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轻 译
译按：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在巴黎塞纳河上从米拉波桥投河自尽；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策兰从米拉波桥上跳下的时候，巴赫曼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罗马的房间里还未醒来。那是1970年4月20日的凌晨，逾越节里的一天。
出于种种我希望在我谈论的过程中变得清晰的原因，我想把一段简要的反思置于这个标题之下：“埃及的逾越节。”巴赫曼（Bachmann）和策兰（Celan）通信中的一段话格外地打动我。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了它，但在我看来，它似乎允许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定位策兰的生命与诗歌（生命与诗歌：他从未希望，也从未能够，把它们分开）。
在此要讨论的这段话出自1959年4月15日策兰致马克斯·弗里希（Max Frisch）的信，目的是回应弗里希和巴赫曼在拜访维提孔时发出的邀请。为了谢绝，或至少是为了推迟邀请，策兰解释他必须前往伦敦“在一位姑姑家里过犹太逾越节”。并且，他补充说：“纵使我们无从追忆那从埃及逃出来的历史，我也将在英国庆祝这个节日。”[1]
“纵使我们无从追忆那从埃及逃出来的历史，我也将在英国庆祝这个节日。”有必要考虑这句话所包含的不可能的东西，或几乎不可思考的东西，有必要考虑这里含蓄地指示的犹太教（以及身处犹太教之中的策兰）的悖论。
策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埃及的犹太人，因此，他之所处就仿佛先于，或无论如何，外于摩西所引导的犹太人出埃及：犹太逾越节所庆祝和纪念的逃离。
关键是某种比一场对流散（galut）的简单追索更为根本的东西。传统上，犹太人把那场流散的逃亡追溯至第二圣殿毁灭。策兰处在逃离的外部，处在一个既没有摩西也没有戒律的犹太教当中。策兰被留在了埃及：我们不清楚这是以囚犯、自由人还是以奴隶的身份，但可以肯定，除了埃及，他不认得别的栖所。我不认为能够想出一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而言更为陌异的犹太教。
读完了这句话，我才明白了策兰的另一个断言，才想起伟大的画家阿维格多·阿利卡（Avigdor Arikha），他同样出生于切尔诺夫策，同样曾被驱逐至集中营。时值以色列的最早冲突时期。阿维格多被征召参战，他劝说策兰为他们共同的祖国做相同的事。策兰的回答十分简单：“我的祖国是布科维纳。”我记得，当阿利卡对我讲述多年之后的插曲时，他还一直不能理解这样一个断言的意义。可一个犹太人怎么能够声称他的祖国是布科维纳？
我相信，如果阿维格多能够在埃及的留守中认出策兰的句子，那么，他就会明白。对一个留在埃及的人来说，甚至以色列，大卫城，都无法成为祖国。而我们也更好地明白了，为什么，在1968至1969年间，当时策兰（用意第绪语）祈求耶路撒冷（“起来，耶路撒冷/奋起”[2]），他把自己呈现为某个“对你割断了纽带”[3]的人（德语的表达更加有力：wer das Band zerschnitt zu dir hin）。当伊拉娜·斯慕丽（Ilana Shmueli）回忆策兰临死几个月前在耶路撒冷的短暂而紧张的逗留时，她叙述了策兰如何发觉自己无法属于以色列：“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够属于这里，并且他以一种最为疼痛的方式遭受打击，他几乎逃却了。”
除了埃及犹太教的这一矛盾的处境，策兰的话还包含另一不可能性，它更令人眩晕：策兰，从未出过埃及，在埃及（在巴黎，在伦敦，在切尔诺夫策，或在耶路撒冷）四处生活，却要过逾越节，庆祝一个纪念出埃及的节日。
我恰恰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埃及过逾越节——上，因为它似乎允许我确定策兰生命的位置，以及，尤其是，其诗歌的位置。
那么，察觉这点丝毫不令人惊奇：同巴赫曼的通信在一首题献给她并名为“在埃及”（标题下划了线）的诗上敞开。这首诗写于埃及，如同策兰的所有诗歌，并且是对一位“异邦女子”诉说，正如我们在以后的一份信里得知，这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如下行为的依据和辩词：在埃及写诗。（参见1967年10月31日策兰致巴赫曼的信：“请考虑《在埃及》。每一次，我都看见你重新进入了这首诗：你是生命的根据，也是因为你就是并且你驻留于我之言的根据。[这已经是我想在汉堡说出的话了，不用想我有多少的理由。]”）
我认为，在埃及的逾越节庆祝和策兰的诗歌情境之间，有一种本质的通信或一致性（correspondance）。其在“埃及”一词所是的同一种异位性（atopie）里同时传达了两者。
这样的一致性甚至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我们记得逾越节（Pesah）一词对于策兰的特别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每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会在其诞生的八天后获得一个秘密的名字，其“犹太名字”，它只能在口头上传达，并在宗教庆祝期间得到特别的使用。
策兰出生时被记于“保罗”（Paul）的名字下，而出生八天后，他获得了一个秘密的名字：佩萨克（Pesah）。在同亚伯拉罕的秘密的结姻中，他的名字因此是佩萨克（而不是保罗）·安切尔。临死前一年，他坚持用一种“节庆的庄严”对伊拉娜·斯慕丽通话。这一事实众所周知，但人们或许没有那么清楚地知道，他在1970年4月的自杀恰好发生在逾越节期间。
策兰，从未走出埃及，发现自己因其名字而受束于一个在埃及过逾越节的不可能之使命。他的诗歌——如同他的名字——就是这“埃及的逾越节”。
但能成为一个逾越节——知道一次对逃亡的纪念——他必须庆祝而不离开埃及？
在我看来，策兰能够多次写下的一切，关于不可能性，也关于其诗学使命的必要性，关于保持沉默的必要性，还有，关于穿越这一沉默的必要性（“异邦女子”英格褒似乎从头至尾分担了的使命），这一使命，一旦被人置于一种同埃及逾越节庆祝的关系，就闪现了出来。
“埃及的逾越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保罗（佩萨克）·策兰的全部作品，就在这场祝圣的乞灵中写下。
注释：
[1] 参见《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芮虎、王家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有改动。
[2] 出自诗歌《愿你如你》（DU SEI WIE DU）。参见《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3]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