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小饭店的女招待站在临街的桌子前面长久地发呆，
好像这突如其来的暴雨让她摆脱了抹布和盘子，
大白天，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一个女演员
楞在舞台边上，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卖水果的圆脸小贩坐在屋檐下翻看起侦探故事，
脚边的箩筐里还剩下十几个艳红的桃子，
这一刻，它们不再是被廉价地买来卖去的东西。
一对瘦小的农民夫妇，也许是不敢从旁边的人群里
挤出一个更能避雨的位置，于是就一点点蹲到地上，
互相扶着，挨着，蜷缩到那把花伞里面，
我看到那把小伞奇迹般地把他们从头到脚全部盖住。
（徐芜城《暴雨》）
现在，轮到读者设身处地地去看那个情境下芸芸众生的表现。这些人的表情天天发生，但在那么微妙的一瞬，突然变成了一个可写性的组合：每一个临时演员都紧贴着诗这个主角，烘托着、奉献着、追随着。留给读者无尽遐思中的一个困惑在于：这首诗能否只写其中一个角色，比如女招待或是卖水果的圆脸小贩？另一个困惑是，这些人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平时熟视无睹，到眼下这一会儿，他们纷纷显示出值得怜悯，进而值得尊重的一面，他们都参与了暴雨新政策的修订。
关键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些人。我们通常的经验是，弱者能唤起同情心，从而为修辞的慈悲天性找到了最合适的符号，而强者往往必须置于一种反讽的境地，或者从一个特殊角度撩开他们脆弱的一面，在诗句中才有立足之地。一个阔太太走进诗中，我们有过诸多的应对之策，这时候稍微回想一下，就能分清她跟一对瘦小的农民夫妇的命运会有何不同。被遮蔽了特殊性的这一对夫妇，受制于观看者主观上给予的修辞：“瘦小的”、“农民”。这两个修饰词不是直言视觉印象的大致判断，多多少少还包含着类似城乡二元论或剪刀差的感受，而且由于这种感受历来在表述方面的正当性，我们已经不再深入探询这对避雨的夫妇是否还有其他的社会属性。他们作为匿名者出现在一次需要中。我们停留在对这两个修饰语的运用上，就很可能忽略了人性多变本可以给诗意造成的风起云涌。
这首诗看起来由三个长句组成，也即挑选出人群中的三个闪光点构成了屋檐下的这一情景剧。作为那个一致的观察者，“我”只是在最后一行才显身，甚至说，“我看到”这个提示语也完全可以删除。这个观察者力求每一个被言辞捕捉到的对象都经得起撕扯，并作为一块新颖的补丁，弥补一贯以来的审美破绽：纷纷构成一幅动人的图画，比暴雨之前的常态多出一点幽情——被发现出来，拼凑出暴雨所造成的这一刻幽暗人群中的景观。每一个对象都止步于自我的世界，抛弃了跟外界的联系，经受各自的命运，扩展人生意趣的景象，唯一把他们每个人拽进同一片天地的力量是这个隐没其中的观察者，他便是辨识每个人情感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纽带。他更多的是凸显三组图画的共性，以显示观察所具有的契机、力量以及对自身予以反顾的深度。
女招待发呆如女演员——这一交代，还仅仅是开场戏，是在寻找配得上这份暴雨情调的语感。令第一个角色止步于一个比喻的从句中，似乎也说明继续挖掘这个被观察者底蕴的做法可能并不美妙，因为加入了虚构的气息后，她就变得不够真实了，而真实一开始就是这首诗的吁求。幸好，人群解放了他——应当说，从一开始，他就有机会同时抓住两根线索，意识到女招待并非这首诗的唯一对象，这样一来，圆脸小贩分享了最初的创想，他毫不迟疑地中止了女招待的戏份，开启了另一幕戏剧。说这个人在看“侦探故事”肯定比说他正在翻看报纸上的股市行情更带劲，或许，这个细节是虚构的，无非是想利用“侦探故事”这一类可以免俗的行为来塑造一个人，提示读者留意到这个小贩也有血有肉，说不定是一位小说创作者呢。幸好他的身边还有卖剩下的鲜艳桃子——赋予这些桃子某种神奇的光泽，以摆脱商业社会的审美法则，可谓出色地完成了小贩这一元素的描绘。这里的“桃子”和后面要提及的“小伞”，都是作为小人物的附庸出现的，却又有非凡的拯救他们主人魂灵的能耐。
为这首诗安排的最后一幕就是第三个元素的出演：“瘦小的农民夫妇”从何而来、为何而去，一概莫知，“不敢”、“蜷缩”所勾勒的现在时态已加重这首诗所附带的道德感，我们不禁驻足观望他们如何创造一个奇迹。那把花伞的确也扭转了不利局面，为第三幕动人的喜剧提供了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潜台词。一幕赛过一幕，在这种逐步加重的语调中，情感的湍流都汇入了“全部”这个词眼中。读者的好奇心还可能包含在这样的疑问中：这首诗有没有必要延展出更扣人心魄的第四幕——从人群中再一次抽取出一个对象，他（或他们一家三口）的演出会洞悉暴雨的每一个节拍，并战胜农民夫妇所造成的小小高潮？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演出，不让人觉得累赘，却又再一次升华我们的主见。
然而，事实是这首诗就是这样了。其余的方案只属于另一次奇遇。我们已经领教到作者不动声色进行的一次对生命的讴歌。依赖于一种熟练的并列法，精通于一幕又一幕场景的相互衔接，暴雨所冲刷过的世界观如今多出了这首诗所化作的一个镜框。也许，这首诗还隐含一个宏愿：通过三个镜头的先后排列，也可以临时取消无所不在的时间女神制定的种种残酷法规。时间停顿了，诗摒弃了时间可能形成的噪音，完全依靠诗句自身的力量，去改善曾经令人压抑的上下文关系。当我们察觉到这首诗由三个部分组成时，很不妙的境况就发生了：我们被迫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竭力探索稍晚出现的一个部分为何会承担更重的使命。当我们斩钉截铁地认为“我”是三个部分之间唯一的天使时，反思的惯例又会令我们端详“暴雨”在怎样穿针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