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马仕的秋冬系列推出了一款名为“恋人絮语”（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一种爱恋言辞的断片）的方巾来
纪念罗兰·巴特百年诞辰。这款方巾长宽均为140厘米，材质为羊绒与丝绸混纺，设计师Philippe Apeloig把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一书全部扫描并反转黑白，排列印制在方巾上。Apeloig与“纪念”和巴特都有千丝万缕的牵系：他最早在奥赛博物馆的工作就是制作各种海报招贴，参与各种形式的展览和“纪念”；1989年开创自己工作室的同时，他也当上了时尚杂志《流行花园》（或译为《时装之苑》，Jardin des Modes）的主编，而巴特1967年的《流行体系》一书的研究恰恰是基于1958年6月到1959年6月的ELLE杂志和《流行花园》。因而，由Apeloig来设计这一款纪念方巾具有双重的反讽效果，时尚界的奢侈品牌借用了批判流行时尚体系的思想家，而设计师Apeloig如果选用的是《流行体系》一书来制作这款方巾，整个事件无疑会更具反讽效果和批判姿态，但爱马仕和设计师并没有选择这个视觉效果不会有太大差别的文本，反而使用了《恋人絮语》这个题目颇具浪漫派色彩（断片fragments这个词当然会让人想起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的文本，这当然有商业上的考虑，但也未尝不是时尚对批判的回避与迂回征用，通过对罗兰·巴特的引用或者说挪用，流行殖民了批判，流行系统把它的批判者纳入到自身之中。
这样的衍生品，这样的“纪念”，当然不是今天或者这个世纪才出现的现象，早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流行小说《保尔与薇吉妮》（1788年）或者《阿达拉》（1801年）就已经催生了当时的文化衍生品，例如以这些小说为主题的壁纸或座钟。两百多年后，爱马仕的衍生品实则仍在这种诉诸浪漫情感的感伤传统之中，至于看似当代艺术的处理方式，不过是符合当今潮流的时尚和高端。这种衍生品传统是更大的“纪念”传统的一部分，两者同时出现于十八世纪末，短短几年内，“大革命”把流行小说衍生品、先贤祠、博物馆几乎同时带给当时的法国民众。如果我们分析这一场社会变化的动力，“世俗化”的力量具有隐秘但决定性的作用。1791年4月2日，米拉波病逝，国民立宪议会决定把路易十五献给巴黎主保圣女的教堂改为先贤祠，纪念为祖国做出贡献的法兰西伟人，议长米拉波于4月4日第一个葬入了先贤祠。伟人替代了圣徒，世俗的伟大替代了宗教的神圣，大革命沿用了宗教的逻辑和路数，只不过纪念的对象替换成了自己的那一套，新的社会-观念系统自有新的崇拜-纪念体系。1793年，卢浮宫改为“共和国艺术中央博物馆”，用以展示“著名的艺术家”，这是共和国政府对王权和教权财产的转化，“纪念”本身也成为新的世俗教育的一部分。
为什么巴特本人在《神话学》中没有写到“纪念”呢？从“嘉宝的脸”到“牛排与薯条”，从“脱衣舞”到“爱因斯坦的大脑”，只要是流行的社会文化现象，巴特的写作似乎无所不包；但毕竟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整个法国社会对“纪念”的强调与痴迷还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现时代纪念一切，2012年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甚至中国都推出了卢梭的文集，2013年纪念狄德罗诞辰300周年。这位因为对宗教的批评而尸骨不存的思想者属于先贤祠的另一个传统，封圣以世俗的方式完成，但这样的封圣比宗教的封圣更危险：被封圣的第一人，米拉波，之后被发现与国王有密约，于是他的尸骨被清出先贤祠，最终下落不明；而替代他的马拉之后也被清出了先贤祠。进入先贤祠的法国大革命伟人，最终被革命自身清除了，和被革命清除出自己圣殿的圣女一样，一切神圣的都烟消云散了。而现在，法国人纪念本国的政治家、文学家，也纪念其它国家的音乐家和艺术家，现时代的特征是，一切都文化化了，一切都成为纪念程序的一部分。2009年，韩德尔逝世250周年，巴黎的主要音乐厅，从SALLE PLEYEL到香榭丽舍剧院，都安排了或者经典或者已经多年没有排演过的歌剧；2014年，杜拉斯百年诞辰，蓬皮杜组织了首次杜拉斯电影回顾大展，同年，奥赛则策划了萨德逝世200周年的大展，而手稿博物馆展出的是萨德的手稿，一切都按部就班，大大小小的文化名人，按照时间顺序，阴魂一一被唤起。
被唤起的阴魂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在场，他们的作品再次被观看、聆听或阅读，再次被编辑、出版，同时当然有大量另外的出版物来参与纪念，“书写”渗透到了所有文化和艺术形式，正如巴特所说：“此刻的生命并不稳定。我展开我全部的意志。书写。”巴特早年的这封未刊书信出现在了SEUIL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罗兰·巴特：影集》（ROLAND BARTHES. ALBUM）一书中，书中当然有不少影像，但重头戏仍然是文字与书写。巴特的那句“书写”（Ecris），甚至没有主语“我”（Je），只有书写本身，Ecris可以是省略了主语的“（我）书写”，也可以是祈使或命令性质的要求：“书写”。如何纪念永远关注当下的罗兰·巴特？与他一起谈论、书写当下，以他的方式谈论、书写当下，也许是使他进入当下的最适宜的方式。所以我们要书写“纪念”，谈论作为文化衍生品的罗兰·巴特，书写对罗兰·巴特的种种“纪念”。
2015年除了罗兰·巴特百年诞辰，法国还迎来了爱尔维修三百周年诞辰和普桑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的忌日，但这一次爱尔维修被遗忘了，普桑和巴特则享受了最高级别的纪念。卢浮宫举办了“普桑与神”的大型展览，展览的神圣主题正适合普桑本身被神圣化的过程，而巴特的封圣则主要体现在出版界和知识界。这一年与巴特生平相关的出版物就有：Tiphaine Samoyault为巴特立的大传《罗兰·巴特》；菲利普·索莱尔对罗兰·巴特的缅怀，《罗兰·巴特的友谊》；巴特的学生Colette Fellous对他的回忆，《生命的准备》（借用了巴特的讲座书名《小说的准备》）。
Samoyault的大传以巴特的死亡开始。我们都听过那个著名的轶事，巴特在去法兰西公学的路上过街时被车撞倒，之后在医院不治身亡，人们在车祸地点写上了大字标语：“开得慢一点，您可能会轧死罗兰·巴特。”Samoyault试图告诉我们，车祸并不是巴特死亡的决定性原因，从1980年2月25日的车祸到3月26日的逝世，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巴特的健康状况本在好转，但后来急转直下。
那么巴特的死因究竟是什么？这至今仍然是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的问题。Laurent Binet的小说《语言的第七功能》就以这个问题展开，他以一种埃科式的反讽提出，罗兰·巴特是被谋杀的，“法国理论”的每个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西苏，索莱尔，克里斯蒂娃，都有嫌疑！巴特被谋杀是因为他发现了语言的“第七功能”，这是对雅各布森“语言六大功能”的重大补充，这让间谍机构都动容的“第七功能”无比神奇，它可以“在任何时间说服任何人做任何事”。这样的功能当然是古代修辞术的科幻版或侦探小说版，但也不能全然当作小说家的胡言乱语一笑而过，毕竟语言的权能本身也是巴特一生关心的问题。当然，小说的一切都别太较真，不管是阴谋还是里面的文化指涉，一一分析所有的指涉简直和听信《玫瑰之名》去寻找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一样冬烘，最重要的大概还是巴特所说的“文本的愉悦”。
Colette Fellous则给出了个人记忆中的罗兰·巴特，巴特的课上早已人满为患，但她的那句“我只需要一种遥远的在场”打动了他，最终她获准参与课程。现在，以“遥远的在场”方式出现的，反倒成了巴特自己。巴特建议他的学生放弃博士论文，“把生活变成一场小说的传奇”，说出“我”吧，书写吧，投身吧！投身什么？投身生活，也投身小说，小说和写作即生活本身。巴特自己却没能实践自己的教诲，虽然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打算开始小说写作，但繁重的教学义务一直压着他，他所期望的“新生”并未能开始。作为教师的罗兰·巴特自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告诉自己的学生，导师永远不下命令，只给出欲望和冲动，而巴特给出的欲望和冲动至今仍然让众多“遥远的在场”与之共振，这是书写的魔力。
至于那些曾与巴特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他们的纪念方式也各不相同，索莱尔当年觉得无法忍受去参加巴特的葬礼，多年后他终于在书写中与巴特共同在场。“纪念”（COMMEMORATION）意味着“以”（CUM）某些事物“想起”（MEMORISER），以什么？一次展览？一张照片？一本书？一次讨论会？今天是罗兰·巴特诞辰一百周年，接下来在巴特授课的法兰西公学会有纪念他的讨论会，克里斯蒂娃和Colette Fellous等人会以各自的方式唤起巴特的阴魂，这一场盛大的招魂会将是一次共同在场，但什么让我们与逝者共同在场？还是书写本身。
作者已经死了。福柯的《何谓作者？》和巴特的《作者之死》一发表就广为流传，至今早已成为后结构主义的信经，而这两位作者也早已成为经典，封圣的完成恰好都在今年，先是巴特一整年的各种纪念出版，然后是福柯在11月5日最终进入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PLEIADE）系列，成为从蒙田到列维-施特劳斯的法国经典的一部分，这其实并不符合福柯自己一贯的主张，他对体制性的东西一直保持怀疑，但现在他也被规训为体制的一部分，就像巴特被爱马仕变成了他批判研究过的流行体系的一部分。这无疑是一种背叛，但作者已经死了。在法兰西学院门前的“福柯广场”（2005年为了纪念福柯而启用目前的名字），立着但丁低着头的雕像，但丁低头，因为他绊到了叛徒Bocca degli Abati露出地面的头，他在俯视，我们知道，接下来他将要怒斥。但我们现在，在此界，听不到作者的怒吼，一切背叛都在合法地完成。为什么要书写呢，如果最终都会被背叛？
巴特的书写，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正如他在青春时期所说，为的是展开生命和自己的全部意志，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这只能靠书写完成。就像勒内·夏尔在《共同在场》一诗中所说：“你急于书写/好像你真地迟迟落后于生命”，巴特试图以书写来追赶和把握生命，万物在生命中的挣扎划出了一道道痕迹，这也是法语中“书写”écrire一词拉丁文词源scribere的本义，用铁笔刻画出痕迹，我们用铁笔刻划，不管是石板还是泥板还是蜡板，我们都在刻划，都要去刻划，生命的斗争也许只能留下痕迹，而这痕迹要靠存在意义上的书写来完成。我们急着书写，因为我们急于留痕，以德行，以功勋，或者，以言辞。夏尔之后在诗中说：“确实你迟迟落后于生命/无法表达的生命/那最终你接受与之结合的唯一/那每天都被各种人被各种物拒绝给你的/其干瘪的碎片你从这儿从那儿获得若干/在种种无情的战斗之后/在它之外一切都只是被强加的垂危和粗砺的终结”。巴特对语言的功能和“碎片”的意义有另外的看法，在他看来，必须小心语言和事物的混淆，当我们说或者书写某种存在，我们写下的当然只是语言和符号，甚至这些语言和符号与事物本身能否有完全对应的关系都很难保证，针对已经被固定下来的图像或文字的书写才是唯一可靠的进路，这其实又回到了柏拉图的老路，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直接研究事物本身是不可能的，就像直接观察太阳会刺坏眼睛，我们只能观察太阳在水中的倒影。巴特的战斗也就在这个层面展开，他所获得的是文本的当下，但这同时也是他真正书写小说的阻滞所在，他被困在世界文本的当下之中，他那怀疑主义的谨慎让他无法回到事物本身和生命本身。
文本过度的欢愉让书写者流连忘返，这大概是书写的辩证法，以生命为鹄的的书写，最终未必能和生命合一，往往反倒成了套住捕鱼者的筌，使之念念不忘，眼中无他。而我们试图以巴特方式展开的对“纪念”的“去神话”反修辞，最终还是参与了对巴特的纪念神话，最终我们的言说与书写也成了一种修辞，这大概又是纪念与去神话的辩证法吧，只要我们开口或下笔，终将这样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