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是一个
立志于社会学研究才会去想与它有关的问题，而仅仅是因为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时刻：它们变成了良知的折磨。人间诸多不幸不公事实的存在要你对自己的生存方式作出反省。你几乎感到要为自己非关社稷民生的知识爱好和知识兴趣而赎罪，然后才能享用它们。我总是想起瞿秋白这样的知识人，他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天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或社会革命家，只不过是良知的折磨使他从一个作家变成了越俎代庖的社会活动家。在他介入社会实践、哪怕是如此失败和无比糟糕的社会实践之后，他才有权利表达自己对文学作品致命的热爱，而敢于在人间的万般不幸中为此说出目空一切的、一己的奢侈爱好——对小说与豆腐的痴迷和审美趣味，说出那些“多余的话”。还有契可夫，他的小说幽默而伤感，表达了人间无尽的悲剧，但这还不够，他还是去了库页岛，那是十九世纪俄国流放犯所在的“古拉格群岛”之一。他写了《萨哈林旅行记》，来摆脱或减轻以文学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原罪。否则，就会面临来自现实语境和内疚的双重压力。在种种现实的不幸面前，在不义发生时，你做了什么？当然，你有不良情绪的反应，私下激动和义愤，随后是更多的刺激，慢慢地淡然，反应程度的减弱。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自己学会做出反应，在另外的层面上做出反应的能力。我承认，更是一种摆脱不良情绪的方式。
这是我的一种奢望，也是思想的一个任务：把临时的、持续的不良反应，把内心的伤害，把创伤性的经验变成一种理性反应的能力，把社会生活空间的问题加以命题化的能力。是为了学术？似乎没有人愿意以人间不幸作为自己写作素材的渴望，所谓家国不幸诗人幸，并非幸灾乐祸，而是无奈的事变的良知补充。这只是说，一个知识人尽可能地想把知识与良知结合起来。而不是长期以来的知识状况：与我们生存状况有距离的思想学术成为我们的知识领域，和知识活动的主要范围；而我们自身的现实经验变成了无可表达的恶劣情绪。至今而言，人文学科领域内的问题范畴、理论命题与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实践领域里积累下来的。我们一直都在学习这一能力。与其说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理论，不如说要更多地学习他们把社会实践领域内的问题命题化的能力。以积累形成我们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空间。
但我们的知识状况却是如尼采在《不适宜的表述》中所描述的，“过量摄取知识而不知饥渴，甚至不以实际需求而计，那么知识将不再是促成行动的转化动力，而只能隐藏在某种杂乱的内心世界之中……”，在尼采看来，现代文化的品质是“内省的”，它是“外在的野蛮人拥有的内心文化手册”。现代意识超量负荷着历史知识，然而已经丧失了使人能够洞见未来的目光，也丧失了“立足最为生气勃勃的现实来阐释过去”的生命创造力。或者说，这种能力已经被崇尚知识客观性的人文科学所窒息。尼采曾经剖析过与行动相脱节，仅仅是一种内心省悟的知识传统的贫乏无力。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曾经问道：“我们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历史文化对历史的巨大需求，围绕着无数的其他文化之一的历史积累，对知识的消费欲望，所有这些难道都不指向神话的失落，神话家园的衰败？”
知识的过多或过剩积累已经使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成为一种学术杂耍。更何况每一种复杂独特的知识都在传播过程中“引用”为几句格言和几个概念，以便作为知识符号或知识标签进入社会轻便的流通，人们只是在传播的中介环节上获取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符号而已。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在对知识的消费欲望远远胜过知识的身体力行的时代，各种知识观念与理念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消费品。鲍德里亚说，“如此，文化的要求是有活力的，但在豪华的书本和餐厅的彩色石印画片之中，被消费的只是理念。革命的要求是有活力的，但是无法在实践上自我组构，它便在革命的理念中自我消费。”人文科学所提出的观念与理论应有尽有，无论是革命、民族、阶级，或者个性、自由、解构，它们都不指向有效的行为，甚至不指向对行为的历史考察，它们只是知识与理念的自我消费。人文科学已经成为“饶舌的哑巴”，人文学者的内心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的大量引语，在社会中沦为内心独白式——哈姆雷特或赫索格式的人物。
人文科学的功能事实上一直在内省与行动之间摆动。在确立起一种价值标准和消解最终价值之间摆动。就目前而言，人文科学的总体倾向是使价值标准中性化。客观地说，极端主义和极端年代之后的相对主义，既有克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使人失去行动动机的虚无化力量，并且使这种状况持续地合理化。让使人失去行动的相对主义趁机流布成我们时代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中，虽然行动的价值被瓦解了，也正是因为行动的道德动机被消解了，对单纯的行动，对成功和成就本身的顶礼膜拜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价值标准的替代，转化为人们对那种不顾一切地获取权力和财富成功的仰慕。
长期以来，我们逐步习惯了对没有结果的事情，不去多想，对不可能做的事不抱尝试幻想，对写了不能发表的文章就不去写，对表达了没用的表达就不再表达。加上，非但无用而且对自己有现实祸害的恐惧，这样我们在无可奈何中慢慢地适应了思想与表达形式的各种禁区。思想与写作的自我监察提前到动笔之前，那些负责真理的公务员的办公室，搬到了自己书房隔壁。如果检查制度留下了三分空间，我们自觉地只享用二分，以换取生存的安全感。聪明人做到这一点之后，才可能选择他的专业和社会承担。主义与批评尽管很多，尽管充满论战，但都在安检范围之内。而且这未可厚非。自觉地接受自我审察就是自我保存的安检。
我无意也无权加入对知识人的道德指责，这个指责从革命年代直到今天：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大众、脱离时代等等，知识分子被要求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被要求与革命运动或民族命运相结合。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人与知识的脱离，知识分子与批评精神相脱离，知识人与独立的知识品格、与一种理性的怀疑精神背离，成为权力的专横、群众的冲动与盲从的牺牲品。对知识人来说，并没有无可怀疑的知识与真理。他的知识系统是一套怀疑的程序，他的知识恰恰是体现为怀疑的能力，他的思想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辩难过程。而不是表现为思想终结的结论。他的知识意味着对终端立场的怀疑，对可能性的探索。思想是增长着的理性本身。他的思想实践是一种针对人类理解力与怀疑批判能力的无限启蒙过程。然而，显然易见的是，思想观念对权力者来说（或者以夺取权力为目标的革命者），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动员革命资源与革命力量的策略，是指导一个阶级、一个武装集团行动的纲领；在此之后，思想的功能类似于宗教，是精神统治的秘密，是权力的炼金术。而思想或知识，对民众来说，是一个类似于生活信仰的东西，是在暧昧不明的世界上的一个确信之物。是生活的支点。或者说是一种宗教。对于统治者和百姓，思想是集体性质的存在，是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共同体凝聚的核心。是社会生活的要素。是确定无疑的信仰。怎么能指望知识人的某种形式的知识、某种类型的知识、某种认识阶段或境域下的知识，永远与这样的集体要求相结合？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民众，怀疑主义、针对理解力的启蒙、没有终结的批判精神是不会受到持续的欢迎的。对有权力要求和具体社会目标的人们来说，确定性比没有止境的思想过程要实用与重要。因此，尽管知识分子一再被要求与人民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可最终的命运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一旦这种结合进入现实机制，面对变化中的现实，知识人的继续怀疑与思想就意味着背叛。这是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曾经体验过的尴尬处境。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丧失行动能力和行动权力的状况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对知识人的社会伦理承担的要求是一个可以充耳不闻的假问题，或纯粹的骗局。
知识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行动的主体。他的主要行为就是话语行为。他根本无法在行动领域内与一个运转良好——至少在制裁它的批评者方面——的国家机器相抗衡。适当的适应是他唯一理智的选择。然而，真实有效的行为之所以被取消，正是由于他失去了真实的话语行为。知识人每天都在不停地写，不停地说，在报刊杂志、在电视上、在大学讲堂，有时也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然而，除了用专业上的鸡零狗碎的知识去论证存在的合理性之外，他的话语行为根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话语领域已经被分门别类地加以管理。
让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知识人绕开这个雷池能否找到可行的路，以及介入的可能性。正常情况下，一个知识人的介入方式是他的话语行为，以他对事情的理性分析，以理解力来影响社会事件的进程。不论他的话语行为是通过形成社会舆论的方式，还是直接影响到社会决策者的决策过程。——这个出发点如果意味着所有这个过程都是少数人的事情，那么这个可能性已经是一种现实了。可问题就在于这个“社会过程”始终是极其少数人的特权。解决问题的不够民主、不够公开化的程序，造成了解决问题的不够公正。——但是如果他要做出分析与判断，意味着他对事情是一个充分的知情者。真实情况是，一个知识人通常情况下都不是一个充分的知情者。有关事情的内参不是提供给知识者的，而大众传媒并不是透明客观的传播媒介。所谓的大众传媒是社会真实信息的过滤器。或是一个奇特的消音器，复杂的和义愤的不平之鸣，通过宣传意识形态与消费意识形态的混合物作用，变成了对真实意识进行催眠的艺术。现实的真实性消失了：现实本身也消失了。本来嘛，在一个信息与传播的社会，没有进入现代传媒的现实就早已变成非现实了。被制造的景象取代了现实的位置。仿真的世界替代或遮蔽了真实世界。媒介上的图象和信息变成了现实性的合法来源。如果他要对一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话，他就必须充分意识到他已经越位了。他既没有合理的动机也没有合法的身份。即使是一个新闻记者或一个有合法身份的人，也不能在没有机构批准的情况下介入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从口头传播——在有了电视、报纸这些现代传播工具之后，人们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信息的渠道仍然是口头传播，尽管口头传播会带有误传和谣言，不免夹杂着各种当事人或传播者的个人情绪与想象，就像口传时代那样，一个细节可能变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但仍然比主流传媒包含了更多真实的社会信息，至少包含了更真实的社会情绪。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在当今世界，技术的进步总是首先为权力效力。先进的传播技术所提供的信息更少，传播方式不得不向更原始的方法倒退，对一个健康的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可怕的灾难？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与马克思时代或列宁时代已经不同，它没有道德优势，也没有渴望成为历史行动的主体，更不代表历史运动发展的未来方向。它没有任何社会乌托邦的成分，甚至没有任何集体的社会目标，更没有对国家权力的任何目标与想象性的要求。社会弱势群体的运动从被利用的历史主体或国家目标的政治运动变成一种有限的“生活政治”，或生活要求，它不是，或并不设想一种长期的行为与目的，现今的事件要求的是一个近期的、有限的利益目标。他们之所以开口说话，是因为迫于生计。可以想象的是，在马克思与列宁时代，社会底层运动也不会自发的具有社会历史目标，或国家权力目的，就像历史中的农民起义一样，同样都是为生计所迫，为了有口饭吃，底层社会的反抗运动或农民起义的政治权力目标与社会乌托邦设计，是由于当时革命和激进知识分子的介入才会出现的历史转向。然而，当整个人文学科已经失去了明确的历史感，失去了确定无疑的社会伦理学时，一个清醒的知识人不会怀着改变世界历史的英雄心态去乡间跋涉，怀着相似的心情去写考察报告。其实，正是这样的文献所产生的历史，正是上一代人的历史乌托邦主义的悲惨失败，以及它所留下的没有清算的、没有偿还的沉重的社会历史遗产，对现今的知识人，即使是有社会伦理冲动的知识人产生了强大有效的免疫力。正是这种已经发生在历史中、也发生在知识人自身的病原遗传，使知识人产生了对社会行动和正义冲动的道德诱惑的免疫力。尽管我不知道这种免疫力是理智的还是犬儒主义的。是理性行为还是怯懦的逃避。这样的报告也许仍然可以去写，但是它显然应该有一个有限的道德目标或具体而微的社会目标。现在可行的是把这种写作纳入一个学术研究的机制中去，或者是政务机关的调查研究，无论哪一种情况，他都应该是被纳入体制的范畴。以便在合理化进程中被接纳，即使为了使考察具有可能性和任何一点改变状况的效用。
除此之外，一个知识人介入现今的物质世界的社会运动的行为是可疑的：从庸俗的角度看来，一个知识人在今天不再是为生计所迫。一个占据社会既定位置的知识人已经差不多是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因而一个知识人的介入肯定是别有用心。这很容易被功利主义或者计算思维所理解：一个不是为生计所迫的人的社会介入肯定另有图谋，如果不是更坏的制造社会动荡的恶意的蓄谋，也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和明确的社会目标，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组织以反抗既定的权力结构的话，既无思想纲领也不是为新的权力做舆论准备，如果这种介入被恰当地理解为感情冲动、一个耽于正义幻想的知识人的良知冲动，那也不会有积极的结论：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是社会有关权力组织的事情，而不是任何个人的社会正义冲动、道德情操的对象。是的，在一个合理化与分工被谈论的很充分，甚至已经几乎被认为成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与运行方式的时候，知识人的个人良心冲动就是添乱和个人的精神紊乱。不受权力组织控制的个人的道德冲动或乌合之众的情感冲动，或者说知识人的道德冲动，充其量是一个道德姿态，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介入行为，充其量是一种文学化的煽情，而不是严肃的社会责任感。
我希望这是一个符合现实感的逻辑。然而，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我不能自欺欺人地相信，知识人可以信赖这样的社会合理化程序与社会分工。如果没有可以让人求助的合理化与分工的社会组织，又丧失了知识人或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人对社会事件的道德关怀或情感冲动，人们所面临的只能是不公正的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道德麻木和良知的泯灭。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在一个所谓合理化与分工专门化的世界上，知识人而不是任何门类的专家，一些个精神生活的业余爱好者，一些个真理的业余爱好者，或者其中的每个人是否还需要对世界事物作出情感反应？在合理化与高度分工的社会里，道德情感反应是不是已经是过时的事情？是否只应限制在饭后的闲谈之中？情感冲动或道德冲动，通常总是面对具体情景、面对个人遭遇或命运时的反应方式。而不是面对抽象的整体，理性地把握世界的行为。因而没有理由将这种情感普遍化，或作为认识世界的合理化的方式。正像阅读文学作品时一样，它只不过是用社会伦理感情通过个人的命运即个别事件理解生活世界的方式。说到底，面对使内心不安的口传社会新闻或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事件，这不过是我的文学认识论的一种立场的反应。这些文字没有野心，只不过表达一点文学认识论所产生的对触动内心的社会问题的微弱的疑义。这些文字虚假地表达了丧失行动的困惑，真心诚意地表达了对不行动的辩护，然后躲进所谓的文学象牙塔，并且对我无能为力的世界说：对不起，我已经谢过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