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秋 译
某种意义上说，礼物这种东西不存在。然而对我而言，由于我不信鬼，像鬼魂那样的东西也不存在，尽管我从来没能去看《女巫布莱尔/厄夜丛林》（The Blair Witch Project）这部电影——怕被吓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某些东西“存在（there is）”，意思并不是，对这些事物我们无话可说，就好像该事物的非-现象性（non-phenomenality）使它完全不能拥有某种现实性（reality）、强力（force）或意指力量（signifying power）。
然而，确实有礼物这回事——上个圣诞节我就送出了一些，相应也收到了一些。礼物有来回（there’s therub）。每次你赠予某人礼物，你和他人就被铭写（inscribed）进某种交换的经济当中。你因为赠予而对自己感觉良好，而他或她则欣然接受。而就在此刻，礼物开始消失。
在赠予和接收的动作或运动中，不存在礼物。或者毋宁说，由于礼物从一开始就是某种必须回归（come back）（以表达谢意或回赠礼物的形式）之物，它才一开始就已经不在了（gone）。它不可能成为“存在（to be）”,而永远“即将到来（to come）”。礼物包含了这种消失（disappearance）、这种不-在场（non-presence）、这种存在的疑难模式（aporetic mode）。在我们所谓的任何赠予的“真实时间（real time）”里，一旦给出，与他物——比如说，某种以赠予者愉悦感或接收者一句“谢谢你”形式出现的等价物——发生交换，礼物便“废除自身（annuls itself）”（《赠予时间》，30），变得（rendered）不可能。在此种经济或交换循环（circle of exchange）内部，礼物“自己（itself）”就消失了。但是，赠予而不求回报的欲望——礼物，就其全部不可能的纯粹性而言——恰恰是交换经济的开始；这种不可能意义上的礼物，是那种“使循环运转的外在性（exteriority）”（前引书）。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某种礼物的时刻（moment），但这一时刻在真实事件中并不存在。但这不是说，礼物之所“是（is）”的这一时刻的“无根基的根基（groundless ground）”，必须被视作某种超验（transcendental）的本质；就像礼物只存在于某种超越（beyond）一切理性范畴或德里达所谓的“理性原则”的理想外在性中，即便该原则“在那里找到其来源和限度”（《赠予时间》，30-1）。
所以，承认礼物的不可能性，不必然要求我们离开前述的经济循环。就像正义（justice）不会在自身与法律之间强制（force）选择一样，礼物也不会在自身和经济之间提出（pose）（或强加[impose]）选择。如同正义，礼物也是那种不可能之物，超出自身并使某种对立（比如说，赠予与接收）结构（structure）得以可能。而且，在这种奇特的本体论中，在其不可能的时间性（temporality）中，礼物类似于死亡。因为，死亡永远绝对独特（singular）。没有人能死他人之死；没有人能把等待他人的死亡给带走——“死（dying）永远不可能被带走（taken）、借出（borrowed）、转移（transfered）、投递（dilivered）、许诺（promised）或传送（transmitted）”（《死亡赠礼》，44）。终我一生，我死亡的时刻总是即将到来，它只属于我，只为我而存在。没有人能够带走属于我的这一时刻，而我也不能该时刻赠予他人（甚至也不能给我自己）。为他人而死，就是给予不可能被给予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死亡会置换（displace）赠予与接收的对立——使无赠予地，赠予，死亡赠礼（to give,without giving, the gift of death）变得不可能。此种礼物作为绝非自身之物，是莫以名状的（inexpressible），不可能被译成习语（idiom），后者有着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也不能认为，这种礼物发生（occur）在作为在场（presence）或“真实时间”的历史观念内部。
我们也不能认为，这种礼物发生在有生命主体（living subject）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真实生活（real life）”或意识意向性（the conscious intentions）内部，抑或被迫（made）对它们在场。在用某种自足统一感（a sense ofself-sufficient unity）或某种自身同一性（an identity of its own）追究罪责前，必须经受不可决定性（undecidability）的“磨难（ordeal）”（《法律的力量》，24）；因为，任何本身[as such]（作为自身[as itself]、在自身权利中[in its own right]）出现之物，必须已经开始，在看似不可能的意义上来说，必须已经从本身永不出现的可能性开始。而如果这一不可能的可能性被铭写在一切“存在（is）”之物的构造（constitution）中，那么，对一物的同一性（其在场、现实性、存在（being），等等）结构来说，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不能被视为偶发事件/附带事件（incidental）。此不可能之可能性（或不可能之物的可能性）属于那种结构，折叠（doubling）并分裂（dividing）一切存在之物的同一性。
对不可能之物的欲望当然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说，根据你的年龄和性别，它可能以想要拥有和《成功的滋味》（The Sweet Smell of Success）（1958）中托尼·柯蒂斯的长相的形式出现——使你几乎完全着迷于那种发型、那件夹克、那种处世姿势。但这种欲望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模仿托尼·柯蒂斯在电影中的长相和动作亦将生产出某种差异（可重复性[iterability]总是带来改变[alteration]）。你永远不可能看起来很像电影《成功的滋味》中的托尼·柯蒂斯；即使是对他电影角色最好的模仿，也会在其他某处，在另一个语境中玩完（be played out）。即使由托尼·柯蒂斯来模仿自己，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要长得像《成功的滋味》中的托尼·柯蒂斯，这种欲望是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怀有这样的欲望。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不可能之物的经验”（《法律的力量》，15），促使解构（deconstruction）对在场与缺席、现实与虚拟、现实性与再现等对立的边界施压。在这点上，礼物的特征（figure），外在于某种对立——我们可以称之为赠予之经济与伦理对立——之物，作用在于：再次例证形而上学的边界。仅由义务（obligation）给出的礼物（比如说，在父亲节尽对父亲的义务），在任何有意义（meaningful）的意义上，都绝不能算作礼物；毋宁说，它是根据预先决定或计划的法则（rules），被呈现给他者的某物（object）。当你给他人礼物，是为了满足某种经济交易（transaction）的条件，或者是因为义务规定（dictate）某天或出于某种原因必须把某物交还他人的时候，你不可能赠予礼物（givea gift）。礼物永远多于（more than）应得之物。但是，礼物的不可能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交换循环之外、超出礼仪（protocol）范围，或者对收获作为给予他人快乐的结果之快乐全无欲望，礼物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存在“纯粹的”礼物，只有赠予-礼物（gift-giving）永异（ever different）的经济——经济变量（variation）。打开经济循环，尽可能地远离那些义务和礼仪的限制，也将是对礼物“纯粹性（purity）”的接近。
（译自Lucy,Niall. A Derrida Dictionary. Blackwell,2004, pp.4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