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一部哲学的编年史：这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编年史这个题目指的是某种按时、定期之物，其内容与特定的专门化（烹饪、园艺等等）和主体性（年代记编者心中的世界）都没有关系。而哲学，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构想它，都渴望着远离专门化和主体性。哲学，从一开始就在原则上要求全体性（the universal）和客体性。也就是说，它询问全体何以成为思维的对象，以及人们为什么能够根据全体来思维客体，而不管此客体何为。因此，即便思维采纳了存在多样性、异质性、不可通约性原则，它仍然因此而假设了一种全体的客体（universal object）形式。
康德谓之：“无条件性（the unconditional）”。理性要求无条件性。这就是它激情之所在。它要求的是不依赖于任何先验事物，任何先定条件之物。倘若我事先承认某一前提条件，某一先验给定之物，那么，我就无法进行哲学探讨。
如此说来，这一急切的要求怎么能在哲学史上发生变化呢？要么全体的客体被给定，且不可分化。否则，在一切场合，可被活化、分发的，就只能是一种模糊易变的天性（disposition），诸“价值”、“真理”与常识的大杂烩。今天，有种“哲学”的文化模式在不停地加热这锅清汤，却任凭那个对无条件的最终真理的模糊承诺随蒸汽飘走。这样，人们在大肆吹捧“哲学家”市场价值的同时，接受的确实一种廉价的伦理—实用主义共识论意识形态。
我不是说我能够完全或不担风险地避开这种文化险境。我选择轻触这种模棱两可，因为必须在它自身的范围内——比如，通过在电台演说的方式——面对这一文化危害。这不单单是策略问题。也因为，哲学自身的文化发展开启了关涉某种哲学重要性的问题。
确实，哲学的文化发展有此重要性，因为它事实上是一种哲学的慢性病（chronic illness）（而我也将从这个角度来接受chronic一词）。柏拉图主义，斯多噶主义，阿威洛伊主义或康德主义，唯心主义或功利主义一直存在，它们形塑意见并构造其时代的媒介（media），沙龙、学校及政治局。这些成规的保障逐渐被侵蚀并定期崩溃。但是，这些慢性的危机——哲学编年史上的这些危机何以发生？
原因本身就是慢性的。通常，对无条件性的渴求，允许其中不能被简单接受的东西后撤并固定于一种前提共识（preconditioned consensus）。这种慢性的搏动，甚或是慢性的疾病，正是不可接受的要求与注定使之失望或背弃这一要求的回应间的交替。
为什么这种要求不可接受？这不是因为任何哲学上的英雄行为（苏格拉底反抗智者的强力，笛卡尔反对经院哲学的权力），而是出一种内部的法规。哲学要求无条件性，是因为它自己就是从给定条件回撤的结果。
哲学家，如马克思所说，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哲学也不是某个“希腊奇迹”或逻各斯突然显现的结果。哲学出自对条件的回撤，这些条件，在充满众神、献祭、等级制、圣书体及显圣物的世界中随处可见。哲学把不合情理的留存物描绘成被剥得赤裸的此在（Being）或逻各斯，以及稍后的主体之确定性，或超验的意向性，历史，等等。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理性（reason）的欲望实际上翻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已经进入理性的空无地带。
从那时起开始延续的——或者说编年史的一个主题——便是要求一种无条件性的冲动，而事实上，在无条件处，一切给定之物，一切起源，一切支系分化，都已回撤。无条件性之所以被要求，是因为我们事实上就没有给定的条件。剩下的只有——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纯粹状态（pure state）中的礼物：世界，历史，以及无物先行于此的礼物的人。
所谓“上帝之死”以及后来的“形而上学的终结”甚或“哲学的终结”，阐述的是以下这样一个事实：不存在首要或最终的条件；不存在可用作原则或起源的无条件性。但这个“不存在”却是无条件的，因此你也就得到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人类的状况”。
慢性危机——在这些危机中不同的哲学前仆后继——的可能性也就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走向终结。如此，一个转折点也开始出现。然而，如果哲学不再是意识形态延续的慢性疾病，那么，它就必须别样地理解自身的构造。
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治愈某种疾病。有的人仍持此信念，他们认为坚持合理之物及能够确证其自身意义的话语足矣。无论如何，理性要求的比合理更多，而真理总在一切有效的或合情理的意义之外。这里也有这样一种同样慢性的确定性：它又一次在我们面前开启了思想的时间。非给定之物，绝对的非给定之物，也即，存在的礼物——其中不合情理的存在物要求其应有的权利——这项权利不可计算且永不过期……
* 译自Jean-Luc Nancy, Philosophical Chronicles,translated by Franson Manjali,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 p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