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赖希的《帝制：代价与使命》（以下简称《帝制》）似是一部应时之作，作者在扉页中引用了地米斯托克利的语句：“抨击我，但听从我”，不列颠民族面临着雅典、甚至希腊民族曾经经历的生死存亡时刻，一位伟人的横空出世和卓越领导不可或缺，其言其行必然惊世骇俗，无法得到普罗大众的理解与支持，但危难关头，雅典人和他们的领袖一起展示了他们的民族和个体的卓越基因，度过了危机，跨越至伟大的行列。赖希不可能是不列颠民族的地米斯托克利，确切地说，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欧洲人，一个皈依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生活方式的匈牙利人。赖希不可能成为不列颠政治的行动者，但一个心存真正皈依和感激之情的局外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与不列颠民族共患难，即劝诫的方式、言语的方式，发现、召唤地米斯托克利精神。赖希的贡献是他从历史艰苦卓绝地研究中得出的金玉良言，因此《帝制》同样属于作者所谓的“普遍历史”的研究，和他的《文明史》是同一类型，而且较《文明史》的范围更为广阔。
然而，《帝制》却是一部极为简略的小册子，全文不会超过十万字。赖希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既然是一部劝诫之作，他必然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问题。不列颠帝国大众的想法和态度让他一再忧心：“在这个国家，多多少少存在轻视短著论述重大问题的普遍倾向。对于太多的人来说，处理诸如帝制的问题时，在文本的尺寸和薄厚方面就是一幅轻率和浅薄的样子似乎不太着调。”（序言）“不列颠的心智——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庄重的，无论是跳舞或者研读——对于极大展现勤勉求知的卷帙浩繁之作有着无法抗拒的偏爱。对于普通的英国人来说，一部处理重大问题的著作必须在轻重本身方面有着相当的分量，对于普通的苏格兰人说更是如此。否则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显得无足轻重了。”（第三部分）可是《帝制》乃是赖希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是基于对于普遍历史中主导性事实的长期思索和坚持不懈地研究，帝制乃是无数历史峰峦中的阿尔卑斯山或者安第斯山，而对于峰峦叠嶂的描绘也许并不是只有浓墨重彩，他请求读者想一想：“一个人对某一主题沉思地越成熟，他对其中的每一个可能术语和场景研究地越精细；只要他诚实且不装腔作势地卖弄，他就越倾向于以最简洁扼要的语言阐述其成果。”（序言）“我们重复一遍，主题越是重大，越是有可能，不，是必须在经过年复一年的细致研究之后，获得一种简洁且意味深长的解决。不能这样做的人就不曾真正地把握其主题。他能够单音符地痛苦地演奏；他不能以无畏的八度音阔步前行。”（第三部分）
1. “帝国主义”或者“帝制”
“imperialism”正是赖希此一小册子处理的重大主题。这一术语经常被译为“帝国主义”，本质上乃是一个现代政治术语，虽然帝国并不是一个现代现象，但是“帝国主义”是因应现代国家权力这一现象而出现的政治思想范畴。此种意义的帝国主义论著最早可追溯至1902年霍布森（J.A.Hobson）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A Study），探讨了现代帝国权力的动力问题，根本上说，是经济力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政治体限制进而操控民族国家的问题，由此开创了论述此一问题的理论途径，列宁在1917年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亦是延续此一逻辑，并且使得“帝国主义”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无法回避的术语；德裔流亡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在现代政治的浩劫之后反思帝国主义，在此著中，“帝国主义”的可怕后果在“极权主义”阶段得到了展示。1905年，赖希发表了《帝制：代价与使命》（Imperialism：It’s Price；It’s Vocation），不过译者并不打算将这里的“Imperialism”翻译为“帝国主义”，如果霍布森开创的传统是指向未来的，是现代历史主义的，那么赖希的旨趣则是回归过去的，他寻求以制度的真正精神来评判现代国家权力，他避免使用现代国家的产物即历史主义来评价，换言之，他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来描述和评判，因此，译者将其译为“帝制”，而且，赖希在诸帝制中发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类型：不列颠帝制，那也正是后来其心所皈依的，此类帝制有着典制精神的遗产，值得珍视。
“帝制”与“帝国主义”区分的背后实质是历史编纂学旨趣的根本差异。不过，让我们从政治思想说起，对于城邦之制度思考模式的决定性贡献乃是政治思想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更确切地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非修昔底德、色诺芬。最著名的要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此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评判模式，因此，每种理想政体总是存在着相应的堕落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三种理想的模式分别对应着僭主制、寡头制、平民制三种堕落的模式。作为古典政治思想的范畴，当然服务于其思想的旨趣，理想政体之为乌托邦的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它的实现是未必可能的。古典政治思想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无法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因而也不曾梦想历史意义的一个完成。借助心灵之眼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政体。但是，人的力量极其有限，这样一个最好政体的实现要靠运气。古典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标准，据此可以判断任何实际的秩序。
奇特的是，运用此种理想模式来判定实际政治秩序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由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而非政治思想家完成的，更为奇特的是，所要判定的还是非希腊的政治秩序，即罗马政治。波利比乌斯撰写了一部罗马征服史，他对罗马的一个著名诊断是，罗马政治乃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的混合政体。这在政治思想和历史编纂史都是革命性的，希腊人对待外族的看待方式乃是人种学和民族志的，但是在波利比乌斯这里，首次将罗马与希腊同等对待，并且使用了希腊的政治思想范畴来考察罗马政治。波利比乌斯由此确立了一种思考罗马政治的模型，此种理解在后来的政治思想和历史编纂长河中，从未断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波利比乌斯视为将希腊和罗马制度并置一处来思考的第一人，虽然希腊政治在他那里是隐形的。不过，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对于波利比乌斯的混合制分析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把罗马政制作为混合政制，并从中推导出罗马的成功，几乎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政治玄想了；不仅如此，波利比乌斯在处理涉及法律、荣誉和宗教问题时，不仅老套，而且完全是错误的。蒙森认为，罗马政制的真正力量并不局限于罗马城邦本身，而在于罗马主导的意大利联盟，在于意大利贵族之间的合作，换言之罗马城邦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之间的联盟才是罗马突破城邦的限制成为地中海世界主宰者的真正根基。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认同蒙森对于波利比乌斯的批评，并且将其归结为波利比乌斯历史写作的不自由处境，波利比乌斯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或者说是罗马的俘虏，只是因为努力研究其主人的胜利和影响，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空间。他的历史写作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理解罗马的征服，罗马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的理解，建立在几个最主要的假设基础之上：罗马对统治的渴望与生俱来，征服不曾在罗马社会内部造成严重的利益冲突，之所以没有冲突则是因为罗马拥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政制。但是在波利比乌斯这些假设的背后真正的用意并不是要发现罗马征服的根源，或者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罗马帝国主义的根源，甚至也不是要说服希腊人这种统治的可接受性，因为不赞同罗马意味着死亡，真正的意图在于希望说服罗马的领袖们按照某种方式来行动，从而不会疏离其臣民中的大多数，因此也就不会危及行省上层分子的地位。
更为仔细的省察可以发现，恰恰是在解释罗马的帝国性质方面，或者罗马帝国主义（帝制）方面，出现了与解释希腊城邦的巨大差别，因为提供政体模式的希腊政治思想从来不曾考虑希腊城邦的帝国化问题，更具体些说，亚里士多德从未考虑过雅典帝国的问题，帝国超越了古典政治思想的旨趣，帝国可以归属为堕落了的某种政体，换言之乃是古典式的僭政，从来就不具有古典乌托邦的意义。古典政治思想的诞生或许正是希腊城邦不同于罗马城邦的表现之一，希腊城邦都不曾超越城邦成为世界性的帝国，指望作为城邦产物的古典政治思想去理解超越城邦的帝国，无异于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因此，要将希腊和罗马制度放在一起来解释，必须解释罗马政制的帝国性质问题，希腊城邦和罗马城邦有其本质性的相同之处，又有其无法否认的差异之处。埃米尔·赖希熟悉蒙森的历史著作，但是又坚决反对蒙森对于罗马政制的解释。不过，蒙森强调罗马政制与希腊城邦的不同或许令赖希印象深刻，因为如下文要展示的，赖希在将希腊罗马制度并置考察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区分了希腊和罗马政治的不同之处。类似地，赖希也不同意库朗热在《古代城邦》中对于希腊罗马制度的解释，根本性的分歧在于库朗热认为希腊罗马的宗教决定了二者的政制，而赖希则认为恰是政制决定了宗教，在这背后，实际上是赖希并不同意库朗热将希腊和罗马的政制完全等同的看法。因此，如果说，着力探讨希罗典制精神的《希罗典制》只是赖希所谓普遍历史主题的一部分，普遍历史的思考还必须补充典制的某种变形即帝制的内容，那么我们必须将赖希的《帝制》与《希罗典制》结合起来考察，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明白赖希所谓“imperialism”（帝制）的用意和历史编纂方法。
与将罗马历史划分为王政、共和与帝国时期的普遍模式不同，赖希认为，罗马政制的发展只存在两个较大的时期，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之前的时期，但是，即使这两个时期本质上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帝国罗马中所有伟大之处的根基，在公元前五或六世纪就已经奠定了。从一开始，赖希就对于罗马典制和罗马帝制的区分心中了然，同样他也深知罗马帝制的根源，或者说，他明白如何评判罗马帝制的伟大。赖希否认罗马政制借鉴了其他民族，希腊并非是罗马政制的鼻祖。罗马城的真正主人是最初的贵族，平民并非迥异于贵族的种族，罗马人对于贵族和平民之分习以为常，由此可见，赖希从未像波利比乌斯一样否认或者忽视罗马政制内部的冲突。然而，此种区分并没有成为一道鸿沟，罗马人有着自己最为独特的理念，即民众的意志才是法律，并没有排除平民。罗马城邦和希腊城邦的本质同一性在于，众多公民才是政治行为的主体，希罗典制的生命在于复数的公民政治，然而，罗马城邦又超越了希腊城邦，罗马政制从一开始就卓尔不群，潜力无穷，且最终成蔚然之势。罗马政制最主要的独特性在于享有最高荣耀的政务官，这是希腊城邦无法比拟的，因此，罗马存在着强权职位，以供政制雄心的追逐，意大利和罗马的所有天才都能在政制通道中获得其禀赋的展示。因此，罗马政制内在的张力维系于两个极端，一方是越来越普遍化的公民，一方面是位高权重的政务官，罗马人借助人口普查和财权政治贯彻实施了普选原则，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争斗形成了罗马城邦成长的动力，这种力量让粗疏的罗马古制经受各种考验，不断完善、精细，但罗马政制从未脱离于城邦的本质，即附属性的公民存在，就此而言，希罗典制本质上统一的，差别不在本质，而在形态，希腊城邦从未长大。
在赖希看来，罗马帝制是罗马古制的成长，并未改变罗马政制的本性，“罗马人在公元前二世纪之前不曾严肃地思考过帝国。罗马帝国不是罗马人深思熟虑缔造的；罗马人完全是被迫造就了所有时代最伟大且最典型样式的帝国。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迦太基人会做的。如果迦太基人失败了，马其顿人会做的。地中海国家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注定了要联合或者注定了要合并为一个巨大的帝国——罗马的、迦太基的、马其顿的，或者其他的。”（《帝制》第二部分：帝国与男人）在这一必然性的帝国成长过程中，也展示了罗马政制的极限，罗马古制不断地复制与联合，罗马城不断壮大，然而内部的张力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平衡难以维系，公民的政治精神被不断地损耗，逐渐沦为同质的欲望个体，而政治强权人物的权威越来越严重地损害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政治生机。赖希认为，罗马帝国的主要过错在于它不曾使得女人和多数男人追求较高层级的利益。人们渴求完美，长期看来，人们不会满足于日常生活像机器一样地例行公事。罗马帝国的衰落不是病死的，而是饿死的，罗马国家的器官没有得到恰当地滋养，意大利还有行省的乡村人口无视古老的城邦制度，这些制度不再适合乡村人口的需求和胃口，由此而衰竭了。因此，罗马帝制可谓罗马古制的极限，帝国的衰落恰恰意味着罗马政制的基本构架崩塌，因为这一制度没有了内在的生命，帝国没有能力使其臣民强烈关怀其进一步的生存，古老的制度如今再也无法激发公民超卓的政治才赋，帝国犹如参天大树，然而枝桠徒具形式，形同枯槁，只是等待着风干的最终宿命。
赖希对于希罗典制可谓用心良苦。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他认为罗马政制的生命在于其古制的精神，罗马帝制从来不曾是一类新制度，或者说，罗马帝国主义没有缔造新的制度灵魂和价值。当代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家认为，凯撒主义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僭政视野的新历史现象，凯撒主义只是在“共和宪政秩序最后崩溃”以后才出现的，由此，凯撒主义或者“后宪政”的统治不能够作为一种古典僭政意义上的僭政分支来理解，其言外之意乃是，凯撒主义需要新的政治思想或者历史写作参照系，而且，历史的必然性赋予了凯撒主义的合理性，换言之，“后宪政的状况”并不劣于“宪政的”统治。从根本上说来，此一政治思想的渊源是十九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编纂思想，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著述也是其流派之一。罗马法和古代习俗中日耳曼法的历史起源的研究，与创制一种基于历史原则的新法律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欧洲大陆诸多国家的政治改革建立在一种宪法观念的基础上，蒙森对于罗马政制与罗马法的研究，作为“人们生活的表达”的法律之重要性被认识到，此种历史研究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关联紧密，因此，此种历史研究与当代的政治关怀不可分割。蒙森的罗马史撰述也是某种循环论的历史编纂，历史提供一种解释，但历史自身也需要一种解释。赖希同样对于现代政治进行历史撰述，他撰写了《现代欧洲的根基》、《德意志膨胀的头脑》，但其历史撰述的精神与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自觉地划分界限，他不止一次地坦言，尽管对于德意志文化十分熟悉且钦佩有加，但德意志的历史写作除外，在其历史写作方法少之又少的界定中，他较多借鉴的是德意志之外的思想，对于德意志的思想贡献，他宁愿引述歌德，也不会提及德国的历史学家，而蒙森经常是受到其最猛烈批判的历史学者。赖希在其《文明史》中没有论述现代政治，真正说来，奠定其对现代政治进行历史写作精神的基调是在《帝制》这部小册子中，通过比较、甄别各个类型的帝制，他发现了不列颠帝制的独特之处，此一独特性的关键在于不列颠帝制保存了其心目中希罗典制的精神，因此，对于现代政治的判断，赖希同样依据于其发现的制度精神，现代民族国家在赖希看来同样并不曾缔造新的制度灵魂，那么作为其成熟阶段的所谓现代帝国就更不能作为一种新的历史事实了。因此，赖希对于“imperialism”进行历史撰述从一开始就与霍布森开启的模式南辕北辙，这是对现代历史现象的一种古典式考察，而英格兰国家保留了些许的古典样态，因此，古典制度并没有灭绝，没有成为遗迹。某种程度上，赖希对于现代政治是完全拒绝的，但这并不影响其对现代政治之深刻、清晰的洞察，而且十分精准地预言了现代政治的命运，他在一战爆发前十年，就预言了英格兰与德意志的冲突，并且恰当地说明了英格兰的真正力量所在，这一切都得到了验证。
2. 帝制之本性
让我们追随赖希进入对于帝制的省察。罗马帝国提供了古典意义的帝制类型。帝国和城邦一样，并非民族自身的选择，乃是无法掌控、不容许自由选择可能之环境的必然结果，必须服从其铁律，否则必然伴随最严厉的惩罚，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马其顿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得到了奖杯，但是并没有创造它。罗马帝国的边界似乎延伸到了地理的极限之处，拥有相互接壤的辽阔疆域，被一条连续不断的边界线所环绕。罗马帝国，包含了全部地中海海域国家以及几乎全部大西洋的国家，居住着超过一亿的人群，绝大多数是高度文明且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公元三世纪初以来，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都是罗马公民。他们的政治和法律机构合为一体，语言基本上被拉丁语同化。帝国之内，除去基督教的新力量之外，剩下的是数目越来越少的特殊性。世世代代的和平几乎未曾中断，世界看起来已经达成了其最终且确定的平衡，似乎此一大名鼎鼎的帝国就是人类福祉的全部和终结。美利坚帝国就领土而言，与罗马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就时间而言，却完全不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利坚却是，罗马从一个小城到公元三世纪广袤无垠的世界一统，花去了一千年的时间。美利坚帝国是在1783年后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建成的。在公元一世纪之际，罗马帝国的碑文和文学作品有着令人吃惊的风格和形式的同质性，接近于某种夷平了的浅薄和平庸形式，到了公元二、三世纪更为严重，整齐划一达到了庸碌的层次，而到了四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理解力常常变得乏味且无聊。如果，美利坚在不同的环境中用七八十年的时间完成罗马人花去一千年时间所做的事情，那么美利坚必然要在远远更高的程度上承受整齐划一的惩罚。沙俄帝制是美利坚和罗马的某种混合。就时间而言，沙俄帝国类似于美利坚帝国，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扩展至其最辽阔的疆域，就专权制度而言，它类似于罗马帝国。沙皇是集教皇和皇帝于一身。俄国人战战兢兢地生活在这一巨大政治机体中，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忍受着唯有一个意志、一个独裁者的专横。在这一帝国缔造之前，其疆域之内住满了成千上万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因此，庞大帝国的社会同质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俄国人不屈从于帝国的必然性，那么波兰人或者瑞典人就有可能占得先机。基于帝国的缘故，他们毅然而然地承担了政治同质性的代价，他们并非因为目不识丁或者智力低下而屈服于一种专制统治。（第二部分：帝制与男人）
赖希断言，帝制无可避免地要承受某种整齐划一的代价。帝制的理想越高，随之而来的惩罚就越重。
如果存在一个不再有战争的时代；那时主导世界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时，财富均分，理性极为普遍，——如果这样的一个时代会来临，那么，或许确信无疑的是，我们会因此而九死一生、魂飞魄散。因为，如此极致的一种理想，必然要求极致的惩罚。仅此就会使得诸多仁慈的乌托邦分子睁眼看现实，让我们坦率面对真实的人性之事。我们注定不会成为天使：代价太昂贵。我们付不起。（第二部分：帝制与男人） 赖希的帝制思考延续了其对希罗典制的省察，二者皆为对于政治本性的透视。人本质上是一种复数性存在，政治机体，无论是城邦、君主国、精神国度、帝国，皆出于某种生存的必然性命令，此种命令要求某种统一性。政治的维系在于此种复数性和一致性的平衡。赖希极为简要地勾勒出政治世界的牛顿定律，并且执守此一理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赖希拒绝了现代政治的启蒙方案，“永久和平”、“普遍幸福”是现代政治的僭越断言，这在十九世纪末变得昭然若揭，帝国主义恰是现代政治的最普遍性方案。罗马帝国已经展示了帝制的普遍性质，其他所有的帝国都是重复罗马人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赖希提到了中华帝国，但是基于其一贯地审慎，没有深入地讨论这一类型。
帝制的影响无所不在。它不仅仅是一项政治方案，而且是整个民族生活的方案，蕴含且影响了公共与私人生活的每一方面。或许是基于对于希腊、罗马城邦公民属性的思索，赖希敏锐地注意到了政治制度对于女性的影响，帝制在这方面表现地登峰造极。于是，赖希在描述了帝制的普遍性质之后，单辟一章，专文论述帝制与女人。正如其在《希罗典制》中所指出的，希腊城邦中，女人不仅承受着政制的代价，也体现着社会生活的风格和样式。帝制需要、而且培育一种特殊类型的女人，本质上不同于纯粹“乡土的”或者小政治体的女人。在帝国中，女人必然失去诸多独有的女性气质。在罗马帝制臻于成熟的时代，罗马matron（夫人）迅速地变成了恶名远扬没有女人气质的女人。罗马女人不再是恋家、忠诚、正派的妻子和母亲。黯淡无光的家庭生活对她来说现在成了令人厌恶的；她逃离了母性。她变得和罗马帝国的男人越来越像，冷漠无情，耽于行乐。节庆、宴会、竞技、剧场、东方的奇特仪式是她的酷爱；在体育竞技方面试图胜过男人，在心智追求方面同样和男人一较高低；她变得过度知性化了。生活的全部就是寻求感受的乐趣。所有的一切只为其外在的令人迷恋和内在地寻求体验。她的放荡让人无法相信其是贞洁且良善的罗马女人的后代。正如罗马是世俗帝制的古典形式，罗马夫人可谓任何帝国中女人的原型。俄国女人展示了清晰的罗马夫人的表征：
俄国的女子，不论她选择学习法律、医术或者政治，还是她一直做一名纯粹的grande dame
（名媛），总是显露出最强烈的féminisme
（女权主义）倾向以及性解放。从无害的放荡不羁（Bohimian
）到女性无政府主义者，她们都试图以无情的劲头蔑视她们那种性别的脆弱。尖锐、无畏、过度知性化并且不假他人，她们投身于艰涩形而上学的深渊中，也可能以同样的狂热一头扎进阴谋诡计的策划中。（第二部分：帝制与女人） 美利坚帝国中的女人表现地更为奇特一些，但并未改变帝制对于女人的一般性影响。不能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利坚女人的气质会沿着和男人同样令人惊叹的一致性轨迹发展，但美利坚女人不得不放弃相当一部分的那种女性温柔、天真、率性、媚人和得体。美利坚巨大疆域的帝国化，需要这样的女人：对她们来说，美利坚的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变化都是受到欢迎的，任何危险都可算作愉悦的体验，任何类型的丈夫都是易于相处的，任何样的宣教都是可以容忍的。美利坚女人在帝国中的处境使其人性愿望的某些方面表现地有些怪异：她正在失去某些女性气质，却又疯狂地试图恢复女性气质的平衡，由此陷入了疯狂且荒谬的行为方式。她们既要支持帝国的事业，这意味着无可抑制地失去了女性气质，然而却又竭力抓住那正在逝去的东西。她们面对美利坚帝制之狂暴公牛的攻击，从头到尾假装欢笑并且享受这一竞技。类似地，美利坚帝制的女人对待他们的女人也是荒谬的，他们亲手推动了帝制的进程，却又严厉地谴责他们的女人忽视了母性的职责。
与帝制对于女性气质的影响一起还存在着相应的对于智识的影响。赖希断言，在强大的帝制时期，文学、哲学、历史、科学和艺术，即普遍意义的智识成就都是乏善可陈的。极端的帝制只会使其智识之士才赋贫瘠、想象迟钝。智识，即某种创造性思考，预设了充沛的情感基础，在帝国中，情感在其萌动之时就被冷却，受到的阻抑是体系化的。智识被夺去了最充沛的土壤，变得干涸、刻板。“阿波罗栖身在弱小的德尔斐，而非巴比伦。”希腊文学的一些可怜碎片足以在十五世纪点燃文艺复兴的光辉火焰，罗马人接受了希腊文学的全部，却不曾在三世纪激发文艺复兴。罗马人能够模仿希腊，但是艺术从来都不能被模仿。罗马人在艺术方面有其精致之处，但是没有帕特农神庙，因为他们没有雅典人那悲剧性的苦难、欢欣鼓舞的凯旋、极度强烈的失望以及高度发达的理智。天堂和地狱的经历才造就了一座神庙。罗马人知晓秩序和责任，但是他们未曾经历极乐、极悲之境，罗马人的文学总体上造作、生冷、想象力贫乏。美利坚帝制同样使得美利坚的心灵枯竭，他们的极端帝制摧毁了他们激情澎湃的生活，进而严重损害了他们创造性思考的能力，美国人执着地投身于文学、哲学和科学，但是贡献的杰出理念和文学华章却最少。赖希在美利坚帝制中一再发现了某种悖谬地否认自身禀性的倾向。承受着极端帝制的民族，试图以疯狂的努力唤醒自身创造性的活力，结果只是变得更加古怪和怪诞。美利坚帝制成长的过程，出现了对于智识之士的极端崇拜。狂热地投身于阅读，寻找文摘、概要、节略等等所有类型智识浓缩肉汁，但他们是收集者、筛选者，永远只是一个老普林尼的民族。
智识并非是一个政治体的奢侈之物。智识的匮乏和贫瘠意味着政制的衰朽。摧毁罗马帝国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其智识荒漠。一个残酷且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世界上的许多小国，在智识的活力和生机方面超越并且将一直超越帝制国家。某些小国如果受益于地缘政治或者军事优势，是有能力抵抗强大帝国的。赖希甚至相信，帝制是无法最终战胜智识的。如果有人认为世界最终将会全部帝国化，或者说，被两三个巨大的帝制民族瓜分，比如盎格鲁—撒克逊的、斯拉夫的、黄种人的，那将是巨大的错误。因为帝制在智识力量方面有着相当大的短板，而一些弱小却极为谨严的民族会不断制造出难以克服的障碍。赖希相信，整齐划一的平庸无法战胜灵感勃发的伟大。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描绘的是赖希所谓严格意义的世俗帝制，他还将目光放在了非世俗形式的帝制，其典型的形式是天主教会。赖希论述罗马天主教会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将其看成是一种政治组织，此种政制形式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与世俗帝制存在着竞争的关系。重要的是，天主教会不止是帝制的一种类型，在赖希看来，天主教会代表了帝制的最完美形式，奠基于帝制所有的根本原则之上。从一开始，它就注定是一个帝国，是所有帝国中最普遍性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天主教会包含了帝制的所有特征，它的广泛性不仅体现在空间意义上，而且同样体现在时间跨度和统治强度上。帝国之典型的千篇一律和压抑本性，最集中地体现早天主教会的宗教和道德旨趣上，那种夷平和整齐的程度无以复加，天主教帝国辖下的臣民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和道德理念，所有涉及宗教和道德的不计其数的微妙问题必须服从天主教教义的专制裁断。不仅如此，在智识旨趣上同样如此：
天主教明白地教导，人类没有能力创造真理；他们只能领会它。所有的根本真理，无论哲学的或是其他的，上帝已经启示于天主教会……于是，完全现代的“进步”理念在知识上是错误的。此种进步建立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某些思想家，会在比如二十世纪期间，发明，亦即造新的根本真理。天主教会教导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知性（mental
）和道德真理都已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信徒们在最严厉惩罚的威胁下，必定会接受天主教会惠赐的对于真理的解释。（第二部分：帝制与宗教）
天主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深彻洞察了希腊人最深刻的政治心理，继承了罗马人最成熟的政治传统和本能，充分意识到了所有极端帝制的清晰原则。它对于男人和女人的非人化是以最不妥协、最系统的方式来实施的。天主教会借圣保罗之口说道：“妇女应当在教会保持沉默，因为她们没有获准讲话。”女人在这个帝国中，必须完全保持在背景中，或者其女性气质必须被摧毁殆尽。男人在所有时间被迫以最为庄严的形式，禁绝其主要的欲望，必须保持绝对的独身和禁欲，宣誓永世贫穷。恩典王国正是建立在本性王国的牺牲之上；天主教帝国就建立伟大宗教领袖的苦行主义之上。圣布鲁诺、圣诺伯特、圣弗朗西斯、圣多米尼克与莱喀古、梭伦、地米斯托克利是同一类型的人物。
大厦屹立在坚固的根基之上。帝国的建筑越是恢弘，为之付出的人类才赋代价就越大，人群之形形色色的强烈欲望就像是芜杂的根系、灌木丛和岩石，必须被清除。当人们在慨叹帝国的伟大时，那代价的昂贵也会令人感慨。赖希的笔调是冷静地，没有愤怒或者讥笑，意图既非褒奖，也非责备，只是清晰地陈述，展示制度成长的轨迹：帝国都奔向了同一种方向，无可抑制的同一化倾向，罗马帝国已经消逝，并非遭遇横祸而死，是罗马古制自身的成长，也是自身的死亡，从最初的萌芽、长大，经历了成熟、极端化，直到最终衰老。帝国无法复兴，即使其具备了强大的复兴意图，却无法扭转帝制本身的命运。帝国只有在废墟上重建。在赖希对于几种帝制类型的描述中，没有展示其权力构架和运作逻辑，不曾勾画帝国的权力盛象，他将之全部略去，只是寻找其真正的生机，对于帝制的生命而言，或许权力结构差异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其产生效用的话，那也只是在其是否能够对于帝制的生机或者生命延续有所贡献上而言。赖希认为，帝制都分享了同样的性质，出于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不断地压抑人的本性，压制精神和心灵的率真和自然。不论是罗马帝制、美利坚帝制、沙俄帝制、天主教帝制，还是不列颠帝制皆是如此，然而，赖希也承认，帝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而不列颠帝制在其中显得尤为独特，甚至可以算作是某种独一无二的帝制了。
3. 不列颠帝制
赖希的历史撰述有些类似于波利比乌斯，一位离开故土的人辗转来到了当时政治世界的中心，试图对于至高权力的主宰者进行深刻的思考，《帝制》可算作对于不列颠帝国之深思熟虑的历史考察，在此之后，赖希觉得有必要向不列颠民族提醒正在逼近的敌人，又撰写了《德意志膨胀的头脑》，在序言中，作者坦诚，不列颠帝国此时正类似于罗马帝国面临迦太基时的处境。不列颠帝国正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伟大的抉择必须做出，且不容有失，在赖希看来，稍有不慎，不列颠帝国可能重新走上罗马帝国的道路，无可挽回地趋于越来越极端的帝制。波利比乌斯曾经指出罗马战胜迦太基的根本力量在于其混合政体，蒙森则认为在于罗马建立的意大利联盟，赖希则用罗马古制和罗马古制的复制与成长结合了二者，波利比乌斯忽视了后者，或许部分原因在于莫米利亚诺指出的其历史撰述的固有限制，不过，部分原因亦可能在于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尚没有清晰地发展成型现代欧洲世界的外交关系，换言之，罗马的胜利部分归因于其极有远见地处理好了罗马和意大利联盟的“外交关系”。赖希在《帝制》开篇中指出，在时下争论不休的重大政治问题中，没有什么比不列颠帝制更为重大的了，不列颠帝制不止决定着欧洲、甚至决定着美洲和亚洲诸民族的生活，紧接着笔锋一转，赖希问道：不列颠帝制是内政抑或外交问题呢？或者是二者之混合？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区分这二者到底有何意义？是否意味着不列颠帝制发展到了外交抉择会决定性地改变帝制本身的性质？赖希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不列颠帝制的历史轨迹中寻求到真正的指引，就根本不可能有符合逻辑并且具备政治洞察力的答案，必须寻求不列颠帝制的伟大驱动力和独特本性，才能恰当地评判不列颠帝国的内政和外交。
地理决定命运。赖希认为，不列颠帝制乃是英格兰岛屿在世界中的地理政治处境所必然要求的。英格兰历史中的主导性事实正是帝制，自1066年以来，确切地说自1154年以来，英格兰就无可抑制地缓慢走向帝制。1066年，英格兰由于威廉一世的统治，呈现为一个统一的疆域；1154年，英格兰国王拥有了严格意义的帝国。法兰西的一些地区宣称忠诚于他，爱尔兰东部的一些地区属于他，苏格兰人并非与他无关。为了维护此一帝国，英格兰的国王花了后来三百年的时间。英格兰岛屿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成了英格兰自身存在的宿命，英格兰帝国的存在本身就是欧洲大陆的强权冲动，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她决不能放弃帝国。诺曼人正确地认为，凭借欧洲大陆的资源，对于英格兰的掌控会更加稳固。然而，这三百年的时间，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百年战争的结束（1453年）证实帝国扩张在法兰西无法实现。但是，一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情境将英格兰帝国的视域改变了：
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后来被认定是充满财富和新可能的广阔陆地。借助于这一发现，哥伦布改变了英格兰的整个地理政治型态。从先前一直是欧洲世界的末端尽头，英格兰现在慢慢地认识到她实际上居于世界的中心。英格兰人从来不曾为英格兰提供如此巨大的贡献。（第一部分：帝制与男人）
英格兰人缓慢但却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广阔世界：海洋，还有新大陆。而如果他们将眼光转移，那么他们将重新调整与欧洲大陆的关系，首先他们要逐渐摆脱那旧有的指向大陆的帝国模式；其次，他们要摆脱大陆的某种束缚，重新塑造自身，成为海洋的真正主人，同时，他们也必须防备来自大陆的危险。他们曾经像西班牙人一样，接受了王朝的专制制度，试图建立起国内的平衡，然后将目光投向新大陆的海外帝国事业，然而，这就可能无无法摆脱欧洲大陆宗教政治力量的制约，在各种偶然和机缘之下，尽管爆发了内战和议会冲突，但是他们成功解决了内政问题，开始真正地着手缔造海外帝国。不列颠帝国一直都是世俗的，但是，幸运地是他们成功解决了宗教变革问题，并且得到了清教主义的襄助。赖希说，清教主义在英格兰恰如天主教的西班牙，狂热地支持帝国事业。海外殖民和贸易让英格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与其他诸雄的战争让英格兰意识到一支强大舰队的必需，唯有海外的巨额财富才能维系强大舰队，而强大舰队保证了海外财富的源源不断，二者相辅相成，不列颠帝国的大厦渐成蔚然之势。
赖希坦言，不列颠帝制无可避免地具备了帝制普遍具有的倾向，抑制心智的创造，抹杀心灵的真诚、率真和自然。在不列颠帝制发展处于低谷的时期，英格兰才赋的花朵灿烂地绽放，诞生了美妙的散文和诗歌，英格兰的散文魅力丰富无穷且妙不可言，包含着疑惑、惊讶、呼喊所有的情状，精妙的反讽、难以捉摸的暗流还有自然的活泼和率真，无所不备。“英语诗歌风格中，有着丰富的体裁、音乐的韵律、雅典式的技巧和精致的表达，情感犹如旭日初升，充满了梦幻之境的所有魅力，这是人们在其他国家的诗歌中很少碰见的。”（第三部分：不列颠帝制）然而，帝制的成长已经使得英语散文失去了魅力，变得斯巴达化了，而非雅典化了。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不列颠帝制迄今为止尚不曾使得英语诗歌贫瘠化，赖希说，此种特异的卓越在于这一事实，英格兰的少年在其豆蔻年华之际，培养了一种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品行，独一无二地混合了朝气与成熟、黎明与正午、想象与判断、蓓蕾与绽放，那种早熟的男子气概正是他们帝制的惠赐，而那勃勃生机的青春则归因于他们的女人的影响。和普遍类型的帝制一样，英格兰的女人也承受着女性气质的损伤，和她们的邻居爱尔兰女人相比，在女性气质上，英格兰女人显然大为逊色。由于天生地拒斥帝制的一般影响，爱尔兰女人的魅力和迷人众所周知，她们的美丽无与伦比，既有令人艳羡的体形之美，又有着有人的心智活泼，犹如猫一般的魅力中透露出奇特的吸引力。不过，尽管英格兰女人受到了帝制的侵蚀，却尚未失去全部的率真，她们依然非常端庄、娴静、柔顺、矜持，散发出恬静的尊贵气息。她们并不凭着“光彩照人”威逼男人；她们具备学识和财富，却并不炫耀；她们因循守旧，竭力掩饰内在的纯朴；她们担心流露率性的情感，竭力表现地“合乎礼仪”；她们的最伟大目标是被看做“如贵妇一般”。这要归因于英格兰社会独特的梯级金字塔的结构，每个人都渴望从一个“梯级”攀升到下一个更高的“梯级”，转而俯视下面的“梯级”，英格兰女人仔细地搽拭、维护着这个金字塔。赖希断言，维护英格兰式的金字塔正是英格兰最大的恩惠之一，因为它阻止了在英格兰帝制走向极端化：要么民主化，要么专制化。
我们已然知晓，英格兰的帝制是其历史最古老、最具影响的事实；英格兰人没有将自己封闭在岛屿之中，与世隔绝，他们避免了那种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偏狭自私和斤斤计较，英格兰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外部世界，英格兰岛屿必然走向帝制，否则他们就可能被欧洲大陆的强权吞并。因此，英格兰人在智识和意志之间，必然会越来越倾向意志。事实是，英格兰人重视性格和意志品质远胜于其他事物，他们自然而然地偏爱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归纳法看起来几乎完全是一件坚韧、耐心以及真正的艰辛劳动之事。英格兰曾经诞生伟大的莎士比亚，不过，那是在他们的帝制衰退之际，一旦重新开启帝制之路，他们必然会弱化他们的激情生命。帝制之路开启，一个无法抵御的倾向就是社交、意愿或者智识方面的整齐划一。但是，不列颠帝制从未达到堪与罗马或者天主教帝国相比的程度。英格兰人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展示了一种对于最宽泛意义的个人主义计划狂热的偏爱。英格兰语言的发音在每一个郡都有着独特的形式，英格兰法极度地个体化，英格兰人总是迷恋独特事件，厌恶一般化的事实，英格兰人有着根深蒂固地让自己显得独一无二的愿望，哪怕是变得荒谬或者怪诞。
英格兰人身上似乎集中了两种相反的倾向，既拥护帝制，又抵御帝制。恰是这种相悖的合体成为了不列颠帝制区别于一般类型帝制的独特之处。赖希认为，英格兰的个人主义植根于不列颠帝制的母体，即一个小国，而且是一个欧洲的小国。正是从这样的小巧中获得了个体化的力量。欧洲的所有国家，除去沙俄之外，都展示了个体化的希腊倾向，换言之，欧洲就是更大一些的希腊。英格兰本质是是一个欧洲国家，但英格兰又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英格兰是临近欧洲大陆的岛屿，其帝制的冲动源自岛国的生存法则，而同时又不曾改变欧洲国家个体化的倾向，帝制在英格兰曾经长时期直接针对欧洲大陆，假如英格兰征服了大片的陆地，或许将重蹈罗马帝国的道路，幸运的是，英格兰在调整帝制道路之后，征服的皆是岛屿，而且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岛屿。因此，不列颠帝制独特的品质应归因于这一独一无二的事实：不列颠帝国的母国是一座极具欧洲国家个体化倾向的岛屿，同时此一岛屿基于与欧洲大陆的竞争关系，在数千里之外建立了相互迥异的各类殖民地和保护国。不列颠帝国，从未形成也永远无法形成一个接壤相邻的疆域。海洋赐予英格兰以帝国，海洋同样拯救英格兰避免成为帝制的牺牲品。在所有的帝国中，唯有英格兰有能力避免那种帝制不可避免导致的智识平庸和心灵干涸。
某种程度上，欧洲缔造了英格兰，但是，英格兰一旦形成，就必须避免欧洲重新缔造英格兰，不列颠帝国必须时刻警惕来自欧洲大陆的帝国冲动，英格兰必须不断地感受、分辨欧洲的精神状态，判断即将来临的重大危险。英格兰无法征服欧洲大陆，也不可能如同罗马一般在欧洲建立自己的意大利联盟，英格兰必须寻求对于欧洲大陆的间接控制，这是英格兰外交的真谛，也是不列颠帝国的生存之道。在外交领域中，拥有敏锐且稳定总体规划的民族具备了终极成功的最大机会。毫无疑问，“大不列颠在威廉三世到滑铁卢战争，拥有此等稳定且整体的规划。它是建立在明晰的原则之上的，既包含了英格兰不想做什么（例如在欧洲大陆求得大片的领域）；也包括了英格兰想做什么（例如在欧洲之外的帝国式扩张）。”（第一部分：导论）而在1815年之后两代人的时间内，英格兰的处境完全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她的海岸事实上不可能受到入侵，除了法国人之外，其他国家就没有真正的海军。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沙俄在东北亚和中亚扩张，德意志统一并且帝国化了。英格兰再一次地感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可能，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英格兰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面临着生死存在的诸神之战。
欧洲大陆积聚起前所未有的新帝国冲动，其不同以往之处在于，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大陆国家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任由此一帝国权力肆意膨胀，并且有意无意地朝着海外扩张。陆地国家之间必须形成权力的平衡，时刻警惕来自对方的危险。然而，这一次的情势突然风轻云淡，紧绷的神经松弛了。法兰西的战争意志彻底被德意志摧毁，与此同时她也意识到，德意志对她并无进一步侵略之意，德意志没有想过要占领法兰西，对于法兰西的殖民地同样如此；奥匈帝国恰是德意志精心缔造的一个奇特产物，内在的分裂和无力正是德意志所期望的，而且，德意志会竭力保持其目前的状态。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皆无力挑战德意志，而沙俄正忙于远东事务，根本腾不出手来。欧洲历史中首次出现了德意志一家独大的情形。只要在欧洲大陆上存在两个或更多的对抗“体系”，比如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比如荷兰与西班牙，比如普鲁士与奥地利，英格兰人就可以作为仲裁者，或者某一派的支持者，总能够处于居高临下的优越位置。但目前所有此类“体系”都处于隐秘地“搁置”状态；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直接干涉不切实际，此对抗的搁置状态加上人口增长、商业竞争和权力扩张的因素，使得德意志人的帝国欲望越来越强烈。德意志人现在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且最具天资的民族。论战争，他们已经证实了自身的力量；论和平，他们的智识、艺术、音乐都是罕有敌手的。现代工业和商业的成就远远胜过了竞争对手，然而他们却被困在了欧洲的中央，他们树立了伟大的目标。但是，德意志人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尤其是拿破仑的教训，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欧洲大陆的国家，以避免这些国家形成一个体系共同对付德意志。这一点，德意志和他的邻国们皆心知肚明。自然而然的是，德意志与其挑战一个体系，不如挑战一个国家，一个海外国家，即不列颠帝国。
因此，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唯有英格兰面临着最可怕的可能攻击。如果说，不列颠帝制的核心事实乃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希腊式形势，那么，这一次，这种形势完全改变了。英格兰岛屿的生存更为广阔的基础在于欧洲之间的均衡，英格兰在海洋的空间中缔造了独具特色的帝国，但是并改变英格兰本土的此一属性。因此，支撑不列颠帝国地理政治环境一直都是那一岛屿和本土的平衡。不列颠帝制的问题此时此刻必须被定性为外交事务。英格兰的外交就是英格兰的生存本身。英格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欧洲形势，一种来自欧洲的毁灭性力量正逼近英格兰。不列颠在几乎所有的商业和工业领域都遇到了最危险的对手，还受到了最具侵略性力量的德意志海军的威胁，不仅是德意志政府，而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充满对于英格兰的厌恶和敌意。而且，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在德意志开始与英格兰的冲突的同时，有可能爆发沙俄与英格兰的冲突。德意志人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与沙俄没有任何军事冲突，他们在波兰问题上有着比冲突更为重要的和睦关系。这两个帝国都有着削弱英格兰的共同利益。如果英格兰同时对德意志的海军和沙俄的陆军作战，英格兰需要打造强大的陆军和海军，那将会耗尽英格兰的海洋资源，也会推动不列颠帝制走向另一个方向。
在此当口，不列颠帝国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张伯伦先生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应对方案，一份blocus britannique（不列颠封锁）的提案，简单说来，就是不列颠帝国应该效仿拿破仑帝国在1806年的blocus continental（大陆封锁），通过一系列支持殖民地的优惠关税将自身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然而，人尽皆知，拿破仑的方案失败了。赖希断言，不列颠封锁后果重大，必须仔细审视。此一方案将会完全改变不列颠帝制的内在性质，推动其走向极端帝制。不列颠封锁是对大不列颠的蓄意孤立，摧毁了英格兰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形势，使其陷入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对抗，又会改变英格兰一贯的欧洲政策，即通过联盟或者协议的方式利用欧洲的援助力量。如果英格兰改变其一贯的自由贸易政策，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她就对欧洲大陆国家不再有什么利益了。其无可质疑的后果将是改变大不列颠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建制，帝国需要壮大为一流的军事强权，在陆地上犹如在海洋上一般强大，殖民地也将被迫建立自己的海军，并且同样为英格兰海军贡献力量，由此，不列颠帝国将会趋向于极端类型的军国主义。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不列颠帝制，也许正是其衰落的开始。
或许人们会这样想，这是否是不列颠帝制必然的选择？因为在历史中前所未有的紧急形势的确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成长轨迹，是否不列颠帝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不得不极端化？只有如此，凭借透支未来，才能够度过现在的危机，是否战胜新兴的帝国只有让自身变得更加极端化，积聚起更为强大的力量？赖希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极端类型的帝制为着治国之才的原因是不需要的。……不列颠帝国的普罗大众之世俗的、历史性的个人主义同时乃是他们的力量和荣耀。”（第三部分：不列颠帝制）
赖希极为珍视不列颠帝制，自然不会坐视这一政制史上的奇葩枯萎。真正说来，不列颠帝制颇具赖希视为典制的精神。与罗马帝制、沙俄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列颠帝国成长缓慢，多次被中断、逆转甚至终止，从未失去其原初的“双重性”，即一座岛屿以及远隔重洋的疆域，这荟萃了不列颠的本质和灵魂。赖希认为，此种二元性是赋予英格兰无法估量的天赐之物，既能够保持在小国中常见的活力，促成心智和才赋的发展，还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帝国。不列颠帝制是帝制类型中的中庸形式。不列颠个人主义正是不列颠历史中的拯救力量。帝制依赖于智识、心灵、激情和品格之活生生的力量，而极端帝制会无情地摧毁它们。
赖希认为，不列颠帝制历史的启示乃是，英格兰最伟大宝藏和力量不在她的海军，也不在他的财富，而在她的个人主义。自然和历史赋予英格兰机遇，让她有机会成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结合体。
不列颠帝制是活生生的、尚未消逝的希罗典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