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没有无开始的结束。倘若我们不重新计算，我们怎么知道结束就是结束呢？某种时间终结的叙事，在结束——自我呈现为开端的结束——留存的新时间中得到叙述。我们思想与延续的关系禁止我们把思想的运动静止在某个没有未来（无后继）的时刻。尽管结束天真地自我呈现为期限，但是，思想为了确保某个与此岸（l’en deçà）决裂的彼岸（au-delà）已然在场，旋即也就越过了这个界限。现实状态的“结束”在事后（après coup）指出这种变异。
思想本身在延续中被清除，但它同时也享有在一切时刻自我再现为不再在场或尚未在场之物的能力（faculté）。在时钟的摆臂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思想继续也当继续回忆和想象。毫无疑问，千年的变革（世纪的交接）并不会让这种使自己在过去和未来在场的能力终结。
这种使时间（modaliser la durée）模态化的力量和钟表单位时间的机械延续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叙事声音与被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脱节/分离（disjonction）的关系：二者分属不同的时间性。但这种分离是包含式的（inclusive），因为故事层（la diégèse）需要声音来构成故事，缺乏这种声音故事就会被遗忘；因为为一种叙事声音所叙述的故事，在宇宙的时钟内也就不乏对此声音之瞬间（instant），以及它在故事断片中的叙事的关注：也正在此日期，在此时刻，叙述者（说故事的人）才起床并开始（说话）；抑或：事件成为多年后的叙述（relation）客体。因此，这种包含体也就保留了两个层次的异质性——其一是事物发生的层面，其二则是它被叙述的层面。
现代扰乱了这种差距（écart）的原则。它意图超越时间的分离。Modo，就在现在，我们开始叙述、故事开始作数的地方。此前的没有发生，对过去我们丝毫没有亏欠。声音在事件的任意阶段（cours）起跳并用这一跳来决定事件真正开始。它标记了起始的零点，自此时间开始作数而历史也得到了叙述。此意愿行为具有某种意料之外的效力，故事在抵抗：首先，叙事声音发现自己服从（soumise）于钟表时间，这样以来，与此类似地，它也就牺牲了它在再现方面的（跨时间的）特权，而让步于一种逐渐消逝的野蛮性延续，在这种延续中，每一时刻都在驱逐前一个时刻，同时又为下一时刻所驱逐。声音也就暴露在不确定的风险之下，它接受消逝和重新开始（的命运）。然而，它也在通常时间过程中注入其叙事力量，它把时间、季节与世代的盲目循环，变成它自己的奥德赛。一种末世论开始了：声音在故事中应选，受难，并最终昭示（天启的）真理。结束这个词也就因此“穿上”了作品圆满完成的意义。另一件事也就一劳永逸地开启了另一种统治（règne），在此治期之后，故事时间和源自延误的苦难将被废弃。
现代的决定发明了一种不为古代所知的时间性。言（道）成肉身并通过对持续（durer）的恶的救赎许诺最终的圆满。这就是基督教的真理，为大数人扫罗和奥古斯丁所设计，并由西方在两千年来关于东方的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在东方推广。在此起步动作后款款而来的种种现代性重复着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可能的）姿势：这就是我的身体，声音在此时此地如是说道。自我，笛卡尔说，在行动中思考，把自然占为己有。兰波说，“在一个心灵和一个身体中占据真理”（《地狱一季》）。在英美革命宣言中，有着同样的卖弄：我们，自由的人民；还有，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中：权力归工人代表议会（苏维埃），即刻于此地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