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通造 译
只要还有哲学这个学科，就会有厌恶和鄙视它的人。
我不想以一种自怨自艾、故作姿态的方式来夸大现在这种厌恶的程度或强度；我并没有把哲学家想成是以苏格拉底的形象为典型代表的那种人，所谓自由思想的殉道者，触及了虔信者或凡俗之人认为错误的答案。我也并不认为哲学家有如澳大利亚的政客，在那里，政客这个行当（据我曾耳闻）被认为与掏粪工颇为相近。我想到的更不是像美国的律师一般的哲学家，以强势、无处不在、可怕而享有恶名。
毕竟很少有人会常想到哲学家，而真的想起哲学家的人很可能会以一种略带茫然的尊敬看待他们。但是这个学科确实引来了一类为人熟知的抱怨：哲学给不出答案，或者对于任何一个成年人所关心的任何问题给不出答案，或者就算问题值得一虑，哲学给不出同样值得一虑的答案。这种抱怨基本上就是在说哲学是无用的：要么本质上就是无用的，或者以常见形式出现的哲学是无用的，一种职业的或学术的方式。正是这第二种看法，所谓哲学本应有用却实际无用，有可能会使厌恶累积成纯粹的鄙视。
在提出很多问题之时——比如，何谓采取一个行动，或者我们是如何通过发出声音而使互相都有所会意（如果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哲学家们是被好奇所推动着的。但这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尤其是在他们提出政治和伦理问题时（关于正义、权力的正当使用，以及何种生活值得去过，等等问题），他们也想对世界有所帮助。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曾希望过拯救或转化人性。
当然，上述的问题并非都是哲学的。政治和宗教，以及酒吧里的人都会讨论这些事情，而他们绝不是在做哲学。当这种讨论变得更具反思性或理论性或系统性之时，哲学就进来了，而哲学的典型之处在于它关于伦理和政治的讨论会与关于其他更为理论性的问题的讨论（比如关于知识、行动和心理学）有所关联。为政治宽容所做的论证往往与“没有人独占道德真理”这样一个观念相关联。所有人类共同享有道德自由，这个观念则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些是现代的例子，但过去的哲学也有着相似的旨趣，也同样会引来特定类别的厌恶。
针对哲学的抱怨中最为极端的形式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无可救药地无用：哲学就是空洞、不知所谓、玩弄字句，只会浪费时间，使人无心去做更值当的工作。这类反对意见曾有一段时间是来自于某些宗教观点：比如，德尔图良就曾说过，他同意基督宗教是荒谬的，而这正是他信仰它的原因。其他虔信的人们曾认为哲学反思会使人从宗教生活中游离出来，而且是对宗教生活的逃避，以无趣的聪明论证取代一种关于生活之承诺的忠实观点。这种抱怨既是针对宗教哲学的，也是针对其他哲学的：事实上，神学曾被认为是哲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对宗教本来应有的面貌的拙劣歪曲。
如今，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大多不是宗教信众，而是科学家，或者更为典型的是所谓科学的同道中人，他们并不是以宗教的名义，而是从一种反哲学的、自信满满的清教徒式科学观出发，采取这种态度。正如哲学的宗教厌恶者们最厌恶的是宗教哲学，上述哲学抱怨者们可能特别厌恶最接近科学的哲学，比如那些探究思维与大脑之间关系的哲学。科学批评者们倾向于将这种哲学视为实验室工作的懒惰替代品，
这些抱怨者身上有一个问题，与他们的宗教抱怨者先辈们身上的问题相似：他们无法指望能够通过从事科学来证明科学是有用的而哲学是无用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必须要做哲学。因而，他们最好的策略不是去为他们的抱怨辩解，甚至不是去提到他们的抱怨，而是干脆忽视哲学，并且，如果他们是科学家的话，继续做科学就行。
还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哲学并不一定非得是无用的，但它以现在这样的形式出现却是最无用的。照这种论述，确实有哲学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它曾做过现在却弃之不顾的事情。它可以且应该帮助到我们，但哲学家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将时间花在学术操演上，而这是技术性的，而且非常人所能及。这种态度正是罗杰·斯克鲁顿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所表达出来的，他本人虽身兼数职，也还是个哲学家，而且他当然不会认为他是在鄙视哲学本身。他声称哲学应该“对普通人说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应该为“深陷于道德泥沼之中”的人提供帮助。此处的抱怨是哲学太过技术性且太过抽象，以至于对那些缺少适当训练的人来说无法企及也没有帮助。哲学以形式化的而且毫无吸引力的形式出现，太难了，而正因为太难了，它就背叛了它做出的对人类有所助益的承诺。
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抱怨，至少可以回溯到柏拉图的时代，而在这个事实中有着一个饶有兴味的反讽之处。对于那些主张哲学应对人类具有重要性的人而言，柏拉图是他们的一个英雄，而且也确实如此；实际上，如果说连他都没法（正确地或错误地）谈论我们最基本的关切的话，那么就很难看到还有哪个哲学家可以做到。然而，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已经在抱怨哲学正变得日益技术性而且非常人所能及——常人指的是那些富有、虚荣，有时纯粹投机取巧的公民，他们把柏拉图当成了敌人。我们知道在柏拉图的学院的大门上有着一个条幅，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而学院之中进行的研究非常难。柏拉图认为（而且他年纪越大愈加严厉）哲学除非忠于自身，否则就无法帮助到任何人。哲学的真诚（truthfulness）也意味着它无法预先判断什么是有帮助的；正因如此，倘若哲学自认为可以预先知道何种东西是有帮助的话，那它就没法指望发现真正有帮助的东西。
正如柏拉图所知道的那样，通往有帮助的东西的道路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无法预知的，而推动人们继续下去的动机并不一定与想要有助于人的欲望有关系。其中包括了哲学的另一个动机，好奇。事实上，这两个动机无法真正分开；旨在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哲学无法与旨在帮助我去理解的哲学分离开来。
这一点可以从言论自由的价值这个问题上得到例证，这当然是个哲学问题，也兼具政治重要性。这种价值是什么？它最基本的理由是什么？它是否只是自由的价值的一个例子，即有自由去做随便什么事情？还是说言论自由的价值与民主的价值（即政治参与的自由）特别相关？或者，它是否与真理的重要性有关，尤其是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所涉及到的真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会带来不同的实践后果。第一个进路将鼓励尽可能多的言论，或者，人们乐意说多少就说多少；但它无法证明为什么言论要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所有的自由在某些时候都需要一定的约束，面对这一的事实，这第一种为言论自由辩解的方式无法提供特别有力的理由。第二个进路确实会使政治言论具有优先权，不论其多么令人分心或无关题旨，但它留下了一个关于政治言论的边界的棘手的问题。最后，如果真理是这种活动的目标，那么，这种放肆而混乱的言论到底是不是真理能被我们所发现或听到的最好方式，这一点远非显而易见。
然而，也许除了政治与揭露故意的虚假的需要之外，自由和追寻真理之间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关联。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他如何在化学工作中找到了逃离令人窒息的、恶毒的法西斯谎言的庇护所。他的观点是，对客观的科学真理的追求本身就是在表达自由，因为其中人的行动并不受到其他人的控制，而是由独立于人类意志的世界结构所支配。莱维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价值相关，但如果我们也要分有这种观点，那么重要的是知道科学能否被合理地期待找到客观真理，以及何种人类研究，如果有的话，能够通往那种独立于人类意愿的结果。
因此，言论自由的问题，作为政治价值中最实际的问题之一，若得严肃对待，终将引向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最基本问题。那些论题可能就是这么困难，技术化，并且不能直接地有所助益。那些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很可能无暇顾及普通人，来帮助他们面对道德的泥沼。柏拉图的回答，即严肃的哲学是（或者很快就变得）不直白，仍然是成立的。
哲学本质上就是无用的，或者哲学因其变得困难、不直白而背叛了其使命，这种抱怨实为无稽之谈，在今日如其在两千年前皆是如此。然而，抱怨的余地当然还是有的，谁要否认相当多的哲学工作在任何标准看来都是不值当的（无用、枯燥、贫乏），那么他就是哲学的损友。真正糟糕的事实是，有些这样的哲学几乎不曾试图有所改观。这种哲学之中有着一些可做谋生之资的操演。哲学的职业化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如果你算上中世纪的话就更久远了），但是这种职业化如今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职业化无可否认带来了哲学本身的变形，斯特拉文斯基对当代音乐倔强地提出的一个质问，“谁还需要它？”，也可以拿来逼问某些哲学产品。
除了职业化的操演已经多到令人麻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使人担忧之处。分析哲学一直以来坚持一个观点，即哲学之中必须有所谓“使之正确”（getting it right）这样的东西，这一点当然是正当的。就此而言，分析哲学确实可以恰当地反对理查德·罗蒂为哲学的未来提供的模式（或者说是他所认为的过去哲学的模式），即对话的模式。除非一场对话是非常坚决的（比如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否则它就没法通过“所以”或“因此”或“但是”而得到维系，而只能用“那么好吧”和“这使我们想到”和“这样想想吧”，而且到底有什么人以及为什么会继续这样的对话都未可知。事实上，我们不禁会认为对话模式正是职业化的一个暗中帮手：唯一能参与这样一场对话的只能是那些收了钱干这个的人。
倘若哲学（或者别的与之相似的事情）真有一种重要性的话，那“使之正确”就必然是成立的，清晰和准确也是必须的。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只有一个种类。很难否认，在这个学科中，“使之正确”的观念已经融入了分析哲学的自我形象之中，这也为它的排外提供了部分支持，而这种观念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源自自然科学，这一点可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
哲学之中有许多与科学紧密相关的东西。有些哲学门类是科学的近邻，以至于在它们之间可能并没有清晰的界线。对量子力学的哲学、对数理哲学、对某些语言哲学和某些心灵哲学来说，这一点都是确切的。但是，即便是在与科学最为息息相关的哲学领域中，科学都是一个糟糕模范。
自然科学的某些特征如果应用到哲学上就会对其造成致命的效果。其中一个特征是科学并不真正需要了解自身的历史。科学家要是知道一些自己这门科学的历史无疑是可喜的，但这对他们的研究来说并非关键。某些哲学家也曾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在美国的一个显赫的哲学系，有一位资深人士曾在他的门上贴了一个告示，写着“坚决对哲学史说不”。哲学中有一两个门类与科学极度接近，勉强可以为这种态度辩解。即便如此，它们也只能算是例外。总的说来，人们必须极度严肃地对待桑塔耶纳的一个警告：那些对哲学的历史无知的人注定重蹈哲学史中的覆辙。
另外一个特征是科学确实具有一种有效的劳动分工。有一点当然确实无疑，那就是有些伟大的突破曾经是通过技术在科学领域之间的转移而实现：比如，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被训练成了工程师，然后将注意力转到了生物学，从而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在日常的科学实践中，存在着极为完善的一套方法来获得局部的成果，即便这些成果不怎么令人振奋，它们也还算得上成果。从中可以得出一点，也就是专业的操练无论多么按部就班，仍旧能为学生培养和学科本身做出贡献。但是，正如我们都已经有些悲伤地注意到的那样，这一点对哲学来说并不一定成立。
最后还有一个风格（style，文体）的问题。科学当然展现了想象力，但在它展现想象力时，它主要是具有创造性，而非表现性。科学通往发现或是理论，但这与其成果得到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有关系。科学写作应该清晰高效，它可以具有风格，但是他们的写作具有的表现力并不会影响到他们是否“使之正确”了。哲学就不一定如此。分析哲学中的直白文风的传统本来颇能自证合理，但在科学模式的影响下却成了致命的压力。有两个分析哲学中人尝试一起写一本书，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人说：“让我们先使之正确，然后你再把风格加进去。”（这是个真事）我们可不应该以这样的精神来从事哲学写作。
为什么我们假定事情该是这样的？当我们转向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看一看连分析哲学都认可的过去哲学的经典，事情是这样的吗？柏拉图、霍布斯、休谟、卢梭，实际上还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不涉及更有争议性的领域了）：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他们对这个学科的贡献是独立于他们著作中的创造性的和表现性的力量的吗？确实还有亚里士多德这么一个异乎寻常、别无二家的例子，他对分析哲学的那种“使之正确”的观念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假定他的这些不带感情的论著代表了他自己的声音？倘若它们确实是这样，那么这种语调意味着什么？亚里士多德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提供或预示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也许我们应该从这种毫无生气、这种历史的匮乏、这种技术性之中认出一种逃避？无论如何，为什么我们就该是这种样子？绝大部分哲学家都与他们的遗产不相符：柏拉图不符合于绝大多数柏拉图主义，甚至连黑格尔都不合于许多黑格尔主义，但亚里士多德（也许是独一无二地）却与他所得到的后世遗产相称——他发明了经院哲学。
正如除他之外的上述作者（以及还有很多别的作者）所提醒我们的那样，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所需要的风格远不限于亚里士多德这种。哲学作者要为我们提供他们关于生活、社会与个人的图景。而且，一个哲学家不仅需要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图景，更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提供，从而将这种图景与他或她所关切的东西整合起来。如果一个哲学作者未能解决（在很多情况中甚至是未能去面对）如何恰当地表达这些关切这样一个问题，他或她就无法将反思充分推进下去。所以，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应该听起来是正确的，应该以一种真实的声音说话，这项要求并非是那些有着文学趣味、历史趣味或猎奇的趣味的人所任意强加的。这恰是以哲学的那种反思性的理想为根据的，这一理想在这个学科的绝大多数核心传统中都得到了认可。
无可否认，哲学变成一个职业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所有人文学科共有的——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证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这个观念有什么错误。哲学作为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学科，对于这一点仍旧存在着一些希望，但这些希望却在哲学转变为一种学术惯例的过程中受到了威胁，正如标榜能够提供唾手可得的帮助也会危及这些希望。在这两种情况中，哲学所失去的是一种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品质（无论哲学是在应对什么问题）：也就是对自身所说的东西的一种强烈关注，对于它自身所说的东西是否不仅是真的，而且听起来是真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强烈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任何主题的好哲学（或者至少说是极好的哲学）都会展现出某种紧迫性或者是强度，而成为惯例的哲学缺乏这样的东西。
不过，这种紧迫性或强度只有在哲学严肃地将自身视为一个严格学科时才能出现（又回想到了柏拉图）。哲学并不能通过直接回应迫切而深刻的事情而获得这些品质，很多哲学的批评者恰是这么认为的。有许多文化批判和所谓的哲学表面上听起来非常紧迫，它们过于悲痛欲绝地谈及人类的终结，或是20世纪的恐怖。它提供一种方便易得、直戳人心的末世论，某些批评家正是把这种末世论当成了哲学之严肃性的一种模式。但这些著作正因为它们认定真正重要的事物立刻就能使人为之惊叹，走到了哲学的错误面——这个错误面不是在文学与哲学之间（这是另一个故事），也不是在修辞与直白陈述之间，而是在媚俗为一方，真诚（truthfulness）为另一方之间。它们选择了媚俗这个错误面。在哲学中，至少可以这么说，一种真诚的风格不太可能立刻搞清楚这种工作与我们最紧迫的关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旨趣在于探究我们的关切的不那么明显的根源，以及尚不清楚的后果。
并非每种写作都是如此。哲学有着自己的责任和限度，小说或戏剧或报道也许可以直接谈论苦难，其方式却非哲学所能使用。但它们，以及所有其他严肃的写作，都要与哲学一道面对“真诚”这种共同的要求，它们全都要以各自的风格来确证真诚。（也许这些共要求表明了哲学也是一种想象性写作的形式。）在这些形式的任何一种中，如果作者最初就想变得有帮助，而不是想要使之正确，那么他就写不出什么有帮助或有启发性的东西。就哲学而言，“使之正确”可能会涉及到去探索看起来相当幽暗而且不值当的道路。
真诚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即便是在日常对话中，有帮助并不一定就要令人舒适。一种真诚的哲学更是如此，而一种严肃的科学所采取的最终证明有帮助的道路很可能不是那些最终会带来舒适的道路。同样的，严肃的科学以一贯拒绝舒适的方式也不会带来舒适；严肃的科学会拒绝那些由一种浮夸且一望可知的绝望提供的常见保证。
如果严肃的哲学家们对于一种彻彻底底真诚的同时又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哲学还能梦想什么的话，那就是，这种哲学要继续是严格的、不苟且的与不直白的。出于这些理由，这种哲学无疑会被那些厌恶哲学本身的人所厌恶。但是，更为令人欣慰的是，它也可能会成功地引来一些新的敌人，他们会因为它所说的东西而厌恶它，而非仅仅是厌恶哲学本身，而这反而是为哲学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