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伟伟 译
一些理论著作的“应用”并不容易。事实上，理论应当始终且只有被应用这个想法是存在问题的。福柯本人曾试图探究理论和分析的区别，他说：“理论无法表达、翻译或应用于实践：它就是实践”（Foucault，引自Kritzman 1988: xix）。然而，当我们通常在学术语境中阅读理论著作时，我们正在阅读的理论与我们对它的使用之间有时存在断层。福柯的著作往往见解深刻，但如果最大化利用它有时很困难。有时，读者不得不使用福柯作品中某些脱离语境的要素：这是“使用”福柯的最坏情况，全景敞视监狱成为图书馆、车站、超市等建筑的布局原则，而在一些特定流派（女性写作、后殖民主义写作等）的作品中，他们研究疯癫与理智间的区分，仿佛福柯的作品就这样被简单描述。例如，一些批评者描述了福柯关于精神病的建构性质的分析，以及疯癫的特征和构成要素随着时间变化的方式，他们用类似的方式追溯了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973/1899）的《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或者肯·克西（Ken Kesey,1973）的《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在这类分析中，福柯的作品被用于主题层面，他的研究结论被认为与文学家所从事的这类探索类似。在这里，福柯的作品成为文学探索的催化剂。这种使用福柯的主题方法仅仅是对福柯思想的重复，而不是使用。因为福柯认为质疑思考的方式很重要，而不是简单地设置主题去应用，最好是专注于思想和观念的批判。
当分析文本或事件时，福柯思想中的某些元素使用起来特别有效。福柯所运用的方法论观点值得重点关注，不过需要记住的是，福柯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全起作用的方法论观点，他对阐释一种类型的观点提出批判。这些观点和方法包括以下要素：
01.利用档案 在福柯所有的理论作品中，使用的档案数据非常多。他曾在各种不同的图书馆工作过，例如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也曾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德国的汉堡一些不起眼的大学图书馆工作过，在最晦涩的文本中利用档案获得最多的领悟。在他的那本关于谋杀犯皮埃尔·里维埃供词的作品中，他表示，他之所以使用如此晦涩的文本是基于以下原因：
像里维埃案件那样的文件，应当为特殊种类知识的全面审查提供材料，这些特殊种类知识（如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的形成和运作涉及机构与指定的角色（如法律涉及专家、被告人、精神病犯罪等），它们为我们提供权利关系、统治和冲突的关键，话语在其中出现并运作。这些文件为话语（甚至科学话语）的潜在分析提供材料，这些话语可能是策略的和政治的，因而也是战略性的。最后，它们提供某种手段，可以获得让特定话语紊乱的权力，如里维埃的话语以及整个策略，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可以尝试重构它、定位它，给它疯子或罪犯的话语身份。（Foucault, 引自Eribon 1991: 235）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福柯选择研究非规范的晦涩文本，正是因为它们为分析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
福柯倾向于研究那些其他人认为不值得关注的主题领域，例如，杀人犯的自白，虐童癖的案件纪录，关于儿童自慰的文档等。当前的理论作品涉及广泛的主题领域，考察更平凡、世俗和更转瞬即逝的文本已成为关注上的重大转变，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因为福柯的作品。但福柯并没有为了捕捉特定时期的趋势或主题而分析不同的资源，而是探究在某个时期内流通的表达的可能形式。
02.保持怀疑 福柯主张深刻而彻底的怀疑主义；他是这样描述他的事业目标：
在消除关于疯颠、常态、疾病、犯罪和刑罚的某些不证自明和老生常谈方面，给予一定的援助；为了使它和其他的一起发生，某些习语不再轻易说出口，某些行为至少也不再随意执行；为了改变人们感知和做事的方式；为了到达感受性形式和忍耐的极限。（Foucault 1991b: 83） 在借鉴福柯作品的理论家看来，对素材持彻底的怀疑主义往往导致最大的困难，因为它可能与犬儒主义混淆。然而，福柯作品所做的是悬置判断；而不是假设某个事件的特定分析是“真实的”，然后收集一系列“事实”支持论点，福柯认为我们应该批判我们的立场。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甚至在那些对自己所谓的客观性引以为豪的科学中，判断是很多批判立场的隐蔽因素之一。福柯认为：
人们喜欢判断的程度令人吃惊。判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也许是人类习惯做的最简单的事。你很清楚，当放射线终于把［他们］最后的敌人化为灰烬时，最后的［人］将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后，开始对个体的责任进行审判……我禁不住想象一种不做判断的批判。（Foucault 1988: 326）
因此，假定过去劣于现在，我们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这在福柯式的框架中需要避免。这种假设可能明确做出或在预设中成立，例如，在一些主张中，欧洲以外国家的“原始”或“简单”的生活性质被描述为“发展中国家”或“前工业化”；这里我们暗暗假设了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沿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线性轨迹；“发展中”国家的评价暗示了“发达”和“工业化”必然比其他经济发展形式好。因此，福柯呼吁我们在分析时悬置我们的判断。
03.不要做次级判断 盖文·肯德尔和加里·威克姆认为，“在有效的福柯式的对历史的使用中，悬置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暂停对其他人的判断，而不是那些你认为是对自己的判断”：这些你没有对自己做出的判断被称为次级判断（Kendall and Wickham 1999：13）。他们认为，这种类型的判断可能蔓延到我们的分析中，“当任意被研究的对象的任意方面被赋予一种状态时（或许该状态被标记为“原因”，或许是一些能从另一项调查中获取权威的东西”（Kendall and Wickham 1999：13）。这种形式的分析处于元理论水平，它分析了已经渗透到我们论点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他人的理论视野。拒绝次级判断可能会引发一种不带政治主张的分析。不过，这是福柯式策略最卓越的地方，你可以在自己的分析中询问它是否足以成为分析的一种形式——仅仅提供技术说明，而不对你积累的材料提供解释或主张立场。
04.寻找可能性而不是原因 福柯思想中最意义重大的元素之一，是他并不试图解释事情为何有时会以任意的简单方式发生，而是把事件看成是多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多重可能性原因，这些原因的结合导致事件的发生。福柯的思想使我们意识到，如果条件有些许差异，我们正在分析的事件不一定会发生，或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政治和非政治事件结合引起的。例如，1980年代的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作为工党的领袖，关于该政党没有当选的事实有各种解释。记者和政治分析家倾向于关注这些解释中的一个，将其作为主要因素，例如，他的修辞风格似乎不合时宜；他的经济政策与中产阶级的需求不一致；工会似乎与工党形成过于紧密的联盟等。在福柯式的分析看来，这些原因当中没有一个可以看作是选举失败的唯一原因。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失败起了作用，因此，人们只选取一个微不足道的非政治性因素，例如，大选前基诺克在谢菲尔德工党集会上煽动人心的演讲风格，出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它往往被认为是工党失败的原因，将一些其他因素融入到特定结果中。福柯感兴趣的是他所谓的“事件化”（eventalisation），即：
在那里奇异性是可见的，对历史的永恒是一个诱惑……表明“事情不像必然的那样”……事件化意味着发现联系、相遇、支撑、封锁、作用力、策略等，在某个时刻，它们被看成是自证的、普遍的和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其中某个确实影响了一种或多种原因。（Foucault 1991b: 76）
我们习惯于在研究中寻找明确的原因和结果，但福柯认为，我们应当追溯某些事件发生的方式，考察偶然事件在发展中可能或不可能起的作用。因此，不应把资本主义看作事件发生的决定力量，而应把它看成是导致某类事件发生的众多作用力之一。同样在一些性别研究中，有种假设认为性别导致行为的差异——即某些人是男性所以他们表现为某种方式。福柯式的性别分析只是把性认同作为在特定行为模式中起作用的众多因素之一，事实上，这类分析认为，性别化过程是被行为本身所塑造（Mills，即将出版）。在谱系学分析中，福柯认为，我们需要分析不可预见性，这样我们可以从当下的自我限制中超脱。
05.研究问题，而不是主题
当我们试图使用福柯的作品时，如果我们从研究历史时期或主题的概念开始，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福柯没多大用处。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问题，诸如少数族裔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或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歧视，福柯的思维方式可能有用得多。这并不是说，福柯对他所重视的问题一定会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的方法无法解释。然而，尽管福柯的目的不是对他分离出的问题给出普遍的解决方案，我们仍能发现他所选的例子都隐含着论证和解释。他选择研究女性、同性恋者和儿童的性的方式，不是无的放矢，而可能是出于判断或政治立场。
06.不要过度归纳你的研究结果 福柯在分析具体文本时，对归纳问题有明确的意识，他说：“我不想让我所说的东西普遍化：相反，我没说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不适合说”（Foucault 1991b: 73）。尽管这个陈述有复杂的多重否定，福柯在这里想说的是：考虑到事件的复杂性和多因素决定性的特点，所以做出归纳很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说出任何东西，除非是关于事件细节的最具体的描述。然而，尽管可能做出概括，但对特定时间的文化进行宏大叙述时，必须特别小心。不过，福柯本人喜欢概括特定时间的现状，但他的分析应看作是对某些趋势的说明，并不真正代表整个文化。
这六个指标并不是福柯方法的明确指导，但应该能帮助你制定出福柯式分析的形式，不是福柯主题的简单重复，而是运用他的思想并把它们与你关注的问题融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