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的正义感逐渐受挫的过程，而且，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最终获得胜利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如果正义感没有湮灭其实就是胜利：因为说到最后正义感在于个人而非环境，而正义却恰恰相反。在陈家坪争取教育平权主要是异地——主要是在北京——高考权利的纪录片《快乐的哆嗦》呈现的对象中，其中的男生在外省辗转求学以保持自己的正义感，而其中的女生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正义感，成为了农民工子弟中幸运的少数。女生学会了一门外语，而男生则由于老师的方言听不懂课，普通话成为了他学习和生活的阻碍——他出生在北京，从小会说的并不普通的普通话甚至带着一点“京味”。
正因为此，将这部纪录片当做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来读是很有意思的。陈家坪关心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的习性，正如他关心正在发育中的社会正义一样。对青少年习性的关注，也弥补了这部纪录片缺少戏剧性的弱点，后者甚至是一个美学弱点。但陈家坪几乎从来不考虑纯粹的美的问题，他对美的理解从来是服从于整体的。
六七年前，陈家坪卖掉了他在北京昌平的房子，为了能够更好地投入个人心智的发展：他用卖房的钱换来自由，以及争取自由的工具，其中就有一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摄像机。通过自我教育，他成为了一个诗人，现在则又成为了一个纪录片导演。成为诗人让他走进人类的内心，成为——像他这样的——纪录片导演则又让他重新走向人群的包围，仿佛为了完成一个平衡。我和家坪曾经谈到过一个拍电影的计划，但遗憾的是我的剧本终究没有完成。就我有幸和家坪密切交往的经验来看，家坪作为一个人始终没有停止生长，他的生长方式很独特，似乎最直接的结果不是他的写作而是他的行动。
家坪正是通过行动来自我教育，在行动的间歇思考并陷入彷徨，有他的诗歌为证：
我的屋子
我独自在一间屋子里彷徨，
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间屋子，
亲人们很远有的已经死亡。
屋子，是我风暴的核心，
不，是人世繁华的空场，
身体的天棚容纳我的灵魂。
黑夜合上的那一本古籍，
我只能在阅读之后回味，
人物和感情陪伴我深睡。
黎明从文字里跳出来，
新的一天我内心空无。
历史的砖头和哲学的粗线条，
令长城在山峰之间起伏漂荡，
屋子是高处滚落下来的石头。
衣服和屋子，一个给我温暖，
一个给我自由，穿上了衣服，
我在天黑之前回归这间屋子。
我全身在移动屋子也不停息，
进出的人，成为一个个幽灵，
保存着屋子各不相同的气息。
他们是一间另外的屋子供我入住，
我在这样的屋子里陷入我的彷徨。
这样的诗歌偶或显露出穆旦式的“意识流”的气质，看似分散实则统一，家坪也一直有意学习穆旦。虽然他在学养方面无法与穆旦相比，但他以变革时代中国人的命运代替了穆旦动荡（乱）时代中国人的命运。家坪对街头行动——拍摄这部纪录片，他需要和异地家长一起在北京市教委和教育部请愿——甚至运动的热衷有另一个时代的遗留，但我们必须说，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最好的遗产，同时也意味着观念的革新，即从阶级革命到公民维权的思维转变。公民运动实际上是改革的内生物。只有正视公民运动，我们的改革才会成功。我们至少还有三十年的时间观望中国会不会向“文革”式的极端革命逆转，三十年的改革成果至少也需要另外三十年才能挥霍殆尽。家坪甚至从不忌讳他的诗歌忽然具有了左翼诗歌的政治抒情诗的气息，如《我们站到教育部门前》、《步行穿过西单》等。家坪正是以行动的方式生长，并以行动来检验他的思考和写作，于是这些诗歌就好像是出于行动的需要而写，这也无可厚非，当代文学或史诗的理想不应该就是向我们呈现行动中的人的形象吗？
在我看来，陈家坪就像一个永远处在青春期的人，虽然他比我年长一轮，他却比我更为热衷于行动，但换一个角度看，20世纪以来以至现在的中国社会不也是始终没有成年吗？不也处在永恒的青春期？
家坪投身教育平权运动，给他带来的最好一首诗是——
我是一名信访办的官员
我也是人——但不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说出的话语消磨着我的良知，
你们倾述冤情成为我日常的视听。
在真相与公正之间，我被迫保持着沉默，
我要体恤你们的弱小，平息你们的怒火，
请别让我感动，只有理智才能解决问题。
你讲的虽是事实，我说的却是政策，
这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要去争吵！
早晨，当我穿过长长的巷道把一扇窗打开，
阳光在高墙之外，移动着你们排列的身影。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到底要发生多少不平事，
有多少故事多少故事通过我——达到正义？
我不是制度的设计者，而是被制度所设计，
这个制度是否畅通，已经无人来作出保证。
我只是一个关节，在你们和政府之间，
我过着麻木的生活我的表情没有脸色。
但我也是人——有爱人、孩子和朋友，
在同一个国度我们受限于相同的体制。
下班后脱去工作装，角色并非一成不变，
你替我遭遇了一切，我怎能不向上申述。
这首诗让信访办官员变成了一个和陈家坪一样的诗人，多少有一点一厢情愿，但不要小看这一厢情愿的力量，它意在唤醒一个在信访办官员那样的位置上从而有可能做下“平庸的恶”（借用阿伦特的概念）的人的良心，让他或她根据自己被唤醒的良心行事。家坪另外一首诗《友爱，或天安门之歌》写道：“为失去友爱的王君/深思片刻”。在抽象的精神意义上，暴君因为失去友爱，也值得我们怜悯；因为失去友爱，暴君其实是比平常人更无能的人：就如这位良心发现的信访办官员，不见得比诗人优越、精神健康、行动自由。同时也要意识到，真正的政治家要改变现实——当他意识到现实尤其政治的现实需要改变——的难度，不会比文学家要改变现实的难度更低：政治家甚至也要利用语言的力量，但人们对他的演讲不会比对一本小说或一本诗集更为迷恋，实际情况可能更为糟糕。
这首诗，以及陈家坪的写作和行动带来的真正教诲是：一种由自由、开放的社会理念带来的信仰，可以挽救即将分裂或处在对立状态中的人民。
在一起看了诗人秦晓宇参与导演的工人诗歌纪录片《我的诗篇》后，一位共产党的书记，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陶渊明的田园理想的诗人，对我评价这部纪录片说：“还不够黑！”陈家坪的纪录片《快乐的哆嗦》甚至情绪更为明朗，仿佛患上了欣快症的人民本身，在一记述他拍片经历的文章《我被带进丰盛派出所》中，陈家坪如此结尾：“当这一天的幕布徐徐拉下，从派出所放出来的家长们，一个一个神情暗淡，直到最后得知两名记者也被释放，学生家长们才各自回家。一辆警车始终在不远处的街边看守着他们。我几次欲伸手去打开摄像机，但另外一种力量在阻止我不忍心去拍摄残酷、悲伤和绝望。但我的眼睛已拍摄下了这全部的一切。要传播他们，我知道，只有靠我们的心灵。”这是明智的。除了黑暗的东西，我们也应该习惯明亮，习惯精神本身的力量。
其实，那个信访办官员也有可能和我们的诗人一样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已经被镶嵌进科层制的官僚型知识分子：文件在他手中停留和耽搁的时间越长，表明他的权力越大，至少他的权力感是这样。在当代中国，至少还存在着其他三种知识分子类型：游戏型知识分子、道义型知识分子、行动型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一般来说是游戏型知识分子与官僚知识分子的混合类型。
与权力的距离和关系，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各种变形和化身。现代人与权力的关系不像古代人与权力的关系那样直接，古代人要么是权力的支持者要么是权力的反对者，不允许骑墙或模棱两可，但现代人甚至可以想象在体制内部成为体制的反抗者。由于世俗理性的发展和生命空间——尤其是爱情和婚姻这些属于“自然生命”的领域——的扩大，现代人似乎有了更多消极自由，也就是更多游戏和娱乐，但与此同时，生命政治也即对生命的控制也就更为细微，深文周纳，曲尽其妙。而当代中国/人生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既要面对来自现代时间的压力，也会不断回到古代时间与权力打交道的直接性中。
家坪能够不抱怨、坚韧、抱有勇气，是因为他早就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在一首小诗《小狗和三弟》中他反省自己加诸他者（小狗和三弟）的暴力：“我的腿和我的手告诫我，/我曾经是一个野蛮的人。/我把这野蛮写进了诗中，/希望能得到诗神的规训。”于是，“当我被生活狠狠地踢打，/小狗和三弟却给我安慰。”但实际上不仅如此；认识到了恶的存在，命运中的善才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阿多诺曾说：“在错误当中没有正确的生活。”然而当代中国/人生的问题就在于要从错误中产生正确的生活。尼采说过：“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凝视深渊而堕入深渊，也是一种高智能的不幸，因而我们可以补充，凝视深渊更需要技艺。
诗人总是自我教育的，但因为家坪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也是自我教育的。像家坪这样总是在行动的人，才能够贡献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如果你相信奥登这样对作家本质的描述：“得在公道场里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但毕竟有前半句啊。
普希金诗云：
何必把自由赠给牲畜？
他们只有任人宰割和剪毛的份。
系着铃铛的重轭和皮鞭
才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