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荷马与古典语文学

韩王韦 译



站在巴塞尔，我并不气馁
可是有些孤单，真遗憾
我大声叫喊：荷马！荷马！
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累烦。
他们在去教堂或者回家的路上
嘲笑这位高声叫喊者。

现在对此我已不再忧虑；
最好的听众
在听到我荷马的叫喊时
是平静且有耐心的。
为了酬报这份热情
出于友善，特此将谢意付梓。

[尼采曾将这个演讲稿打印了大约三十份，送给亲友，这首诗出现在他送给妹妹伊丽沙白·尼采和瓦格纳的夫人克西玛·瓦格纳等人的稿件中。而诗中最好的听众，应该也是对那些能读到诗的人说的]

　　我们现在对于古典语文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清晰可辨的公共意见。置身于学界，人们就会感觉到，如同置身于某一门科学的信徒之间。这得归因于古典语文学的多重特性，概念统一上的不足，以及不同的学术工作的无意义堆积，这些学术工作不过是借用“语文学”这个名号互相联系起来罢了。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真诚地坦白，某种程度上来说，语文学从其它学科里借鉴了许多东西，就像用奇异汤水、金属和骨头一起酿制成的魔法饮料一样；此外，语文学自身还包含有一种艺术式的，立足于美与伦理之上的强制性的要素（imperativisches Element）；这一要素跟语文学里那纯科学的派头处于冲突之中，令人担忧。语文学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还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更是美学的一部分：就此而论，历史试图从永远鲜活的影像中，理解那体现了特定民众个性的声明（Kundgebungen），从不断飞逝的表象中，理解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则；而自然科学则致力于探究最深层次的人类本能，语言本能；最后，美学是想从古董行列里，搭建起所谓的古典时代，它怀着这样的意图和要求，即，把被掩埋的理想世界挖出来，为当下提供一面古典且永恒有效的镜子[尼采在这里谈历史，自然科学和美学，都是以语文学为参照点来谈的。换句话来说，尼采在这里讲得是语文学的历史层面，科学层面和美学层面]。将不同的科学式的冲动与美学—伦理式的冲动，通过一种表面上的君主制（Scheinmonarchie）[表面上的君主制，即是君主失去了自己的威权，也即虚君制。这里指语文学将不同的东西放置于自己的名号之下，成了一个虚的，没有威权的概念]，一并安置到一个相同的名号或者相同的风格之下；首先就应该通过如下的事实来将之解释清楚：语文学自开端以来，任何时候，都同时还是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精选出最有教学价值和最能促进文化修养的元素，然后，在需求的压力之下，出于现实的工作，才发展出了我们称之为语文学的某种学术或者某种学术动向。
　　语文学的各种基本方向在特定时期，会以时强时弱的活力显现出来，它与当时的教化程度及品味进化有关。另一方面，学术代理人们，习惯于将自己力所能及，并且愿意从事的研究方向，理解为语文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因此，公共意见对于语文学的认识，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文学家自身的人格魅力。
　　目前，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语文学几乎每一个可能的方向，都相当杰出地上演过了，一种判断上的普遍的不可靠性在增涨，同时，对语文学问题的参与热情却在减弱，疲劳感在增加。只要一种不果断、不完美的公共意见和学术相遇，学术公开和隐蔽的敌人就会成功地运作，达成目的。语文学正好就有很多这样的敌人。人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嘲笑者，他们一直乐意于给语文学这只鼹鼠以打击，这只鼹鼠就职业（ex professo）而言，是从事于尘土吞食工作的，它堆建并刨乱土堆十次，还会再堆建并刨乱十一次。对这类敌人来说，语文学虽然无用，然而毕竟还是无害的消遣，是开玩笑的对象，而非仇视的对象。与此相反，有一种针对语文学的疯狂且不可抵挡的厌恨。在那布满恨意的领域里，理想是被害怕的东西；在那里，现代人欢快的赞赏着跪倒，崇拜自己；在那里，希腊本位主义（das Hellenentum）[das Hellenentum，还有希腊文化，希腊精神或希腊风格的意思]也被当成是一种已经被取代了的，因此也就无关轻重的见解。为了对抗这些敌人，我们语文学家们有必要指望艺术家或者有艺术天分的人的帮忙。因为，唯有这些人才能感知到，野蛮之剑在每一个人的头项舞动，希腊那无以形容的单纯和高贵的威严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唯有这些人才能感知到，如果没有如此辉煌的技术和工业的进展，如果没有如此合乎时代的学院规范，如果没有如此广泛全面的民众的政治教育，我们就能依靠那可怕而又美丽的古典的蛇发女妖的头颅（Gorgonenhaupt）[戈尔工，又译为蛇发女妖，戈尔工三姐妹包括丝西娜、尤瑞艾莉和美杜莎。是古希腊神话中海神福尔库斯与刻托的女儿。传说她们口长尖牙，头生毒蛇，凡见到她们的人，就会即刻化为石头。女神雅典娜的盾牌中央，就镶嵌有美杜莎的头颅，这样可以使见到这块盾牌的敌人变为化石]来保卫我们自己，远离因为鉴赏品味的迷失而产生的荒谬和野蛮（skythischer）[ Skythischer，可译为斯基泰人式的。斯基泰人（Skythen），没有文字，这里指野蛮而没有审美方面的进化]的咒骂，远离毁灭。
　　当语文学作为整体被以上两类敌人投以嫉恨和怀疑的眼光时，在语文学特定的方向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敌意。语文学家们互相之间争斗不休。这种家庭内部的不和，是由无用的等级竞争和相互之间的嫉妒引起的；但是，这种不和，首先是因为差异性的，甚至敌对的东西，以语文学之名，联合在了一起，然而，它们在本质上却是无法融合的。
　　科学[在德文中，科学和学术是一个词，Wissenschaft，在这篇文章中，尼采所讲的Wissenschaft，多指学术。但个别地方，译为科学却更恰当一些]和艺术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对它来说，日常的东西是全新且充满吸引力的。就好像这些东西借用了魔法的权能，刚刚出生，并且第一次显现出来。艺术说，生命是宝贵的，值得好好去生活，她就是一位美丽诱人的妖妇；科学说，生命是宝贵的，值得好好去认识。在艺术与科学的这种对立中，那种内在的，撕心的矛盾，屈从于概念，并且相应的，屈从于由这个概念所引导的古典语文学的活动。我们用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古代；我们喜欢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或者用自然探险者的方式，把古代名著的语言形式进行分类，比较，再将之归入一些词态学的规则之下：我们总是会遗失古代氛围的本真气味，遗失那神奇的教育力量；我们遗忘了炙热的感情冲动，它通过本能的力量，像一位优美可爱的女驾驶员一样，引领着我们的精神与喜好，通向希腊人。从此出发，一个确定而又十分意外的对立[这里的对立，指得是上文中提到的，以科学的，学术的方式来对待古典，还是以艺术的方式，怀着感情冲动，去寻觅古典时代的氛围]才被制造了出来，这值得我们注意，对于这种对立，语文学总是怀有最大的遗憾。换句话说，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无疑是需要指望这些人的援助的：有艺术气的古代之友，以及热烈仰慕着希腊式的俊美和它那高贵的单纯的人们；这些人时常会大声叫喊出不和谐的声音，似乎语文学家们自己就是古代风俗和古代理念（der altertümlichen Ideale）的真正敌人和破坏者。席勒指责这些语文学家，说他们把荷马的桂冠给撕碎了。歌德，早先曾经是一位沃尔夫[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是一位与歌德同时期的古典语文学家。主要著作，《关于荷马的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在著作中，沃尔夫针对荷马作品的起源以及荷马是否是唯一作者提出了质疑。 尼采在1874年《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一文中说，经典的古代世界已经变为任意的古代世界，它的追随者已不再将古典视为摹本与榜样。随后尼采又对沃尔夫现像发出追问：沃尔夫的精神将会走向哪里？参见KSA1. 424页，德文版25至32行]式的荷马观点的追随者，在如下的诗句中他宣告了自己的变节：

你们如此机敏，如你们所是，
让我们摆脱了所有的崇拜，
我们坦承极端自由。
《伊里亚特》不过是拼凑之物，

但愿我们的背叛不会伤害任何人，
青春激情燃烧
我们宁愿将荷马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
作为一个完整的欢悦去感受。

[这首小诗名为《荷马，又是荷马》（homer wieder homer），收于歌德诗歌作品集（十六卷），第一卷，592页，柏林版]

　　人们无疑会认为，虔敬与崇拜热情的缺失，其原因想必藏于更深层的地方：许多人犹疑着想，是否因为语文学家们完全缺乏艺术能力和艺术感受，以至于他们无力，让理念得以公正[指上文提到的，语文学家自己成为古典理念的敌人和破坏者]；或者是否因为在他们中间，否定的精神演化成了一个强大的毁坏偶像的趋势。但是，如果那些古代之友自身也怀有如此的顾虑和疑惑，指出当前的古典语文学从头到尾全是问题时，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能有补于现实主义者们的横行和那些“当代英雄们”的废话呢？鉴于当下许多人围坐在这里，更晚一些就这种情况进行回应，可能是很不恰当的。如果我不想遭遇像那位诡辩家[这里指得是普罗狄克斯（Prodikos von Keos），他曾在斯巴达作过关于一个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演讲，赫拉克勒斯在美德与恶行两位美妇面前，选择了美德]一样的境况，他在斯巴达公开赞扬并维护赫拉克勒斯，却被一声大喊打断：究竟谁会指责他呢[听众质问普罗狄克斯，到底有谁会对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进行责难？如果没有人责难，也就不需要普罗狄克斯去维护。尼采借此类比自己的演讲。如果听众对语文学也怀有如尼采一样的想法，那就不需要尼采再多说什么了]？为避免这种状况，我禁不住有了这样的想法：一些疑虑也会在在座的不少人的耳畔回响；这些疑虑就像从高贵且有艺术天赋的人们的口中，被频繁地听说到一样；就像一位耿直的语文学家真诚的，而非是在情绪低沉乏味的时刻，对于至痛至苦，所必须要感知到的顾虑一样。就个体而言，以上所描述的矛盾纠纷，不存在任何解救的可能：因为，我们所主张并如旗帜一样高举着的，是这样的事实：古典语文学就整体而言，与任何追随者个人的争执与悲伤无关。这个科学—艺术式的总体的运动，这个奇特的半人半马式的运动[指古典语文学的整体上的运动，是一种科学与艺术混合着的，半人半马式的运动]，以可怕的力量运行着，如巨石一般缓慢，在理想的古代与现实的鸿沟之间，搭建起桥梁。而那理想的古代，可能仅仅是日尔曼式的对南方的向往所开出的花朵。因而，古典语文学致力追寻的不过是它自身本质的最终完成，是原初的敌意冲动彻底的融合共生，这些基础的冲动不过是被暴力的方式拉扯到了一起。有必要谈论一下这一目标的不可实现性，这目标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合逻辑的索求——但是，沿着那条路线的奋斗和运动，却是现实的；我想试着用一个例子，来让它变得清晰：古典语文学最卓越的步履从来没有远离理想的古代，相反，是通向它的；恰恰在人们滥谈圣所被颠覆而倾塌的地方，新的更有价值的祭坛被建了起来。让我们从这个立场出发，来检视一下所谓的荷马问题，席勒曾将这一重要的疑难问题作为一个学术上的原始问题来谈论。
　　这一重要疑难问题，就其意味来说，即荷马的人格问题（der Persönlichkeit Homers.）。
　　当前，四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论调：荷马的人格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再合乎时宜了，它彻底地远离了真正的荷马问题。现在人们无疑可以承认，就特定时期而言，比如就我们语文学的当下而言，荷马问题的中心可以与荷马的人格问题相疏离：而恰恰正是在当代，人们谨慎地做着实验，不考虑荷马人格的根本援助，将荷马的诗歌作为许多人的创作来营构。如果在新观点的河水充盈流淌之处，人们能正当地找到一个科学问题的中心，那就是说，在这里，在这一点上，个别的科学研究与总体的科学和文化生命有了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将这个问题的中心视为是一个文化历史的评判标准，那就必须在荷马研究的领域里，直面荷马的人格问题，并将之视为，整个的问题圈中，真正能带来成果的核心。这也就是说，现代世界从荷马那里，我不想说是习得了，但想说是求证了，一种伟大的历史见解；至于对这历史见解的求证是否伴随着喜悦已经被执行或者能被执行，就此我不表态，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样的求证探索，就富有成果的观点的应用来说，第一个榜样已经被提供了出来。在此，人们了解到，要从古代民众生活的稳定的形象中辨认出浓缩了的表象；在此，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民众精神的神奇能力，风俗与信仰的状态可以在人格的外衣之下得到这民众精神的灌注。当历史批评全然自信地，攫取了能驱散具体的人格的方法时；那么，如下的情况就会被允许，即，这第一次的探索实验[指上文提到的从荷马那里寻证一种历史见解和历史观点]被视为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完全不考虑，它在这样的局面中会不会获得成功。
　　在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之前，通常有一个由显著的征兆和初始的具体观察组成的序列，这样的学术进程是正常的。即使前面所提到的探索实验也拥有其颇具吸引力的史前史，只不过它的史前史处在一个令人惊异的遥远的时间段。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恰好就出现在希腊古代遗失了荷马问题的地方。那些伟大的来自亚里山大港的文法学家的时代，就是希腊的文学史研究达到的至高点，因此也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荷马问题，所实现的至高点。直到这个至高点，荷马问题已经经历了一个稳定的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文法学家，是作为荷马问题发展链的最后环节，同时，也是作为古典[Das Altertum, 别处均译为古代]完全实现的最后一步而出现的。他们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当成是一位荷马的创造[这里古代的文法学家的观点与沃尔夫相对]：他们解释说，具有多样的总体特征的作品，源起于一位天才，这在心理学上是可能的；这与另一些荷马批评家（Chorizonten)[Chorizonten，又称der Zerteilenden。特指亚里山大时期的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不同的诗人写出来的。其中较出名的有文法学家克赛农（Xenon）和来自亚里山大里亚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kos）]的观点相反，那些批评者代表了对古代偶然的单一个体，而不是对古代本身，最尖锐的怀疑。为了解释一位诗人却有两部不同风格的史诗，文法学家们求助于诗人的年龄，将写《奥德赛》的诗人比作就要落幕的太阳。然而荷马批评者的眼睛仍旧不知疲倦地，警惕地从两部史诗中搜寻语言与思想表达上的不同；与此同时，文法学家们考虑到荷马诗歌的历史和它的传统，依据这历史和传统，两部史诗在语言与思想表达上的不同，就不是因为荷马，而是因为荷马史诗的编纂者和歌唱者。他们认为，荷马史诗在一段时间里，是通过口口相传来散播的，并且蒙受着即兴表演所带来的麻烦，和歌者时常会被遗忘的缺陷。在一个已知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庇西特拉图时期[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古希腊政客，通过武装政变成为雅典的僭主。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他统治时期进行的]，这些口头相传的诗歌断片被收集整理书写了下来；于是，文法学家们承认，史诗中一些软绵绵的，不恰当的东西得归咎于那些编纂者。这个假设在文学研究中是最为意义深远的，它支配并呈现了古代；与书本求知时期的习惯相反，获悉荷马史诗的头口传播，这是古人的学问中一个值得赞赏的至高点。从那些时期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的时期，必须跳过一个巨大的真空地段；但是，越过了这真空地段，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古代也曾经针对这个问题将其争论的力气用尽；对我们而言，这样的事情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即，沃尔夫当作确实的传统所接收的，却恰恰是古代当作假设所坚立起来的。这个假设的特征就是：通过荷马的性情，庄严应该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被制造出来；合法性以及内部的协调一致，在性情的外溢表现中，会被设定为前提条件；而一旦有抵制合法性，违背内部和谐的，人们就会依据两个杰出的辅助性的假设，将之视为是非荷马的东西，清除掉。不过这个假设的基本特征，想从超自然的本质的角度去认识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性情，它会以持续增加的活力和不断变大的概念上的明晰性，穿越每一个阶段，向着至高点[ 指上文提到的曾在亚里山大港居住的文法学家的研究。]行进。个体特性将不断的被浓烈地感知和强调，而独一无二的荷马的心理学的可能性，也会不断的被强烈地需求。如果我们从这个至高点一步一步地往回追溯，我们就会遇上亚里士多德对荷马问题的见解。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荷马是一位无瑕疵，无缺点的艺术家，他完全清楚自己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仍然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即，他沉溺于公众意见，认为荷马是所有喜剧史诗的渊薮，《马尔吉特斯》（den Margites）[《马尔吉特斯》（den Margites），是古希腊喜剧滑稽史诗。大多已经逸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这是荷马的作品。然而，经考证，应该是古希腊诗人，来自卡里亚（Karien）哈利卡那索斯城（Halicarnassus）的皮格雷斯（pigres）所著。该史诗的主角是一个不知身世的，叫马尔吉特斯的蠢货]的作者。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儿继续往回追溯，理解荷马人格的无力感就会增大；越来越多的诗歌会在荷马的名号之下被聚累，并且，每个时代都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对此的批评程度：即，什么能被认为是荷马式的，以及有多少东西配称为是荷马式的。在这漫长的往回追溯中，人们会本能的感觉到，在希罗多德之前有一个时期，在那里，一条无限的伟大史诗的洪流，被冠以荷马之名而认定。
　　试想一下我们生活在庇西特拉图时期，那时，“荷马”这个词包含着一种不同风格的充盈。荷马在那时到底意味着什么？很明显，那个时代发觉自己不能科学的把握荷马性情和它的表达的界线。荷马此时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心的谷壳。现在，我们遭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之前又是什么？因为人们无法理解和把握荷马的性情，所以荷马就逐渐汽化，变成了一个空空洞洞的名字？或者，有些人曾经以幼稚的民间的方式来表现所有的英雄诗歌，并且用荷马这个人物形象来自称？因此，到底是从荷马这个人那里诞生出了一个荷马的概念，还是从荷马这个概念那里诞生出了一个叫荷马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荷马问题”，这才是荷马人格问题的中心。
　　如果人们想从另一个方面出发，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试图从现存的诗歌的角度出发，来寻找答案，那么解决荷马问题的困难性就会增加。就像在当代，要清楚地理解万有引力定律的悖论，是困难的，它需要付出严格的努力。这个悖论就是，当太空中另一个天体变换它的位置时，地球就会变化他的运动形式，即使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物质带相互通连。当前，要想对一个神奇的问题有全然地观感，是困难的。因为，这个问题，经过长期的手手相传，如同硬币一样，原初压印出来的醒目的纹案，总是会消失不见。荷马的诗歌作品，这使得最伟大的天才也会丧失与其竞赛的勇气的诗歌作品，这为后来的所有艺术时期树立了永远不能被超越的典范的诗歌作品；其诗人，却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当人们用手触摸它时，它又那么易碎，一种能起支配作用的人格的稳固核心无迹可循。“究竟谁会斗胆与诸神开战？谁会斗胆那怕是与一位神开战？[出自歌德的诗歌《赫尔曼与多萝西娜》（Hermann und Dorothea）]”歌德曾这样追问。歌德虽然是一位天才，但试图去解决那神秘而不可征服的荷马问题，也只会是枉费力气。人民诗歌（Volksdichtung）[民众诗歌或者人民诗歌（Volksdichtung）的思想，源自以歌德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依据这一思想，所有的天才的创作，都应归功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概念就像一座飞跨于荷马问题之上的桥梁：在荷马问题这里，应该活跃着比单独的创作个体更深，更为原初的力量；那些愉悦的民众应该在他们那个愉悦的时代，用最最活泼的幻想和诗意的塑形能力，孕育出了这些不可测量的诗歌。人民诗歌的思想，一般而言，有一种能使人烂醉，犯迷糊的东西；伴随着艺术的欢悦，人们能感受到一种广阔而有力的通俗品性上的释放；同时，人们对这一自然迹象感到兴奋，就如同他们对不断奔流的河水感到兴奋一样。一旦有人想靠近这一思想，仔细观察打量，他就会不自觉得将诗意的人民大众安放于诗意的人民灵魂（Volksseele））的位置；在长长的人民诗人的行列中，个体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些人民诗人的行列中，有力量的是人民灵魂的喧嚣波动，人民眼睛的直观力量，以及，人民想象力的永不衰弱的充沛丰盈：天才是从属于一个时代，从属于一种诗歌门类，从属于一种题材的。
　　但是，这样的设想也是值得怀疑的：同样的自然，它如此吝啬地分配着她那最稀有、最讨人喜欢的产品：天才，但却又会突然在某一点上，怀着神秘的冲动，大肆挥霍，这难道是理所应当的吗？这个棘手的问题要再次表述为：难道我们不可能去跟一位作为个体的天才相处，去宣告他那高不可攀的杰出是现实存在的么？现在，敏锐的目光要聚焦于，搜寻天才的杰出性与独特性。一派人认为，从总体作品的框架中去搜寻天才的杰出性和独特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体作品的框架彻彻底底地布满了缺陷和瑕疵，但是，无庸置疑，在一首单个的歌曲中却可以搜寻得到；那么，根本就应该在个别中搜寻，而不是在总体中去费力。与这一派人的观点相反，另一派人以亚里士多德为权威，亚里士多德曾对荷马所有作品中荷马那神一般的天赋，表达了最高的钦赞；如果荷马作品的结构没有清晰地突显出来，这得归咎于代际之间的流传，而不是诗人的错误；流传中修饰与篡改的后果是，作品原初的内核被逐渐地蒙蔽了。前一派人从荷马史诗中搜寻出来的不一致，矛盾和混乱越多，后一派人就会越果断地丢弃掉，那些依照他们的感觉，蒙蔽了原初作品的东西，只是为了尽可能的将史诗的本来面目保持于手中。第二派人的思想的实质就是，他们坚信，一位划时代的天才，就是一部伟大的极具艺术性的史诗的作者。与此相反，另一派人则来来回回地纠结于两种设想，要么接受一位天才和一定数量的无关紧要的改写者，要么假想，根本就只有一个诸多诗人组成的优异序列，在这序列中，作为个人的吟唱歌手，却是极为普通的；但是，这个假想的先决条件是，有一条神秘的奔流，即有一种深层的艺术化的民众冲动，这种深层的民众冲动，显然将单个的游吟诗人当成了一个几乎无关轻重的媒介来表现它自己。这一派人的结论就是，必须将荷马史诗无与伦比的优点归功为那种神秘的不断涌动的民众冲动的自我表现。
　　所有的流派都假定，有必要从一种美学判断的角度出发来解决荷马史诗现存的问题：然而人们期待，在天才个体与诗化的人民灵魂之间，能够裁定出一个得体的界线。到底在天才个体的表达与诗化的人民灵魂的表达之间，有没有特性上的不同？
　　但是，这种整体上的对立是不合理的，并且会导致错乱。由此就有了如下的顾虑：在现代美学中，没有什么比人民诗歌和个体诗歌（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艺术诗歌）的对立更危险的了。它是一种倒退，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迷信，它就包含在最具成果的历史语文学的学术发现中，包含在对人民灵魂的发现和赏识中。换句话说，通过对人民灵魂的发现，一个为一种近似科学的历史的沉思而准备的基础，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这种近似科学的沉思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有过许多形式，但都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材料收集罢了；它的前景是，材料在无穷无尽的显著增加，然而要发现永恒更新如波浪涌动的人民灵魂背后（dieses ewig neuen Wellenschlags）的规则，却永远不会实现。现在，人们首次将那长久以来感觉到的伟大个体的力量和意志显现理解为，个体人的卑微渺小；现在，人们认识到，在意志的领域里，那些真正伟大和持续醒目的，不能将它的根须深扎于那短暂而又无力的意志的单个形象（Einzelgestalt）之中[这里指人们确信，不能从个体形象中，找到真正伟大和持续醒目的东西]；现在，人们最终感受到了那伟大的民众直觉（Masseninstinkte），认为这种无意识的人民冲动（Völkertriebe）才是那所谓的世界历史的真正撬动者和搬运者。但是，这新闪耀起来的火焰也投射出了它的阴影：这阴影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迷信，这迷信让人民诗歌和个体诗歌对立起来，此外，它还以一种可疑的方式，将人民灵魂这个还没有弄明白的概念，发展成了人民精神（Volksgeiste）这个概念。通过对一种具有诱惑力的，依据类比而得出的结论的滥用，人们做到了，把伟大的个体原理，运用到理智的王国以及艺术观点的王国，然而，那伟大的个体原理却只有在意志的王国中才拥有它自己的价值。那丑陋而又没有智慧的庸众，从来没有被如此恭维，就像现在人们将天才的花环，加冕到他们那光秃秃的头顶上一样。人们大概会设想，就像不断有新的表皮附着于一个小小的核心周围一样，庸众诗歌（Massendichtungen）也如同雪崩一般，会滋源于传统的进程，传统的河流。人们倾向于将那小核心尽可能小的设想，这样他们就可以附带地忽视掉它，而不会遗失掉庸众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这种观点就是把传统本身（Überlieferung）与传递着的东西（Überliefertes）等同了。
　　但是，现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人民诗歌与个体诗歌之间的对立：相反，所有的诗歌，当然也包括人民诗歌，都需要一个能起媒介作用的个体。那么，这个最多被滥用的对立仅仅只有一层意思，即，人们将个体诗歌理解为不是从大众感受的基础之上成长出来的诗歌，而是能追溯到一个非民间的创造者的诗歌，并且，它在非民间的氛围中，例如，在学者的书斋中，被生产了出来。
　　假定一个能写诗的大众，这样一种迷信是与另一种迷信关联在一起的：人民诗歌应该被限定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里的民众身上，过了这个时间段，它就会消亡——这当然是那第一种迷信所应有的结果。在人民诗歌日渐消亡的地方，艺术诗歌就开始上场表演了，艺术诗歌即个体的创作，而不再是整个民众的创作。但是，那些曾经活跃过的力量，现在依旧活跃；而那些力量所显现出的形式，也依旧是原样留存。属于某个文学时代的伟大诗人仍然是人民诗人，决不会比某个非文学时代的历史久远的人民诗人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在这两类诗人之间，唯一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诗歌产生的方式，而在于他们的诗歌的传播与扩散，简而言之，就是他们的诗歌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扣人心弦的文字的帮助，这上面提及的传统就会被遗弃于永远流动的河水之中，同时也会被暴露在危险中，它会吸收陌生的元素以及一些个体的残留物，而这些陌生元素和个体残留物却是传统在口头传播中所留下来的。
　　要是我们将所有的这些原理都运用到荷马史诗上，就会得出，我们依据诗化的人民灵魂（der dichtenden Volksseele）的理论是获取不到任何东西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将会向诗意的个体求助。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任务，去理解个体，并且要将个体的创造与那些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头口传播的传统中被积淀下来的东西，全然区分，然而，那传播积淀下来的东西却是荷马史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从文学史停止了以后，一个索引簿就出现了或者就被允许出现了，人们尝试着，将众多的诗人个体捕捉并定义起来。这种方法带来了一种确凿的机械主义：应该阐释一下，应该从基础上推导一下，为什么这位诗人或者那位诗人以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其它的方式出现？现在人们利用起了传记材料，生活环境，交际圈和同时代的重大事件，并且相信，只要通过将这些材料混合，就能酿制出想要的诗人个性。遗憾的是，人们忘记了，那不可定义的个体的特性，就像不断移动的圈点一样，人们无法从其身上获得一个结果。对诗人的生平确知的越少，机械主义对该诗人的适用性也就越小。但是，如果人们只拥有作品和作者的名字，那么，想求证作者的个性就是很糟糕的事，至少对那些上述机械主义的爱好者而言就更是如此的；如果这作品完美无瑕，如果这作品是人民诗歌，那情况就显得更加糟糕了。因为，如果某位机械师能够从这作品中理解到个体的特性，那这就是对人民天赋的背离，是不健康的发展和扭曲了的路线：因此，一部诗歌越少有赘生物之类的病症，那么，创作它的诗人的个人标签就会越苍白无效。
　　所有那些人们相信能从荷马史诗中找到的赘生物病症，苍白的或者过度的东西，都不过是人们早已加给那不幸的传统的。那么，现在能称得上是荷马的个人特征的还剩下什么？就只剩下那依据主观口味挑选出来的特别美妙和卓越的诗句段落。美学上特殊性，即个体能被识别出来的艺术能力，它的人形化身现在被称为是荷马。
　　这是所有荷马谬误的核心焦点。也就是说，荷马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即不必然与一个美学上完满无瑕的概念有关，也不必然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关。荷马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不是一种历史流传下的记录，而是一个美学判断。
　　那条将我们带往庇西特拉图时期之前的唯一道路，它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荷马这个名字的意义，一方面，这条道路会通往那流行于荷马家乡的传言，从传言中我们可以明确得知，英雄史诗总是会被等同于荷马，与荷马这个名字相连；荷马决不会从另一种意义上更多地被看成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而非《泰拜伊斯》（Thebais）[Thebais，是关于希腊泰邦城（Theben）的传说中，最多被文学加工过的一部分。它的作者被认为是荷马或者是来自忒鄂斯城的安马可科斯（Antimachos von Teos）]或者其它某部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史诗（eines andern zyklischen Epos[zyklischen Epos 指得是一系列在题材上相关连的史诗。尼采在这里指得应该是属于Epischer Zyklus的史诗。Epischer Zyklus是一个古典学的概念，一般指除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外，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古希腊史诗])的作者。另一方面，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的古老传闻也明确指出，人们从这两个名字推导出的是两种史诗方向，英雄史诗和教诲史诗；因此，荷马的意义在于史诗的题材，而不在史诗的形式。那杜撰出来的与赫西俄德的竞赛，还未曾显现出一种对荷马这个独特个体的朦胧预感。但是，从庇西特拉图时期开始，随着希腊人的美感令人吃惊的快速发展，那些史诗之间不同的美学价值就越来越被人们更加清楚地发觉到：于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浮出了洪水般史诗的水面，并且，自此以后，一直停留在水面之上。伴随着这种美学的淘汰程序，荷马这个概念就变得越来越窄了：荷马，作为英雄史诗之父这样远古的题材含义，演变成了荷马，作为广泛的诗歌艺术之父，作为了不可超越的样板，这样的美学含义。一种理性的批评站到这一演变的一边，它把荷马那个神奇的人，解释成为一个可能的诗人；它使得那诸多史诗中材料或形式上的矛盾，与诗人自身的统一性相对立；它逐步清除掉了荷马肩上那原本重甸甸的，与特洛伊战争相关的其它史诗（zyklischer Epen）。
　　于是，荷马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就是一个美学判断。然而，针对上述史诗的作者，我们决不是想表达说，他只是一个幻象，事实上是一种美学的不可能：极少数的语文学家或许怀有这样的观点。不如这样说，绝大多数的语文学家断言，对一部诗歌而言，比如说《伊利亚特》，应该有一位个体诗人来完成起草工作，对《伊利亚特》来说就是荷马。就这句话的前一个论断而言，人们必须承认，但是第二个论断，我就必须依据之前所讲过的要予以否认了。同时我还怀疑，是否这绝大多数的语文学家，之所以赞同那前一个论断，是因为出于对后面的论断的考量。
　　这种诗史的设计蓝图（Plan），例如《伊利亚特》的设计蓝图，不是一个整体，也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条串联起来的链子（eine Auffädelung），是依据美学规则行事从而投射出来的一个产品。衡量一位艺术家伟大与否的标准在于，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总体性的眼光（Gesamtblick）概览全局，同时又能用韵律将其刻画表达出来。一部荷马史诗在影像与场面上无穷无尽的富有，这使得总体性的概览成为几乎不太可能。但是，在无法艺术性的概览的地方，艺术家就习惯性的将概念挨着概念堆积排列起来，并且，他们还会依照一个抽像的模式，臆造出一个秩序来。
　　那负责布置秩序的艺术家，越能自觉地对美学的基本规则进行操控，他的臆造就越能被完美地实现：于是，艺术家自己也会为这样的幻觉而激动，仿佛那在强有力的瞬间中的整体（das Ganze in einem kräftigen Augenblicke）作为直观的整体（anschauliches Ganze）浮现在了他的面前。
　　《伊利亚特》不是一个花叶相间的花环（Kranz），但却是一个纯粹的点缀满了花朵的花环（Blumengewinde)。它在一个框架中被插入了尽可能多的影像场面，但是编撰者却不考虑，那被并置到一起的影像场面的阵容是否讨人喜欢，是否韵律美妙。也就是说，编撰者清楚，没有人会关心整体，人们只会关心细节。作为一种尚且未有更多发展的，尚且没有更多理解领悟的艺术鉴赏力的，通常的声明，即，那条串珠链子式的《伊利亚特》的设计蓝图（Jene Auffädelung），它不可能是真正的荷马的行为，不可能是荷马所做出的划时代的事件。所以，毋宁说，这个设计蓝图是最新的产品，远新于荷马的盛名。因此，那些“寻找原初的完美的设计蓝图”的人，不过是在寻找一种幻象；因为，蓝图式的计划性开始出现之时，正是那口头传播的传统的险途结束之日；那口头传播传统的道路最终毁坏，并没有影响到蓝图设计，因为，流传下来的诸多材料中本来就没有包含它。
　　但是，一个蓝图的相对不完美性并不能绝对有效的拿来佐证，蓝图设计者的身上表现出了与真实作者不同的性情。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些时代里，那被通过更加自觉的美学洞见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可以无限地向着那些以直觉力量为源泉的吟唱歌曲推导回去。我们还可以更远地迈出一步。要是我们将那些所谓的伟大的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诗歌（zyklischen Dichtungen）拿过来做对比，就会发现，对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蓝图设计者来说，其无可争议的贡献在于，用一种自觉的编纂技术，完成了相对伟大的工作；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却倾向于，把贡献认可到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被我们认为是最早在直觉领域里进行创作的人。甚至，或许我们还将从这样的关连中迎来一个意味深远的暗示。所有那些在总体上被极其主观地评价为是显著的衰弱和损坏的东西，出于习惯，我们会将其看作是传统时代的僵化遗留物——但是，难道这不会仅仅是一种必须之恶，是天才诗人在怀着卓越的企图，在进行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式的艰难的整体构思时，所必须要做出的牺牲么？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那对直觉与自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作坊的看法，转变了荷马问题的发问方式：在我看看，这将荷马问题带到了光亮之处。
　　我们相信《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一位伟大的作者——当然，不是相信荷马就是这位作者。
　　这种针对荷马问题的决断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在那诸多的荷马故事被虚构出来的时代，在那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竞赛的传说被创造出来的时代，在那所有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诗歌都被认为是荷马的作品的时代，当某种东西冠以荷马之名时，我们感觉不出任何一个美学上的独特性，相反只有感觉出一种题材上的独特性。对那个时代而言，荷马属于这样的艺术家姓名所组成的行列，例如俄尔普斯[俄尔普斯（Orph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据说是阿波罗与缪斯女神中的卡尔俄佩（Kalliope）所生]、欧摩尔波斯[欧摩尔波斯（Eumolpus），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位移居艾留西斯（Eleusis）的色雷斯国王，是波塞冬和喀俄涅（Chione）的儿子，同时也以战士、得墨忒耳神庙祭司以及歌手的身份而闻名]、代达罗斯[代达罗斯（Dädalus, Daidalos），古希腊神话中的形象，是位出色的发明家，工匠，艺术家]以及奥林匹斯（Olympus）等；也就是说，他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新的艺术路线的发现者的行列，因此，所有后来从这条新的艺术道路上成长出来的果实，都得源于感激而奉献于他。
　　更准确地讲，那位最为神奇的天才，那位我们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归功于其身上的天才，同时也应属于那感激涕零的后代；那位天才在英雄史诗原始之父这样的祭坛上，献出了自己的名字：荷马。
　　直到现在，通过与所有的细节严格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已经打算好，要为诸位尊敬的出席者，解释说明一下，荷马人格问题的哲学与美学的基本特征：需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那不断的向远处蔓延出分枝并且在深入分裂开来的山脉，这山脉被称为是荷马问题而众所周知，它的基本结构唯有从一个尽可能高远的地方，才能被最清晰明白地呈现出来。但是，同时我又设想，那些古代之友，那些喜欢指责我们语文学家缺少对伟大概念的激情，以及指责我们语文学家有一种非产生性的从事批评毁坏的乐趣的古代之友；对他们我想大声告知两个事实（Tatsachen)。第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是那些伟大的概念，比如，在沃尔夫之前的时代里，那神奇的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天才诗人荷马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实际上只是过于伟大，并且自那时起，它的内部也十分得空荡，当人们粗鲁地想去理解把握它时，它又是那么易碎；当古典语文学家现在再次回到这样的概念时，表面上看来它还是旧时的酒囊（Schläuche）[Schlauch，有不同的种类和形状，水管，车内胎都可称为是Schlauch。在以前，德国把随身携带的酒囊也称为是Schlauch]，但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新的了，囊袋和精神，酒和词语。人们四处都能察觉到，语文学家已经几乎与诗人、思想家以及艺术家们共同生活了近一个世纪。因此，那曾经被称为是古典的废墟堆，现在竟然变成了繁茂而多产的田园。
　　我还想对着那些古代之友，对着那些因为不满而疏远背离古典语文学的古代之友，大声地告知第二个事实。没错，你们在文字上以及图画上，崇拜着那希腊精神的不朽杰作，并且臆想着，你们比那些看不到这杰作的时代的人们远远得富有和幸福：但是不要忘记，这整个神奇世界曾经已被如山一样高的偏见所埋葬；不要忘记，为了让这个世界从它的沉沦中升起，无数个我们的科学信徒已必不可少的付出了血汗以及艰辛的脑力劳动。没错，语文学家们不是那个世界的创造者，不是那不朽音乐的作曲者；但是，作为一名演奏家，能让那曾经的音乐，那长久在角落里无人译解、无人评价的音乐，再次响起来，这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吗？在沃尔夫那大胆的精神成果出现之前，究竟谁才是荷马？一个不错的长者，他在好的情况下被誉为是天才，然而无论如何他也是野蛮时代的孩子，全然违背好的趣味和好的习惯。让我们听听一位杰出学者在1783年关于荷马所写的一段话吧：“那位亲爱的人在哪里逗留？为什么他如此长时间隐名埋名？顺便问一下（A propos），您能否记得，为我取得他的一个剪影？”[这句话出自Andreas Heinrich Schott的Über das Studium des Homers in niederen und höheren Schulen（莱比锡，1783）一书的前言。引文最后一句话应该是Wissen Sie mir nicht eine Silhouette von ihm zu bekommen? 而不是施莱希塔尼采全集中的Wissen Sie nur nicht eine Silhouette von ihm zu bekommen?]
　　我们索求感谢，完全不以我们的名义，因为我们是众多的原子——但是，在语文学家的名义之下的我们，既不是一位缪斯[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九女神，现在也指能激发和鼓舞他人的创造力的人。]，也不是那美惠女神（Grazie）[美惠三女神（Grazien, Gratiae），古希腊神话中三位恩典女神，也代表真善美]中的一位，却是一位神的信使；就像缪斯女神降临到那些阴沉而又劳苦的波奥蒂亚农民（böotischen Bauern）[波奥蒂亚（Böotien）是希腊的一个州。波奥蒂亚的或波奥蒂亚式的（Böotisch）在古希腊意味着乡村式的粗野和没有教养。希腊人常常会称波奥蒂亚人为没教养的猪或者乡村式粗野的猪]面前一样，语文学家也会降临到一个色调和图像极其阴森的世界，降临到一个伤痛得最深且不可治愈的世界，并且他们会叙说，那些美好且明朗的神的形象，给他人以慰藉，那些神来自于一块遥远，蓝色并且欢乐的神奇国土。
　　已经说了这么多。可是我还是需要再就纯私人的举止谈上几句。这个演讲的场合赋予我有继续谈话的权利。
　　然而，一位语文学家的得体之处在于，他能将他所致力的目标和那通往目标的道路尽量挤压进，一个信仰自白式的简短程式之中；那么，不如就这样做吧，只需要让我把塞内卡的一句话做个颠倒：

　　“曾经是语文学的，现在变成了哲学。”[Philosophia facta est quae philologia fuit.这句话出自塞内卡写给卢基里乌斯（Lucilius）的信中。原话为：Itaque quae philosophia fuit, facta philologia est。意思是，因此，那曾经是哲学的，现在变成了语文学。塞内卡通过这句是想批评当时的哲学教育虽然重视雄辩，但已不再对生活的目标进行引导，哲学变成了一种学术体系，不再关心个体的人格的发展。这个脚注的翻译，得益于慕尼黑大学Elmar Treptow教授的帮助]

　　借此，我想表达的是，每一种语文学活动都应该被一种哲学世界观所环绕和限制，在其中，任何单独的或个别的东西，都应被视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让其蒸发消失掉；留存下来的唯有整体和统一。现在，敬请诸位期待，我将秉承这一方向，不再作为一位异乡人，而彻底地融入诸位之中；敬请诸位给予我信任，我有能力秉承着这样的思想，与诸位协力工作；而尤其是对联邦相关的权威当局（die hohen Behörden dieses Gemeinwesens）[ 这里指决定授于尼采教授席位的瑞士的最高权威当局。]表现出的对我的巨大信任，我相信我有能力以一种相称的方式来予以回报。


*本文是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