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并不明显地从人群中进出，即便他们中的矜持者有非常之举，以他们所认为的特长而烂漫（浪漫）于人际关系的浪尖，也不宜就此对这些人的统称予以明确的嘲讽。他们在人群中进出，并非有别于他人的一种统一的意识使之有意为之，也并非在一进一出中寻觅灵思的素材，并无另外一种颜色或属性，或者说，仅仅以例外原则来评判其工作的属性有失公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未曾时时刻刻都体现为纯然的、单一的特征。凭借语言的指认，语言被运载后产生了效益而开始答谢，以及他们甘愿奉献出血肉之躯去获得一个进入历史性机遇的机缘，他们在相互认可——彼此实力的认可、他们与语言的两情相悦——的良好气氛中，终于由弱而强地发出命中注定的声音：诗人！
看似一个加法促成了这一结合：诗与人之间的沟壑被迅猛填补，乃至于这里需要怎样的泥土已来不及分辨和测验。在一个人打心底里开始呼叫自己的这一身份的标记时，他跟此前的个人历史有过一次挥别：从非诗人轻轻一跃而至诗人这个地步。事后，他将如何证明自己此刻的重生？凭借一首得体的诗或所谓的成名作（而不是处女作），还是来自同行的一篇谈论其诗风的散文？这个关键时刻如此含糊，已无法手持它走入人群，当生活的重压袭来，他可以手掌朝下而暂时忘记曾经拽住的一缕香气。从诗人状态复归非诗人也够迅速而投机的。但这些投机时刻往往是可记忆的，不同于那个含糊的关键时刻，甚至可以说，这些投机时刻尽管数量较多，但每一次都刻骨铭心，就好像强劲的爱被赠送后又被剥夺。
但仅仅被称为“诗人”似乎是不满足的、不带劲的。这个太过朴素的称谓几乎不肯透露丝毫关于实力的说明。这是一位诗人，但并未吐露任何关于其水准的信息；不禁要问：这是一位怎样的诗人？而这一自问或质问既是挑衅，也是误解。弄不好，就产生了驱之不尽的干扰。朴素的称谓在不同场合的发生也会有不同的含义，全由当时的气氛营造者、参与者对诗的认知程度来决定含义的深浅。但无论是本人还是他最忠实的批评者都免除不了一股冲劲：力图在“诗人”之前再添加一个前缀。这种试图舔舐醉人的荣耀之举往往适得其反，是对朴素的定义/境况的侵扰。而正是这种对人的称谓的二重性——除了“诗人”这一修饰之外，还贪婪于“X诗人”这种得寸进尺的叫法——损坏了诗与人最初结合时的纯情，并构成了对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连锁反应，看上去，“诗人”这个称谓变成了一个中介，在无类/无名之人与人欲冲动的写作者之间出任一块铺路石，此后“X诗人”再也回不到“诗人”的初衷，而“诗”无非是“X”与“人”不可调和的、难以中止的冲突的笺注。
一位诗人出现在一个多人场合中，至少面临两个不同的情境：其一，他带来了支撑其声誉的作品，或者来客们都熟悉他的诗风；其二，仅仅是礼节性的自我介绍或引荐，为了强调一种硬朗的存在而使用了引人注目的措辞。基于具体作品的称谓上的附加之举也至少会面临两个不同的情境：其一，他带来的是一部诗合集或丛刊，不限于自我风格的展示，而流露出对所述（所属）流派或团队的呵护热忱，于是，来客想当然地称之为“新月派诗人”或“建安七子”；其二，他的作品所呈现的风格明显地紧扣住历史或现实的衣襟，而被纳入更细致的分类系统之中，比如“口语诗人”或“象征主义者”。
当然，也有诗人敏感于称谓上修饰成分的添加所造成的个人形象的缩减，因为被锁定为“第三代诗人”这一称呼中并不见得就好受，尤其是这个称呼很有可能只是以某种时间属性——而非写作实力——来作为分类标记，它就难以容得下一位另有所求的诗人的抱负。可见，“第三代”与“诗人”的谋合并不一定起到了更确切地指认某一诗人地位的效果，反而构成了声名的累赘，乃至于为了将自己从这一统辖范畴释放出来而不得不屡屡严正声明。
即便是最早沾光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因为诗受惠于散文——除了诗，此外的一切，包括附加在诗人称谓上的其他缀饰，几乎都可以归纳为散文的名下——而感到不安：眼瞅着自己在命名之后的诗冥冥之中变成了对命名体系或命名者的奉承或讨好。简言之，诗人称谓上的变化并未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而仅仅是提供了醋劲。这样一来，诗人的自知之明就起作用了，他们开始釜底抽薪，使鼎沸的声名冷却下来，务实于文本的继续实践，控制住声名挤眉弄眼造成的幻觉。
我们不禁要问：散文为诗人制作的桂冠或炫目的头衔，是不是一个圈套（紧箍咒）？我们已经是诗人，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索取额外的名分？这是一种哲思上的进补，还是一种虚荣心作祟？设想一下，我们在操持诗以外的空暇中，忍不住亲自编制了一个花环，趁没人的时候，给自己加冕一番，此举对于已然写成的诗意味着什么，对于有待完成的诗又有怎样的帮助呢？如果这个花环有助于我们家庭经济的改善，比如它是诗的流通环节中诗人利益的兑现，那么，我们在后继的写作中能否避免两次兜售花环出现的价差所导致的干扰？
附识在“诗人”这一称谓之前的其他叫法既不是诗陆续生产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也不会对即将来到的诗的临盆提供脐带，看起来，诗人的名誉与诗的行动难以形成合力，是两码事，各行其是。或许在诗人精力不济之际——比如诗的风格既定之后难以突破——鼓捣一下“诗人”这个称谓中的含金量，可算是一次补偿与犒劳。在两首诗之间，为了化解孤独和寂寞，利用散文来装饰一下诗人的处境最好不过。要么这位诗人已经写完了他认为较为重要的作品，要么他焦急地等待着下一首诗的显灵，反正他已经离开了诗的进程，而陷入了非诗的境况，此刻，名誉的追捧维持着一个当代人的活力和欲望，虽然也有坏的影响，但用体系或流派的惯技填补一下空虚的日子，多多少少可以解释一下诗的性质究竟为何。
名誉是一次加塞，挤进来的诗的首领，这一刻，突然要摸着自己的头颅说出自己是谁——是怎样的诗人——多少有点难为情，但势在必行：除了流派或风格的框定之外，最迫切想得到的当然是“伟大的”、“最好的”、“杰出的”、“诗人中的”这一系列对“诗人”的修饰词。但这些修饰是不可能及时来到在生诗人的身边，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词至少要在百年之后才可能出现（历经千年才更可信）。我们作为当事人，总有理由去反思赠予头衔的天使到底有什么来头。不但对自我加冕有深夜静思时的不安，而且对来自熟人的热烈褒奖之动机不纯也存有疑窦。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了抵抗，顺从那漂亮的桂冠漂浮在脑际。抵制住任何去修饰它的企图并不成功，“诗人”这个称谓最终放任兴冲冲的一部分人给它烫金或镶边。但无论怎么做或何等喧嚣，他们无损于它的尊贵。一个附加于“诗人”前面的修饰词会被另一个词必要的恶意所遏抑，这种相互抵消状况最大程度地维护着这个朴素称谓的纯度。似乎暗示着蠢蠢欲动的作者、批评者任何在“诗人”这个词的左边添加一个修饰的举动注定是失败的，至少他们会被其他人所估算出的动机不纯所反复折磨，陷入始终难以消解的自辩困境之中。
看来，更重要的是“诗人在干什么”而非“这是怎样的诗人”。被荣誉所触及或包围的诗人实际上因为浮名的施加作用而不得不停下自己的写作，也就是说，他被迫中断了写作，从诗人的状态中脱离，而变成了一个吃老本的生意人似的，他必须配合利益机制的运转，从既往的写作中捞取一个旧我的脑门，以便让迟到的荣誉找得到一只头颅；但实际情况是，把脑袋伸向桂冠的诗人已经不同于旧作的作者，此时此刻，荣誉很难评估出近况的价值，除非这个诗人写作上已无进展。荣誉是野蛮的施予行为，它不免认为秉持着最高的标准，事先已经存在于此，甚至比诗人写出的作品还更早呆在高地上，于是，千方百计也好，一眼望穿也罢，它从诸多作品中挑选出唯一的对象，测算出其粘性与纯度，全然不顾帽子大小是否合适，就把它戴上了这位诗人的头顶，略微增加了诗人的高度。这不及一寸厚的高度有时还暗示着诗人就此开始欠了先知一个人情，同时还怂恿着诗人从此可以顶撞诗神，冒犯天颜。
确实，虽说修饰“诗人”的说法中不一定都带给受赠人以荣誉，但是，任何的修饰都渴望使得被修饰的诗人脱颖而出，成为从修饰行为转化为修饰效果的一个实例。修饰行为若不能从中沾得些许荤腥，就会有悖本身的初衷：它渴望一次干预，一次对诗人工作进展的评价遥遥无期的干预，它不崇尚虚静无为，既要利他也要利己。利己的本意就在于它要呵护修饰的荣誉，也即呵护荣誉的荣誉，而不是造成荣誉体系的冗余与消融。找到一个未经其他场合或词修饰的诗人，而且，碰巧这个诗人非常之好，那么，荣誉体系就得到强化。荣誉总是渴望非凡之举，不安分，也甘愿宁滥勿缺。
对“诗人”的修饰，不论是出自好心，还是恶意嘲讽，都是在兜售/抖露荣誉的好胜心。事关荣辱，也抱着利用这个行为融入文学史的决心，修饰行动追赶着诗人的脚步。但我们作为某个时候的当事人也要密切注意，荣誉的理解也有两面性，比如不被修饰、不受修饰的诱惑、不寻求修饰也是一种实在的荣誉。试想，一个写得太棒的诗人，竟然令任何刻意的修饰都无能为力，这是怎样的荣誉呀！“诗人”这一称谓已经足够美好、饱满、多义，任何附加上的修饰都极可能承担了一种反而去稀释它的风险。除非所使用的修饰是中性的、克制的或无关痛痒的，否则修饰行为尚来不及验证自己的对错之时，就已然陷入了自身作为一个命题所赢得的反思时刻的称量之中。所以，当我们使用“浪漫主义”去指认一位善于抒情的诗人时，看似找准了榫口，但适得其反的是，我们很快就被“浪漫主义诗人”这一蛮横的措辞遮蔽了他本来不属于这一范畴的特性及其作品。他可能在某个作品中是浪漫主义的，或在某个时候是浪漫主义的，但除却把他作品全貌对等为“浪漫主义”，要不然，他就因某次例外而不是浪漫主义诗人。或者我们通过对这位诗人的命名或限定，借助其作品，增强了对“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印象，但仅此而已，对于再度深入理解他的作品并无明显的裨益。如果因为事先了解某位诗人名列“浪漫主义诗人”大名单而省去细察其作品惯例，这样的便利不要也罢，我们还得老老实实从作品入手，避开散文的成见而使我们与作品的第一印象油然而生，不受中间人的挑拨。从判断一位诗人的实力所需的依据来看，当旁人或教科书谓之“浪漫主义诗人”，这个预告其实提供的不是一种致意的便利，而是供人质疑的前提：我们有理由撕下这张标签，用全新的眼光审视我们的标的。
尤其是在年长的诗人被人——同时代批评者或后起之秀——在他们走过的、领略过的林地上立下一块“第三代诗人”指示牌后，更年轻的一些诗人也在商定紧挨着这片山地油漆另一块指示牌（“第四代诗人”怎么样？），这种命名方式与机制是否存在明显的缺陷呢？这里确实存在命名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两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迫切需要辨认时代的馈赠到底是什么，以便得出同一时期的写作共性，另一方面又期待散文能同步跟上诗的进度，适时表明它的认知，其中还包含某种侥幸心理：难道就没有可能在诗人生前得到相应的荣誉吗？另一个经常遭遇的现象是，次要的诗人往往从某种群体性命名中得到更多关注，而重要的诗人总是尽力避免被命名的淫威拽进一个利益的怪圈。尽管这里所用的二分法（“次要的”、“重要的”）也是对“诗人”的想当然的修饰。但我们不妨认可这种心理征象：重要的诗人或颇为自负的诗人要求的比一个称谓的服务远远更多。
主动又及时地冠以某个特定的称谓，这一行为的力量源泉是什么呢？说白一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而对收益翻番的预期是否会促使我们既做裁判员（命名者、散文作者），又做运动员（被命名者、诗人）？我们无法忍受寂寂无名的状态一直延续着，迫不得已，其中一小部分人站出来，以知根知底的知情人名义，赋予这一行人、这一行踪某个统称，就好像慷慨地分得了文学史的一杯羹。更何况，这种自我命名的形式本身也充满了战斗的乐趣呢。不觉得自我声明有什么不妥——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抢先命名的我们的形象其实只是我们总体形象的一部分，是已经完成的或已被允许散文咀嚼的一部分，甚至是更容易拿捏的一部分，不见得是最好的一部分，然而我们还在行走着，尚未完成，命名是对死亡的讴歌与追认，但对于生存的活力和困厄，它看来还缺乏深入理解的耐心。聚集在一起的个性不一的诗人出于礼貌纷纷交给会议组织方一个子集，这些子集又经推心置腹似的筛选，变成一个透明的可被命名之对象（而为了达成这一最终的命名，每一个参与者都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并最终达成妥协，甚至采用了抓阄的方式裁定）。
命名其实也是一个不断修正和充实的进程，最初的呐喊表示为一种起码的自尊，或为自我的地位搜寻一个说得过去的地盘，但它一开始还仅仅是震颤于命名的冲动之中，一种懵懵懂懂的对荣誉的索要，仿佛迈出了第一步，向空中喊出来了一声“舞台现在轮到我们上演”，但余音未了，又迫不及待请理论家操刀，强化、夯实这一命名，使之在体系上更为粗实，同时，又免不了对号入座似的弄来更多的作品，同义反复地正名。如此演绎下去，最初的命名以及第一声的喊叫者都有可能逊色于衍义进程中另一个关键转折和角色：到头来，那兴奋不已的最初呐喊小分队为别人做了嫁衣，自己倒只品尝到荣誉甘蔗的根。可见，每一个致力于为同时代某些作品或作法命名的诗人都可能被荣誉无情地推向荣誉的反面，变成了一个托盘或铺垫，所以，如果仅仅满足于为了最先披挂上那命名的闪耀蓑衣，还不如老老实实秉持“作品即新闻（荣誉）”的理念背对人界独钓于寒江。
我们中心气最高的诗人肯定不同意命名时对早先其他命名方式的借鉴。命名——有别于“诗人”这一单纯的、唯一性的称谓——也是一次创造/创作。命名不同于称谓，除了“诗人”是一个称谓之外，其他对“诗人”这个称谓的再次称呼、邀约、缀饰，都只能称之为一次次的命名。称谓解决了“他是谁”或“我是谁”的基本问题，而命名力图解决“他干得怎么样”或“我写得怎么样”之类的事关尊严与荣誉的问题。既有对个人写作归属感、独特性的命名，也有对一个流派、利益团体的统称。我们尤其注意到对流派或团体的命名方式：或指着第一次聚餐时所在的酒店或这家酒店背后的一座小山或一条大河，或根据彼此大致的年龄区间，或立足于大多数人的省籍或生活的地理纬度，或各起一个名字再抓阄选出……从此，每一个成员均沾这个命名、叫法的历史趣味，并自觉地把之后的作品纳入这个人造体系之中，使之更为充实可塑。可以想见，这种介于两次写作之间的命名方式，是写作通途中的一次集体中断或休憩，大家以前各自为阵，突然碰到一起，找出交集，形成统一战线，就好像之后的写作有了更清晰的憧憬目标。
于是，我们在命名方式上一方面要抗拒前一时期其他叫法的霸权，另一方面又暗中取经，从前述叫法中揩油，爱恨交加似的处境使得前述叫法历史地位得以巩固，又让后起之秀因敢于抗拒、干预历史进程的胆识而声名鹊起。我们并不晓得何时下注最为关键：对自我及所属团体的命名值得在何时破天荒地喊出来？叫早了，让前述叫法哂笑，觉得后来者太焦躁，叫迟了，又怕错过甘蔗最粗壮甜蜜的那一节。我们自己来叫，不同于身后由文学史来同情、追认。我们在叫喊自我的名称时最佳状态下会呈现为一种散文的自豪：既包括对自我实力和进度的恰当申明，又给出了我们对现阶段散文处境和样态的认知。对于自我命名，我们必定存有疑虑，而对于叫喊——对命名这一行为的扬言、推广、解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实，两种命名不分伯仲的情况常常可见，而且同一位诗人既可称之为“X诗人”也可冠名为“S诗人”，命名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于是，我们在沉浸于命名的喜悦之际，要了解到：其一，命名与尚未命名之差是不是预估中的荣誉分量？其二，这一种命名与另一种命名之间的区别又需一种审美上怎样的命名来表述？毫无经验的命名冲动很可能造成一系列糟糕的连锁反应。如果有人头一次学会命名就拿你（的作品）来做实验，你是否能保持克制，主动地谢绝这顶不成熟的花冠？于是，作为被批评者、候选人，我们也不得不学会如何分辨和评价命名者的命名措施、机制。命名也是一个进程，有着渐入佳境的时机，但往往因命名者太急于想兑现他的恩情（他通常认为自己赋予一位诗人某个特殊的头衔，相当于一次施惠，从而他认为这位诗人理所当然地欠了一个人情），俄顷之际，就拿定了主意，选定了名单。
独处的诗人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标记：X或S。甚至他没必要把自我从人欲的混沌中拿捏出来变成一个非人的称谓的对称实体：确实，“诗人”就单干的个体来说是多余的一个说辞、一个身份。没必要铭记于心，把无数个自我的光影筛选一遍，精选出其一，然后指着说这时才是一位诗人。在没有旁人干扰之前，认定自己是一位诗人这件事充满了玄机。“我是一位诗人”这个认定往往意味着一个前置状态的存在，也即，“我以前很可能不算诗人”这个判断就潜藏于此。而觉醒因素除了是时候立下志愿这个诉求之外，主要是指重要的一首诗已然降生，或者说，确认一根缰绳的存在，借此能够结缘于诗神。因为诗的某次灵动而产生了一个身份上的转变，“诗人”降落在生活的表层，自我的意蕴一下子扩展了许多，一根缰绳使人萌生附近肯定有一匹骏马的念头，乃至想入非非，好像这根缰绳已然证明诗神来过。但是，如果“诗人”仅仅是“写过诗的人”的缩写模式，那就只能算是胆识而不能认为诗神自此再不觉得你很嫩。因为自称为“诗人”这件事在独处时是无事生非的多此一举，所以，一开始在自己的履历表上填上“诗人”有点不好意思，久而久之就大大方方了，这种变化并不值得检讨和退还。让孤独的自我满屋子咕嘟个不停“我是诗人”吧。它就像“我是人”一样最后会促使当事人意识到一点无趣与荒诞，冷静下来，不做糊涂的醉汉。
但此人到了其他人的聚居地，超出了独处的境况，“我是诗人”这一自估就事关荣辱或融入到圈子里的尊严。兹事体大——此乃第一感觉，自我之本来暂且不管，自我的新貌则必须尽快落实，以叩问那人海的敲门砖。潜台词当然是“我也是其中之一”，手持门票即可登堂入室。此刻，大致可以断定自己的水平不应低于即将汇聚在此的众人的平均实力，坦然承认彼此都是衷心敬奉诗神的赤子。先不论“诗人”意蕴落实在自我身上的异样感受，且看其他人士如何从容戴下那镶统一花边的桂冠，也许从身旁一人的言行举止中就可闻听“诗人”的本色。看完一人，再看一人，后来整齐的会场中途又增加一人，每一次边际效应都损益着“诗人”的形象。直至，终有一人跋扈于“我是X诗人”或“我是X诗人的命名者（首倡人）”才打破这点点滴滴积攒的收支平衡，“诗人”之称谓才落实为尺度，猛然置入那高亢的声明，测探底细和虚实。刚刚甘愿成为或自命为“诗人”之一，眼下火焰高扬的却是“X诗人”的照单全收的宏图，于是，抵触情绪不免表现为一阵内心的犹豫不决：“我到底算不算‘X诗人’？”这个“X”真是令人费解的边际效应！几乎就能察觉到这次聚会的本质与初衷/预谋，而极有可能一开始并不知道会有这么一支插曲。甚至宣言稿也已开始轮流传递，即将逼近手边要求画押，心里惊呼完了，眼瞅着被收编，被领往戍边之旅。到这时，似乎来不及全身而退了，一边自我警醒于“我不是X诗人”——“我仅仅是一位诗人”——一边又皮里阳秋，深谙这一类的署名无非是一种可以不当真的行为艺术，既不得罪流派的兴起，又可保见证人的颜面。
回家之后，再度掂量“诗人”这个称谓的轻重，也就不同以往。重入独处的诗人氛围，似乎更能揣摩“诗人-人=诗”这一等式的真谛。“诗人”这个称谓、这个词眼如果流淌出一点荣誉的滋味，那也应理解为肯定这一称谓的创作者对荣誉的认知有一个恰当的态度，也即，荣誉其实正是他所创作的东西、那些诗，所共同累积经年许久之余闪耀出的光亮，诗神被假定为公平的，这一点是必要的，杰出的劳动自然是其他劳动——无论是次要的，还是重要的——的尺度，本身就是荣誉的构成元素。荣誉甜在心里，而非衔在嘴上，荣誉即对荣誉的恰当接受。荣誉从里面而非外面分泌出来，如果一人从“诗人”这个称谓中领受了荣誉，那么，其他方面的承认与奖赏会显得多余、可疑与刻意；而如果一人尚未体验到“诗人”这个称谓中的甘甜与沉醉，那并非它运行机制出错，并非语焉不详、招待不周，并非看走了眼与怠工，而是此人离切实抓住它的内涵这一可能性、这一末梢还有一段距离，在此之前，以“X诗人”为过渡，兴许有可能为日后的靠近积累经验，提供一个中正的回廊。但如果此人以为“X诗人”才是终极名声之所归，那就误解了这个过渡之物的本意，并一生难以打开“诗人”正当的荣誉锁柜。
“诗人”这个称谓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只不过，在辨认和叫出它来时，我们的心灵要配以一种合适的节奏，并以纯正的态度，在那一刻，记起历史上堪称人杰的另几位诗人及其杰作中的节奏，于是，我们在喃喃自语，确认自己为诗人时，就不会觉得丝毫不妥；而在向一个庄严的场合介绍自己的诗人本性/本分/本事时，听到这个称谓的在场诸位报以会心一笑，接收到这个身份的魔力，并允许它穿透这个时代坚硬的肠壁。正向与逆向的认知汇合于一点，终于证明了“诗人”作为一种荣誉的可行性。
而“X诗人”既是对荣誉与节奏的关系的置之不顾（同时也罔顾荣誉本来的节奏），又是对正当的、适可而止的荣誉的聒噪，是对荣誉的一次分解、盘算、瓜分，并最终予人花花心肠的算计形象。犹如把自身投入了不确定性的炼丹炉内，奢望狠赚一把，届时培养出一对火眼金睛。“X”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挤兑，把它强邀出来，许给它血肉之躯的牺牲，然后让自我的特性、应有的荣誉对等于、勾芡于它的利益算计。就好像“X”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页码，某一辉煌页码的后一页，这份憧憬看穿了我们对“诗人”一说的心旌摇曳。
我们务必当心：“X诗人”是对“X人”的一次戏仿，恰恰是对“我是诗人”这个肯定判断的见异思迁，游离于“诗人”的正义，妄图另觅一件打秋风的征衣。如果这里所说的“X”渴望圈入较大的数目，看重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宁肯冒着鱼龙混杂的风险也要立下一块匾牌，那么，有本事的诗人适当的沉默就能免除签字画押的担保风险。我们也注意到，在语义繁杂的“X”名单中，“代”的说法颇为流行，比如“唐代”或“垮掉的一代”，抑或是“第三代诗人”和“70后”。以生年来规划诗坛的群彦其实只是一个次等的办法，靠时间线索维持的秩序虽然热闹一时，但并不关乎诗人的荣誉或诗的品质。太多的例外情况会摧垮这种粗率的命名方式的合理性：比如，一位年轻诗人尽管划归其中，可他心仪旧派作风，遵守的还是上一个世纪作文的纪律，又比如天敌似的两位诗人互掐对方风格之失，绝不奉献出任何的交集，还比如一位五十岁的诗人停笔二十载重新启程，该落入哪一代范畴？当然最大的麻烦在于“同时代诗人”这个说法的挑战。尤其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逻辑下，运气足够好的话，杜甫也可理解为我们这些在生诗人的同时代诗人，这样一来，我们置杜甫于何地？“代”的多义性尚未解答清楚，转而又搬来一排阶梯——比如称之为“第四代诗人”（或“90后”）——来照一张诗坛生力军的全家福，这样的名义是否能够产生利益共同体的吸引力或家族相似性？一个较为妥当的自估办法在于：“第四代诗人”的释义中是否容得下“第四代诗”这个子虚乌有的醋坛？我们尊重热心人士划代的激情，但操心的是，这种代沟的发明几乎取材于“三”与“四”发音上韵母的差异所造成的凹痕。知古鉴今，我们现在知道杜甫并非因圈定为“X诗人”而总是凭借诗自身的光亮守住了并永享着“诗人”这个代代相传的称谓至高的荣誉。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