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若依今日口水话说，但凡一切关于诗的言说，文字，都可谓“诗话”，不惟旧时的《毛诗传》一类，钟嵘《诗品》一类，或严羽的《沧浪诗话》一类，民国观堂先生的《人间词话》，闻一多之《诗经新义》，后者如吾师慕樊先生《杜诗杂说》一类也是，不胜枚举，不惟中国，即便外国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著名的《歌德谈话录》，近代新批评瑞恰慈（Richards lvor Armstrong）的《科学与诗》，无论样式、卷帙浩繁否，也都是。怕这些延展，与旧时稍有差别。如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序之所言：“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这便强调了”疏证。《历代诗话》辑者清人何文焕所叙最富：“诗话于何昉乎？赓歌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而降，作者渐伙，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伦扁也”。今日关于现代诗的诗话如何，未敢遽定，不过一家之言，可窥一斑。这里的拙文，前时为“展读”顺便撰写，断章而已，稍加整饰，不成大论，详说，更谈不上利器、伦扁，力争清晰有所思，于今后别人、自家的发挥纵深，有所发明，便不错了。写家有意，读者有心即是。
我欣赏这样的看法：写作，不过是我们为了永恒所作的片刻练习。即为“练习”，便未见完满，“诗自足”，这取决于一家之言，故可备一说。今日，则多“只备一说”。对诗人而言，每一首诗，或都是那样的“片刻”。
每念及此，我们或打内心也就不用那么“狂妄”——我们可以高傲，但，不能狂妄，自己枉曲，何能正人。妄则佞，前者尊，而后者愚。尊者，以诗，先正得失，知得失后，方能真自信，言由心生，那是看得出来的，非今日“后现代文艺”那种肤浅的“符号化的分类自信”。比如，光头即艺术家，写诗即圣，水墨即国光，横蛮为勇……这些肤浅的“草上飞”，与“前毛时代”党锢的“一言蔽之”，就文化深层结构看，其实是一路货。就诗文而言，其实早在春秋，也为人訾议，夫子就曾说过：“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所以，叙之《春秋》，功与过，写与被写，摭拾病利，都非承担语言公姓的责任，遂生别解。如此看，谁还愿简单地去说，写诗光鲜一类？
尤其是在我们经历了1949年的“强人时代”之后。语言行为，有时，较之语言本身，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容易受制于时代的宿疾与狭隘。
现在，大家矫枉过正，都不敢再轻易说“思想”了。所以，一旦德不配，无敬畏，自然也就会跟着“得不思义”。“国有道，（必）以义率身”，如今，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尝其恶果，谓之乌合，乃因国无道，不以义率身。而这“义”的内容、形式、公众监行权如何，便是君子、诗人、知识者必须思考的了。这点，古今并无不同，故孔子思义，遂无“黔突”（旧称烟囱为“黔突”，黔，青黑，喻孔子周游列国，叙说道义，居无定所），与今日“钱突”纷争，弱肉强食，相差甚远。无思敬之诗，倒真像海涅形容浪漫主义所言：也就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停尸场。
历经了非人化的时代，“非人化”的现象，于当代诗歌也比比皆是，渗入骨髓，即便就世人眼光看，许多赫赫诗人的作品，在不同层面，也流露颇多，而不自觉，这不能不引人慎之。
就现代主义分析性的特征来说，当代诗实在是缺那样理性的坐标。悬空之说蔓流，鼎革之际，数代人的心灵颓垣，未见后德与后礼，难以相继，故见文艺多小拙代大匠的事情，混子借歧义误导青年一代。虽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批评，但，要稽考某些实在低智看不过去的文艺现象，还是相当难的。所以，哲人说：一个跛脚的人并不让人烦恼，但一种跛脚的思想却令人十分烦恼。
所以，我反倒更看好那些带有“质家”味道的诗人、诗作。首先，他们懂得反常化时代“猪坚强”的集体主义与“牛前进”的个人朝向公民化的社会进程是一种必然，在经历了一个接一个诡异的文化漩涡后，索性开始疏离那种与官学、朋党的昵近关系，公民化还不光是民主的一种结果，还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考验。文学极为陈旧的“入水憎濡，怀臭求芳”，也只有在低智的批评和相互的吹捧中，才有喘息的机会。最后，甚至还会很搞笑地和“国家主义”扭到一块。经眼这些现实，繁华，有时，还真让人瞠目结舌。看来，社会驯化，有时，比我们想象的还更有力量，即便善者，也不能为之。
所以，我又偏爱那些在诗里，有更多意识失败成分的作品（华夷的“悲剧意识”还说不上）。至少，它们的作者，就其劳动、挫折、言行间运用有限的智慧，以厚人伦这点，还是比较明显的。我相信，歌咏能达“雅言”的诗人，他从第一首诗，成熟不成熟都无妨，到最近、最后一首，你都能发现那样的“内在的情调”。诗之哀怨——“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莫近于诗”——这于汉语，先天就已注定。即便诗歌“个性”、“独特”、“难度”一类，像弗莱说的，也还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莫说写作，即便研究，也都寻了两条路子：转向文学结构；或转向与文学相毗连的其它文化现象。否则，我们就看不出，现代诗技巧是如何在汉语中演进的。但，毕竟汉语，作为图像文字遗续，无论它如何的简化，无论如何被强迫着切断了所有的历史感和先驱性，但它也很难“离事而言理”——所以，我们又由此察觉到极权话语的“空洞化”，不光是因为它喜欢偷换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把各种概念，预制为“模板”。指鹿为马地让你非接受不可。创意文艺，常常“跟腔”，庶几也差不离。
只是，我一直很纳闷，中国之大，那么多的明眼人，见多识广者，光明自由的追求者，竟不对眼前诗歌的泛空洞化——进行非常必要的分析、撇清。文艺与革命同，阴用其言，阳用其貌，贱不事贵，不以德仁养民，颠鸾倒凤，于我们的文化，绵延得实在是太久了。这也是吾国吾民很难根本改造的原委之一。既涉政乖，又涉个人涵养——即便个人涵养，有时，怕也力不足，不足，则只好作“小人儒”了。有的批评家、诗家，即便才学兼具，就是缺“识”，温吞吞地也要寻各种借口，帮着美化这一潭的死水，或本也就是一粟。遂不必小怪。
所以，我又更留意，在语言层面之上，那些有能力处理特殊经验的诗人：“独特性是一种经验的品质，而不是知识的品质”。但，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即便曾经也还算“杰出”过，也不断地给诗歌贴不必要的标签。反让人怀疑，他们的经验，于时代真相隔膜得很。所以，我又反过来坚定地认为，处理常识经验的诗人，一叶障目，损之又损，或若存若亡，怕都是多此一举。诗，既拒绝平庸，当然，也拒绝常识。未见裂隙的常识经验，又何苦劳累察幽微的诗歌。所以，我数度说，“风格在宿命的范畴”。都不是靠了“聪明”、“狡猾”、甚至“风格”能解决的，许多诗人，靠了媒介的便捷，小聪明，迅速“风格化”而不辨得失，其实，也就是自累，当然，也不靠“老好人”，或毫无风格。“仁者居之”即有此意。不与古人谋，何来汉语的同居权。通古今之变，非通人，则只能害义。怕与现实的谋财害命无别。
故，诗《小雅》言：“神之弔矣”，若用现在的思想来解，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行为：即“诉求”（己身），与“至”（他者），涉主观和客观。但在古典时期的“神”与“致远”、近世之公道、自由、人民，都模糊掉后，“诉求”与“至”如何往返？这些都必须通过心灵和语言反复不断的练习，才能准确的应和。这曾在波德莱尔，以及所有杰出的现代诗人那里，都淋漓尽致表达过。
为了永恒的片刻练习，在一切宗教的园囿里，也都首要是语言的表达。所以，汉语的“言”，籀甲文从辛从囗（本宜方邑，后讹嘴舌之口，与“古”，讹“十人之口”近），简言即“高辛之邑”。所以，也有许多从文者，不知，“文”之古籀，何以交画含“心”。真是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所以，我曾说张枣是祈祷性诗人。不在他所处的环境比我们现在更好，也不在他拥有“对话”的内在诉求——当然，也包含了这点，而在于，他知道一代人的局限，“做人——尴尬，漏洞百出”（《空白练习曲》），并知道如何地“救弊”，用了哪种叙述方式可以释然，随后，也就此自我解救。而多数人，则痴迷于以烂为烂，尚强辞。强扭的瓜，又如何能甜呢！他的学习也是隐秘的，反复的，唠唠叨叨的，他的“甜”被人误解。也正因为，他们常误解自己对“立于不败之地”的诉求——实际上，则又未知西序、甲乙，也未必真知个人与社会往来，与天地宇宙神交之覈——可真是“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虽民国间，尚有人提出“亦东亦西，亦古亦今”的主张，但席卷而来的革命，匆忙来不及感受的潮流，使得现代文学的写作，早已失去了天学（那些所谓的神学、玄学全是附会）这一传统语境的历练与过程，不仅没有为尊者讳，反为自己讳了。
不过，日趋延伸平面化的电子媒介世界，会更直接地告诉我们，其实，人人活着，或也只有一种东西不同，那就是活着本身，并非一件羞辱的事情，“你熬过了难关，我积攒了经验”（余旧作《感伤的旅行》），此即“见人有善，如己有善，见人有过，如己有过”。人之为仁，真意即此，知此，则免沦入“非人化”的境地——而关键是，我们怎样使这经验，于个人，于历史有效。这才是诗歌“质家”萦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