产中，疯癫会踏上回来的路。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在你们这个有着许多意外的国家，这些意外就像所有的意外那样，基本上没有被诊断过；但是，它们会时而通过视觉与听觉宣告自己的存在，让人遭受它们带来的梦魇和其一致性。
请您不要误以为我只是凭着一些印象在这里放言高论。我也许有一些印象，但我怎么会只信赖它们呢！我谈的是一个地方——不是达姆施塔特，也不是黑森——我不想有一指加诸于此类。我谈的是一片地域，由于某种特殊情况它成了一座不再供使用的城市，一座被称之为“分裂”的城市。分裂：这是一个特别的、多义的词语，它有很多内涵，也包括了很多想法。它听起来像：手术、可能的术后创伤和极少的致命后果。如果是和意外相关的话，那么必然还包括复发性、间歇性、顽固性，以及总是出现新的意外。柏林的创伤——其历史原因大家都知道——不能被神秘化，也不能被提升至成为某种象征的高度。它造成了一种疾病的状态，造成了多种病态的一致，这些都引起疾病的发生。这种状态会迫使某个人头朝下走路[3]，使得这个轻易地被报道百遍却难以了解的地方，能够发出自己的消息。传送消息的是一个并不熟悉此地的人——这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他的描述对于自己是完全恰当的，却不符合实情。但是，描述需要极端化，而且是出于必要。
它是萨洛提巧克力厂后的十座房子，是舒尔特海斯啤酒厂前的几座楼，是德国商业银行附近的五个红绿灯，它不是柏林金德尔巧克力店；它是窗边的蜡烛，是有轨电车的一边，也是静默时刻，是前方的一个岔道、一个十字路口；它不那么远，也不那么近。它是——猜错了——一件事情，却不是一个物品；它是白天，也是夜晚；它被利用，它是身在其中的人们，也是其周围的树木；它可以是，但不必是，它应该是，但不必是；它被扛起、被交付，它用脚先行；它有蓝色的光，无事可做；是的，它显现，被放弃；它是现在和很早以前，是一个永久的地址，是走向死亡，它走来，越来越近，它是某种东西——在柏林。
在柏林，所有的人都被吸油纸包裹着。这是五月的周日。无数的啤酒瓶一直堆到万湖[4]里，许多瓶子漂浮在湖面上，被汽船激起的波浪推到岸边近处，这样男人们就可以再次把它们钓上来。男人们赤手空拳打开啤酒瓶，握住盖子一下拔出来。一些人在树林里心满意足地大喊：我们成功了！吸油纸里的女人是让人同情的。有一些人倒是可以钻出来，穿着油腻腻的衣服坐在草丛里。接着，病人们也被允许走到户外。我们这里的病人怎么这么多啊，夜班护士一边说，一边召回站满阳台的病人，他们浑身湿透，哆哆嗦嗦。夜班护士看得明白，她了解阳台的事，一把抓住他们，扎了一针。针尖越扎越深，扎入到床褥里，病人再也不能起身了。最后一班客机飞进来，该喝药了，然后必须安静；后来，他们几乎再也听不到航空邮递和航空运输的声音了。
现在每过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过房间[5]，呼啸着掠过毛巾架，在肥皂盒上方轰鸣。准备降落的飞机进入贯穿房间的跑道，它必须悄悄地滑行。很多医院都在诉苦。飞机虽然不再轰鸣，却比以前更加可怕。这些沉默的飞机，它们嗡嗡地在头顶上飞行，飞过汗湿的头发，从天花板下掠过。因为它们，医院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不安。飞机不再发出声音，变得如此安静，人们丝毫听不见它们的声音，但还是仔细倾听着，在他们开始听到嗡嗡的声音那一刻起，耳朵上就好像别上了一把音叉。然后这声音越来越清晰，它来了，它走了，它在附近颤动，然后又消失，然后下一个声音在附近再次响起。现在人们开始抱怨听不到飞机的声音。主治医生不得不到大街上，向他们出示化验单，举起一大摞写着龙飞凤舞般象形文字的纸张摇晃着。这只能救一时之急。在下一个没有飞机经过的时刻，柏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了起来。教堂拔地而起，一座紧挨着一座，崭新的、光秃秃的、原汁原味的教堂配有钟楼和新教音乐录音带。钟声让不安的情绪越来越严重，现任市长不得不亲自过来。人们大喊，教堂应该搬走。病人们嚎叫着，在走廊上奔逃，水从房间流入走廊，水里面掺着血，因为一些人为教堂咬破了舌头。医院牧师坐在会客厅里，他总说自己本来是作为驻船牧师被培训的，他曾经在好望角航行。关于钟声他什么都不知道，边说边从盘子里拿起面包干。因为面包干和钟声，没有人敢说什么。他也不问别人是否有什么需求，只是转着手里绿色的猎帽。人们请他走开，因为房间要通风。
吕措广场[6]的防火墙被巨大的聚光灯照射着，一切都在冒烟，火灾肯定已经过去了。人们用手电筒仔细地搜索草丛之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烧焦的碎骨头和半焦的土地，没有完整的骸骨，只有碎骨。项目已经开始，越来越强的照明投射在巨大的瓦砾堆上。工地越来越多，但还没有人开始施工。气氛很好。一块巨大的牌子被到处展示。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之旅。[7]所有人都同意项目继续在飘着蓝白旗帜的卡迪威百货大楼[8]进行。所有人都想一下子冲进百货大楼里。他们知道这行不通，但气氛变得越来越好，人们不愿停下来，他们纠缠着售货员，全都伸着手让人看手相，然后又一窝蜂地去査星相图。人们从售货员手里抢过彩票，跑到老虎机那里，把硬币叮叮当当地使劲儿投进去，让小球跳跃着穿过箱子，而在一些房间里，有人呻吟着索要安眠药。但是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夜晚了。人们停止了狂叫，只是还有些兴奋。他们将装饰扯下，从最高的楼层扔下来。商场的扶梯被许多衣服卡住，电梯也因为装满了围巾、裙子和大衣而停运。肥胖的收银员们被围在中间，快要窒息过去。她们大喊：所有东西必须付钱，你们还得付钱！
过道肯定又被清理过了。在每个亮起蓝色灯光的夜晚，一些名人偷偷地被带到这里，大部分人都是病人的亲戚，但却不能停留。他们有地址，但却不是最近的亲属。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最近的亲属。所有人沉默地躺着。夜班护士说，他正在路上，他从那儿或者那儿来，马上就有一班飞机，就要来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她说的一定是最近的亲属。主任医生每一分钟都在等着飞机。他大包大揽地说飞机会来，然后说：大家都可以在下周回家。所有人咳嗽着，盼望着，腋窝中、舌头下、肛门里插着温度计，肉里插着十厘米长的针尖。阴暗冰冷的阳台已经摇摇欲坠，今天夜里谁也不敢靠在栏杆上，免得打扰为夜班医生煮热咖啡的夜班护士。所有人都在单独制定计划，计划是一个隧道，或者人们得要直接穿过去，才能走到沙漠。必须将骆驼从动物园里放出来，解开栓绳，套上鞍具，骑过布兰登堡。骑在骆驼上可以安心，骑着路轮可以逃之天夭。在午夜，费用上涨，人们大汗淋漓。太可怕了。现在每个房间要一千个金币。所有的手都伸向按铃，按下开关。
在贝尔维轻轨站，残疾的人群蹒跚着走下台阶，灯光摇曳，就像是在一个穹窟里。大部分人都戴着臂章[9]，黄底黑圈，拄着拐杖，四肢残缺。所有人都是畸形，这不是由于枪击，而是由内部造成的。所有人的肢体残破，要么上身要么下身缺了一块儿。他们脸上的肌肉麻木瘫痪，口眼歪斜，车站里变化的阴影让一切更加恐怖。轰隆隆的声音再次传来，售票处的售票员不得不撑起天花板，连同整个车站。幸好这个女人有着强壮的肌肉和手臂。她一边卖车票，一边站着撑起整个车站以及轻轨，因为去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反向列车要开过去。一块天花板掉了下来，凯旋柱也立于其上。火车再次驶来，去往万湖方向。这是一场灾难。人们躲在旁边的餐馆里，蜷伏在桌子底下，指望着能熬过去这次攻击。但售票员走来，说没有攻击事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发生。
主任医生不必再烦恼，结果在多年前就已经写在纸上了，只是没有被公布。它肯定是“不一致”，整个城市里都渗透着某种东西。所有人都读过或听过“不一致”这个词，有些人还思考过它。但是没有地方能公开讨论。更多的树被种下去，都种在沙子里，是适合沙漠的树种。一切最终恢复正常，沉默下来。所有人穿着精干的白衬衫，纽扣系到脖颈。现在再也没有不安的情绪了。一切都不声不响，大部分人半梦半醒。
街道倾斜为四十五度角。驶向地平线的汽车当然纷纷倒退，骑自行车的人也踩不住刹车，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摔倒在一个人身上，人们已经无法阻止汽车造成的损失，一切都太晚了。一辆跑车飞快地倒退，撞到医院大楼。所有的水桶、痰盂、餐车和担架都飞得老高。这是爆炸。主任医生对此不予理会，一切都被安静地打扫干净，他急着下班去城里玩斯卡特纸牌。但是，在电视塔的餐馆里也发生了骚乱。整个城市旋转着，餐馆震动着、摇晃着，所有东西都在滑行。波茨坦市的房子倒塌在特格尔区的房子上，无数松树叠成一堆，针叶纠缠在一起。餐馆里，所有人都紧紧靠在椅背上，继续谈话，没人承认它的发生。现在他们看着别人，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大家的眼睛都死盯着彼此。摆着烧鹅和杏仁的餐桌卷入波涛中，酒杯里的红酒晃动着，叉子的尖齿朝下弯曲，餐刀飞快地切入沙司，红色的酱流淌在餐巾上，餐巾立刻被撕裂，展示给所有人看。接着是坍塌的到来。它是可怕的东西。有人在抽噎，它卡在一个人的喉咙里，它不能前行，也不能后退，再也不会被修复。
学院里的门窗都是玻璃的，没有挂窗帘。这是为了让光线照射到每个地方，午夜过后就能立刻明亮起来。只有肖像画被幕布遮挡着。展览开张，人山人海，每个人都站在他们的画前。展览还在找寻一张应该被割开的画。先是一场长长的、可怕的等候，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要被砍头[10]，但其实是另一个人。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忍不住哭泣。突然燃起的火焰从地下室冒出，得救了，所有人都逃了出去，钻进停在前院的汽车里。有些人身上着了火，跑进了动物园，扑倒在地翻滚着，熄灭了身上的火苗。这些据说都是非常有名的人。在凯宾斯基饭店，所有人再次碰头，他们全忘了这场意外。服务员端来小小的洗脚盆，每个人都脱下袜子，把脚放入温热的肥皂水里。双脚变得温暖而轻松。这真是享受。黑色的水流过地板。服务员拿着餐巾过来，把脚擦干。
由于政治原因[11]，街道倾斜了四十五度角，汽车纷纷倒退，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都旋转着滑到道路两侧，人们无法阻止汽车造成损失。行人们撞在一起，咬紧牙关，他们不说话，只看，双手紧紧地捂住嘴巴，在滑行停止后四处张望。一个人用眼神说：还是这儿最安全，最好待在这儿，在这儿最能忍气吞声，没有地方比这里更好。然后，电视塔上又重演了这一切。但是，当所有东西都在旋转时，边境沙滇和它那仅有的松树和桦树却非常安静。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死死地盯住沙子。眩晕停止了，背后的枕头被护士给拍松。好点了，还是这里最好。
湖上刮起了风暴。足足两百道闪电刺入湖中。湖周围的风景也陷入了风暴，白色的鸟儿因此而飞走。但是，在湖边响起了音乐声，它飞快地被抛下，急急向波涛倾诉。激流急速冻结、融化、淤塞，又再次冻结。渔具被冻在冰里，硬邦邦的，只有鱼钩还在发出声响，音乐也被冻住了。而这时，汽车在阿乌斯高速赛道上飞奔，柏林巨大的噪音谴责着柏林战战兢兢的宁静。睡觉就想都别想了。每晚的红色麦糊都被病人们退回来，没有人下勺，没有人愿意一边数有多少道闪电，一边咽下满勺的食物。护士们皱着眉头，从房间里拿走了所有的花朵，将花瓶放在走廊里。
在通往克鲁玛朗科湖[12]的路上，在长刺的格吕内瓦尔德[13]之珠附近，有一棵巨大的阔叶树倒下了，在离地面一米高的地方折断，挡住了道路。但病人们散步的路线是规定好了的，他们还是得去湖边。护士命令所有人站住，她自己爬上断树，査看起来。她抬起树枝，看是否有血迹在上面，这棵树是否害了某个人的命。她挥了挥手，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看到血。人群骚动起来，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在这里被砸死。天气越来越糟，大家都没带雨衣，雨又开始下。人们尖叫起来，没人想回到自己的病房，因为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病房。“肯定不仅仅是不一致，”一些人叫喊着，开始打架。“这不是不一致，肯定是某种更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人都淋着雨，衬衫贴在身上，因为寒冷，因为嘴巴、鼻子里灌满了雨水，因为眼睛上的雨帘，事情发生得更快，在树下毫无痛苦地虚脱过去。
柏林被打扫干净了。货物被摞了起来，一层层地堆成了山：鞋子和折尺，大米和库存的土豆，自然还有煤炭。煤还有很多，都是州政府储藏的，毫不遮掩地堆放在城市边缘[14]。现在到处都是沙子，在鞋子里，在煤堆上。巨大的橱窗成了玻璃天花板，覆盖着一切，上面立着神秘的名字内科曼和德法卡[15]。人们透过橱窗看，却看不太清楚。老莫阿比特大街上的一家小酒馆还在营业，谁也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已经打扫过了，店主斟满了双份的多客烧酒，自已喝了一杯：他的酒馆是最好的，最古老的，总是挤满了人。但柏林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他又慷慨地给围坐的客人敬了一轮酒，大家一饮而尽，老板赶紧再次斟满。就这样，双份烧酒，烈性啤酒，始终的双份。施普雷河和特尔托运河已经被烧酒灌满，啤酒的泡沫覆盖了哈弗尔河[16]。没有人能在这许多摞起的酒杯下好好说话；他们说的一切从嘴角流出，几乎听不懂。何况也没有人再说话了，只是嘟囔着什么。一切都消失在嘴角，一切都是双份。然后它从人的眼睛里流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现在如此安静，夜已来临。自从那时起，没有人上街。古老的别墅被沙尘和杂草覆盖，在花园里渐渐沉没。拉特瑙[17]被枪杀的声音落在国王大道的转弯处，现在寂静无声。在普洛岑湖的监狱[18]里被绞杀。电话亭里，硬币白白投入电话机，又从出币口掉下来。线路不通[19]。从哈伦湖到市中心，不见人影。在克兰茨勒咖啡馆[20]，尽管已是黑夜，灯却没开。每张桌子边都坐着戴毡帽的老妇，咀嚼着她们的蛋糕。由于没有人看得见，她们经常一次拿两块蛋糕，一起放进嘴里。服务员手忙脚乱地挤着打发了的奶油，在头发里和肚子上挤出了奶油镶边。老妇们在吃啊吃啊，而老头子们站在克兰茨勒咖啡馆前，手里提着帽架。一些人跪在人行道上，在沥青上画他们的老妇，用蓝色和玫瑰色的粉笔开着猥琐的玩笑。他们在地面上画着肥胖的裸体女人，卡宾枪躺在粗壮的大腿间。在克兰茨勒咖啡馆里，老妇们把毡帽拉到眼睛上面，咀嚼着，攥取着，从那时起。
病人们有一个小时的外出时间，但只去了几分钟就返回了。一个美国人，想必是铅做的，戴着白色的短钢盔，冲锋枪向下拿在手里，在城市环形道南边的岗哨那里站着。军事演习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隆隆的炮声和沉闷的怒吼透过稀薄的窗帘，很容易听见。助理护士说，她什么都没听到，这只是军事演习而已；她擦拭着门把手和水龙头，笑着唱着：这不是战争。一列列货车载满红鼻子的英国年轻人，开过来停下。两个苏联哨兵走在街上，人们指指点点、低声谈论，却彼此听不明白。助理护士也在谈论的人中间。突然冒出来各种各样的装甲车，互不相让，不许对方进入柏林，这使得气氛紧张起来。助理护士忍不住大笑，偷偷地递一根香烟。然后哨兵又开始巡逻，让自己不引人注意。没有人看到递过去的香烟。在柏林是可以抽烟的。最终，所有装甲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城市。护士开始唱歌。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还有另外一个关口，红十字救护车和挂着窗帘的黑色大轿车可以通行。天色暗了下来，人们在窃窃私语，穿制服的人打手势示意查理检查哨[21]的位置，一直向前走，去另外一个方向，直到午夜。在正确的关口，他们对走错关口已经不那么恼火了。但是，窃窃私语声再次响起，人们意识到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护照高高举起，流行音乐响了起来，这些最美丽的护照都得到了一个印戳。然后，人们不得不剥掉汽车的漆皮，很快，漆皮就像冷却的蜡一样，一条条地脱落。接着，人们还得在车的铁板上拍三下，用脚踹轮胎一下。最后，他们得到一个马克，必须把它扔在地上，看看朝上的一面是人头还是老鹰。所有人都在打招呼，他们在后视镜中打着招呼，往回开走。
这一周由尼泊尔和加纳开始。星期二，在抗议和愤怒的议论声中，刚果人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被人从一边扯到另一边[22]。星期三，巴基斯坦人乘坐观光游览大巴。星期四，南极代表团只待在大街的一边，在另一边则缄默着。周五的各色观众戴着假发，从席勒剧院离开，在造船坝剧院[23]得到了作为礼物的戏服。然后时间中断。中美洲人拆掉了勃兰登堡大门，当成纪念品带走。接着马来人来了，带走了凯旋柱。突然间，流浪者占领了柏林，撑开了他们的帐篷。而柏林人逃往城郊。流浪者洗了所有的衣服，晾晒起来，一直挂到里希特菲尔德。交响乐厅里，军号队在演出一个新的作品，那一定是周日。是复活，复活节。菩提树下大街里藏着黑色、红色和金色的复活节铃铛。威廉大帝纪念教堂则升入天堂。
人们把孩子打发到大街上和水泥路障上。他们骑在路障上，许下几百个愿望。他们想要成为士兵、飞行员或者间谍；他们想结婚，每个周日吃鸡；他们想要铁丝网和手枪，还有甘草，每个晚上都有童话故事。哨兵不屑于跟小孩计较，心底却非常恼火，赶他们回家吃饭。但孩子们就像镶在水泥路障上的链条一样。哨兵咒骂起来。所有人都在等待马戏团的到来。活泼强壮的小马，还有晃晃悠悠慢慢走来的大象，被盟军护送着走上大街。马戏团团长站在敞蓬车里，向路人示意他们必须等待。他对着一个扩音器滔滔不绝地讲话，夸耀着自己的狮子和猴子，但没提骆驼。骆驼们走在最后，安静地高高地昂着头。骆驼一直走在最后，却不掉队。它属于这个马戏团，但却无事可做。病人们等的就是骆驼，他们走过去，让它们来保护自己。骆驼的毛皮散发着向往沙漠、自由和远方的炽热，每个人都跟着自己的骆驼，自由自在地走下去，越过田野，穿过森林，和骆驼一起游过江河，最后，他们骑上骆驼，穿过所有的森林江河。骆驼不畏惧水，没有嘘声传来，没有救护车，没有塞壬，没有夜晚的钟声，没有枪决。还有一片森林，然后又是一片。在沙漠里，骆驼越走越快。最后一片森林。走出来了。
在动物园车站，约阿希姆斯塔勒大街的拐角处，堆起了一堆木柴。报纸都缄默了。没有一家报社为了煽旺火苗而印出报纸。报摊空无一人，卖报纸的女人一直都不在，她和联邦军队订了婚。人们犹豫着，然后每人都果断拿起一根木柴。一些人飞快地将木柴放入外套下，跑回家。其他人当即用小刀在木头上刻下自己能想到的东西：太阳的符号、生命的符号。两个人在刻同样的标记，他们说：木头是湿的。一个老人挥舞着木柴，叫道：阴谋破坏！有人私下传递！事实上，木柴已经被人们依次传递，一个递给另一个，但没有人点燃它，所有人都很理智。很快，木柴被清除，交通恢复。所有的报纸一下子都出版了。先是小报，黑黑胖胖的字体，带皮的木料，多余的冷却的油脂顺着边缘淌下。然后是大报，皮包骨头，完全熬干，流着稀汤，放入戴着手套的手中。
这封信看起来很危险，它是墨绿色或墨蓝色的。人们已经预感到了。这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信，这是另外一封。信很短。负责柏林地区的保险公司解释说，他们不能负责赔偿，这是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前的伤害。伤痛被压制，因为没有医生在那里，因为医生只在上午的重大事件中才出现，只为访客服务。所有人都在对护士说：这不公平，这样行不通，这样下去大家都没救了。护士小心地不表态自己站在哪一边、知道多少。她把药片投入果汁中，也准许大家喝一次啤酒，但要背着医生。她眨眨眼睛，似乎是在让大家放心，都还有救。总是这种殷勤！护士将话题从主要问题上引开，这是“外交”，是的，就是这个词，是它在慢慢地渗透着。所有人忍住伤痛，说：这是“外交”。人们什么都不能做。太虚弱了。所有人喝了果汁，喘着气躺下。麻布手帕被摊平。这一瞬间一切都好。
柏林的房间，明亮的成排房间里面是昏暗的过道。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是石膏装饰着的慰藉，一个关于当时在勋内贝格区的回忆。嘈杂的屋子之间是静思小室。那里所有人都可以胡扯一通。它来自很久以前，它来自不久之前。这是一个节日，所有人都被邀请，一起喝酒跳舞，一定要喝醉，这样才能忘记某些东西，某些……它——猜错了！——是今天，是昨天，是明天，是柏林的某些东西。所有人不声不响地跳舞，年轻人脸贴着脸。然后大家都喝得太多了。一只巨大的黑猫一跃而起，跳到装饰着玫瑰的房顶上。最后的客人尖叫到不省人事，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能，我能，我有，我有，我做，我做！大家都没有扑向汽车，他们都想在这个房间里过夜。主任医生加入斯卡特牌局时已经太晚了，他破例朝里面又看了一次，手指放在嘴上。人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希望，但是如果没有希望，那现在也不算太坏。它沉默着，它肯定不是希望，它可以还不如希望，它不需要是任何东西，它什么都不是，它经过了沙恩霍斯特、保险公司、香烟、巧克力、轻声、纵火者、商业银行、洋葱，它已经过去了。最后一架飞机已经降落，第一架在午夜后飞来。都飞得很髙，没有穿过房间。它是一种不安的气氛，仅仅如此。它再也不会出现。
注释：[1]巴赫曼在此引用了毕希纳在一封信中的说辞，大意为他不配为莎士比亚解开鞋带。该说法出自《约翰福音》：“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1：27)
[2]见李世勋译《棱茨》，《毕希纳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3]毕希纳在《棱茨》中写道：“棱茨有时感到不舒服，他不能头朝下行走。”诗人策兰将此解释为颠倒的价值理念：“头朝下行走者，对他而言，天就是他身下的深渊。”在巴赫曼这里，也可引申为以手代脚，用手写作这个城市。
[4] 1942年，这里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
[5]这让人想起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盟军向西柏林运送物资的葡萄干轰炸机，它创造了传奇性的每60秒一班飞向柏林的记录。而在战后，西柏林在被苏联切断运输线的情况下，严重依赖盟国空军的物资投送，曾产生了航空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柏林大空运”。在本文写作的1964年间，东西柏林就领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东柏林虽然依旧开放领空，但已不保证西柏林飞机的安全。
[6]位于柏林动物园附近的一个城市广场，在二战中损毁严重，成为一片废墟。
[7]二战时德国海军最后一艘在战斗中被击沉的军舰。
[8]据称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
[9]二战德国军人的臂章。
[10]有评论家解读为批评对艺术家的影响。也影射了巴赫曼在1964年因为前男友、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含沙射影的诽谤而身心受创的经历。
[11] 1952年，东德封锁了西柏林和外界的一切交通运输线路。
[12]位于柏林西南部的大湖，在格吕内瓦尔德森林边上。
[13]柏林西部最大的城市森林。
[14] 1963年冬，柏林经历了煤炭短缺的困境，政府采取限量供给的政策。
[15]内科曼是德国著名的邮购商城（现在也有网购业务），德法卡是一家连锁商城的品牌。
[16] 1964年是柏林的啤酒丰收年，德国啤酒销量惊人。
[17]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犹太裔德国人，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拉巴洛条约签定后于1922年遭到暗杀身亡。
[18]纳粹在这里绞杀了数百名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包括许多在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参与者。
[19] 1952年5月，东德政府切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线路。
[20]柏林最著名的咖啡馆，历史悠久。
[21]査理检査哨是1961年至1990年间东西柏林间三个边境检查站之一，是当时盟军军人唯一的出入检查站，也是所有外国人在东西柏林间唯一的一条市内通路。
[22]弗里德里希大街处于东西柏林的交界处，路的两边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
[23]两家剧院分属当时的西柏林和东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