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渡船离港以后，渐渐就
被浸入红海可怕的闷热里。从亚喀巴上船的人几乎都是加沙人。他们从约旦南下，过海后沿着西奈半岛东岸去埃及的拉法口岸，再从那儿回到加沙。
我心里琢磨着这条路线，和戴黑白格头巾的男子、穿袍服的女人并排坐在椅子上。颈椎持续疼痛，在暑热中渐渐难忍。我离开座位，到了甲板上。
凝固的夜，黑暗无边，甲板浸着一层水，视野里浮着蒸雾。阿布·伊斯玛伊尔对我说，亚喀巴港出发的渡船没有什么二等一等舱，都是打工者和难民。我俩不想回舱里去，于是打量甲板上的人。一个穿灰白长衫的老头——刚才见他和我们坐在一排，隔着一些妇女——就坐在潮湿的甲板上，在吸一支烟。阿布·伊斯玛伊尔对我说：
“要不要去和那个老苏菲聊一会儿？”
我当然愿意。走上前去，右手抚胸，致礼问好。没想到老苏菲说：“我见过你们。在杰拉什，”我们大吃一惊，“也听说了你们的事。”
真是红海遇故知，世界多小！我们一世决行的捐献，偏偏他就在场。一问，原来他也是加沙人，到约旦杰拉什参加了亲戚家的一个葬礼，现在回加沙去。
为了打发闷热的夜，阿布·伊斯玛伊尔一句句译，我一句句听。我们不紧不慢地，和这个巴勒斯坦老苏菲攀谈起来。我掩饰着一丝激动，因为一连两次，我与他都那么神秘地同席，彼此在场。
阿拉伯人的血液里，潜流着比兴和比喻的基因。他们一旦开口，不像我们会由父母而子女从职业到家境，而是——讲个故事，打个比喻，吟两句诗。
老苏菲的音调不高，他不知怎么就讲开了故事。甲板上散步的人显然闻见了味儿于是围过来。很快，我们的三人角落成了甲板的中心，红海的夜航，成了故事会。
他的故事，我只听懂了梗概。正好为了篇幅，我也只能引用梗概：
一个浑身褴褛的乞丐老婆子伏在路边，蒙在破麻布头巾下的身子佝偻着。一只手伸出来，摇着一个木碗。
第一个走过的是一名官员，那只木碗挡住了他的路。他笑了一声，摸出一张政府布告，揉成团，丢在碗里。
第二个走过的是一个豪商，他被木碗绊了一下脚，一吃惊大肚子胀崩了一颗纽扣。他嘟囔了一句，把纽扣扔进碗里。
第三名走过的是一位诗人，他对着木碗停住，吟了一首诗，再吹一口气，把诗吹进碗里。
都走了。那个夜晚就像今夜一样又热又黑。
密苏尔的沙漠，亚喀巴的海水，世界酷热又冷漠。
乞丐伏在地上，独自嚎啕大哭，不是因为饥饿，她已经对活着绝望。
这时走来了一个少年，是个海法的流浪儿。他说：今天有人给了我一个面包，喏，我觉得应该给你吃。
没料到褴褛老妇厉声说：孩子，一个小面包能救活濒死的老婆子吗？你给了我，自己吃什么？
孩子说：哦，饶恕我，求你作证我没有伤害人的尊严！安拉说，如果伤害了受施散者的尊严，施散无效。吃吧奶奶。您吃了面包后我扶你站起来。虽然路很长，安拉也没说路是平坦的，但是，我会陪伴你。
于是，乞丐老婆子就一口口地，吃了那只小面包。
当最后一口塞进嘴里，她站起来，破衣烂蓑的麻布巾滑落在地上。
那一瞬，天破晓了。她在晨曦中变了，随着第一声响起的唤礼词，她变成了一个姣好的姑娘，美丽而庄严。
猛地一声高音喇叭响起！甲板上落下一个惊雷。
这是唤拜声……晨礼的时刻到了。围着的人群忽地一声散开，老苏菲也站了起来。他朝我告别地一笑。我舍不得，抓住最后时刻让阿布·伊斯玛伊尔追问“以后怎么了”。
他摇摇头回答：“她是巴格达的公主。不，是加沙的公主。以后的事还用我说么？他们结为夫妻，甜美百年，”他一边走开一边加上最后一句：“直到以色列出现。”
甲板上散开的人群也听见了，他们都朝我一瞥：那眉目间的神情，能够意会，不可言传。
天虽然还是漆黑，船上已经人声鼎沸。我俩也挤进盥洗室，和无数粗壮的胳膊碰撞着，准备红海的晨礼。
二
红海一夜，于我如一次再教育。在溽暑的甲板上，我不仅那么近地贴近了巴勒斯坦人，他们的气质、尤其表达的方式令我惊异。我察觉这是极其艺术化的民族，不喜欢平白叙述，他们满腹诗意。
难怪在1948年的毁灭之后，诗歌的抵抗与步枪的抵抗几乎同时发生。后日成为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的池田修1973年还年轻，他的论文《从巴勒斯坦抵抗文学之中——诗的战斗》[1]就总结了这一点：“一直到1952年埃及革命，成为抵抗文学主流的，是使用阿拉伯语通俗语的大众诗。”
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包括我们在此打算纪念的、当年六岁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家被横夺人被驱离。留下的仅有大约26万2千人，四分之三是农民。在抵抗文学（池田修说那其实是亡命文学）整顿成形之前，大众诗曾靠着口头流传的特点，“成为抵抗运动强有力的武器”。
池田修翻译了一首无名诗人的诗。第二天他就要被绞死，这首诗是他在行刑前夜写下的，“至今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不知道它”：
夜啊，请你等一等让囚徒的哭泣结束
拂晓他的肉体会生出翅膀，去拍打风……
别以为我的泪是由于恐怖
它是为了我母亲般的家乡……
已有两个兄弟，化作了绞架上的露水
明天妻子将怎样度日，她将怎样叹息[2]
当战斗要我去买枪——
她摘下自己的手镯[3]
与这些诗的流传吟诵、酝酿问世、遭受镇压几乎同时，八岁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回到巴勒斯坦。但不仅家园不复存在，而且由于错过了“住民登录”，直至1966年这个巴勒斯坦孩子被定为“法的不在”者——无疑，屈辱和愤怒，会在孩子心中发酵成诗。
哦，马哈茂德，虽然我想直抒胸臆地对你倾诉，但是——引用西方国家诗人的原文，对中了“滥爱诗毒”的国人或许更有说服力？
下一段，引自日本著名评论家和诗人四方田犬彦翻译的达尔维什诗集《画在墙上》[4]：
“马哈茂德八岁那年，在小学校来宾聚集的席间，被教师要求朗读自己写的显彰以色列国家的诗。他在并排坐着的来宾和学生面前，用阿拉伯语朗诵了巴勒斯坦少年向犹太少年倾吐的诗：
你在太阳底下随便玩，还拿着玩具
我什么也没有。
你家有房子，我的没了。
你有节日，我没。
一块玩怎么就不行？
这是诗人达尔维什的处女作。翌日，他被以色列军队的司令叫去，不仅诗被狠狠地骂，还威胁说为这事他父亲要丢了工作。少年还不能明白其中理由，但一想到家人他哭了。不久他还是不得已转了学。顺便提及：日后他几度被以色列军警投入牢狱，罪状也常是朗读了诗、以及无许可在（以色列）国内移动[5]。” 马哈茂德，我想，死去的你一定珍视这八岁的处女作。这几句，这简单得几乎回归了语言与人的原初的几句话——不仅是一切的起点，也是冥冥中存在的天下公理的创造。
读者，敬请留意：这不是一个天才少年的故事，这是一个巴勒斯坦儿子的故事。他站在成群的农民、医生、知识分子之间，故事、抗议、语言、美感一起溢出，像一滴水诞生于涌涨的大潮。
三
描画那世纪的大潮，需要正义的笔和厚厚的篇幅。他们席卷而来，以英勇冲击的浪头，推出一个个的才华。
诗人陶菲格·扎雅德（Tawfīq Ziyād,1932-）的名篇《橄榄树》[6]不能忘记。
应该说，使用“橄榄树”作题目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但唯这一篇激活了“橄榄树”这一宗教之树、历史之树的象征意味。它携着强大的历史感觉，使所谓的政治抵抗与美学抵抗，水乳不分，浸透一纸。
因为我并不编织围巾[7]
因为我总被审问
因为我的家总被搜查
因为我连一张纸也买不到
所以我把回忆，以及秘密
刻在庭院前的橄榄树上
我刻上我的故事和悲剧
刻上悲哀的，我的被偷盗的柑橘林和死者墓里的一切
我刻着体味过的所有苦痛
十倍甘甜，也不能治愈的苦痛
我刻着每一块被偷走的土地的号码
刻着地图里我的村庄，它的所在和边界、它被毁坏的村民房子
我刻上被连根拔掉的树丛，被践踏的野花
我要刻上所有拷问者的名字
刻上囚徒的名字，和嵌入我手腕的——手铐的种类
我要刻上看守拿着一份文件，蛮横地把它摔在人头上时的脏话
我刻上“卡福尔·卡西姆哟，不要忘记！”
我刻上“黛儿·亚辛哟，你的记忆永不磨灭！”
我刻上“经历了一切考验苦难，我们抵达了悲剧的极限”
我要刻上，太阳的诉说月儿的私语
恋人离去的井台上云雀的啁啾
为了追忆……在院子前的橄榄树上
我刻着
悲剧的一切情景
惨事的所有场面
从开始，到结尾 自从努哈（诺亚）方舟的传说被记载，橄榄树，就是世界文明中“和平”的最基本意象。“晚上鸽子回来了，嘴里衔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于是人们知道：灾难结束了，和平降临了。
陶菲格·扎雅德的这首诗，使一株橄榄树迎着读者的视野，栩栩如生，悲愤而庄严。它不仅是对背叛圣经的叛徒的问罪，也是对和平复活的向往。全诗不见宗教民族，每个人都感到共鸣。它的美感如同橄榄，随咀嚼滋味沁心。
如继续引用则篇幅太长。如诗人萨米赫·阿尔·卡塞姆（Samīḥal Qāsim），巴勒斯坦抵抗诗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面对着旱渴嶙峋的沙漠，他倾吐了对土地和故乡的爱。
清晨从我的窗边走过
亲切的地平线，负伤者的身影……[8]
像泉水一样流进干渴的沙漠
——我的阿拉伯沙漠 这种爱、以及它的真挚与烈度，是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之一。这种爱的对象， وطن /waṭn的含义是“家园、窝、故乡”。它的蕴含，非近代概念“国家”所能替代，更与资本派生的、侵略的殖民主义“国家”决然不同。由于历史的扭曲，“国家”一语置换了它也曲解着巴勒斯坦人的情感；其实一个世纪前赴后继无法妥协、不停用诗歌和血肉呼喊的——其实简单至极，只是朴素的“家乡爱”（ḥubb waṭni）。
当一个以色列“灌溉计划”要毁掉七个阿拉伯村庄的时候，一首无名诗人的诗立即传开[9]：
节日死了，歌声消失
明年再也没有节日
孩子的游戏不见了
小鸟也不复歌唱
黎明是黑暗
太阳
是吊在天上的黑石头 正如达尔维什所说，“语言的名匠在血的雄辩面前不能修辞。所以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权利一样单纯”[10]——有一个现象不能忽视：农民的表述也许并不逊于诗人。在堪称人类抵抗史上最醒目的巴勒斯坦抵抗之中，诗歌、诗意、诗一般的表达，在诗的体裁框架内外横溢。莫若再引用些溢出“诗框”的例子：
1958年，阿尔加利利的抗议游行被镇压，“多数诗人遭到逮捕。紧接着就在那个地区流传起一个民谣”[11]：
在阿尔加利利的阿尔纳西夫，警察失败喽
阿拉伯的土地解放了
达扬哟，快收拾行李滚开吧
塞得港开始了新历史…… 这首诗的韵律看似简单，但这像一种古老的击掌庆祝，使人联想《古兰经》第111章《棕绳》。塞得港指的是埃及革命。达扬是当时以色列农业部长，他蛮横下令没收阿尔加利利地方三个村庄的土地，引起了农民的抗议，也引发了诗歌的流行。
诗意并不在分行押韵。也许行为更富诗味。据池田修，“一个名叫阿布·哈麦德的老农夫突然被传唤到海法的法院，通知他他的土地已被没收。他完全不知这个裁判，于是强烈地争辩。发怒的法官威胁他说，老头，为了你自己还是听从判决好些。你还要说不满话么？阿布·哈麦德回敬他说：
全是胡扯，法官。你的判决，简直是地里烂黑干枯的荚豆秧子！”[12] 若允许我来评选——诗之桎梏不能容纳、而诗意最深的一例，我无法不想起伽桑·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人》。那是标准的短篇小说，更是直刺人心的诗。尤其这一篇又迫人联想今日叙利亚滚滚的难民，认识到惨剧已连演了七十年。这是一篇——描写掩埋尸体的叙事诗：
一个罐车司机，把三个逃难者藏在车里企图越过检查站。毒阳烤晒，气温六十度，鬼门关般的检查站挡着路。由于拖延太久，三个难民都窒息而死。司机心如刀割，在沙漠上，他决心至少要郑重埋葬死者。但他精疲力竭，两臂像注射了麻药。在痛苦的尽头，他把朋友的尸体抛进了垃圾堆。结尾是如下几句：
只听见砰的一声轰响
扔第三具尸体，比前两具容易些
他跳出铁罐，慢慢关上盖子，再从铁梯下到地面
四周一团漆黑，他感到欣慰
因为他不愿再看
死者的面孔 难怪传说卡纳法尼是诗人。卡纳法尼（GhasānKanafānī,1936-1972）是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发言人，他写过小说、散文甚至剧本，就是没写过“诗”。日本关注巴勒斯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前电影明星李香兰（山口淑子），是卡纳法尼的知音。卡纳法尼第一次见到她，就送给她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加米拉”（Jamīlah,美丽），李香兰珍视这个名字，把它当做自传第一章的题目，并抱养了一个巴勒斯坦婴儿。但李香兰对卡纳法尼最好的追悼，是她准确传达了卡纳法尼的基本观点：
巴勒斯坦人斗争是为了回到家乡巴勒斯坦。……我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我们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等过去曾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处的人们,再次一起生活。[13]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颗如诗的良心，1972年7月8日被以色列用汽车炸弹杀害。参加他葬礼的人，据李香兰记载有七万人。
卡纳法尼和他的《太阳下的人》——使诗的意味和诗人的定义，怦然一声，提交到世界诗坛面前。
四
现在应该回到你，马哈茂德。
你著名的长诗《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一泻千里打动了无数人心。你在医院写下遗言般的《壁画》，仿佛一篇古老的悬诗在巴勒斯坦的绿洲上高挂，遥对着天房。
借助一个美人形象进行抒发，是阿拉伯也是所有诗歌的手法。我在红海上邂逅的那位加沙老人，他红海夜谈的结尾就是美人现身。如今你已离去，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但你也一样，你曾以面对一个巴勒斯坦少女的姿态——不是轻浮地吹出一口气，而是倾吐胸中的誓言。
你美得宛若大地，宛若儿童，宛若茉莉
我发誓：
我将用眼睫缝一条手帕
在上面为你的双眼绣一首诗、一个名字
我用在咏唱中融化的心脏浇灌它……
它便伸展出林荫的亭台……
我将写下，比烈士与亲吻更尊贵的诗句：
“那曾是巴勒斯坦，那依旧是巴勒斯坦！”
……
她的眼睛和纹身，是巴勒斯坦的
她的名字，是巴勒斯坦的
她的梦想与忧愁，是巴勒斯坦的
她的纱巾、双足和身体，是巴勒斯坦的
她的言语与缄默，是巴勒斯坦的
她的声音，是巴勒斯坦的
她的出生和死亡，是巴勒斯坦的
我把你夹在发黄的记事本里，作我诗歌的火焰
我怀揣你，作我旅途的食粮[14] 这样的诗，这么沉重的情感，引诱着翻译的语言热情。池田修对这一节分析说：“当诗人写道‘她是巴勒斯坦的少女……而且，今天依旧’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理解了‘她是巴勒斯坦的土地……而且，今天依旧’。”[15]
你刻画在抵抗之墙上的遗言，我读了又读。诗行间浮现出你们的群像，你们不断累积，新诗层层加入逝者的篇篇旧作。达尔维什，卡纳法尼，陶菲格·扎雅德，还有被绞杀的无名诗人——你们写诗不是轻浮地吹口气。
每一个你，你们用诗，催促我们学习自幼学习的正义。我从你们的诗中只读懂了这一句暗示——哪怕世界堕入不义，哪怕不仅战士的枪而且诗也最终失败，要相信还有正义留存。
是的，正义是败者怀抱的信仰，它是诗的终极。它召唤人的追随，一字不改，以心比心。
不仅用“比蜂蜜、比接吻更甜的句子”，你也用行为注释自己的诗。你提醒诗人不等于妥协者，所以拒绝出任“路线图”的文化部长。你提醒诗歌界由三种人构成，诗人、杀手、读者。你一直预感着难以规避的误读，你担心“诗在误解的祭坛之上被杀死，因刻意的陈词滥调，成为谬误的牺牲。”[16]
我懂得你的意思，马哈茂德。此刻我们满心迷茫。在持续一个世纪的屠杀与压迫下，在撒旦当家天下失义的时代，战士化成白骨，人民只求喘息——诗的抵抗是脆弱的。并非悲剧之后总是喜剧；诗不仅可能被残暴的推土机活埋，还会被资本的宣传机以“艺术和美学”的名义，摇头摆尾低吟高唱地否决！
唯因此诗才决意自卫。它满怀遗恨，守护尊严，抗议热销齐唱的侮辱。当“爱的滥唱”侮辱了死去诗人的尊严，当诗在误解的祭坛上朗诵，“诗的犯罪”命题就成立了。
你早在八岁就被判“不在与缺席”。你控诉“我们在场,只是为了见证别人拿着杀人武器宣布我们的缺席”[17]。——那么我也缺席，马哈茂德。像那个红海夜话的孩子一样，我只在意你们的尊严。我不作左手高官右手豪商的伪诗人，也不参加“诗的犯罪”。
我缺席，我放弃见你，哪怕我想念你。因为我拒绝刽子手搜身的侮辱，我的护照也拒绝杀人枪口的盖章。
我能做的，只是在撒旦充当总指挥的大合唱中，效仿你们，在这世间的一隅，以诗抵抗。
五
本来想写一篇短小的文字，不想一气写了这么长。马哈茂德，最后，如果要我指出最喜欢你哪些诗句，也许，它们是这么几行：
你是我的年轻
我是你的影子
——像艾力夫一样直立[18]
成为闪电
……
我们再次合一
你是我的证据
我是你的隐喻
——像命运偏离了路 在纪念你的此岸，我捧起双掌，以你熟悉的形式。
我缺席但是我紧靠着你们——从那八岁的儿童，到牺牲的卡纳法尼，从红海的加沙老人，到绞架上的无名诗人。
我将一直追随着你们的灵魂。当你们伸出祈求的双手时，在你们满是皱纹的掌心，一些纹路会游离聚合，变成一个短语：
دعاء من الصين (duʻa՚min al-Ṣīni)——中国的祝福。 注释：
[1]池田修：《パレスチナ抵抗文学から――詩のたたかい》、収入「アラブの解放」、ｐ253‐273、ドキュメント現代史13、平凡社、東京
[2]“叹息”前略去“为我和孩子”几字。
[3]如上注，p.255-256
[4]四方田犬彦:「マフムード・ダルウィーシュ覚書」、《壁に描く》、ｐ153‐154。書肆山田、東京、2006年。关于书题，译者在162页解释：“日译虽然题为《画在墙上》，但阿拉伯文原题《ジダーリーヤ》有像‘墙一样’、‘壁画’之意。”薛庆国、唐珺译为《壁画》。原文 جداريةJadārīya ,壁画。
[5]原文“移動”，指旅行、搬家等。
[6]本文所引阿拉伯诗，除注明者外，均为张承志转译自池田修、四方田犬彦日文版，见前注。
[7]作者在借用法国大革命中，德法日夫人（Madame Defarge）把仇敌名字织进围巾的故事。
[8]本文略去“他们在焦渴的塔衣兹小镇受伤，走向赤红的山麓休养，水浇灌着自由的百合”。
[9]池田修，前注。本文有删节。
[10]《大侵入的前夜》﹐刊《世界》2002年6月号﹐p.52。岩波书店，东京
[11]池田修，引诗同见前注，p256。
[12]池田修，见前注，p.265
[13]《誰も書かなかったアラブ》（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P.168-169。见拙作《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四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
[14]《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唐珺译，即出。
[15]池田修，见前注，p.266.
[16]四方田犬彦:《壁に描く》、ｐ160。
[17]邹兰芳：《从“在场的缺席者”到“缺席的在场者”——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自传叙事》 《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p.126-137，引文有删节。
[18]艾力夫，阿拉伯文第一字母，书写直立如“1”，伊斯兰思想最富象征的概念。此节译自四方田犬彦《画在墙上》P.124，见前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