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乐钊 译
我脑子里突然迸出一个想法，也许最好还是花一两天时间来唤起对卢克莱修的生动回忆。这位古代诗人恰好十分契合当前的主流思潮和思想纷争，更不用说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其他人的时代了，关于后者我以前已经有过一些思考并付诸笔端了。显然，什么书，不管是散文还是诗歌，抓住了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由于气质、教育、训练或偶然而抓住什么书，绝非无关紧要。《物性论》很难说是一本能与之共同生活的书，但却充满宏伟的、引人共鸣的感情，崇高而响亮的音乐，读者会觉得愉快，并且接近他会觉得更好。卢克莱修和马基雅维利同属文坛中的伟人之列，他们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所谓的不朽，在此期间一直背负骂名。他的故事独一无二。他的生平“暧昧不明”。他唯一的诗作从未完成。它的存续端赖仅存的一部手抄本。这部手抄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出现又消失。某些表明他的影响的暗昧而罕见的形迹是否通过中世纪的神学和哲学继续留传下来，学者对此争议极大。有人主张他的影响力之大仅次于亚里士多德，流行时间之长则仅次于维吉尔。身兼诗人、硕学（savant）和哲学家，他在三个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我认为，没有人会逐字逐句读完他诗。蒙森发现作为硕学的卢克莱修完全无法卒读。有人对这位诗人加以衡量，并坚持如果对可以正当地称为诗的部分取一个整数，你从7400行诗中得到的不会超过1800行。更加挑剔的人则认为在全部六卷书中只有700行是真正值得铭记的好诗。这种关于数量的争论，和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关于趣味的争论一样，均琐屑不足道。即使是那些坚定地选择跳过四分之三内容的人，仍能感到响荡着一个崇高的声音，一种强有力的想象，乘着胜利的翅膀翱翔于世界熊熊燃烧的壁垒之上。无论我们从诗人们自己那里借用哪种关于诗歌的定义——是“一幅会说话的图画”或是“发明”（约翰逊）还是“清晰可闻的音乐”（德莱顿）——那种紧绷的、挑衅的、专注的、傲慢的、炽烈的、大胆的和庄严的诗句都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卢克莱修。
不难看出，为什么他会得到这种恶名。在神圣的基本原理方面他大大地有违正统——身为一个异教徒，不信宗教，或对宗教没有感觉。这后一种情况正是人类最不能原谅的。令我觉得奇怪的是，但丁在彼世的三界中没有给卢克莱修留有一席之地，无论是在地狱、炼狱还是天国。对于那些未能沉潜下来的读者，他就是一个在我们今天被泛泛地、有点不加甄别地贴上悲观主义者标签的人。悲观主义——我们要记得，它和恨世（misanthropy）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有数不胜数的形态和声音。我们时代的一位博学的希腊专家向我们保证，埃斯库罗斯虽然是一个极其虔敬的异教徒，如品达一样，却很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是“悲观主义的大主教和第一位传道者”，这位希腊专家以普罗米修斯为例加以说明，后者把人类从其出生的卑微地位中拯救出来，教给他们一切技艺和知识，使他们得以脱离窘境，发现他们把他所说的话当成耳边风也没有抱怨或责难，最后得到的报答是被戴上铁链，残酷地放逐到严寒的高加索。不管怎样，悲观主义涵盖了的以色列人热切的悲叹；希腊人目光炯炯的忧郁；诸如斯威夫特之流的狂野和不敬神的想象，此君在其生日那天总是阅读约伯的第三章；还有莱奥帕尔迪无法改变的绝望和撕心裂肺的讽刺闪耀的水晶光泽；德国人间歇性流露出的厌世情绪（Weltschmerz），或查拉图斯特拉的目空一切的傲慢。否定的精灵用以启发他的那种引人争议的力量使卢克莱修卓然独立，那种思想，认为人的生命不过是一个影子的梦，人的世代犹如落叶，漫天飘荡，然后被秋风吹散在地上，被他转化为只要人能呼吸，就应果敢有力地投身行动的崇高理由。
他的哲学借自一位希腊人，但是卢克莱修是一个罗马人，那个时代的罗马的激烈动乱很可能唤醒他那种活力充沛的思想，去思考世界的各种问题，正如古今任何时代，即使是没有他这种大才的人，若不幸目睹类似的邦国分裂错乱，人民失去理智的情境，也会心生感触。
那些尝试把卢克莱修翻译成英语的人当中，最令人称奇的肯定要数著名清教徒哈钦森上校（Colonel Hutchinson）的妻子。她以诗体翻译卢克莱修，据她自陈，是出于年青人的好奇心，想要理解那些她经常通过二手渠道听人们谈起的事情。最终，这位令人钦佩的女性对卢克莱修愈来愈感到不满，仿佛他是一位主教派的保皇党人，宣扬“纨绔子弟的漫无目的的原子舞蹈”，还有其他毫无意义的迷信。
比耶利米·泰勒（Jeremy Taylor）稍晚，1682年克里奇（Creech）刊发了一个诗体译本，该译本多次再版，而这位译者如今也只是因为这个译本才为人所知。此后作为一项试验，这项任务落到一双更强有力的手里。在耗费不少心血译完维吉尔之后，德莱顿着手翻译了卢克莱修的一些篇章，他从后者卓越的性格中发现某种高贵的骄傲。德莱顿是英语散文最光辉的大师，我们对他的感激是数不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对他把诗中一些最美的句子翻译成如下英语诗句感到满意：
Tis pleasant safely to behold from shore
The rolling ship and hear the tempest roar… 多愉快，安然无恙地在岸上遥望 浪里簸荡的航船，倾听风暴的咆哮……
等等，其采用的风格，既未能传达原文的活力也丧失了其所具有的音乐。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这一大段时间内，我们依然能够发现紧随其后来到卢克莱修的领地的英国和法国诗人。我们格莱斯顿时代最流行的英语诗人（丁尼生）把他那首叫《卢克莱修》的崇高、庄严、有力的诗歌和一个令人反感的并且不足为凭的关于催情药的传说联系起来，也许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苏利·普吕多姆是一个狂热的卢克莱修门徒，他表达了下述可敬的信念：
Pour dissiper l’horreur de notre nuit profonde,
Le soleil ne peut rien, ni le jour éclatant,
Mais la Nature parle et la Raison l’entend ! 欲驱散我们黑夜的恐惧， 太阳无能为力，辉耀的白昼也徒劳， 但是自然发声而理性在谛听！ 他甚至开始着手翻译，但是他发现的勒费夫尔（Lefevre，1876）已经捷足先登，而他也毫无遗憾地承认这个译本注定会是定本。英语读者也不必抱有遗憾，因为不知怎的，卢克莱修的六音步诗开篇恢宏的和音在一位有口皆碑的文笔优美并具有现代文雅风格的诗人的努力当中却丧失殆尽。
更加奇怪的是，我们发现拉马丁乞灵于卢克莱修，引他为献身哲学缪斯的同道——这位独一无二的、引人入胜的天才不仅是一名诗人，而且，如那些颇有才干的法国批评家所言，就是诗歌精神的化身；除了他的诗歌，通过一段流行一时的插曲，他还用一本书推翻了一个王座——这本书，那个时代最有势力的小说家风趣地说，把历史提升到小说的水平……在1848年与巴黎暴民的胜利会见中拉马丁勇敢地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他们某些最动乱的日子里，他吸引、劝说、征服、并统治着他们。“物理的自然”，（拉马丁）说道，“是卢克莱修的主题，我的主题是道德的自然（本性）”。拉马丁拥有一种精致的官能，这赋予他营造诗意之美的天赋，而那位罗马诗人则与虚伪的神祇、被误判的命运和一个受荒凉法则支配的宇宙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搏斗，这两者之间显然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然而这两个人身上都燃烧着发自灵魂的生机勃勃的同情。
麦考莱对卢克莱修一般而言具有的诗歌力量和崇高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甚至把他置于维吉尔之前名列头戴诗歌冠冕者的前茅，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哲学，被他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扔掉。这和蒙森的判断十分相似，后者认为卢克莱修在论及原子、虚空和他的科学的其他部分时，令人不忍卒读。许多类似的判断毋宁说没有击中历史的鹄的。这些科学理论未经证实，而且它们注定如此，因此与它们相联系的哲学不过是一个在健全方法中没有明白可见的根基的体系的影子。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通往现代猜测的顶峰的路上，他那种虚无缥缈的想象的努力已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各种元素的全部活动，已经变成一所不计其数的一般法则在其中喧响的房屋。在这些法则中事物的自然本性是其主题。它们不是任性独断、变化多端、反复无常的神灵的玩物。那些神圣的存在者远离尘嚣，住在遥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原子学说，特殊亲合力学说，再次在许多世纪之后在当前关于物质的构成的主流猜想中留下它们的痕迹。末了是那个伟大的基调，我们正是从它那里开始的。身体和灵魂的关系，诗人辩称，细思它们在有感知的存在物的宇宙中的种种类比和现象，命我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有意识的个体生命在一个未知的死后世界中继续存在的神秘惊怖，这类想法给“朝生暮死的人”的生命投下阴影，使他们心烦意乱，陷于瘫痪。数不清的诗人、布道者、哲学家和神学家，要么通过给好人允诺要么是通过对坏人发出威胁，从各个角度和各种进路主张，一切生命哲学本质上都是commentatio mortis（对死亡的准备），在这些人当中，卢克莱修是最倔强、最崇高的，他坚定不移地强行灌输比他早许多年代的古希伯来人传授的阴暗教训：“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我们自己光辉的文学，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如果竟没有关于这个普遍主题的成百上千的美不胜收的文句，那是不可能的，从罗利（Raleigh）的“O eloquent, just and mighty death”（哦，雄辩、公正和强大的死），或克劳迪奥（Claudio）狱中的激动人心的对话，到我们的英语说出过的最是融化人心、最和谐悦耳的一句诗，“After life’s fitful fever he sleeps well”（经过生命间歇发作的热病，他安然入睡），对这一切的一个柔情的总结。不过，卢克莱修的第三卷结尾（3.894-899）那段著名文字具有如此卓越的品质，以至我发自内心地认同当今某位杰出的批评家的话：“它那崇高的激情，它那蚀骨的柔情，如波浪涌动的庄严韵律，也许在人类的语言中是无可匹敌的”……
还有第五卷的一半内容，门罗（Monro）断言，其丰富多样的美，恳挚热烈的讽刺和崇高的格调，在所有拉丁语诗歌中，如果不是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至少也是不可超越的。
批评家们尝抱怨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用一个生命的规划取代了生命本身。对于卢克莱修而言至少这是不正确的。虽然他本人的日子“暧昧不明”，他的诗却丰富多彩，于自在世界的生命的本质和精神中发光发热。他的福音是宣扬遍布整个能感知的存在物世界的活跃能量和同情的福音。我已经抄过一小段蒙田的文字，在卢克莱修那里能发现些许相似的感情，当他想到一个年迈的耕夫，在大地上闲适安逸、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消逝之后——这位农夫如何摇着头，发出深深的叹息，想到自己双手的劳动所获竟如此之少；我们如何耗尽劳动者和公牛的体力。我们不知道卢克莱修会如何看待自由（Liberty）、平等（Equality）和博爱（Fraternity），但是自由（Freedom）、正义（Justice）、怜悯（Pity）是不错的战斗口号，而且是卢克莱修式的。对于原子和虚空，我们大可以随心所欲，不必放在心上，但是读到这样的句子是愉快的：“胸中怀着一颗忠诚的心未敢熟睡的犬，毛茸茸的羊和负重的牲畜，我们需要他们有用的服务而保护和饲养它们。”（5.860-866）或者摩罗斯犬的场景，“当它们怜爱地尝试用舌头去舔舐它们的幼仔，或者用脚抛掷它们，咬住它们假装要吞下去而轻轻地合上嘴，只是带着温柔的克制，抚摩着它们，此时发出的吠声，大大地不同于当它们被单独留在屋里时的狺吠，或者挨打时蜷缩着身子溜走时发出的嗥叫。”（5.1067-1071）
卢克莱修笔下死亡的地位自然会把一个手边有许多好书的读者引向莱辛的《拉奥孔》——“亲爱的莱辛”，如乔治•艾略特对他的称呼——像格劳秀斯或亚当•斯密，这属于那种罕见的书籍之一，它用一道突如其来的新的光芒震惊了世界，为未来的一切时代遍洒在改变了模样的思想领地上。尽管最早是从伯克的《论崇高与美》得到启发（莱辛曾亲自翻译此文），它对艺术哲学和诗歌与绘画的状况的原创性贡献仍可谓硕果累累，令人称奇。同样引人注目并且使他不情愿地与卢克莱修站到一起的，是他在《拉奥孔》之后不久撰写的论古代艺术中的死亡形象的小册子——其中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抗议：古典世界死亡的象征是令人厌恶的骷髅形象，以可见形式出现的“大恐惧”（Arch Fear）。歌德曾记载，在他的青年时代，他们都被这样一个美妙的思想迷住，即古人把死神表现为睡神的兄弟，两人长相酷肖，是夜神怀抱中的孪生兄弟。这种着迷并不是普遍的，在普通的信仰中，死是对罪的惩罚，因此很自然地会用一个骇人的形象来象征它。莱辛的回答是，基督教信仰没有向我们揭示这一可怕的真相以使我们绝望，而是允诺一种蒙福的结局赐给虔诚的顺从和心灵的悔罪。不独如此，他继续说道，《圣经》里还提到死亡天使：为什么艺术家不该放弃这可憎的骷髅，让我们拥有一位天使的更好的形象？“只有被错误理解的宗教才会引我们离开美，一个宗教愈是处处把美恢复给我们，这便是它是严格意义上的真宗教的一个证据。”不管他是否准确地推测了骷髅得以成为死亡的形象的种种转变和结论，莱辛感到有必要把美的法则擢升到艺术和生活的最高峰。在那些日子里，席勒在《希腊的群神》中唱道：“没有可怖的骷髅进入屋里，站在死者的床前。”总而言之，在墓碑上，取代骷髅的是一个以最简单的方式手持一把颠倒过来的火炬的彬彬有礼的精灵，或是关于复活的某种象征。
我们很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人比歌德和卢克莱修的精神更加格格不入的了，前者是最暴躁激烈的诗人，后者是最泰然自若的诗人。然而我们发现，当歌德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了，并且不吝于表达对《物性论》的高度评价。有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他一直在促成它的第一个德语译本问世（1820），甚至参与到这项任务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相隔时代之遥使他们两人迥然有别，然而他们同样出类拔萃，同是诗歌、科学目的和实践哲学的伟大复合体。歌德赞美卢克莱修是一个勤勉的观察者和自然的探索者，是拥有生动描述自然现象的奇异能力的大师。所有这一切，加上惊人崇高的心灵和言语，确保了他的不朽：作为一个人，也是罗马人、哲学家和诗人，同时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歌德不太在乎历史价值，他说，卢克莱修的书是世间最引人瞩目的文献之一，因为它告诉我们在基督纪元前的第六和第八个十年之间，人们如何思考和感受宇宙的秘密。
有趣的是，我们留意到，在基督纪元迄今抵达的最晚近的时辰，卢克莱修依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战斗者，一如他在异教时代。当今最才华横溢的英语护教者，我以为是马蒂诺（Martineau），当这位护教者谈到“死亡的雄伟山脉”和来世的生活时，他引用了卢克莱修抑扬顿挫的六音步诗，视之为敌对文本，自己有责任去推翻它。歌德本人，如此广泛地被认为是“欧洲最贤明的头脑”，很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非正式、无名字、无组织的教派的创始者、引路人和圣哲——男人和女人满足于过这样一种生活，不受两个具有如此深刻幽邃的信仰的条文的束缚，就像卢克莱修与之进行激烈战争的那些信仰。有人会说，希腊人早在罗马人和德国人之前很久就发现了它，并用欧里庇得斯的一个残篇中的一些鼓荡人心的诗句来结束这个问题……
最伟大的地，高高在上的天！
他是人和神的父亲；
她给自己的草皮带来
天上云朵纷披的河流
生下后代，人和草，
各种各类的野兽，无愧
众生之母。每一粒种子
凡是大地所生，必回归大地，
而天上的种子，要回到天上；
眼见万物会漫游进入万物
然后分开，展现变换了的形状，
但是存在者绝不会死去。
（吉尔伯特·默雷 译）
或者是如下更著名的几行诗：
我认为此人最幸福
他在迅速回到他从那里来的地方之前，
全无悲伤，已见过这些恢弘壮丽的景象，
世界般广阔的太阳，繁星，水和云
还有火。帕美诺呵，活上一百年
还是几个星期，你看到的总是这些，
绝不会有，绝不会有更伟大的事物。 这是米南德。歌德对他至为钦慕。他称他是纯粹的，高贵的，欢快的，其整个价值完全无法估量，尽管不幸地仅存一个残篇。然而，如果要为米南德的这支正旋曲（strophe）寻找对应的反旋曲（antistrophe），我以为不会有比歌德自己那首题为《神性》的著名的美丽的生活赞美诗更合适的了。勃朗宁的读者，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出发，不会忘记他在“Prospice”（展望）这个标题下写下的阴郁的诗句。
*约翰·莫利（1838-1923），英国政治家、作家，曾任印度事务大臣、枢密院议长等职。本文节选自他的《追忆集》（Recollections）（纽约，1917）第四卷第五章，该章描写了1905年复活节期间莫利子爵在他的图书馆度过的一个假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