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苏轼《和刘道原咏史》）
诗的无用论或可从两个立场来看：其一，诗对诗人的作用；其二，诗对作者以外的其他人提供了什么服务？而在涉及人的属性的分析时，还要格外注意人性的差别，比如，一个诗人认为诗就是他的血管，另一个则认为诗权且当成一种业余爱好，或者这样，诗人甲认为诗有益于健康，诗人乙则把生活困顿的由头归结给诗。尤其是其中所谓的“其他人”过于宽泛，切勿一概而论。
通常情况下，诗人愿意选择这样一个角度：站在持“无用论”者身旁，反顾诗的各种用途，表面上欣然同意，但骨子里还是犹豫不决。有时候，诗人自身也抛出“无用论”，以达成轻微的自我嘲讽，或是为了拉拢人而显出一番人情味。“无用”的断言，待你左看右瞅之后，就会觉得这里的口吻太过斩钉截铁，显示出蛮横的作风，稍作逻辑上的勾芡，就容易不言自明地滑向它的对立面：无用即有用，或是无用即大有用处。如果我们找到了他说这一番话的基础，就容易看到他观念上的沟堑有多么崚嶒。也就是说，从柏拉图的课堂上一脱身，就进入了亚里士多德的演讲会，观念的互补就在一进一出中得以完成。
黑脸的包龙图如果也说诗毫无用处，你之所以信，怕是你怯场于他一贯的铁面无私，而非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孔子的列举法与杜甫的谦让态度都没有把诗逼向死角，得偿所愿或才尽其用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拿诗的老虎钳去夹取汤汁里的硬骨头，或是用义气的体温计去尝汤中的咸淡。
而诗的用法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审视：其一，诗的物质（商品）属性与精神内涵的融合度；其二，我们在谈论诗的用法时采取的修辞结构。前者透露了诗在经济舞台上竞技能力的不可捉摸，后者则提醒你我注意为什么要去计较诗的有用与否。
当一个诗人声情并茂、言之凿凿地讽刺诗无济于事的本性时，哪怕在场的其他诗人也会临时出现记忆的空白，一种道德感的眩晕，真认为诗历来是吃白食，关键时刻，顶不上用场。这种临时被劝服的状况，往往不是诗的本性突然被找到，或是这会儿知道得比以往多所造成的，而是发表这个看法的那张忧戚的脸促成的。把责任推给诗这种文体，总比找到一个必须承担罪名的具体的人更得人心，也更方便达成妥协。
还有一个诗的无用论的见证人：诗的生成机制，进而是评价机制——诗，写起来太容易，而且供需失衡，导致它看起来可有可无，即便是人见人爱，又有异议认为佳作并未被发现。如果你去问苏轼：写诗有什么好处？他的回答恐怕首先是反问你：吃素有什么好处？斜睨又有什么妙处？诗的用法的考察，于是变成了可替代物（包括其他艺术形式）的作为的剖析，最后，就成了对我们用来描述考察过程与心得的修辞的考察。他也许会觉得，诗，只是不明显地发挥着自身的光与热，而寄希望于它的人过于殷切，踏在草叶上去寻滋润心田的露珠，殊不知已被他踩在脚下，常常埋怨诗太像悬挂千载的酒望，好不容易走到跟前，它却声称此地无酒三百两。
人们一般在怎样的情形下来讨论诗的用途呢？一种常见的情况是：灾难面前。这一特殊时刻的到来，造成了情感层面的供求失衡，人们想当然地找到了诗，问它：你能给予安慰吗？一见对方羞羞答答或絮絮叨叨，就凉了半截，扫兴而归，逢人必说：诗一见我就踉踉跄跄，不敢承担应尽的义务。却不考察这种安慰的需求是否合理，或者，他们可以先设问一下：“安慰”有什么用？
把诗的作用陷入一个预设的意图中，在达不到这种意图时，就断定诗没有责任心或者禀赋不足，却从不看一看自己的意图有没有欠妥之处，这便是我们亏待诗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苏轼会在如下情况问自己同一个问题：“诗有什么用？”
1.出席亲友的婚宴时，一个亲戚夸奖他；
2.夜宿余杭法喜寺，看见“莲腮雨退红”时；
3.宿临安净土寺，看见一块挡路的石镜时；
4.得知因诗获罪时；
5.二过琼州海峡时；
6.唱和陶渊明遗作时；
7.慕名索求书法的邻居离开时；
8.北方出现罕见饥荒时；
9.失眠之夜，路过池塘时；
……
诗的作用似乎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某个东西，有时它们显得很强烈，能够改变部分的命运，有时即便是一首佳作也寂寥得星空也自愧不如。从诗人自身的立场看，诗的用处不小心就转变为名利方面的考量。认为诗的作用小，实际上是在叹息它不太善于勾结名利——几乎所有的用途，都最终跟名利机制有直接的联系。在一些貌似诗应当有所承揽的场合，之所以出现“无用论”的长叹，是因为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想撇清责任，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发生悄悄切换到另一个主题，一个百折不挠的直观模型。
当苏轼要唱和一番时，诗的脚下就显示出至少一条途径，如果他足够狡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岔道，比如“唱和”是一种用法，而“咏史”可谓诗的第二种用途。要是这首咏史诗恰好是他一系列咏史诗写作计划中的一员，它就还有第三种用途：给一个精巧的系列添加一股新意。至于这个“刘道原”目的是为了得到苏轼的一幅字，那么，诗就不禁有了第四种用途。又比如，现在它的第五种用途是，可以用来谈论诗的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