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他人的问题上，当代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家、
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在批判“我思”哲学的基础上，结合精神分析独特的经验，并运用结构语言学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既区别于现象学、又不同于存在论的主张绝对他性地位的“他者”理论。本文拟从自我与他人、主体与“他者”及无意识与“他者”等问题出发，探讨这一绝对的“他者”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一、自我与他人 在其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中，拉康探讨了自我的形成问题。自我的形成开始于婴儿的笑。心理学观察发现，大约6至18个月的婴儿，经常会冲着镜中自身的像发笑，拉康称之为婴儿对“自身像快乐的攫取”（Lacan，1966，p.94）。它表达了婴儿这么一种期待：尽管在身体上仍然处于一种机体不协调、无法自如活动、从而需要旁人照料的状态，但是他却在想象的层面上，通过与镜像的认同，期待着一种对身体整体性的自如控制。“镜像阶段如一出戏，它的内在推动力从不足被推进到期待中，为陷入空间认同的吸引之中的主体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像到我称之矫形的整体性形式的幻想的连续……”（同上，p.97）
“镜像阶段”不仅是主体成长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而且它还含有一种范例功能，即它标志着自我原型的诞生。拉康称“人的躯体之像是每一种他在对象中感知到的统一性的根源”（Lacan，1978，p.198）。镜像是自我的开端，是一切想象关系的开始。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identité）。
自我一旦形成，就会以想象关系的形式走向外界。他人便是想象关系不可或缺的另一极。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他人不是自我的认识对象，而是自我里比多投注的对象，是自我自恋认同的对象。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这一自恋关系，拉康这样概括道：“事实上，在任何自恋关系中，自我就是他人，而他人就是自我。”（同上，p.120）
他人是另一个自我，这说明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间关系。鉴于自恋性的在场，这一想象的主体间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自我自恋认同他人，就是想把他人作为对象捕捉其中，就是企图取而代之；同样，他人自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取代作为其他人的自我。对此拉康声称，如果单从想象层面出发来看问题的话，人类主体根本就无法共存。（Lacan，1975a，p.193）好在有“实在界”的在场，好在有“象征界”或语言世界的切入；我们事实上不可能生活在单一的想象维度中。换言之，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这种想象关系绝不是真实的人际关系的写照。
自我就是他人，这不仅因为处于想象关系中一极的自我也是另一自我的自我里比多投注的对象，而且更因为，从根本上说，自我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他人。当婴儿（主体）冲着其镜像笑的时候，他不但不知道镜像就是他的自我，而且也不会知道它就是其自身的像。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一种外物、一种对象，或者说，只是一个他人（L’autre）。只是由于镜像具有统一性和自主性这样的特征，他才与之进行认同。认同的结果便是把镜像这一他人视为了自我。在他人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自我。（同上，p.160）
总之，自我一开始就是一个他人，他借助于他人而诞生。在随后的想象的主体间关系中，依赖于想象轴线另一端的他人，主体的自我才得以确立。（Lacan，1966，p.549）自我无法独立存在，他人永远是想象关系不可或缺的一方。这就是自我对他人根本上的依赖性。
二、主体与“他者” 一旦讲到他人的认可或承认，就意味着“象征界”或语言世界已经介入。因为如果对象只是作为像而被把握，那么，鉴于像的统一性是虚幻的，每一种对象关系必然带有一种根本的不确定性：“如果对象与主体之间只是一种自恋关系，那么，它们只有在瞬间之内才能被主体所觉察。”（Lacan，1978，p.202）为了克服这种瞬间性和不确定性，人类引入了语言，引入了“象征界”。“正是通过命名，人类使对象在一定的稳定中维持了下来……命名构成了一种契约。通过这种契约，两个主体同时达成一致，去辨认或认知相同的对象。”（同上）
命名是一种契约，这说明拉康既不是从语言的locutory层面（即注意集中在说话者的思维）出发去探讨语言功能，也不是在语言的delocutory层面（即表述集中在被言说的事物）上探讨语言功能，而是从主体间相互认可或承认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语言的功能。具体地说，在关于语言功能的问题上，他反对工具说和交流说，而坚持流通说。当然，言语的流通必须以主体间相互的认可即某种信任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一种自然流通。它已是一种分派（répartition）。拉康解释道：“如果要揭示分派，如果分派出现，这常常由一种言语呈现的方式所引起。参照海德格尔，我们以不同的样式，可以称此种方式为任务（la mission）、委任（le mandat）、委派（la délégation）或转归（la dévolution）。”（Lacan，1981，pp.314-315）
以流通说来说明语言的功能，一方面，提高了语言的地位，摆脱了传统把语言视为交流工具的偏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贬低了主体的地位：主体只是言语流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再具有传统实体式主体观所标榜的中心地位。同样，从能指游戏的角度来看，每一主体只不过是游戏的参与者，而绝不可能成为超越游戏、超越言语活动的所谓的游戏创造者。拉康称这样的主体为说话主体，他们是能指的峡道（Le défilé du signifiant）、言语的通道。
在主体间的言语活动中，强调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也就否定了传统的交流模式即信息传递-接受模式。传统理论一般把语言符号视为中性的信息，就如一只球，所谓言说就是一主体把它如实地传递到另一主体手里。这种观点看起来非常客观，然而，一旦我们看到语言本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模式就不能令人信服了。为此，拉康提出一种新的音信引发-回应模式，试图来解释主体间言语活动的真实状态。
这种新的模式也称“四角游戏”，主张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告知。一主体向另一主体即“他者”（L'Autre）言说，之所以无法直接去告知后者，是因为在象征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语言之墙”（Le mur du langage）的障碍物，它阻碍了主体与他人主体之间的碰面。对此拉康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换言之，我们实际上是在对A1A2言说，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真实的‘他者’们，真正的主体们……他们处在‘语言之墙’的另一侧。原则上我绝对无法到达他们。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每当我说真正的言语时所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我总是经反射而达到a′，a′′。我总是瞄准真正的主体们，但却不得不满足于他们的影子。主体与‘他者’们，与真正的主体们，被‘语言之墙’隔开了。”（Lacan，1978，p.286）
A1A2是“他者”们，是他人的主体们。a′，a′′是主体的自我们。主体的言说无法到达“他者”，却只能回到自我，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由于“语言之墙”的缘故，主体的言说实际上无法真正到达另一个主体即“他者”：在言语层面上，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主体间性（l’intersubjectivité）。其次，要说有一种相互的交流活动，那也只能是想象的主体间言语活动，即一主体自我与另一主体自我在想象层面上的言语交流活动，我们或可称之为一种自我间性。最后，主体间的言语活动表现为，主体向他人的像即他人自我言说，借助于他人自我与主体自我之间的想象关系，主体的言说又回到了自我。对此，拉康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述：“言语发送者以一种颠倒的形式从言语接收者身上接收到其自身（发出）的音信。”（Lacan，1966，p.298）这种独特的主体间言语活动就是他所谓的“四角游戏”。
对于言语发送者而言，他发出的音信最后又回到了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与自身言说。拉康称这一现象为内主体性（l’intrasubjectivité），以区别通常所说的主体间性。而对于言语接受者来说，由于主体的言说无法真正到达他人主体“他者”，故他不可能像接球似地接收到任何信息。只不过一旦他人自我面对主体的言说，由言说本身所带来的某种音信就会引发他人主体“他者”的内主体性，从而做出某种回应。
至于另一主体即“他者”，既然他是主体言说无法到达的对象，那么他在“四角游戏”中有必要占有一席之地吗？作为主体言说意欲达到的真正对象，“他者”必须在场。当然，鉴于他并不与主体进行实际的言语交流，他只能作为沉默者而在场，拉康称之为沉默的“他者”。（同上，p.430）沉默的特征使“他者”获得了另一种地位，即它同时也充当着言语场所的功能。它是一个第三者，既位于说话者的彼岸，也位于他人的彼岸；超越了双方，又把双方组织了起来。一旦“他者”被赋予言语场所的地位，主体间的信任或认可关系问题，也就变成了主体如何在“他者”面前得到认可的问题。“在真实的言语中，‘他者’就是那个场所。你在它面前使自身被认可。”（Lacan，1981，p.62）
主体在“他者”面前使自身被认可，无疑不是指得到另一主体（自我）想象的认可，而是指得到沉默的“他者”的认可。一旦每一主体的言语都需要“他者”的认可，这一第三者就取得了一种中心地位。
三、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相对于主体在“他者”面前需要得到认可而言，处于中心地位的“他者”应该首先被认可。“只有当‘他者’首先得到认可时，你才能由于它而使自身被认可。而且，对你而言，‘他者’得到认可，就是为了让你能使自身被认可”。（Lacan,1981,p.62）
从主体的发展历史来看，“他者”被认可的过程，就是主体与之进行象征认同的过程。“他者”概念实际上是从他人概念发展而来的。最初，通过想象的认同，主体自我与他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想象的自恋关系。“象征界”的介入，一方面调停了由自恋所带来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另一方面也引入了一种新的秩序。要想进入这一新秩序，主体须与“象征界”的代表即“他者”进行象征认同，尤其表现为与“他者”的集中代表“父亲的名字”的象征认同。“父亲的名字”就是象征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象征的父亲代表法，拉康则把象征的父亲推到一个更为根本的地位上，即认为“父亲的名字”乃一切象征关系的核心。
如果说“象征界”像一张由象征关系所构成的能指之网，那么，作为其代表的“他者”就是能指的源泉。“……A（‘他者’）是能指的场所，是能指的宝库而非代码的宝库。”（Lacan，1966，p.806）需要指出的是，拉康所说的能指，不仅是语言世界（制度化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而且更为基本的是，在语言被制度化之前，在主体掌握语言之前，它早已在场。譬如，在儿童学会说话进入社会之前，就存在着一个呀呀学语的阶段。对于这种特殊的语言，拉康用一个合成词来称呼它：Lalangue（我们不妨暂译为“呀呀学语”）。“语言无疑是由呀呀学语所构成。”（Lacan，1975b，p.127）
呀呀学语之所以已经受到了能指法则的支配，是因为人类主体的无意识就是在能指的作用下构成的。在有关无意识的问题上，拉康既反对新弗洛伊德主义把无意识视为本能的汇总，也反对荣格把无意识视为先天的集体思维模式。他说：“无意识既非源初的也非本能的；它所知道的关于基本性的东西仅仅是能指的元素。”（Lacan，1966，p.522）“无意识是言语作用于一主体所有影响的总量”。（Lacan，1973，p.142）它就像石板上的一张蜡纸，当言语作用时，能指就在无意识这张蜡纸上刻下了痕迹。一旦蜡纸掀起，显现在蜡纸上的字符会随之消失，但是，蜡纸上所刻下的痕迹却保留了下来，无意识就是这样一种痕迹。痕迹保留下来的便是能指的差异性结构，它不仅是呀呀学语的基本结构，而且更是语言世界的基础。
当拉康把无意识视为能指作用之下的差异性结构之物时，他显然把它与作为能指宝库的“他者”联系了起来。通过提出“他者”概念，拉康丰富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他把无意识概念分化为两个概念：作为场所的无意识和作为（“他者”的）话语形式的无意识。对于前者，拉康主张用另一个概念即“他者”概念来称呼它。
拉康本人倾向于把无意识视为一种话语形式，他称之为“他者”的话语。虽然拉康总是把话语视为语言的空架子，但是它仍然是与语言有关的东西。鉴于此，他主张用“能指链”（chain signifiante）这一术语来称呼它。如果说语言世界是条巨大的“能指链”的话，那么，无意识无疑也是一条“能指链”。只不过前者最终是可以被可视化的，即可以通过字母（文字）的形式表示出来，而后者则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可视的，即无法用有形的字母（文字）来表示它。无意识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默默地向我们倾诉。
从静态的角度看，无意识是一个场所，是一个“他者”；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无意识则是“他者”的话语，表现为“他者”向我们默默地倾诉。这一切无不表明，“他者”处于一种根本的地位上，可以说占据着我们人类主体的中心。主体向“他者”言说，就是向其无意识倾诉；一旦获得了其无意识的共鸣，也就得到了回应。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到交流，也只能是主体与其自身的交流。这是一种典型的内主体性理论。
然而，如果说每一个主体都向其无意识言说，从其处得到回应，那么，对于主体而言，他人主体的言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呢？拉康的回答便是，要说到有什么意义，引发便是他人主体的言说带给主体的唯一意义。“因为语言的功能不在于去告知，而在于去引发”。（Lacan，1966，p.299）所谓引发，就是引起主体无意识的共鸣。对于主体而言，他人主体的言说最初不过是一串串声音。如果他人主体言说的语言与主体的无意识具有相似的能指结构，主体听到的就不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串，而是周围总是有意义或所指相跟随的语音或能指；反之，主体听到的就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串。
一主体的言说引发了另一主体无意识的共鸣，从而引起了后者的回应，当然，“……这种音信并非来自超语言的主体，而是来自超越主体的言说”。（同上，p.574）换言之，它来自超越了双方主体的“他者”。所以，主体须用其无意识而非耳朵去倾听他人主体的言说。
如果说言语以信任为基础，那么，信任就以倾听为基础。“像弗洛伊德一样，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倾听言说者”。（同上）通过倾听，不仅可以区分能指与无意义的声音串，而且还可以区分能指。一旦从听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语言问题，我们就会面临以下两种情形：其一，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源初客观性信息问题；其二，即便听者具有相似的语言或能指结构，他们听到的往往也会是不同的东西。前者是拉康音信引发-回应模式的前提，它表明他反对把语言实体化。关于后者，这里涉及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通过倾听，不仅能指与能指之间区分了开来，而且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也松动了，从而使能指取得了一种自主的地位。然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主体来说，进入能指游戏首先在于接受或认可它。换言之，倾听已经是一种信任，所以，不仅主体之间的言语活动是一种信任关系，而且与无意识的共鸣也是一种信任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康称“……无意识的地位是伦理的”（Lacan，1973，p.41）。
总之，无论是引发还是倾听，关键都在于信任的确立。“他者”首先得到认可是一切信任或认可关系的基础。通过把“他者”视为无意识的场所，拉康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把“他者”“内化”了。“内化”“他者”的后果便是，“他者”取得了绝对的中心地位。
四、结语 当代哲学中令人颇费脑筋的他人问题，在近代哲学诞生之时其实就已凸显出来。当笛卡儿用自然之光（理性）来回应蒙田那个著名的问题“我知道什么？”时，就遇到了他人问题。如在第二沉思中，他把窗外大街上行走的路人归于其心里判断能力的产物。（笛卡儿，第31页）把他人视为主体判断的产物，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无疑很难令人信服。
尽管胡塞尔主张用先验的主体间性而非共同理性来防御唯我论，但是在处理他人问题上，他选择的基本上也是一条以“同”来消灭“异”的道路。在近代哲学史上还有一条不同的道路，那就是由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思想所开创的主张绝对异性或他性的道路。萨特高度赞扬了黑格尔把他人视为自我意识得以呈现的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并认为在避免唯我论方面，此手法要比胡塞尔通过超越的先验自我这一以“同”化“异”的手法更令人信服。他这样说：“在我们看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卷中对问题的解决相对胡塞尔所提出的解决来说就是一种进步。”（萨特，第314页）
俄国流亡学者科热夫（Kojève）1933年至1939年期间曾在巴黎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影响了法国知识界几代人。拉康当年参加了科热夫的讲座，深受启发，绝对的他性理论也得益于此。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其理论与黑氏的整个思想是背道而驰的。绝对精神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客观意识哲学，而拉康把他性置于一种根本性地位，就是为了反对自笛卡儿“我思”哲学以来的意识哲学。当然，拉康的“他者”概念是一个语言文化概念，他性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性。赋予社会文化以中心地位，一方面有助于走出自我（意识）中心论的封闭圈子，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必定带来异质性与差异的共在。
拉康有意突出他人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精神分析学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自我心理学派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其领袖人物哈特曼鼓吹存在着“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强调自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拉康反对这一流派，认为他们违背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的宗旨，即否认了无意识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精神分析学与心理学无从区分。为了粉碎自主性自我的神话，他对自我的起源做了研究，大胆地断言自我一开始就是他人，并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证明此观点。在梦中，我们不难发现做梦者往往以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自己的梦中。这说明，在梦中做梦者与他的躯体（即梦中的他人）分离了开来，使得我们有机会辨认出做梦者（主体）的躯体其实是他人的躯体这一事实；而一旦清醒了过来，主体的自我重新又占据了他人的位置，想象的统一性成功地掩盖了源初的异质性，于是主体的自我再也无法辨认出自己的躯体其实是他人的躯体这一事实。（Lacan，1975，p.176）
一旦欲望从依附于像演进到依附于言词，他人问题也就演进到了“他者”问题。区分他人与“他者”不仅是理论上的需要，如他人代表着想象的秩序，而“他者”则指向象征秩序，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实际意义：“在精神分析中，不知两者的区分……是所有错误问题的源头，尤其表现在现今对对象关系的强调上。”（Lacan，1981，p.287）换言之，不能否认“他者”的在场性。著名的谢尔伯（Schreber）案例可谓说明“他者”之不可或缺的最佳例子。谢尔伯法官曾经是一个典型的谵妄型精神症患者。他的症状主要表现为：他视自身为上帝的女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和他，没有其他人；他的话语属于典型的幻觉型话语，没人能听懂他。不难看出，由于缺乏“他者”这一能指宝库的组织，主体实际上并不受象征秩序的支配，而是活在一个完全的想象世界中，从而得不到文化社会的认可。
在具体的分析实践中，“他者”的作用或功能集中体现在分析师的地位和角色上。通过“四角游戏”理论的阐释，不难看到，分析师其实身兼两种角色，即他人和“他者”。作为他人的分析师就是分析者看到的那个人，其角色是明了的。而作为“他者”的分析师，是一个看不见的在场者，一种功能的体现，其地位和角色需要通过分析和论证才能明了。看不到两者的区分，如把分析师与分析者之间的分析关系仅仅视为自我与他人的想象关系，在分析实践上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鉴于此，拉康强调“他者”的价值，就具体的分析师的训练和要求而言，他要求分析师做一个沉默的在场者、沉默的“他者”，而不是作为主体自我学习榜样的强大的另一个自我。这便是著名的拉康派不干预治疗手法。
由于“他者”是一个无人称的第三者，所以我们不能用自然的态度去直接讨论它，而是必须通过某种维度来引入它。在法国当代哲学中，另有一位思想家也主张一种绝对的他性，那就是勒维纳斯。通过打开宗教与伦理的维度，勒维纳斯提出了一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且需要伦理实践来支持的绝对“他者”理论。拉康则不同，他提出的是一种既具有语言色彩、又具有精神分析色彩且可以用来指导精神分析实践的绝对“他者”理论。
当拉康把“他者”置于能指宝库的地位时，他也就把它置于了语言的维度之中。当然，鉴于他对能指所做的更为根本的阐释，他所打开的那个语言的维度明显有别于语言学所谈论的对象。而且一旦他把能指视为一种不可被可视化的差异性单位，他同时也就引入了另一个维度，那就是无意识。当他把“他者”置于与无意识同样根本的地位时，他面临如何协调两者关系的问题。拉康主张用“他者”来称呼无意识的场所，同时把无意识视为一种话语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而可能纯粹是为了理论上阐释与安排的需要。因为，无论是“‘他者’是无意识的场所”这样的表述，还是“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那样的句子，都是试图把两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想做出根本性的区分。
相对于主体来说，无论是“他者”还是无意识，其实都代表着一种他性。主张他性的根本或绝对地位，同时也就意味着主体已经不占据中心位置了。这与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主体离心化思想在理论上是相呼应的。在主体离心化问题上，无论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的论述，思想史家福柯关于人已消失的论断，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对作者之死问题所做的讨论，还是哲学家德里达关于“人的目标就是人的终结”的论述，在分析手法上基本是相同的，即都是通过话语或语言分析，强调结构的自主性，从而宣告了主体（人）不再处于中心地位。拉康倡导的“他者”理论可谓一种特殊的主体离心化理论。一方面，他宣称“无意识具有与语言一样的结构”，手法也大都属于结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主体与语言之间引入无意识，从而把话语或语言分析的手法置于一种更为根本的位置上，即通过无意识来开启主体离心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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