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参加《差别诗丛》发布会我很高兴。我刚才听诗人王原君和杨碧薇的诗歌朗诵，能感觉到他们诗歌的丰富性，背后有一个文化空间。诗人白木的诗歌，有一个自然空间，有一个宗教的背景。如果能够从观念到具体的写作，体现出一个诗歌面貌来，那是非常可贵的。《差别诗丛》是北京青年诗会之外的一种诗歌生态，但深究下去他们又是有交集的，这恰好构成了当代诗歌写作生态的多元。
对于诗歌生态，更早的时候，霍俊明写过一本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体现了他对70后诗人所进行的一个整体性概括与评述，一个认识共同体的抱负，但70后诗人们个性各异，并不能够获得一致的认同。从当代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朦胧诗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之后的观念变化与表达，第三代诗歌有对朦胧诗的一个反叛姿态，然后就是70后、80后诗人随之而来，快速形成了相对简单的诗人代际。6年前，我在发言稿《我们时代的反抗精神》中，表达了我对这样一种顺延的代际划分所持的一个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后来我参与到对80后诗人的一些诗歌文化建构活动当中，有了一些新的经验和认识，我发现这种代际划分还是有效的。当然，这也说明了我当初的怀疑和批评并不就是一定要否定代际划分实际存在的一个阐释空间。但是，我觉得除了代际划分这种时间线性阐释之外，我们还需要打破这种线性思维，来获得更多的认识空间。2010年，王东东、徐钺主编的《新世纪诗人选》，这是80后诗人较早的一个诗歌选本，王东东试图命名80后诗人为文革后出生的一代诗人。
当然，这种命名能唤起我们的一种历史意识。最近，王东东又宣称文革后的诗人都属于同时代诗人，是想提示：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文革思想的困境。我觉得，任何命名都应该有恰当的观念介入，以解放我们的思想。通过北京青年诗会近三年的诗歌活动来看，我体会到观念表达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是有着良好的成效的。
但要专门谈论北京青年诗会，我还是先避开观念来直接谈具体的诗人吧！像江汀这样一位青年诗人，他的诗歌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观念：邻人。以前我们所受到的阶级斗争和战争电影教育，给我们强调了一个敌人之间的仇恨关系，在文化思想上我们也容易陷入到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关系，但邻人关系对于我们来讲，显然要更为日常和真切一些。基督教讲：爱你所有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邻人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江汀的诗歌作品，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朦胧诗时期，诗人们更多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现在80后诗人关注到人与人之间更为重要的关系。青年诗人王东东，他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写作体现出了一种民主意识。他写过一本专著《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他说我们不可能直接获得一个民主的结果，而是要培育更为深远的民主文化，然后才是一个开花结果的民主自然生长过程。说到民主文化，我刚才谈到江汀诗歌中的邻人关系，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的《差别诗丛》，都是在一种自发的民主文化里面的自然生长。我们需要多元文化并存，需要多个文化中心的形成。我们每个人在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意识，这个自我中心是确立自我主体所必须的一个表达，表达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这个自我中心的表达，并不是以否定其它中心的存在为基础。恰恰是不同自我中心的存在，才明确了彼此不同的面貌。在我们北京青年诗会中还有一位青年诗人陈迟恩，他在诗歌作品里表明了一种不是保持对抗，而是寻求改变的观念。当然，改变和变革是不一样的，变革让我们想到的是上层建筑，顶层设计。但一些具体的改变，是我们每天的经历和工作，今天和明天的不一样，实质上就在发生着某种改变的作用，这是民主思想里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像苏丰雷这样的青年诗人，他表现出了良好的公民公共参与意识，关注社会公共事务，这里面自然会出现一些思想空间和可操作性空间。
我们北京青年诗会的存在，正如杨庆祥刚才所提到的一个青年形象，他在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里是有一个精神传承的。梁启超和陈独秀启示的青年形象，缘于我们国家在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还处于一个青年时期。从人的实际年龄上讲，青年是最具有活力的。以我有限的观察，每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成长，差不多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在这十年里，你的思想可能会是一个非常自由无拘的表达状态，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关注到你的存在，这种被轻视或被忽略反而是一个自由的基础，如果价值观并不能够彼此完全认同的话。而我想强调的是，现在的80后诗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还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精神涌现的景观当中。但这种精神涌现的景观，我们应该从中把握到一些支撑点，像我刚才讲到的邻人，来自邻人的光，这是一个观念的支撑点。在民主意识里面，建立民主文化，这也是一个观念的支撑点。没有观念的支撑，随着一代人的老去，思想意识会烟消云散，新的一代人被迫进入新一轮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