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绝大多数是由于言论不慎而遭难，而著名诗人昌耀则是一个例外，他从1956年春的“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到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既没有向党组织提出任何意见，又没有在私下里向任何人发过半句牢骚，既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表过批评现实的文章或者文学作品，但是右派的帽子却扣到了他的头上，从而使他陷入了厄运，落入苦难的深渊，沦为“大山的囚徒”。这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但是，如果读了燎原的《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对于昌耀的人生和个性有所了解，我们就会找到答案：在那个极权专制的年代，昌耀为了自己的独立而付出的极其沉重的代价。
昌耀虽然出生于1936年，并且生长在湖南常德的一个大家庭，但是等到他形成自己的人生观时已经到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因而他的所谓独立当然不能与二三十年代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践行的自由与独立相比。昌耀的独立并不含有政治意义，只是希望拥有一点能够投入到文学写作而不受干扰的精神空间。昌耀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化的时代，政治狂飙席卷中华大地，许多热血青年被政治鼓动起来投身于政治运动，通过在政治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以铺就一条人士的金光大道。当时年仅14岁的昌耀确实没有按部就班地上中学，将来升大学，而是报考部队文工队，并且随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爆发出巨大的政治热情，他的这种人生选择被认为是“对于远方不明缘由的向往”（燎原：《昌耀评传》，第11页）。不过在我看来，或许是他父亲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昌耀出身的家庭一般被认为是地主家庭，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他的家庭应该是“红加黑”的复杂家庭，且不说他的长辈中既有地主又有革命者，就昌耀父亲王其桂来说就很复杂。王其硅既在北京弘达中学就读过，又是延安军政大学的“青年积极分子”（燎原：《昌耀评传》，第11页），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眼看就要成为革命家了，可是他后来竟然一个突然转身，离开了延安回到家乡读书去了。他这一转身，虽然没有背叛革命，但是给他带来了人生祸患，后来被捕入狱，先发落到天津一家农场劳动改造，再后来他自我放逐到遥远的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昌耀的父亲，既然参加了革命，后来为什么还要离开革命队伍呢？况且他在延安没有受到迫害和冷落。其实，昌耀的父亲骨子里就不是搞政治的，他虽然一度表现积极，但是他更渴望的是自由独立的精神空间，他只有在读书中才能找到自我存在的感觉。昌耀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一文化基因，他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荣军学校，还是后来到青海工作，他的这一特性没有改变。昌耀参加部队文工队，奔赴朝鲜战场，不是出于响应领袖号召的“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而是浪漫或者说是“少年儿童式的烂漫”（燎原：《昌耀评传》，第16页）。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工队的工作主要是为前线官兵作慰问演出，但是昌耀并没有积极发展自己的演出才干，而是对文学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他少年时期受到了文学熏陶和战友中诗人未央对他的深刻影响，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完全准确。据我看来，昌耀身上由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文化基因在起关键作用。文艺演出是集体行动，而文学写作则是个人行为，看来只有在写作中昌耀才能感受到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战争之后他再也不曾摆弄过任何乐器，并在他的生活中没有留下与此相关的蛛丝马迹。”（燎原：《昌耀评传》，第16页）当昌耀在河北荣军总校学习的时候，五叔王其榘就给他写信教育和鼓励他表现积极，争取入党，但是昌耀的回答则是他要以郭沫若为榜样，意思是要作党外人士。昌耀的这种意识表明他不想受到过多的约束，只想保留一定的独立的精神空间。
昌耀的精神独立倾向在他的部队生活时可能尚在萌芽之中，因而表现得不那么显著，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昌耀不幸在美军飞机的轰炸中负伤，随即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他被安排到河北省荣军总校学习。按照常人的思路，昌耀既有志愿军的政治身份，又有在朝鲜战场上负伤流血的政治资本，而且还很年青，况且还有在西藏担任军区副政委的伯父王其梅的鼓励和在北京担任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叔父王其榘的循循善诱的指导，他顺着杆儿往上爬，先积极表现，然后入团入党，其政治前途不可限量。但是，昌耀却没有踏上这样一条金光闪闪的人生大道。进入河北省荣军总校以后，昌耀的心思全部落在了文学上，学校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阅读要求，他不惜将伯父送给他的瑞士手表卖掉，再买回大量的文学书籍。在中外文学作品的激荡下，昌耀的诗歌写作一度达到了“寝食难安，昏天黑地的高烧状态”（燎原：《昌耀评传》，第32页）。他的这一艰辛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诗作竟然进入了著名诗人公木的视野，虽然公木从政治视角对他的诗提出了批评，但是毕竟说明他的诗歌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值得公木这样的大诗人一评。随着他诗歌兴趣越来越浓厚，昌耀开始与河北文学界的交游，广泛吸取诗歌营养，从而推动着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既然昌耀的精力完全落在文学上面，那么他就不可能关注政治的风云，更没有注意到随着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胡风和丁玲运动的到来，文学创作已经越来越危险，与他长期以来所憧憬的独立的精神空间相距越来越远。这就是说，昌耀保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就是行走在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而坎坷的小路上，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已经与他的憧憬和向往南辕北辙，并且为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他从河北荣军总校毕业的时候，昌耀既可以选择去中国人民大学深造，也可以进河北省文联工作。如果选择前者，他依然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学历将来成为领导干部，这显然是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道路；如果进河北省文联工作，那也是比较理想的，他不仅可以从事文学创作，与他的理想相契合，而且工作环境也很不错。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两者，而是出乎意料地选择去了偏僻而又荒凉的青海，这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对此，《昌耀评传》的作者燎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是昌耀“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远方’情结”（燎原：《昌耀评传》，第38页）；二是昌耀的心中还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或者宿命性的藏区边远情结”（燎原：《昌耀评传》，第39页）；再就是恰巧这个时候青海到河北荣军总校来招聘干部。燎原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特别是青海到他这里招聘的是一般干部，而不是文化部门的干部，而在河北他还可以进省文联，专门从事他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昌耀为什么还要作出不利于自己事业发展的选择呢？看来，除了燎原所说的两个“情结”之外，恐怕昌耀可能已经朦胧地感觉到青海地处偏远，精神独立的空间要大一些，不像河北紧邻京城，政治氛围要重得多。
不管昌耀到青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即使他自己后来说出来，也未必就是当初的情况），总之他来到荒凉偏僻的青海。他先在省贸易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不久就如愿以偿地调进了省文联工作。来到青海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昌耀虽然只是担任省贸易公司的秘书，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方面可以说如鱼得水，按照他的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诗运是亨通的”（燎原：《昌耀评传》，第49页）。具体来说，他不仅拓出了比较宽阔的自由精神空间，而且得到了青藏高原的汉藏文化的丰富营养。他在刚到青海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诗歌创作由单体向方向性的转变，而且非常轻松地跨越了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思维定势所形成的障碍，陆续在《文学月刊》、《长江文艺》、《西北文艺》（后改名为《延河》）等地方上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诗歌作品。到了1956年，他顺利地加入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这时他才20岁，到青海来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调入省文联以后，昌耀得到了省文艺界领导的程秀山和远千里的器重，特别是程秀山对他十分关心和爱护。从这一点里看，昌耀当初选择到青海来工作没有错。然而，谁会想到此时风头正劲的昌耀的命运会产生惊天逆转呢！
就在昌耀在诗歌创作上高歌猛进之时，他的命运发生了惊天大逆转。许多人如果只看到他的命运逆转是在反右运动之中，就很容易将其与这场运动简单地联系起来。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昌耀遭遇厄运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反右运动开展之前，昌耀既没有在整风运动中贴大字报“向党疯狂进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昌耀同样没有什么让人能够抓住的“辫子”或“尾巴”，更何况他还有残疾军人的政治身份和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光荣历史。然而，他还是被推上了历史的祭坛，充当牺牲。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灾难不是来自别人，就来自一度对他十分器重和关注的程秀山。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昌耀被打成右派既不是与程秀山之间发生了矛盾，也不是程秀山为了完成反右任务要拿昌耀来抵数，其缘由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程秀山把昌耀打成右派是拿昌耀的《林中试笛》的两首小诗开刀的。这两首诗虽然写得朦胧，晦涩，但是并没有多大问题，程秀山最初看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还“颇为满意”，并且“当即拍板，在《青海潮》第10期庆祝国庆八周年特大号上的诗歌板块头题发出”（燎原：《昌耀评传》，第75页）。可是转眼之间程秀山就认定这两首诗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这倒不是程秀山当初的疏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也不是程秀山的认识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大大提高，一下子炼就了火眼金睛，更不是上面的领导发现这两首有什么问题，而是程秀山为了要整昌耀所找的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位一度颇为赏识和器重昌耀的领导怎么一下子就转变态度呢？就其奥秘他们之间既没有发生矛盾，也没有发生利益纠纷，完全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出人意料地让程秀山对昌耀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即带来了昌耀命运的一百八十度的大回转。1957年夏天，青海省文联正在开展反右运动，昌耀虽然投身其中，但是没有表现出年青人的积极主动，缺乏政治热情，既没有在“大鸣大放”中提什么意见，也没有在“揭批查”中积极表现，而是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淡漠”（燎原：《昌耀评传》，第75页）。特别是有一天开会，昌耀由于身体不舒服，没有经过领导批假，就躺在床上休息，结果让程秀山闯到他的宿舍，对他发了火，要他说清楚自己对待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所持的态度，并且发誓“一定要搞清楚你的问题！”（燎原：《昌耀评传》，第76页）程秀山果然实现了他的“誓言”，很快就将昌耀打入到右派的行列。根据程秀山的这种行为，我们很容易将他说成是一个党棍，一个整人狂，其实，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程秀山还赏识、关心和器重过昌耀，而且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化官员，在文学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修养的。我们还可能怀疑程秀山对于昌耀在文学创作上短期内取得巨大成绩而产生嫉妒。这个因素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因为昌耀并不是那种张狂的人，既不喜欢炫耀，也不会恃才傲物，而程秀山当然胸怀未必非常狭窄，他在1980年这个乍暖还寒的时候还以“王华”笔名写文章为昌耀的《大山的囚徒》辩护呢。还是让我们回到那段历史当中吧！昌耀那天没有参加会议躺在宿舍里休息，当然不是生了什么大病，也不是精神萎靡提不起神，而是他那些天写作熬夜过了头，实在太困了，到了第二天需要补点觉。就这么点事。他是在别人投入到反右斗争中的时候自己全身心地搞创作，他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不是那种完全的“淡漠”，他是将自己的一腔热情全都投入到他的创作中去，也就是说，他只是在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里徜徉，就没有顾及到现实中的政治风暴。对于昌耀的这种表现，程秀山并不理解，而且作为领导，他根本不需要去理解，他需要的是作为下级的昌耀应有的配合和支持。在他看来，昌耀对于运动的“淡漠”，给人以置身于运动之外感觉，就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权威放在眼里，说通俗一点，就是目无领导。他根本不会想到昌耀还有什么独立的精神的空间，因而，他要昌耀屈从于自己的权威，就必须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而要实现这个惩罚，最便利的途径就是利用反右运动将其从政治上搞垮。而昌耀只是沉浸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在精神的世界里漫游，对于身边的现实不仅谈不上敏感，而且可以说连一点知觉都没有，完全迟钝了。就在他待在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里享受艺术的极大乐趣的时候，他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无情地撒来，他在劫难逃了，很快就被老练的程秀山轻易地拿下了。
对于程秀山拿下昌耀，我们很可能认为是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实，程秀山虽然不是那种伟大的道德圣人，但也不是那种以害人为乐趣和嫉贤妒能的小人。他身为领导干部，需要的是权威。一个下级如果遵从他，敬重他，配合他，支持他，那么他就会重用、宠爱、关心、爱护、提拔和保护这个下级，甚至当这个下级落难或陷入困境之时，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地位和未来，就会不遗余力地予以解救和帮助。正因为如此，同与昌耀落难的韩秋夫就坦率地认为，“程秀山这位领导既能关心人，又特别能整人！”（燎原：《昌耀评传》，第55页）其实，不只是程秀山如此，处于那个时代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如此，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不还是有这样的干部吗？胡乔木也是如此！他们“以热情体恤和严厉无情呈现着一种极端性”（燎原：《昌耀评传》，第53页）。由上级任命的干部往往需要通过树立个人威信来强化自己的地位，而个人威信的树立则是通过道德宣传以美化自己和纪律约束别人来实现的。而且，在极权社会里，任何官员必须通过专制树立权威，否则无法工作。因此，对于忽视自己的权威的人肯定要给予严厉的处罚；相反对于维护自己的威信的则予以保护和重用。既然昌耀只想躲在个人的精神空间而忽视领导的存在，不用说是程秀山，任何一个领导都不会容忍的。由此可见，昌耀的命运不是个人之间利益或者个性冲突的结果，而是他对独立的精神空间要求与现实极权体制的矛盾。只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已。
对于昌耀命运的不幸，昌耀的五叔王其榘或许早有预感。昌耀出身的家庭极为复杂，他的父亲虽然一度参加过革命，而且表现还比较积极，但是很快退出了革命，后来不仅被捕入狱，而且还自杀身亡；昌耀的母亲在土改运动也痛苦地离开人世。值得庆幸的是，昌耀的这种家庭背景没有影响到他参军入伍，成为部队的文工队一员。昌耀进入了部队，并且奔赴朝鲜战场，而且还光荣负伤，这到底令他那作为革命干部伯父王其梅与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叔父王其榘感到欣慰，但是这两位伯叔父还是没有放松对失去父母而又年青的昌耀的监护。特别是叔父王其榘更是义无返顾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时刻督促着昌耀的“进步”。他通过与昌耀的书信来往既了解昌耀的思想状况，又循循善诱而又十分耐心地做昌耀的思想工作。他不仅把这看作是对昌耀负责，对王氏家族的负责，更是对革命的负责，对党和人民的负责。通过书信来往，王其榘渐渐地发现了昌耀的思想存在着问题，及时而又不厌其烦地予以警示和敲打。他努力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改造昌耀的思想意识，将昌耀的人生追求和理念纳入到革命的轨道。而昌耀对于叔父的批评教育和严格要求虽然没有顶撞，却也没有接受，甚至还产生了反感的情绪。叔父对于昌耀的文学追求并不理解，他虽然也是一介文人，但是他所从事的秘书工作使他对政治更敏感，他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常常成为批判的对象，他担心昌耀痴迷于文学，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敌人的行列，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当他意识到无法说服昌耀放弃文学之时，他又谆谆告诫昌耀明确写作的“态度”和“立场”，进而要求昌耀“必须在作品中‘歌颂光明，指斥黑暗’……塑造先进人物”（燎原：《昌耀评传》，第90页）。叔父的孜孜不倦的教育让昌耀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他虽然明白叔父的出发点是友善的，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的关心和爱护，但是他也很清楚，这个叔父并不理解自己，时时干预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无论他们叔侄俩是否意识到，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就是个人思想的空间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后者对前者的挤压、占领和覆盖，只是这种冲突被套上了亲情的外衣。很显然，王其榘虽说是昌耀的叔父，但是他在写给昌耀的信中谈的不是私人生活问题，不是个人情感，基本上都是政治和人生，他特别要求昌耀好好努力，争取入团。而昌耀则“有点‘独’”，他根本不会“找到团组织负责人，专门汇报思想或征求批评意见”（燎原：《昌耀评传》，第93页）。试想，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组织和领导汇报并且按照其要求去做，那么他还能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吗？还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吗？昌耀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没有积极主动向组织靠拢，即使五叔做了不少思想工作，仍然无济于事。而他的命运果然不出五叔的预料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昌耀没有触犯政治，却被政治抛入到监狱和荒凉的大山里成了“囚徒”，苦难伴随着他的人生几十年，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才到了尽头，虽然这期间，昌耀多少得到了杨尕三的爱情和一些朋友的关照，极权政治还是给了他精神以极大的伤害。许多知识分子从苦难中走来，开始了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自己的深刻反省，相比较而言，昌耀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淡漠，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诗歌虽然也有对于经历过的苦难的叙述，保留着对个人历史和民族历史的深刻记忆，记录着一个“大山的囚徒”在那个灾难岁月里真实的苦难经历和精神状态，蕴含着大西北地区深厚的藏汉文化、民俗风情和人文地理，从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或许就是因为他缺乏像巴金、周扬、牛汉等人那样深刻的反思，昌耀到了世纪之交不知不觉地滑到了新左派的阵营。新左派虽然具有深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具有对底层民众的认同和同情，反对腐败，呼唤正义，但是在寻求社会公正的途径上却出现了偏差，产生了总体上的文化守成倾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沉浸在人类大同的梦幻之中，而对给他们个人和国家、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的极权政治缺乏清醒的认识，误将某些宣传视为现实，进而忽略了美丽宣传背后可能存在的圈套和陷阱。1997年，昌耀到俄罗斯访问，回来后写了八千来字的长篇作品《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灵魂与肉体的浸礼；与俄罗斯暨俄罗斯诗人的对话》。昌耀在这里所对话的主要不是已经从苏联帝国的极权中走了出来的俄罗斯，而是令俄罗斯踏上极权之途的十月革命，他对眼下踏上民主的俄罗斯“充满了绝不认同的荒芜和忧患”（燎原：《昌耀评传》，第437页）。在昌耀的心目中，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带给俄罗斯人的是“人人平等和社会富足生活”（燎原：《昌耀评传》，第438页），而眼前的俄罗斯却令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俄罗斯回到了十月革命之前，是严重的复辟和倒退。昌耀的这种想象既严重偏离了历史。也不符合现实。他是不知道俄罗斯在苏联时代经受了与他在1950-1970年代所经历的同样的大劫难，还是忘记了苏联的极权政治统治下的野蛮、残暴与黑暗呢？他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涂上左的色彩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他过去苦难历史的背叛。对于昌耀的理想信念以及他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我们是非常赞赏的，但是更应该看到，他当年踏着荆棘之途，寻求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并且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这个沉重的代价如果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意味着它很可能付之东流，这是多大的历史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