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十月初六，是颙琰登基后的第一个万寿节。次日午后，刚满三十六岁的嘉庆帝颙琰发布谕旨，一改通常的谦慎温煦，矛头直指吏部尚书刘墉。旨意峻厉，切责刘墉“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刘墉在史上享有清誉，他调侃戏弄权臣和珅的轶事亦传播甚广，竟被皇帝如此责斥，其间有冤枉乎？
模棱，又作摸棱、模稜、模棱两可、模稜两端，做人圆滑，遇事不置可否之谓也。尚未在先秦经典中检索到该词，当是随着官场运作的繁复细密、居官智慧的日增月长，始应需而生。模棱，之意明显背离儒家倡导的担当精神，《明史·余珊传》曰：“坚白异同，模棱两可，是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但在中国官场，模棱却长期为官员所信奉，历朝历代屡禁不止。
一、选择性发飙
事情起因于当日的召见。
清代任命官员，知府以上者一般要由皇帝亲自召见。新选浙江处州知府戴世仪，不知是紧张还是心虚，表现得手足无措，应对皇上垂询，更是驴唇不对马嘴。其时仍是太上皇帝弘历主政，但典仪祭祀、御门听政、中下级官员的任免等项已交给颙琰（时称“嗣皇帝”或“子皇帝”）。召见引见官员乃常朝之大项，经过十个月的历练，颙琰阅人甚多，已练就一双锐眼。在皇上跟前适度紧张，本不是什么大事，有时还显得忠厚老实，可这位戴兄在紧张中透着庸劣。再看其履历单，系捐纳出身，更让子皇帝心中厌嫌，认为不可担当一府之职责。戴世仪下去后，颙琰询问吏部尚书刘墉印象如何，刘墉答以“尚可”。子皇帝通常以谦谨宽缓示人，连老师朱珪进京受阻都忍了下来，这次听后却勃然而怒，实录里留下这样一段谕旨：
大学士缺出，久逾匝月。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着加恩补授大学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止有董诰一人，着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嘉庆元年十月己卯）
这番话信息量极大，涉及官员层级亦高：由一个从四品知府的选任，引出内阁大学士的补选；由对刘墉的不满，牵连到当朝好几位大臣；再由内阁补选扩展到军机处的人事变更，扩展到对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杰的安排。太上皇在禅让前明确说过“大事还是我办”，这样的顶级人事调整当然是大事，不属于子皇帝决断的范围。
笔者两年前阅读及此，颇觉不太像颙琰的口气，也不太符合子皇帝的作风。再看《清史稿校注·董诰传》所记“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倒也有几分信真。今人著作如《清史编年》等，皆将这些话列为上皇所说。可此处评说朝中大员，明确说出于谕旨，而非太上皇的敕旨；录入《清仁宗实录》和《嘉庆帝起居注》，而非《清高宗实录》和《乾隆帝起居注》。若指为上皇所说，也难以解释得通。
依照禅让前关于最高权力的运行原则，召见中层官员，应由子皇帝承担。《嘉庆帝起居注》收录有当日谕旨，记叙略详：
初七日己卯，内阁奉谕旨：本日召见新选处州知府戴世仪，本出捐纳，人甚庸劣，应对全不明晰，岂可胜方面之任？戴世仪着留部在员外上学习行走，以资造就（若好着该部奏请外用）。所有浙江处州府知府员缺，着王绩著补授。
此为稿本，括弧内文字为御笔所加，复行抹去，亦留下皇帝阅批时的思绪之痕。荣晋新职，赴京接受皇上召见，是一种荣耀、一个机遇，也会是一道致命关卡。如这位戴世仪，先是拿钱买官，再一步步巴结到这一层，白花花银子不知送出多少，眼见到手的一个肥肥的知府，说没就没了。颙琰还算宽厚，心知人家的官是用银子买的，另给了一个员外郎的差事。若换了乃父乃祖，没准还要严旨追查，讯问抄家，搞得戴兄鸡飞蛋打。
接下来的另外一道谕旨，才说到刘墉等三人，指斥刘墉一向不能实心任事，并以召见戴世仪为例：
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也（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愆，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人所不数上列者，尚觉不及刘墉），俱不胜大学士之任。……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莫谓朕不知人也）！
以上两处引文皆见稿本，括弧内为御笔改动文字，应当属实，出于子皇帝之口应无可怀疑。问题在于，这是颙琰的真实想法吗？
后来的史料证明，这只是子皇帝的一次选择性发飙。
二、苏模棱
遇事模棱的滑头官员，历史上岂可枚数，唯唐朝的宰相苏味道最称擅名，得号“苏模棱”，载入史册。《旧唐书》卷九四载：“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摸棱’。”
前人著史，用笔煞是传神，简简数语，勾画出一个圆熟大吏形象。脂韦，本作如脂如韦，语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比喻阿谀或圆滑。厕身初唐文章四友之列的苏味道，一代才子，弱冠举进士，以一手漂亮文章洊升高位，也栽过几个不大不小的跟头，此一番为政妙语，应属数十年混官场的心得。味道被称为宰相，缘此被嘲戏为“模棱首”，即模棱官员的总舵把子也。实际上，那时所谓“居相位”，原也有种种差别。首相是相位，辅相也称相位，同列辅相的分量轻重又大不同。苏味道主要仕宦于武则天时代，年号变幻，台阁名称纷更，相权不稳且分散，“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云云，离决策核心远着呢。
当日武则天时代大兴告讦之风，来俊臣等酷吏当红，皇家枝叶尚且多被剪剔，狄仁杰尚且不得已诬服，宰相、大将军也逃不脱杀头命运，血雨腥风，官员终朝惴惴，苏模棱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产物。他的那段名言应是很私密的，或对子女，或对好友，却被公之于众，大险！所幸苏味道与则天大帝的面首走得较近，话语中找不出叛逆诅咒的意味，以故保位无恙。曾有人为老苏辩解，如明顾大韶《秉烛斋随笔》：“世传苏味道模稜之说，盖古人处衰世，是非从违不敢太分明，所以避谤远害耳......”解释为谨慎远祸，自也不无道理。
可话又说回来，与苏味道同时在朝的魏元忠、娄师德、狄仁杰等，仍是持正直谏，身处危境而不改。比较之下，便见出品格德行的差异。“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摸稜之病，尤足可讥。”处于政治压力之下的含混模棱，反映的仍是节操和忠贞的缺失，可以理解，难以原谅。
“模棱”一词涵盖甚宽，虽贤达明练、奋发勇为之士，亦不免受讥。如明中期兵部尚书刘大夏，“弘治三君子”之一，公忠体国，一代名臣，因极谏裁抑监军宦官，深为尔辈嫉恨，正德初竟以七旬高龄被流放烟瘴之地。刘统勋对之仍多批评，《评鉴阐要》卷十一：
刘大夏不肯进揭帖，且言用人行政与大臣面议，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赐，属勿廷谢。
弘治帝将刘大夏视为“特达之知”，悉心采纳，并嘱其有事可进呈揭帖（颇类后来雍正朝的密折）。而刘大夏建议皇上与大臣面议国事，堂堂正正，故弘治帝深以为然，袖金与之。此事通常被作为一段君臣佳话，该书却大加指责：“孝宗之于刘大夏倾心倚任，延纳方殷，正宜剀切敷陈，以副咨访；即令具揭帖以进，如果灼见事要，有益国家，又何嫌之可避？”说理也很透彻。统勋认为刘大夏回避现实弊政，推脱应尽之责，转而去说一些无谓的漂亮话，“复以天下自治为言，尤为模棱无实”。细味刘大夏之言，还真的有些回避矛盾和含糊其辞，统勋虽求之过苛，但也是一语中的。
刘统勋为乾隆中期的内阁大学士，“罢而复入”，“决疑定计”，弘历“许为有古大臣之风”。他办事结实，作风明快，厌恶含混模棱，怎知卒后二十余年，被皇上责以模棱的，正是他的长子刘墉。
三、盛世的众官相
乾隆帝登基之初，降诏求言，左都御史孙嘉淦上《三习一弊疏》，先盛赞新帝“仁孝诚敬，明恕精一”，接下来对君臣关系，以及帝王的积渐成习、由明入蔽，做了极为深透的论述。所言“三习”，皆从皇帝的耳目所见、内心感受谈起，节录如下：
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注意，这里所说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明君令主。在一片颂扬敬畏中，皇帝由英明聪察、爱惜人才，到喜欢阿谀柔顺，厌恶刚直与违拗，皆于耳濡目染间渐渐生成，鲜有例外。嘉淦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此一弊，即用才而不用德，喜小人而厌君子。
德与才，向来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进君子而退小人，亦为多数主政者的意愿。为何常会出现小人横滋的局面？嘉淦认为在于用才不用德：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
这是一道名疏，青年皇帝弘历当时倾心接纳，后来的几朝皇帝也曾奉之为座右铭，至于真正产生了多大作用，则难以检验。中年之后，乾隆帝已是“三习”俱全，其快速提拔和倚重和珅，更是“一弊”的显证。他多次在朝堂夸赞和珅之才，也为“用才不用德”做了注脚。
文中的君子、小人之辨，追求极致，不免有些绝对化。弘历暮年的内阁和军机处，和珅诚一机巧小人，其他如阿桂、嵇璜、王杰、董诰等都堪称正人君子。从数量上仍是众正盈朝，小人进用，而君子未退，上皇对阿桂等人的信重也未有大的改变。仕宦之途的每一个层级，都意味着严酷淘汰。能成为枢阁重臣，阿桂诸人自有过人之才具，有守有为，能写能讲，皆非木讷笨拙之辈。阅读史料，可知和珅在很长时间内备受冷落，处处受制，过得并不舒服。
君子、小人之分，边界常也不是那么清晰。皇权之下，所有的臣子都是奴才，卑躬屈膝所必然也。晚年的弘历，自矜为十全老人，的确是“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明知已然盛世不在，秕政丛杂，颂圣的人群中，不光有和珅之流，阿桂、王杰等始终在前列。
这就是刘墉受责的大背景，就是弘历禅让时期的众官相。不管是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在看上皇脸色行事；不管是将军督抚、翰林科道，都深忌违拗之言。满朝望去，说话办事模棱的，自然不止一个刘墉；且模棱也能传递出不太赞同之意，似比应声附和略胜一筹。
四、刘墉的入阁
责斥刘墉模棱的关键，在于内阁大学士的补选。非补选，便不会逐个议及几位大臣；亦可知被依次点名批评的刘墉、纪昀、彭元瑞，都在上皇考虑斟量之列。
这是弘历禅让后的一件痛事，一件难事。该年五月，他的第一爱将福康安卒于苗疆军中，年仅四十二岁；一个半月后的六月下旬，备受信重的老臣孙士毅卒于四川军中。两人皆以内阁大学士兼任总督，接连故去，令太上皇帝极为震悼。内阁连出两缺，将身边大臣扒拉来扒拉去，也觉难有合适人选。颙琰谕旨中说到三人的各自缺陷，应也不无依据，又有一些过分：刘墉经历宦途沉浮，清操挺然，遇事有些滑头，也是格于时势，一生大节无亏；纪昀和彭元瑞都是文学巨匠，才华过人，做事也严谨认真。所有这些品题评价，必出自上皇之口。三人都是弘历多年选用和器重的人才，纪、彭以文笔才思深得眷注，其性格和为人做事方面的缺陷，也难逃圣主法眼。在议论阁僚人选时，静听父皇纵论朝中精英，颙琰自是频频点头，谨记在心。此时见刘墉的确是模棱推搪，不觉怒从心头起，一通训斥便尔涌出，由刘而纪而彭，虽以自己的话语道出，大体仍是父皇的原版。实录将二事捏合为一，起居注则甚明了，这是两道谕旨，第一道将处州知府改换他人，第二道才是内阁的补选。当日颙琰与父皇同在圆明园，颁发谕旨前必先得到俞允，是为禅让时期的一项政治规矩。
上皇对刘墉三人的看法，背后隐约可见和珅的影子，几句评语也有点儿和珅特色。内阁和军机处虽然以阿桂为首，和珅则是双料老二：次辅与次枢。阿桂老矣，两耳重听，时常不能到值，主事者实际为和珅。在朝中布局是上皇的事，子皇帝一切遵奉，和珅却总是想方设法夹带点私货。福康安和孙士毅与他走得较近，尤其是孙，关系更不一般，已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奉命入阁办事，因苗变暂留四川，未想到染病而逝。刘、纪、彭三人习性风格不同，却都不买和珅的账，加上还有一个公开与之叫板的王杰，所以不能不予以阻击，又不便表现得太明显。在上皇（也包括皇上）那里传递些闲话，上点儿眼药，和珅最是擅长，效果绝佳。
同日发出的另一份谕旨，即关乎王杰的使用。“直道一身立廊庙”的王杰律己极严，无可指责之处，但年过七十，“自六月内染患腿疾，即赐医予假，令其加意调摄，乃至今将及四月，步履尚艰，骤难望其平复”（《嘉庆帝起居注》）。王杰奏请解去军机大臣等职，谕旨予以照准，将其在军机处、南书房及管理礼部事务的职务一并解除。
“治乱之机，千古一辙。”这个事件很有点代表性，深与“三习一弊”契合。太上皇帝以睿智英察自视，大权独揽，却已患上严重的和珅依赖症，“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和珅“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深谙高层运作之道，处心积虑地打击异己，安插亲信。虽有一个已正大位的嘉庆帝，则仍属于“学习行走”，每日听上皇训政，亦步亦趋，在观点、语言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对和珅也是处处推崇谦让，温煦亲切。
子皇帝的位置，决定了颙琰沉稳持重的风格。这次直斥朝中大员，既是为召见现场情形所激发，又是深思熟虑后的精准表述，也包含着很深的机心。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不需要有什么机心，喜怒皆可形于色，但子皇帝不同，不管上皇在不在跟前都不行。嘉庆帝的恼怒看似偶然，看似缘事所激，实则是一种选择性发飙，借发怒发飙以做政治表态，贯彻父皇有关人事安排的最高指示。上皇决定入阁的为户部尚书董诰，久为文学侍从，充任军机大臣已十七年，清正渊雅，虽亦为和珅不喜，却也不便再加阻挠。
朝廷的人事运作历来是微妙的。嘉庆帝对刘墉的指斥，本是父皇评价的翻版，可一经言出，上皇翻觉不算什么大事。模棱，也可以解释为缺少野心、不争权夺利。模棱两可的态度，常虽会激怒帝王，却并非最不能容忍的罪过。以乾隆皇帝为例，对刘墉的模棱圆滑知之已久，斥责应有多次，但均很快原谅，念及其种种优长，仍是一路带病提拔。至于和珅，由此察知新帝对刘墉的厌弃，警觉之心大为减弱，无意多加阻击；且刘墉如果入阁，吏部尚书的位子必须让出，于管理吏部的和珅也有许多便利。
嘉庆二年二月，董诰丁母忧回乡，内阁中再次空出位置。上皇决定补选刘墉为大学士，子皇帝即发布谕旨：
大学士缺出已届匝月，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着补授大学士。但伊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二，嘉庆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补选内阁大员的谕旨，照例要夸奖几句，似这样严加指责、列出一大堆不是者，应属甚少。行走颇懒，指的是刘墉作为上书房总师傅，经常不到场履职，被处罚后也无大的改变。整出这么多缺点，仍能升任阁老，一则上皇念乃父刘统勋之品性劳绩，二则对刘墉见其廉正大节，三则朝中没有看到更合适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刘墉并未进入军机处，也未宣布其管理哪个部，倒是他的吏部尚书一职，立马就有人接替了。
谕旨中虽已厉责，官场上无处不在的“模棱”，岂能一朝消除。作为从政技巧的模棱，早已跨越君子、小人之界，与“智慧”“练达”携手登场，呈现出巨大潜能和实惠。和珅此人，嚣张贪纵有余，而心机不深，全不知子皇帝对刘墉实是深有好感。升至相位的刘墉，似乎未改模棱作风，备位伴食，对朝纲吏治皆未见有何建言，奉钦差到地方也是含糊无为。然嘉庆帝亲政后，刘墉即一反常态：皇上拟将和珅凌迟处死，刘墉是谏阻者之一。其行为可解释为以德报怨，说到底还是为了皇帝的名声。这是刘墉的一次清晰表态，也是对嘉庆帝忠诚的体现。再后来刘墉做了内阁首辅，很快认清颙琰刚愎拒谏的本性，重又捡起模棱的法宝。先前的“模棱手”，也就成为真正的“模棱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