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磊 译
刘怀玉 校
预先说明 在唯心主义哲学那里，知识论已经取代了本体论。
但是，它只关注认识的普遍“可能性”或者认识条件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遗漏了所认识的事物本身。
黑格尔已批判过认识和所知之间的分裂。但是尽管如此，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新康德主义仍然固守着这种知识论。他们的努力只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之内认可了持续不断地与认识对象的分离状态与过程，认识的客体逐渐消失了，或者被实证经验科学所吞食，或者在奔向“直觉”的途中搁浅。
除此之外没有另外的选择。知识论的客体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本质上是脱离了现实存在。任何试图把握这种难以捉摸的形式的努力，其结果只能是暴露了理性主义思想的软弱，相应地则是哲学的新神秘主义的胜利。
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证明它没有能力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当然，依靠它一贯的策略，它把这种失败视为一种胜利。今后，我们在把握这种总体性时，只能依靠一种超知性的行为，或者多元化的方式。资产阶级哲学以其做作的谦虚而向专门科学“拱手称臣”了；真实的变成了相对的，科学在自身领域内四分五裂了。
形而上学被消解了——这是摆脱唯物主义的一个绝好借口。面对“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投入宗教的怀抱就可以了。
把握真实之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像人们常常试图令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对思想和批判的一种超越，而仅仅是虚弱和恐惧。因为资产阶级从来不能够批判地对待它自己的基本范畴（人、自我觉醒[意识]、主体与客体、永恒、等等），它还尚未将自己从它们的拜物教力量中挣脱出来。它从来没有将其文化看作一种可以被超越的简单的、辨证的环节，它仍旧保持着自我封闭。
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立足于客观的现实性。它通过抛弃和支配的方法来揭穿资产阶级思想里神秘化的主观主义。它的对象目标不是用某些范畴演绎推理过程来掩盖这些范畴的现实对象与来源。
人类知识是一种实际事实，一种历史的实际事实。在这里，内容和形式、客体的规律和思想的规律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唯物主义哲学不关注对抽象知识的真理性分析，它通过真理的环节而对谬误产生的根源进行解释。唯物主义本身就提供一种有关谬误的真理——这是任何唯心主义哲学从来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在下面的诠释中，我们通过对冠以“神秘化”标题之下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的形式—甚至这种思想的一般规律—的分析，来阐述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
最后，所有对神秘化意识形式的分析统统可以归结为日常生活批判，因为我们是在最宽泛意义上慎重使用“思想”一词的：人们所有关于他们生活的思想，都试图整合与证明这些表象的正当性。
我们希望表明：在一个被分割为阶级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由统治阶级创造和维护的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越来越远地脱离现实而以一种与实际正好相反的形式乔装打扮自己。不是使意识形态附属于现实，而是使其具有一种完全独立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外观。
资产阶级文化的统一体 我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单数来谈论。人们更关心的是它的资产阶级本质而不是它的统一体。
不过，当我们进行批判时，比如批判新闻业的伦理规范时，得到的反应是：“是的，但请看一看柏格森（Bergson）、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当我们嘲弄宏大的哲学抽象概念，或者艺术极度空洞乏味的精致时，人们说：“也许是吧，但我们伟大的记者们拥有多么直接的洞察力啊！”实际上，我们恰恰是由于否定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统一性而起到为它辩护的作用。
事实上，资产阶级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性。
按照专业领域可划分为：艺术、哲学、科学等等。
按照层次可划分为：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如优雅的神秘主义、高深莫测的哲学、艺术的至上形式等；“中等阶层”的意识形态，如古典诗歌、散文、意识流小说、人们还未介入其中的政治等；“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如电影、宗教、报纸社论和官方舆论等。
至于说到其每个特殊性以及每个层次，它本身都是一个由“体裁”、“风格”、“革命”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列。
“先生，我明白这类东西吸引不了你，但这里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也许您会……”如此等等。被呈现出来的恰恰就是对立面的统一体。
在杜阿梅尔（Duhamel）和克莱蒙·万特（Clément Vautel）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实际联系呢？恰恰是接受了“一元”文化这种想法的人后来把这种无限多元化视为丰富性的证明。
不同的表达形式不仅相互分离，而且实际上彼此鄙视。批评一个相当于支持另一个。哲学家不屑于报纸报导的内容。如果你轻视其中的一个，似乎你会自动地认同其它的。并且就新闻业的灵魂而言，他们安逸地周旋于事实之间，当谈论本达（Benda）先生时，他们发出一个宽容的、几乎是稍稍感激的微笑。
正是那种鄙视泄露了其中的秘密。它本身就是一个联合体。富裕，过剩吗？不：分散，崩溃。多样性吗？不。分崩离析中的同一，破碎中的单调。
在那些严酷的时代里，文化“高级”形式的相互之间丝毫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好斗性，这是为什么呢？它们竟如此容易如此谦恭地共存。
事实上，这是意味深长的。哲学—宗教斗争？多么好笑！那到处都是，总是被谈论和执行。
我们是宽容的，让每一种形式在思维能力的伟大和谐中都有自己的位置。红衣主教、拉比、牧师、哲学家、将军、右翼或左翼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披上任何一个他们喜欢的委员会的外衣，只要他不是共产主义者！
就在刚才，一些老学究或者年轻的图克人（Young Turk）还被委派去改造那些由“水火不容的事物”之间的英勇斗争所引起的幻像，如：宗教与理性，哲学与摄影术，裸体主义与高顶礼帽（绅士派头），等等。
曾经相互敌对的不同形式间不仅仅可以共处一室——即不仅仅是并置、堆积和叠加的关系，而且具有连续性的关系。
例如，在马拉美（Mallarmé）和克莱蒙·万特之间你能找到各种中间过渡形式，一些应有尽有、充分满足各种消费的形式。无论是超凡脱俗的宗教迷信，还是尖锐苛刻的怀疑论，无论是毕加索作品还是宗教绘画，皆是一路货色，不分伯仲彼此。
而且，不仅仅是形式间具有连续性，还有主题之间的一致性，家族和血统连续性。深奥的主题一点也不比通俗的主题做得更抽象。瓦莱里的诗歌，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天机，惟有那群饱学鸿儒们才能道破，但它所升华的东西无非是小资产阶级女性们的顾影自怜，是她们关于自己的身体、大海和睡眠的观念，甚至诗歌本身的观念。
劳作与游戏的补偿得到了平衡。富人们一本正经、大刀阔斧地削减他们的抽象概念和细腻的情感，以求得与自己的肉体快乐的满足相匹配；正像穷人的可怜想法和粗糙感情掩盖了他们实际的贫困，这两极相反相成。
所有这些多样性都表征着一个统一整体内部的对立过程。
从外观上看，文化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与多元形态，而从内部来讲，都是同一个机制，它就是一个顾客的问题，也是一个阶级的问题。这里有奢侈品的顾客和大众消费品的顾客。
人们普遍认为，大众文化并不是为精英分子服务的，但是却往往受到精英分子的控制、操纵。这个结构就好像是带有一串诱饵的鱼钩，任何试图挣脱自己小天地、探测深度或逆流而上的人，都只会在牢笼中越陷越深。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一套表明自己一贯立场的话语方式。一切都是巧妙设计的，以便维持秩序。
从在新闻台上出售的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到赞美资产阶级美德的“警匪”电影，到为学者写的“严肃”诗集，再到为售货员写的爱情故事，他们的所有主题都将在这个秩序里为自己找到位置。
我们发现这种资产阶级秩序的基本范畴无所不在，它们以一种理性概念、多多少少不理智或是道德的信念、固执的希望、聪明的或感伤的安慰、精神鸦片、绝望的乏味形式等等，祝福它永恒存在。
秩序在每个层面都获得了支持，但是它仍然受到威胁，人们都试图摆脱它，因此我们为他们设计了一个陷阱。资本主义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出售，你甚至可以发现有种种现成的和许诺的供人解脱的手段。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成百上千种简单易行摆脱资产阶级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没有人能够从中逃脱。宗教的、哲学的（经由超越和绝对）、艺术的逃脱，它们分别是天堂王国、思想王国、美丽王国。
也有暴力或浪漫的反叛式的逃脱路线。我们逃脱——通过逃脱我们加入精英集团、“右翼”团体，或者那些“保留自己建议”的人组成的团体。我们已经被安排在一个行列中了，我们不仅从未逃脱过它，而且还在其中越陷越深，这是“统治者”的陷阱。
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它是逃跑主义而谴责资产阶级逃跑主义（如果它成功了，我们会说些什么呢？——那将是意义重大的！），但准确地说它不是，因为它是又一次失败，又一个骗局。正像兰波（Rimband）所说的，“我们从未逃脱（On ne part pas）。”
“从这里逃脱”永远是不真实的。仅仅在反思中才有“从这里逃脱”，而且，它忠实地、真诚地履行这个功能——把我们滞留在此时此地。
多样性的循环就是完成。所有事物，包括“优胜者”——上帝和世外高人——形成了整体的一个部分。针线相连，缝布成衣，皆是彰然若揭之事。这是外部多样性的内在统一、所有这些精神火花的内部统一，揭示出它自己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统一体和资产阶级秩序本身。
但这种统一体并不如实地表现自己，而是把自己装扮成与资产阶级秩序和经济了无挂碍、萍水相逢的样子：一幅客观的、中立的、公正的和不偏不倚的样子。
为了阐释资产阶级文化的这些内在特征，我们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批判。所有这些形式都体现了资产阶级文化所固有的被异化的与被神秘化的特征。
它们把自己呈现为自己身外之物，这种事物的意义并不反映它们自身的真实性。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中已是广为人知的。
李斯特（Rist）、吕弗（Rueff）、凯恩斯（Keynes）等诸如此类的专家们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虚情假意的、自私自利的花言巧语而已，相信他们的人越来越少。
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再是一门科学。这种同样的神秘化趋势已经充斥流行于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虽然自从马克思以来，哲学整个来说都被揭去了面纱，谎言在政治性的新闻业和通讯报导中也受到了冷嘲热讽，但就文学、艺术、科学和文化方面而论，仍然大有问题需要讨论。
革命者在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全面谴责和对它的倡导者及“价值”的崇拜之间彷徨了，根本出路只能是辨证的即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超越它。
对资产阶级文化来说也和其它意识形态一样有着现实的内容，它体现并反映某些真理。资产阶级文化的神秘性源于它的这种表达方式，即对内容的使用和肢解。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它所寄生的现实内容，是已经停止更新的内容。（在同样的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也依旧是靠大革命时代的记忆和残羹冷炙而意识形态地过活着，虽然在实际上它已经自食诺言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革命的批判必须揭露这种真实的内容。
当我们谈论人的机器化时，是说机器已经反过来转化为人的敌人，这些常识性见解只不过是隐匿了人的真实处境罢了。
问题不仅仅是机器脱离了人，整个资本主义庞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观念、价值、制度、文化——所有这种文明已经以一种独立存在的面目出现，而沉重地压在人们身上，并且把他们死拉硬拽地与自身分开。“人”的这种特殊表述方式渗透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因为人仍然没有真实的存在内容。
“异化”，这个真正的抽象概念，这种错误而虚假的生活只有在脱离人牺牲人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人”已经丧失了自我实现的道路——生活无可挽回地四分五裂了，变成了相互异化的各种文化要素。而在这种特殊异化体之中，要素却是一个整体，一个异化运动中的整体。
革命性的批判因此揭露并规定资产阶级文化的统一性。
资产阶级价值 资产阶级总感到，自己不过是个杂货商或者艺术冷淡者。当革命者宣称自己的唯物主义主张时，这些具有资产阶级灵魂的愤世嫉俗者与诗人、律师以及粗野的人相互支持，自言自语道：“多么愚蠢啊！还有谁能比我更唯物主义呢？”
接着，他的“灵魂诗人”这样答道：是啊，你的生活是乏味的、无聊的和令人厌恶的，但它总是有价值的。在你的生活之上，在阳光照耀下，这里有法国、或德国、自由、美丽、真理、爱情、纯洁、理性、动力论、对公海的掌控等等。
独特的生活作为一个总体用各种方式展现自身，仍然保持着革命性文化的目标和意义。这些对资本主义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的生活是被切割开的，活动是一回事——它是首要的商务和精明的交易；思想是另外一回事。
当智力活动终结时，愿望将会开始：对他购买不到的东西，他希望通过爱来“拥有”。
如果你把他的注意力引到这个相当模棱两可的区别上时，他回答：“你是什么意思？这是完全自然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尽管已经四分五裂了，但仍然暗藏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同时它被商业和商务彻底玷污了。
但是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了，因为他的“价值”让他复活了，要来拯救他了。
“价值”就是“想要的”“值得之物”。但从定义上说，它的起源和赋予生活以意义无涉。基督教信条对资产阶级来说如此便利，以使他们喜欢盗用这句熟悉的引文：“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通过这种策略他在优越的价值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资产阶级文化已经抛弃了真理的信念以及作为总体的思维能力，因此，它让自己委身于“价值”体系，对哪一种 “需要”都严格限定、清晰区分。
“请看哪，你必须去谋生。生活是一项脚踏实地的事业，你注定得当奴隶。为了生活，你必须做那些你打心底里不喜欢做的事情。送给每一个穷人你所拥有的全部东西，这么做你再高兴不过，但是你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是十分荒谬的。你总喜欢思考那些高贵的想法，但是，看哪，生活是艰难的。你必须生活。”
——“但请等一下，你是不是在说你只是一台机器，或者一只动物？”
——“不，但确实还有我不能做的事情，我一直都很敬重它们的。例如，戏剧里当相爱的人死于肝肠寸断之时，难道它没有让我泪水满面吗？我喜欢音乐，不是吗？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不尊重英雄？”
价值乃生活以外之物，资产阶级许可了这一点，但他们却居于价值之先，凌驾于它之上。沙漠里犹太人的纪念柱和伯利恒之星也使他们的情绪高涨。
但恰恰是当现实的某些方面被资产阶级生活消耗殆尽之时，它就变成了有“价值”的，这点是精确的。货币（Gold）通过在拥有它毁坏的东西之前贪婪地噬取。当说到爱仍然是可能之时，它没有被美化，而是完全自然的。但当浪漫主义宣称爱是最高价值时，这清晰地意味着每个男人女人现在都能被买卖。
买了妻子的资产阶级丈夫和买了丈夫的妇女开始做着拥有理想之爱的美梦。当资本把所有人变成奴隶时，“自由”就成了价值。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在一具具尸体之上被建起来。遗憾变成承诺和希望。遭受拷打和死去的人变成了不朽之神。
资产阶级价值在总体上只不过是一个道德残余物的博物馆。价值，货币（Gold）在它已经征服和毁坏的东西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货币宣布它的骄傲在于征服。同时，它又弯下头去抚慰那些被它剥光和欺骗的人。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孤独是最后的价值和绝望后最后的避难所，那是由于事实上孤独也已所剩无几，因为我们不再能逃脱。个人已经被压跨。我们不再能够拥有那骄傲的最后源泉——我们的孤独，除非我们购买它。然而，我们被深陷于人群之中，革命者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是他们的出发点）。
相似地，就在整个民族只剩下一个神秘化的现实时的这一时刻，法西斯主义宣称，民族是最高价值，这恰恰是法西斯在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时利用的一点。
所以，价值不在生活之先，也不在生活之上，而是在生活之后、之下。宣讲价值的哲学家和作家简直就是在为死者祈祷的布道者而已。
但是，也许我们将要抵达这首歌的尾声了。看来，我们已不能在孤独和虚无之后创造价值。我们甚至不会再有可以失去的理想。生活不再有意义，也不再有价值，它已被碎片化为成百上千种神秘化的价值，其结果是，为了弄清生活是什么，我们不得不在神秘化的道路上折返探源。
我们必须重新揭示出所有标榜的爱背后的真爱，幻相自由背后的真正自由，这也是革命性批判的工作。一旦我们超越了这种神秘化，我们将发现神秘化自身只是一个意识的瞬间，它虽然只是谎言，却迫使我们通过它达到生命的独特的和真实的意识。真正的革命即使在它最卑微的意义上，也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唯一希望和拯救生活的唯一可能源泉。
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死亡 在战前（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译注），当“甜蜜的生活”凌驾在林荫大道上空之时，在那些生活中没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思想家很轻而易举地就使美丽、爱情、激情、艺术等等成为最高价值。某种肤浅的神经官能症就足以暗示出创造力了。
但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冷酷和多疑了。人们有太多的现实焦虑了。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睁开眼睛，重新审视自我。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对于在上层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年轻人来说，难道革命者实质上不是令瓦格纳（Wagner）和他母亲头痛的原因吗？
真的，那些像柏格森一样的老绅士们仍然是唯心论者，或者仍然用一种恬不知耻的老眼光来看待经济事实。
但是在战后，一大批眼光敏锐的现实主义者发现你必须接受每个事实。他们看到了一切，芝加哥牲畜围栏、某个卡里班式（Calibanesque）人物，日内瓦或莫斯科、住房不动产、工厂、机器和妓院——并且，总是以一种敏锐的目光深入彻底地来看待这些事实，这与新闻记者对待事实的方式不同，当然不同！
同时他们还发现了性危机、资产阶级、思想的死亡等事实，有时甚至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揭露。
他们那时也许本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一个你花上三周时间，就可以带一本书回来的王国。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工厂或保险箱，而是要从四面八方来包围我们。那些宣称自己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家们认为，他们可毫不费力地理解它——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本人就拥有资本。
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是体面人——有个叫卡尔•马克思的人耗其一生来分析资本主义现象，但是他只是个经济学家，他缺少敏感性，在许多不必要晦涩和冗长的著作里，他讲了一些有敏锐眼光的人能够一目了然的内容。
他们并不具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需的谦虚和耐心，他们更偏爱于自己华丽的章节和已流产的自相矛盾的怪论。他们是超阶级的，他们感到自己不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而是超越了它。
于是，维护智力的尊严，并且首先是保持自己本专业的威望，就成了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如果不可以有保留意见的话，他们是不会加入革命阶级的。
但是，他们贪的太多，却又消化不了。他们认为自己能超越资本主义，但他们只是把现象本身和对它的批判即马克思主义劈为两半。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的碎片和不同方面分发给他们自己而已。
那些文化哲学家们[Kulturphilosophen]——德语、法语 其它的——谈论的是西方和精神的衰微（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微）。他们滔滔不绝地大谈所谓人的非人化问题（而没有看到这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异化理论里只不过是个细枝末节问题）。
而另外一些人，则又重谈“反机器主义”老调，而实际上他们正在谈论的仅仅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问题。
经济大危机问题标志着所有这些宏大批判的崩溃，它们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杜阿梅尔先生是它们中间的完美代表。他那有着高尚灵魂的理论引发了抵制机器的运动，接着是反对噪音的运动，最后则引发了在城郊购房运动。
贝尔（Berl）先生则砍下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头颅，只不过又藉助于“Marianne”让它复活了。而盖埃诺（Guéhenno）先生则又当了一回儿民主主义者……
资产阶级革命家全都清算过了（checked out），他们是真的想理解资本主义吗？不，他们只不过是想搪塞、躲避、隐匿、逃跑罢了，他们甚至不再使用“资本”和“资产阶级”这两个词语了。
他们的批判只是为资产阶级自身服务。这些人是它的左翼，激进的那一派。他们看起来是在审判现代世界，准确地说是为了在实际上避免谈论资本主义问题。
这样，他们在资产阶级通常的恐慌中迷失了方向：资产阶级的终结就是一切的终结。因此，我们要拯救资产阶级吗？他们是批判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是没有任何理想的政治上的社会民主）。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细枝末节的批判和局部真理都变成了谎言，其结果是以法西斯主义而告终。现在德里安·拉雪尔（Drien-la-Rochelle）先生提出尼采以反对马克思（1905年法国少女们的尼采），提出要用“领袖”来抵制那些消失在芸芸众生之中的无个性之人。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末日，神秘主义者的被神秘化。
对真诚的批判 资产阶级思想在被逐出反思的领域之后，躲在直接事实的堡垒之中，而以“真诚”为避难所。“我们是法国人因为我们是法国的”，贝尔，一位有着伟大真诚的犹太人这样说。
当理想失去动力时，还剩下一种资源：你可以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谈论内心将要发生什么，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真诚的。
在资产阶级还能够创造伟大的建树并对世界有着远见卓识的那些年代里，它的思想家们也许作梦也没想到要主张仅有的事实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思想。很难想象斯宾诺莎或黑格尔用手拍拍自己的心口、信誓旦旦……现代人对真诚和直接的崇拜，难道不是在承认：我们已不再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真诚的东西吗？
既成事实，即资产阶级世界，孤零零地矗立在资产阶级思想面前。于是，人们欣喜若狂地把它作为一个深奥的且（自然地是）永恒的真理来发现。它是对生活本身的揭示，一个令人为之心颤的碎片；这就是报告文学的时代，失败被掩藏起来了，转而变成了欺诈。这就是真诚的时代！
信任问题正好是在需要信任的情况下被恰到好处地提出来了。真诚，这个巨大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印象主义、直觉主义、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报告文学）的价值是什么呢？除了机遇，它还包括什么真理？它提供什么担保？
弥天大谎和有说服力的那些谎言，即那些抒情的、雄辩的谎言——政治的宗教的谎言——它们需要真诚。真诚的姿态为人仿效，被用来为说谎者服务。还有，弥天大谎总是包括与许多人的生活、与它们“真诚的”幻觉有关的东西。
这些主题在被利用之前，首先必须被充满激情地付诸实践。每个成功的虚假意识形态都有“真诚的”创造者，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撒谎，他们在一个巨大的剧场内，在一幅宽阔的幕布上撒谎，而不必为怀疑或恐惧所烦忧。愤世嫉俗者很少且彼此相距很远，而且不会第一个露面。
如果那些愤怒的小丑，如希特勒（Hitler）和戈林（Göring），知道他们是在为金融家服务，而这些给他们理想的人——从戈宾诺（Gobineau）到费德（Feder），再到缪勒·冯·德布鲁克（Moeller van der Bruck），还有费雷德（Fried），再到希特勒自己（在他卑微的初期阶段）——他们可能一直是很真诚的，是纯朴的小丑。
如今，犬儒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对真诚贡献不大，但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与真理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你想编造谎言，那你最好真诚！
为什么对真诚的疑惑没有形成我们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孩子（他们可能怀疑得更多）应该必须学会一种不辨真假的腔调，因为真诚是一个需要靠音质和主观感受的问题。
我们应当寻求真诚背后的谎言，而不是把真诚看成一种力量，也不是接受那些“最真诚的”人进献的鲜花。但是资产阶级文化和民主的衰微，太需要这种价值了。
因此，真诚风靡一时。今天，带着对这些流动不居的“事实”的虚意委从，资产阶级认识到：工人们不想革命，也不想要共产主义，他们只想要一份工作和一些面包。资产阶级意识到世界不是一个幸福之地，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是。因此，它为自己确立了一种美好的意愿。
我们不想谈论伪君子，但我们要谈论一下那些真正真诚的人，例如，那些在精神上遭受痛苦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们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了上帝，他们相信自己有灵魂。想想吧！他们因为灵魂而受苦，并渴望永恒——他们想从身上把它刮掉，因为他们的这个灵魂让他们在屈滕下跪时抓耳挠腮。
平民主义者确信他们是在为人民做事的。资产阶级中一些富裕成员认为——诚实地认为——精神革命最先来临，物质财富并不重要。成为一个格外地希望每件事都顺利的人比做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要容易。正是这一套理念比其它任何理念带给个人的关于真诚的愉快感觉更多……是的，正是这样，许多人为了欺骗别人，而需要欺骗自己。
“思想家”中的愤世嫉俗者要比政治家中的愤世嫉俗者要更少一些粗俗，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直接参与权力。他们的谎言比他们的意识更深奥，他们淹没在自己的社会世界里。
有相当丰厚的银行存款并拥有一点权力，总是一件不错的事，因为每次当有麻烦时，你只需问一句“多少钱？”然后毫不畏惧地在支票上签个字就可以了事。但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以崇高为避难所吗？
清白无辜在你没钱时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拥有一个崇高的、真诚的觉悟意味着连一个普通的银行账户也没有，但却拥有道德银行、信念信任基金和天堂本身。当然，最实际的是同时拥有二者。难道美好的灵魂不该得到一切吗？因为它全部根据你如何做而定夺。
真诚在现象学里很少被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它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对反思的拒绝，或者是在某种给定条件下产生的感觉（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将其带走！当人们读到这些的美好灵魂时甚至不会感觉这是关于它们的……）。
哲学史教会我们哲学家在“本质”这个术语下研究的东西、哲学家自己以及他们的时代。客观心理学、心理分析和实践检验帮助我们找到了摆脱为意识所操纵的诡计的路径。没有真正的未加预谋的事实，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每一个观察都是一种解释。每一个观察，一直到且包括那些赋予直接的和显而易见的存在以最伟大意义的那些观察，实际上都包含了完成它的那个人的所有思考过程。今天，把握真实的直观方法包容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及其全部内容，也包含了这种资产阶级意识的所有范畴。
它暗藏着最后一个伎俩以备不时之需：在资产阶级世界里不屈不挠，以世界上最自然的气氛承认它的结构和它们的耐力。在文化术语里，甚至“不循规蹈矩者”的真诚也成了遵从的避难所。惟有以现实的阶级行动为基础的革命者的真诚才与客观性和真理联系在一起。
神秘化 一切都是可疑的。
那么这个世界还是什么呢？
难道说它是一个词、一张脸、一个举止或者从来都是一张面具吗？讲话的人和行动的人，难道他总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做什么吗？“他人”、他物被掩藏在生活和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的背后。
不是被它迷惑，就是深深地赞同它并同它保持一致；被它迷惑就是追随一种难以捉摸的、逃向四面八方的真实。
但是，我们能在自己的意识深处感觉到并能触摸到它，可它又总在我们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外。一方面是把握真实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则是真实的逃逸，这两者形影相似、难舍难离，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和生活的特征。
对于一个知道所谓的永恒的财富的人来说，这一边是普遍的不真实，另一边则是让人恼怒不堪的需要，它们彼此互为因果……
这种裂痕有它或快乐或悲剧的主人公。他们或者需要神或者需要死亡，因为他们从来不能把自己所遭遇到的存在感受为真实的存在、把自己感受为真实的存在。
那些悲剧的主人公，即使遭受痛苦也必须寻求某些现存的、对抗的和坚决无情地刺透他们肌肉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也不向他们投降或成为他们的附属物。对神秘主义者、受虐狂和虐待狂来说，人是逃向另外一种虚无的虚无，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
那是精神危机，是这种有血有肉的人的精神危机……
神秘化是无法量化的。表达本身（语言）实质上已被精致化到了只需要最少量现实的程度。事物在被说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在被说出的同时，他们的整个真实情况也就被说出了。
这是一个骗子和欺诈的预言家盛行的时代，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奇迹般的表达技术标志着词语的完全贬值，因为它们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不代表。那些不包含商业内容或其它表述、而同时唤起整个千年王国的文学和雄辩术的示爱之言，它们又到哪里去了呢？
纯洁是最大的腐蚀，因为只有那些有能力购买一切的人才能不出卖自己。仁慈是最大的残酷，难道还有什么比“仁慈”这种幸福意识更可耻的吗？
把自己标榜喜欢的东西约束起来的伎俩是什么呢？不仅有观念的欺骗，所有的感情，包括被当作生活乐趣且颇具魅力的没头脑缺心眼也成为欺骗。清白无辜和头脑简单已经非常稀少了，当然即使拥有这种品质也对它全然不知，它们是真诚的，因此那是它们应得的报酬……
每个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使我们满意，每次收获都包含着失败，每次放纵的、兴高采烈的快乐都是对它自我的丧失，如此一来，就很容易理解那些歇斯底里地吵嚷着要求得到根本不可能的“拯救”那些人了。
这好像所有标志个人生命的时刻——它的心醉神迷和经历——都被敲骨吸髓般地榨取出来了。只有苦恼才是深刻的。我们打算如何生活呢？真正地向往你想要的东西，这也是失去它最容易的办法。我们是多么卤莽又多么容易受伤害啊！每件事情都在逼迫我们，每个人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这场悲剧在广阔的和阴暗的新闻业与政治环境中上演了。如果军队被要求解除武装，备战被要求争取和平，援助性银行被要求加入社会主义行列等等，遇到这样的时刻，谁会感到惊奇呢？所有的真实都包容于它的对立面，同时把自己呈现为自身的对立面。把国家出卖给外国人并由国际资本主义统治，被表现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义！
今天资产阶级的神秘化已经发展到它的终点与极端化。因为如果它打算再往前发展一步，就必须精心地用自己的对立面来伪装自己，用自己的敌对的现实来伪装自己，用资产阶级已经死亡的现实即革命来伪装自己。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将自己称为“革命”的原因。它的不真实被伪装成了最真实，同时试图将真实变成永恒的不真实。
也许，不再会有以真实形式出现的单一的公共现象，甚至也不再会有以真实形式出现的私人生活。说每件事都被伪装或掩饰已经显得不够了，因为每件事都变成了自己的反面，表面的东西似乎变成了真实的全部，同时试图将真实变成徒有虚表的东西。
拜物教、异化、神秘化 马克思著作中所包含的“拜物教”理论揭示了这些现象是如何可能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为商品生产而服务的体制。可以这么说，当物转化为商品时，它便和自身相分离，进入了一个通过它而体现出来的关系系统，因此最终它似乎成为这些关系的主体和因果关系代理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笼罩，人的社会存在只有通过他们的产品的抽象存在才能实现。物似乎代表着他们自身的生命。市场统治了人，人变成了任何物的玩偶，这些物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并驱赶着他们前行。市场已经是一架机器和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
人现在已经被异化、并同自身相分离。劳动分工、劳动自身、个人角色与功能、工作的分配、文化和传统，都变成了强加于人的限制条件。每个人都深感社会的集体成果是一种异化力量的产物。
在一个尚未超越异化阶段的社会中，人们还没有重新找回自我认同，意识只能是不确定的、痛苦的和相互冲突的：奴隶意识、献身者意识和神秘化意识。这种让人捉摸不定和痛苦不堪的“苦恼意识”，有着双重根源：一方面人们感到自己被套上了枷锁，被推着向前走，但同时他们又感到事情可以改变。
他们试图重获自我，但是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他们创造的仅仅是其他一些物神、对反思的反思、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外在世界的投射：宗教、神学、哲学、艺术、异化的文化。
资本主义体制已经把这种神秘化推向了极至，由此它引发了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神秘化（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对这些主题的产生、发展进行追踪并扬弃这些主题）。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让人难以捉摸的创造物，这团沉重的、变幻莫测的疑云，它在不断地滋生漫延、兴风作浪，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物神的疯狂的、难舍难分的渴望，我们就在它的强制下生活。马克思这样描述它：“资本正变得越来越具体化、物质化，但它们只是某些包含着社会关系的物——一些亦真亦幻，被赋予虚幻的生活和独立外观之物。正是在这种形式下……资本才作为一个总体而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