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良 译
福柯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其文本本身的运动变化就是对所述命题的绝好阐述。一方面，螺旋上升的结构颇具威力，但它不是那种巍峨的建筑，而是游移蜿蜒，回环往复，没有起源（也没有巨变），不断地展开，越来越俨然；另一方面，缝隙中流淌着一股力量，渗透于社会、精神以至身体织成的整个孔状大网，无往而不至地调节着权力技术（权力与诱惑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一切都直接写在福柯的话语里（它也是一种权力话语），流动、浸入、渗透于它所开辟的整个空间。哪怕一个最小的限定词，也会进入细微的意义缝隙；所有的子句和章节都要进入那个螺旋组织；一种拆解中心的庄严艺术开辟着新的空间（权力和话语的空间），而这些新的空间随即又被福柯那汩汩而来的文字小心翼翼地掩没了。没有空穴，没有幻想，没有回火，只有流动的客观性，这是一种非线性但有迹可循的完美无缺的文章。没有言外之意，没有玄虚，也没有修辞，永远言义相称。
简言之，福柯的话语就是它所描述的权力的一面镜子，话语的力量和诱惑就在话语之中，不会在其“真理标志”里。那些真理程序没有任何意义，这便是它惟一的主旨，因为福柯的话语并不比任何其他话语更具真理性。福柯话语的力量和诱惑全部包含在其对客体的蜿蜒曲奥之处展开的分析当中，它的描述细致准确、战术高超，通过诱惑得到分析的力量，新的权力运作通过语言本身得以进行。这也是神话的运作，完全实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那种象征效果。因此，福柯的话语并非真理的话语，而是地地道道的神话的话语，而且本人以为，他并不奢望自己会实现任何真理效果。顺便说一句，那些步福柯后尘的追随者们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恰恰漏掉了神话这一步，径直走到真理的终点，惟真理是依。
他所做的权力分析史的确很完美，但也令人困惑。我们可以从某些东西里隐约感到（正如反过来看，这种文章美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真的能确切地理解权力、性、身体、规训及其各种复杂变体，那是因为此时此地的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了；还因为福柯描绘的精彩画面究其实受到时代（也许是一个“古典时代”，他是该时代的最后一只恐龙）的限制，那个时代现在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过程之中。正是这种情形产生了那些令人目眩的分析活动及其一系列术语。“我说到时间，那是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此乃阿波利奈尔的话。福柯的情况如何呢？他雄辩地向我们谈论权力。只是因为权力已经死亡？不要忘记，他是“真正”客观地谈论权力问题的：谈到各种衍射出来的问题，但是决不对有关这些问题的客观看法提出任何质疑；他把权力研成粉末，但是决不对权力的“现实原则”提出任何质疑。播撒的结果是无法确定具体的方位的，而且干脆溶解得无踪无影；是通过颠倒、删除或拟真的超级现实（hyperreal）来溶解的吗？（谁知道呢！）可是问题就出在福柯无法从他的谱系深处再有所挖掘的权力层面上：对福柯而言，政治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从“专制式”到“规训式”的种种变形，并且像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一样，从这个变形层面进入微细胞。这也许就是跨越统治着我们的权力之想像界的巨大进步吧。但是权力公理却没有任何改变：它丝毫没有跨出自身的影子，就是说，丝毫没有改变对真正的权力功能的界定。于是，权力仍然指向某种现实原则和非常坚固的真理原则，仍然指向政治与话语的某种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权力不再附属于已经遭到禁止的专制秩序，不再属于法律秩序，但是仍然属于客观的现实秩序）。福柯就这样向我们描绘出一幅权力不断地螺旋攀升的图景，到了螺旋结构的最后一层，他便能够详尽地标注权力终点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权力问题永远不会终结，也不会出现权力终结的问题。
如果福柯对性（sexuality）问题谈得很好[
最后成了一种分析性（sex）的话语，或一种不再哀婉的性的话语。这是一种文本清晰的话语，先于对无意识的发现，不需要“逼迫深层的东西”开口说话]，那会怎么样？如果他对性问题谈得好，是因为性形式或这项重要的文化生产像权力一样正处于消亡的过程当中，那又会怎么样？性像人一样，或者说像社会性这个范畴一样，只能延续一段有限的时间。如果建立在性话语之内韵性的现实效果也开始彻底消失并卷走欲望、身体以及无意识等今日广为吟诵的一整套指涉范畴，让位于其他拟象，结果会怎么样？福柯的假设本身就表明，性的死亡只是早晚的事情。精神分析学似乎敲响了性和欲望的千年福音，然而与之合拍交响的东西也许恰恰促成了它的彻底消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使无意识和欲望走向了终结，正如马克思主义使阶级斗争走向了终结，因为这些概念的实体是在理论工程中获得并被埋葬的。因此，我们在一种性话语里看到了欲望的元语言（metalanguage），这种话语超越自身，复制性符号，以掩盖不确定性和严重的蚀本状况——“性感”这一主要流行词已经成了当今性迟钝的同义语。政治与性的情况相仿佛：“难忘1968年，多少罢工、路障、演讲、鹅卵石！人们到那时才懂得了‘一切都是政治’！而愈禁愈烈的色情化却让人们看到‘一切都是性’。”（《艺术新闻》色情问题专号）这是双重和并列的荒诞（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性征），因为政治开始坍塌，性本身也变得复杂化并消失，成了超级现实中“被解放了的”性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涉。
如果真的像福柯所说，资产阶级通过性为自己得到一个光彩夺目的身体和一个响当当的真理，从而披上真理和俗气的命运的外衣，进入社会的其他层面，那么这样的拟象恐怕是太走样了。福柯没有摆脱古典的性公式，所以他无法跟踪这一新的性仿真螺旋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性获得了第二种存在方式，展示出遗失了的指涉框架所具有的迷人之处（它不过是从无意识神话的既有配置得到的一种连贯性而已）。即使他将性配置为一种时髦的话语，这种话语也有其内部的连贯性，而且像权力一样，会折射出积极的一面。话语还是话语，但是实际的操作、策略和运筹已经穷尽其力：歇斯底里的女人，不正常的成年人，手淫的儿童，受俄狄浦斯情结困扰的家庭。这些真实的历史装置或机器依然存在，从未改动，即使释放力比多能量的“欲望机器”，亦复如此；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便是真理。但是福柯只能给我们讲那些复制“原始机器”的仿真机器，只能讲一讲将所有这些装置编成一个更大螺旋物的伟大的仿真机制，因为福柯的双眼只盯着权力与性的经典组合。但是他看不到这种狂乱的组合已经与拟象无法分离。这个螺旋物擦去了一切其他的东西，它也许只是欲望或权力的新的一面，但又全然不像，因为它将所有的话语都弄成这些东西。巴特在谈到日本时这样说：“在日本，性征包含在性里。而在美国，性征却与性无缘。”如果性里不再有性，那是什么？我们亲眼看到了性解放和色情化给性理性带来的痛苦。福柯是在事后才把解决问题的方案给了我们。《规训与惩罚》及其有关规训、“全景监控”和“透明性”等理论也不例外，不外乎是一些博大但过时的理论。这样一种通过客体化的凝视来实现控制的理论尽管讲得精细入微，但毕竟已是过去之事。这些仿真装置无疑已经背离了注重透明性的策略，正如这种策略已经背离了福柯本人所描述的惩罚的直接象征性的运作。这里又少了一次螺旋运动，匪夷所思的是，福柯在这一次螺旋运动跟前戛然而止，他从未打算跨过当代制度革命的门槛。
不妨说，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命题是：性压抑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有过不准谈论性的禁令，禁止承认性、表现性、制造性。这个主题似乎可以引起许多感想。压抑只是一个托词，其真实意图是为了将整个文化交付给性禁令。假如我们同意福柯的观点（不过要注意，这样的交付与从前的美好压抑也没有什么两样，说成压抑与说成“诱使的”言说方式有什么两样呢？只是换个说法而已），那么该书的基本思想空该是什么呢？一种否定的反动的超验的权力观念，其基础是反对一种肯定的积极的内在的权力观念，这就是它的基本思想。德勒兹和利奥塔提出了新的权力观和新的欲望观，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巧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缺乏或禁令，而是顺畅的且不断强化的积极配置和播撒。这种巧合并非偶然；只是在福柯那里，权力代替了欲望。对于德勒兹和利奥塔而言，欲望同样也是已然在场的，没有任何否定性，它是一个网络，一个根茎，一个无限地衍射的连续体。福柯不谈欲望的原因在于，它的位置已经被其他东西占据了（彻底换个方式看，我们可能会问，在精神分裂症理论和力比多理论里，欲望之类是否真的并非某种仍然使用着内在性符号、肯定性符号以及相同机制的权力的畸变形象；甚至可能问，在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的无穷换算中，欲望和权力是否真的不会交换数据，我们是否把一种镜子的游戏当成了真理的游戏）。
这两种理论无疑是一对双胞胎，它们在“手段”上是共时的和等时的，它们的成长过程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完全可以相互交换（参见德勒兹论述福柯的文章——并生成副产品（“权力的乐趣”、“资本的欲望”，等等），这些副产品全部是从上一代的副产品（“革命的欲望”、“非权力的乐趣”，等等）复制而来的。德意志帝国、弗洛伊德一马克思主义者、欲望和权力曾经是对立的符号，微观欲望（权力欲望）和微观政治（欲望政治）在力比多的机械阈限之内实际上已经融合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只是把它们微缩而已。这就是福柯指出的螺旋结构：权力／知识／快感（他不敢说成权力／知识／欲望，尽管直接相关的问题就是欲望和整个欲望理论）。这个互相盘绕的分子结构预示了后来的各种歇斯底里症，而福柯就是这个结构的一部分：他在欲望旁边推动建立了一种系统的权力观，正如德勒兹在后来的权力形式旁边建立了一种欲望观。这样的撞车真是美妙无比，不能不让人怀疑；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新婚燕尔的感觉。权力融入欲望，欲望铸入权力，那我们就把它们一并忘掉吧。
至于有关压抑的假设，我们不妨断然地反对它，当然不能以一个简单化的定义为基础。福柯所要抛弃的压抑是那种为了将所有形式的能量归并于物质生产而采取的性压抑。但是即便如此，也很难把无产阶级说成第一个受到性压抑的群体，历史表明最初受到性压抑的是特权阶级。总而言之，关于性压抑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另一个关于性压抑的假设却非常有趣，它的源头离制造领域很远，且同时把整个性征囊括其中。无论我们讨论生产力和能量的解放，还是谈论性，都不外乎是一种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样的社会化过程。也许可以从最宽泛的假设的意义上说，压抑绝不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对性施加压抑，而是“通过”性进行的压抑（通过性组成一个由话语、身体、精力以及强加的制度构成的网栅，其名义是“言话的性”）。被压抑的性掩盖了以性为手段的压抑。
生产的渠道从工作转向性，但这是通过切换轨道来进行的。随着从政治经济学到“力比多”经济学的转向（这是1968年的最后一项收获），我们从旧的暴力型社会化（工作）转向一种亦心灵亦身体的更为精细和流动的模式（性和力比多的模式）。变形的事情发生了，劳动的力量转向冲动，以再现系统为基础的模式（有名的“意识形态”模式）转向以情感系统为基础的模式（性只是一种畸变的社会指令）。从一种话语到另一种话语——确实是个话语问题——生产的影子无处不在，可谓名副其实的生产。“生产”一词的最初意思其实并不是指物质的制造，而是指呈现出来，显示出来。性的生产就像一个文件的呈现，或者说像演员出现（se produire）在舞台上。所谓生产，就是让本属于另一个范围(神秘的诱惑的范围)的事物具体显现出来。所谓诱惑，是无处不在但始终与生产相对立的范畴，诱惑是从可视范围内抽去某种东西，因而它与生产是相反的，而生产则是让某种事物清楚地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可能是一个物体，可能是一个数字，也可能是一个概念。让所有的事物被生产，被阅读，让它们成为真实的、看得见的、带着有效标记的东西；让所有的事物转换为力量关系，概念系统或可以计算的能量；让所有事物被言说，被聚拢，被登录，被编排，色情化的性就是这种情况，但更宽泛地说，这也是我们整个文化的情况，它的自然情形就是“猥亵”。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畸形”及其展现的文化，是“具有生产力的”畸形的文化（“忏悔”就是其形式之一，福柯对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这种文化里找不到任何诱惑，即使在疯癫地激发快感的色情表现中也没有诱惑；在那些被空洞的凝视看穿的身体上也找不到诱惑。在整个生产世界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诱惑，统治这个世界的是透明性原则，它主宰着看得见和可计算的现象界的一切：物体、机器、性行为或国民生产总值。
色情只是性矛盾之一方面的极度表现，是现实主义者对真实状况不能释怀的一种表现，真实状况就是地地道道的“猥亵”。然而性问题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强迫发生的物质化过程？难道不是早已存在的西方人真实观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总是要对一切都加以“例证”和工具化。在其他文化里，宗教、经济、政治、司法、社会乃至其他形形色色的范畴是不能相互分离的，否则将十分荒谬，因为它们不是单独发生的，因为这些概念就像许多性病一样，传染上这种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们。同样，如果把性当做独立的例证，当做生成其他所有现象的不可简约的现象，那也是十分荒谬的。我们需要对性理性或性理性的谱系进行批判，这有点像尼采曾经对道德理性进行过的批判，因为性理性是我们新的道德系统。
在有些文化里，性行为是没有终结的，也没有非常严肃地把性事看做一种能量的释放、用力的迸发、不计成本的生产或对身体的卫生处理，我们要么不理解这样的文化，要么隐隐约约地感到同情。这些文化保留了很长的诱惑和性感过程，性事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涉及一系列馈赠和反馈赠的程序，而性交只是与一种不可避免的仪式相吻合的互惠过程的最终结果而已。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样的性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我们而言，性完全成了快感时刻的欲望的实际化，其余一切都是“文章”而已。这是对性高潮功能的无以复加的高度概括，是活性物质的具体化。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早泄文化。所有诱惑，所有的诱惑方式（诱惑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过程），渐渐消失在已经自然化了的性指令背后，这个性指令倡导欲望的直接实现。我们的引力中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无意识和力比多经济学，这里只能容得下欲望的整个自然化过程，欲望要么受制于命运的冲动，要么受制于简单的纯机械操作，但首先是受制于压抑与解放的想像界。
如今人们不再说：“人是有灵魂的，你必须挽救自己的灵魂，”而是说：“性是人的本能，你必须想办法用好它。”
“人有一个无意识领域，你必须学会解放它。”
“人有一个身体，你必须懂得如何享用它。”
“人有力比多，你必须知道如何打发它。”等等，等等。这种向力比多、势不可挡的冲动，心灵、性或身体的加速循环，实在是控制市场价值的那股力量的复制品：资本必须循环，任何引力或固定点都必须消失，投资和再投资的链条绝对不能中断，价值必须不停地向所有方向辐射。它是资本的形式，以性征为口号，它在身体的所有层面上都以模型的方式来出现。
此外，我们一直谈论的身体所具有的惟一真实性其实就是性模型和生产模型的真实性。资本以同样的运动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劳动的身体，也创造了我们今天想像为欲望和无意识场所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心灵能量和冲动的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在这些冲动的支配下，在这个主要过程的影响下，也已经变成了主要过程，亦即成了反身体的终极革命的概念。压抑一词同时获得了这两个含义，二者之间的明显对抗只是压抑的另一种效果而已。因此在身体的奥秘里重新挖掘一种不受约束的“力比多”能量（与约束之下的生产的身体能量相对立），只会发现资本的心灵隐喻。
欲望和无意识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之心灵隐喻的一堆垃圾。性法律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手段，支配私有财产的法规得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扩展，所有个体都得到了对某种资本的处置权：心灵的资本，力比多的资本，性的资本，无意识的资本。所有个体都在自身解放之后开始支配自己的资本。
福柯对我们（而不是对他自己）这样说：一切与压抑无关，一切与生产有关，一切与压制无关，一切与解放有关。这有什么不一样！所有形式的解放都是压抑促成的：生产力的解放和欲望的解放是一个道理，身体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亦然，如此等等。解放的逻辑无一例外地是：所有的力量或所有解放了的言语形式都是权力螺旋结构上的一道回环。所谓“性解放”的奇迹就是通过把压抑的两种效果即解放和性整合为一种革命理想而现实的。
历史地看，这一过程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但是只有仰仗精神分析学，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正如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产学是在马克思的扶持和呵护下才迈出了大步。尽管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但我们今日之主潮恰恰是此二者的合流。
性和性话语的范畴与临床和临床凝视的范畴的诞生方式是相同的，这些前所未有的形式都是不受控制的、没有感觉的、不稳定的或高度仪式化的，因而也是没有压抑的。压抑是我们评估以前社会的一个主题，我们不仅从技术的角度谴责以前的社会原始落后，而且从更为根本的性的角度予以谴责：以前的社会是压抑的社会和“未解放的”社会，那时甚至不懂得无意识为何物。精神分析学起而为性扫清道路，指出被隐藏了的东西，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理法西斯和福音般的精神分析学法西斯。性的真言一出，世界完全变样了。我们的文化也许仍然未能解决（压抑与否的）问题，但是其他文化更谈不上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压抑或无意识，因为它们还没有性的概念。对于我们而言，只要性不能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它就是受“压抑”的，这是我们通过“性原则”拯救性的一种方法。隐藏在压抑假设的背后并使我们茫然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道德系统（心灵的和精神分析学的）。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谈论封建社会、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的什么性征、“压抑”与否或“升华”与否的问题(譬如把宗教重新阐释为意识形态和神秘化过程)。据此，似乎也可以对福柯说：我们的文化里从未有过现在也不存在任何压抑问题——但是按照他的逻辑，这里说没有，是因为从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性征。性征像政治经济一样，不外乎是一番拼凑的结果（福柯所分析的就是一堆错综缠结的东西）；从我们所听说的和“被说”的以及“本我所说”的情况看，性征不外乎是经验所遭遇的、困扰的和超越的一种拟象，这种现象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发生。统一而透明的有性之人的真实性从未超过经济人的真实性。
这一漫长的过程同时也确立了白日梦和无意识的心灵、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能量和“其他场景”。这种心灵的能量是压抑之幻觉“场景”的直接表现，能量通过压抑被幻想为一种性物质，然后根据各种主题和经济等方面的例证，根据第二级、第三级之类的压抑，进行隐喻和转喻，此乃精神分析学的巍峨大厦，借尼采的话说，不可见世界的美妙幻觉。这种能量和场景仿真模型具有惊人的超常效果！这种心灵的场景，这种作为永恒真实的性例证的脚本上演为一出多么非凡的心灵剧！（还有人会把生产假设为一个种属范畴或一种冲动的能量。）这样的表演是否会给经济、生物和心灵带来损失，或者说我们所指的是此“场景”还是彼“场景”，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只有情节脚本算数，反正必须问及的是完全作为一种仿真模型的精神分析学。
在这种不计成本的生产亦即现代的性圣礼中，清算工程是如此恐怖，除了矛盾之美外，竟然对压抑视而不见。难道是压抑微不足视？福柯不想谈压抑问题，他只谈通过性对心灵产生的那种缓慢而可怕的传染，耐过去是通过灵魂产生传染。（参见尼采——通过性进行传染不外乎是以复活的唯物主义为标志的通过灵魂进行传染的一种历史的和精神的颠倒表现！）
但是说到底，术语之争是毫无用处的。人们可以说，言说是首要的指令，而压抑只是一种迂回（依此，劳动和剥削也只是一种迂回，某种更为本质之物的替代：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或压抑在先，言语只是压抑的一种现代变体（“使升华机制丧失的压抑”）。这两个假设基本上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第一个假设（福柯的假设）的麻烦是，如果还存在着压抑，至少还存在着压抑的结果（这是难以否认的），那就无法解释了。有关压抑的形象也许离不开言语的归纳、生产和榨取，但是为了权力的平衡非这样做不可吗？不难看出作为一个超稳定系统的言语何以走在压抑的话面，因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权力系统。
如果性只有在话语中和被言说时才存在，只有在被承认时才存在，那么我们以前是怎么谈性的？是什么样的断裂和什么样的联系导致了性话语的建立？我们看到了围绕性组织起来的新的权力，然而是权力的什么样的风云突变促成了性的出现？它压制了什么，澄清了什么，结束了什么（否则谁能说他已经使性终结或者像福柯在第157页上说的那样：“摆脱了性的中介”）？无论怎么样，“赋予性以意义”恐怕都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权力有其源头（否则根本就不会有其第96页上所说的抵抗），譬如某种排除、分割或否定，权力因此而能“生产某种现实”或现实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设想一种新的权力突变或灾变，使权力不再能生产现实，不再能把自身复制为现实，或不再能为现实原则开辟新的空间；它变成了超级现实并消失了：这便是权力的终结，现实策略的终结。
在福柯看来，权力突变的危机本不存在，只有德勒兹所说的那种权力的调制、权力的毛细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割。不过这是真的，福柯以为权力就像莫诺的基因代码一样，按照DNA的差量图和指令来运作，按照目的性命令来运作。打倒神学权力！打倒目的论权力！目的性权力万岁！目的性是一切最终决定关系和所有辩证法的终结：它是人们期待的那种生成性的代码刻写，这刻写是内在的、无法避免的、始终实证的，几乎概莫例外！进一步看，福柯所说的权力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空间概念，有些像“新的物理空间和数学空间概念”，按照德勒兹现在的说法，科学带来的好处让他突然间晕头转向。我们要谴责或嘲笑的就是这种撞击。今天的人们沉迷于分子就像沉迷于革命一样。然而，还需再贴一张告示——可能是最后一张告示，表明真正的分子并不是革命分子，而是莫诺的基因代码分子和“DNA的复杂螺旋结构”。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控制论者已经描述为代码基型和控制基型的东西重新说成欲望的装置。旧的宿命论、辩证法和压抑论推想出权力的实证性、目的性和微观物理性，这些旧理论带来的好处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正在不可思议地与控制论站在一起，因为控制论所要挑战的也是以前的那些设置（福柯并不掩饰他与雅可布、莫诺以及最近出版《文化生物学》的雅克·鲁费埃的近亲关系）。德勒兹关于欲望的分子拓扑学也一样，欲望的流动和连接很快就会与基因仿真、微分子飘移以及代码操纵者的随机帮助融合在一起。德勒兹与伽塔里在《卡夫卡：一种次要的文学》一书中指出，《城堡》里的超验法律是与相邻办公室里的欲望的内在性相对立的。我们怎么会看不到城堡法律的“根茎”就在那些走廊里和办公室里——“横木”或那种法律构成的阻断被减弱为无限延续的细胞和分子。因此，欲望不过是法律的分子形式而已。而且匪夷所思的是，欲望系统与控制系统的耦合无处不在。现在把我们公然引向绝对权力之最后灾变的正是权力、欲望以及分子的螺旋结构。对分子要警惕啊！
自《规训与惩罚》之后，福柯的著作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拐弯”，离开了《疯癫与文明》以及他当初的整个谱系顺序。为什么性不会像疯癫一样经过一个禁闭阶段，让某些形式的理性和某种占支配地位的道德系统先发展到一定火候，然后根据排除率，再次成为指涉的话语？性再次成为新道德系统的一个关键词，疯癫成了与理性相矛盾的形式，因为疯癫的社会缺乏理性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以解放的名义向理性顶礼膜拜（而且被视为正常的做法）。性也经过了同样的轨迹，在歧视和压抑的曲线空间里，“表演”被设置为一种长期策略，作新的游戏规则以生产性。压抑或“秘密”是镌刻想像的地方，在此基础之上，疯癫或性将随即成为可以交换的价值。歧视是建立理性的暴力行为，福柯本人对此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问题是性理性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这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充实的宇宙里，一个辐射权力但已经破碎的空间里，就像一块被打裂的挡风玻璃。然而，这“权力”仍旧是个秘密，它始于专制的中心，在半路上变成“多样性的力量关系”（但是没有力量结果的力量关系像什么样子呢？它有点儿像于布老爹的多面体，可以像螃蟹一样向四面延伸），最后竟然所向披靡（福柯在第95—96页给了我们一个神圣的惊奇！），权力原子和抵抗它的原子竞然在微观层面上真的融合了。姿势、身体、凝视以及话语也将权力的正极和抵抗的负极包裹进来（我们无从知道抵抗的根源是什么，该书只隐约提及某种不可回避的“力量关系”。但是既然可以就权力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能在话语里实现某种平衡，这种话语只对真正的螺旋结构亦即它自身权力的螺旋结构予以描述）。
这样说并不是反对那样做。术语在文本范围内失去意义，是一件好事，只是做得还不够。福柯使性这个术语及其真理原则（“性的虚构性”）失去意义，对权力的分析最终也未能使权力将自身抹除或证明权力未曾存在。
经济的指涉失去了力量，而欲望的指涉或权力的指涉却压倒了一切。欲望的指涉诞生于精神分析学，成熟于德勒兹的反精神分析学，其形式是碎裂的欲望分子。权力的指涉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今天福柯在分散的开裂的权力层面上进行了探讨，这样的权力是身体的栅格和枝叉分衍的控制形式。福柯至少是有效地利用了欲望乃至历史（但他非常谨慎，并没有否认欲望和历史），然而这一切还得回到某种权力，这个念头一直没有打消，正像对于德勒兹而言，一切都得回到某种欲望，对于利奥塔而言，一切都得回到某种强度（intensity）。这些观点是破碎的，但是奇迹般地被当今社会全盘接受下来。欲望和强度还算是“力量”概念。而福柯的权力概念尽管已被击碎，但仍然是一种结构概念和极性概念，有一个完善的谱系，难以言传但确实在场，任何潜在的责难都不足以超越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每一点都是一个整体。这一切似乎是很难颠倒过来的（在德勒兹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难点，即无法解释欲望如何倒转为对自身的压抑）。权力已经没有力量，无论其反面还是正面，都已空空如也（对于德勒兹而言，“分子”的转化仍然是欲望的革命，但是对于福柯，却是权力的畸变）。恰恰在这里，福柯没有看出权力（甚至无限小的权力）正在死亡，它不仅被击成了碎块，而且被研成了粉末，某种倒置使它受到了削弱，在谱系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的逆转和死亡使它受到了折磨。
谈到福柯，我们不免要提及起着最终决定作用的政治。有一种形式支配着并衍射于以监狱、军事、疯人院和规训行为为特点的各种模型。这个形式不再植根于普通的生产关系（相反，是生产关系依赖于这个形式）；这个形式的程序系统似乎就在自身范围之内——与幻想在某种生产或欲望的物质中建立权力的做法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福柯揭开了关于权力的所有终极或因果幻想的面具，但是他丝毫没有提及权力拟象本身的情况。权力是一种无法取消的组织原则，因为它编织真实（而且越来越真实），不请自便地进行方程运算、命名和独裁；它从不删除自己，而是与自我纠缠，与死亡混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权力没有终结，没有最后的审判，也会作为终极原则再次回归到自身：它是最后的因素，不可简约的网，最后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是它构成了权力一词的不确定等式。
根据福柯的说法，这就是权力到场时的情形，而不仅仅是一种话语陷阱。福柯没有看到权力压根儿就不在那儿，而且权力体制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与“真实”空间相对的空间透视体制一样，仅仅是一种视角仿真，它并不比经济上所讲的积累更真实，那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陷阱。关于一种真实的或可能的积累的公理和神话主宰了我们的时间、价值、主体等一切方面，可我们知道并没有什么东西会积聚起来，而且积聚之事像现代都市或超载的记忆一样，是自我消耗的。每一次积累都先行毁于空缺。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使我们反积累，使我们走向死亡、消解、毁灭、了结、分离，因而使我们能够抵抗现实的压力并活着。在整个生产系统的底部有某种东西抵抗着生产的无限扩张，否则我们早就被埋葬了。权力之中也有某种抵抗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施权者与臣服者之间的区分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不是因为两种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而是因为权力形式是可逆的，无论从这一面还是从另一面，都会出来某种东西，抵抗权力的单面操作和无限扩张，正如生产的无限扩张也受到抵抗一样。然而这并非某种“欲望”的抵抗，权力的消解与权力的自然而不可逆转的扩展恰成正比。今天无处不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对权力的整个分析应予重新考虑。是否夺取权力，是否占住权力，是推行权力还是挑战权力，这才是权力，否则就不存在权力。而福柯给我们讲的却是另外一套，说权力是某种功能性的东西：“……权力不是一种体制，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赋予我们的某种力量；权力是指具体社会里的复杂的策略环境”（《性史》第93页）。权力不是中心，不是单面，也不是支配，而是呈分布状态；它像一种矢量，通过转送和传播来运作。因为它是一个内在而无限的力场，所以面对扩张的和纯粹磁化的权力，我们还是不明白它进入了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受到阻挡。然而假如权力就是社会场的这种无限的磁性渗透，那么很早以前它就已经不再遇到什么抵抗了。反过来说，假如权力像传统“光学”原理那样是单面的臣服行为，那么很早以前它就已经被彻底推翻了，早已被各种敌对力量摧垮了。
可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除了个别的“历史的”例外。按照“唯物主义”思路，这似乎只能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永恒问题：为什么“被统治的”群众不能立即推翻权力？为什么会有法西斯主义？与这种单面理论相对立（但是我们理解这种理论为什么能够存在下来，尤其存在于“革命者”当中——他们自己热衷于权力），与这种天真的幻想相对立，而且也与福柯转送和传播式的功能幻想相对立，我们必须说，权力是某种交换的东西。不是经济式的交换，而是说权力的执行是按照诱惑、挑战和阴谋的循环来进行的(不是轴形，也不是无限的转送，而是一种循环)。如果权力不能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交换，它就完全消失了。我们必须说，权力进行诱惑，但不能庸俗地说它采用了被统治者甘愿配合的欲望形式，因为这会把权力韵基础置于别人的欲望之中——无论怎么说，不能把人们看成傻瓜。不，权力是通过它挥之不去的那种逆转性来诱惑的，而逆转性正是最小的象征循环得以进行的基础。统治者和被被统治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和执行者。（实际上并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他们之所以位于不同侧面，是因为生产中没有逆转性；关键是那个层面上并没有发生具有本质意义的事情。）权力没有对立面，它是依据诱惑循环来进行的。
从来就不存在单面的力量关系，不存在权力“结构”赖以建立的单面性，或者说不存在权力及其持久运动的“现实”形式；传统的权力运动是线性的和向终极延展的，而福柯眼里的权力运动则是辐射的和螺旋式的。单面的或分割的权力运动是理性强加于我们的一种权力梦幻。实际并非如此，一切事物都在追求死亡，包括权力。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事物都想在循环中被交换、被倒转或被消除（压抑或无意识事实上都不存在，其原因在于逆转性已然在此）。那才是根深蒂固的诱惑，那才是纯粹的满足，而权力仅仅能满足属于理性的一种特殊霸权形式。诱惑不在这里。
诱惑比权力有力，因为它是一个可逆的生命过程，而权力则希望像价值一样不可逆转，而且像价值一样不断积累、长生不死。权力也对现实和生产抱着各种幻想，它想归属于现实界，结果却跌人想像界和对自我的迷信（分析它的理论乃至挑战它的理论都如此推动着它）。然而，诱惑并不进入现实界。它从来不属于力量的范围，也不属于力量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诱惑将权力的整个现实过程以及生产的整个现实秩序包裹其中，它的逆转性和反积累性是永无休止的，这是权力和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
权力背后或权力和生产中心的某秒空白使二者能够在今天显现出最后的一点现实性。如果那种东西将它们逆转、删除和诱惑，二者是绝不会获得现实性的。
再者，现实从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它是最卓越的祛魅者，是对抗死亡的积累之拟象。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真情了。想像的灾变站在现实和权力的背后，现实由此而来，真理因此而迷人。权力、经济、性，都是现实界的大项目，但是如果没有反映并不断地逆转它们的迷人之镜——在这面镜子里，关于它们的想像的灾变产生出一种实在且内在的满足感——它们会一下子站立起来吗？
尤其在今天，现实界不过是死物质、死身体和死语言的堆积而已。它仍然使今天的我们觉得可以放心地对成堆的现实之物进行评价（我们不要谈能量了，生态麻烦掩盖了的事实是，从物种的地平线上消失的并不是物质的能量，而是现实界的能量、现实界的真实性、资本主义者或革命者的各种严肃可能性的真实性以及管理现实界的真实性）。生产的地平线也许已经消失，而言语、性或欲望的地平线仍能继续维持。总有一些东西可以通过词语得到解放、享受和交换：那就是如今的现实，那就是如今的实质，那就是预期的积蓄。那就是权力。
但是很遗憾，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不会长期如此。这种事情是自我消耗的。我们已经从性和权力中得到某种不可逆转的力量，或者说曾经想这样做。我们从欲望里得到了某种力量或不可逆转的能量（自然是能量的积蓄，因为欲望一贯离资本不远），因为我们根据自己对想像界的使用将意义只赋予不可逆转的事物。积累、进步、发展、生产、价值、权力以及欲望本身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哪怕给我们的经济机器、政治机器、体制机器或性机器里注入一点儿可逆性，所有一切就哗然坍塌了。当今的性由此而获得了对于身体和心灵的神话般的威权，但也因此而使它变得脆弱，像整个生产结构一样脆弱。
诱惑比生产有力。诱惑比性有力，但绝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诱惑不是性的内部过程，尽管它一般要还原为性。诱惑是一种可逆的循环的挑战、胜出和死亡的过程。而性则相反，是被还原为并限制于欲望之能量方面的诱惑形式。
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伴随生产和权力过程的诱惑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最小量的可逆性侵入所有不可逆过程的情况，这种侵入在秘密地摧毁和拆解不可逆过程的同时，确保贯穿于这个过程中并为这个过程所必需的快感保持最小限度的延续性。我们必须牢记，生产竭尽全力想消灭诱惑，以便使自身建立在主宰各种生产关系的单一经济之上。我们还必须牢记，性或性生产也是竭力想消灭诱惑，以便将自身建立在主宰各种欲望关系的单一经济之上。
耶稣从死者身旁站起来，变成了一个蛇神。
——瓦茨·格拉费托，洛杉矶
弥赛亚只在不需要他的时候才会来。他在降临之后的某一天才会来。在最后的审判那一天他不会来，他第二天来。
——卡夫卡 于是他们等着弥赛亚，第二天等着，以后的日子里都等着，他其实早就在那儿了。换句话说，上帝死了很久，人们才知道，就像光年把同一事件分到两个星球，把事件的降临与事件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