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论诗诗”？我的定义是，（1）在诗中谈论、评价诗，（2）在诗中描述一个诗人写作观念的形成，（3）在诗中阐明诗人与诗、语言与诗、诗神与作者、作者与另一作者、第一读者与知音等等二者关系。我们记忆里较早时期的“论诗诗”应包括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即便是在子美、遗山之间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可穷尽的论诗之诗的创造。但在这里，我所倡议的并不是树立一个历史信念和考据意义，而是想谈及论诗诗作为一个写作门类很可能因与“纯诗”存在瓜葛而让读者误以为论诗诗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作为。我是纯诗的力挺者，并且乐于更新自己对纯诗这一话题的认识。当友人担心我枯瘦地呆在家里琢磨着修辞术而可能错失对时事的发声之责任时，我下意识地拣起纯诗的早期倡导者曾经溅起的水花，转赠给我的朋友，应当说，我们应感激历史上存在过一些纯诗主义者，他们曾经面临的社会困境和写作层面敦促他们提交的解决方案，如今来看依然部分地有效，至少在观念上依然能受滋养。除了自行孤高或枯槁之外，我的反馈措施还包括：我不仅仅写一些纯粹的诗，也写一些关切当前社会现象与人心沉浮的主题诗，我崇尚一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写作观念，也不排斥单一的写作套路上的身体力行者。纯诗是我的一个写作方向。在写作时，如果我更多地朝向一个一以贯之的写作史，而不是“诗是现实的模仿者”或“现实是诗的模仿”之类的斗智斗勇，我会体会到自己在轻轻踢踏着一个名曰“纯诗”的小皮球。我期待把这只小皮球准确地踢进某个门洞里去，得一个高分，不输给曾经的赛手。
我对一个位于写作情景中的作者——这样一个戴着面具的演员或素颜朝天的角色——一直很感兴趣，简言之，我对一个写作中充满激情或面临多重考验的自我很着迷，我觉得有必要将这种兴趣、迷恋作为一个写作主题加以记录，使之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重大项目。这方面，碰见过许多困难，很棘手，有时不仅找不到一首诗的开头几行的感觉，它们能提供写这么一首诗是很正当的信心，有时则苦于找不到一个有关这方面写作的合适而相对新颖的观念。我现在宁肯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实践为“论诗诗”而不是“纯诗”，是因为“论诗诗”要比“纯诗”更善于关心一些基于二者关系的利益，比如说，它深刻地关怀一个作者的困厄，由此看起来它缺少“纯诗”有时需要的心神安宁，而变得焦躁不安、忧心忡忡，就像是不愉快的社会局面的缩影。论诗诗与纯诗有交集，但分歧更多，如果一首诗分不清属于二者中的哪一种，我就把它归入纯诗，也就是说，论诗诗其实面貌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可辨，而纯诗就是一个可谓最后的选项，专门用来收集无法归类的某些成员。
在一首诗中提到“诗”、“诗人”、“作者”之类的字眼，往往说明多多少少受到了论诗诗的招惹。有时需要径自走上前，与之亲昵，明确地归属于它，有时则会抵制它的诱惑，克制住这些字词带来的太过内向的低声吁求，继续开放，写好或咏物或抒情或叙事的基本主题。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杜甫、元好问在旧体诗上的论诗之潇洒、之自我约束、之观念分成（纷呈），往往只能看在眼里，却不能使之立即转化为写作的实践条件，换言之，我们似乎缺乏一个稳妥的形式——叙述模型——来表现我们的观念与我们说话的语调之间的吻合度。我们不再是用杜甫、元好问那一套语言机制、审美机制来武装、运行我们的头脑了。我们得来点切合实际的玩意。就我的写作经验来看，在闯关之前，得到卡瓦菲斯、史蒂文斯这一些高人的默许，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们新诗作者不得已选择的导师，因为在他们的表达和叙述中——尽管是翻译体——我们有一种可靠的感觉：他们使用的语法、他们在行节转换上的手段、他们使用到的一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衔接词……正是一种我们可以立即援用的词汇、语气、声音。彼此之间不必进行颇费思量的转化工作。我们与杜甫、元好问心心相印，但与卡瓦菲斯、史蒂文斯亲同手足。从语言模仿的初级阶段上看，卡瓦菲斯、史蒂文斯等人有一种可供现学现用的今人风范，在语言机制和审美机制上，很方便融合在一起（尽管在真正掌握他们的心法口诀方面还存在不小的脱节），但杜甫、元好问则离我们有点远，隔膜、生疏，那种七言模式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磨刀石，可我们使用的不再是那种大刀阔斧，很可能已经是精致的匕首或螺丝刀。幸好，在语言探索的第二个阶段——不妨称之为“观念的塑造”——方面，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杜甫、元好问是外人，我们懂他们的心思和历史，而对卡瓦菲斯、史蒂文斯在语言表层之下的文化积累、历史勾稽关系的理解却有点心虚。
我们现阶段仿佛就站立在两个台阶之间，忽上忽下，有时战栗有时高昂。结合我们目前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来看，诗与诗人的普遍性作用与“疗效”几乎是被严重低估、抑制的，并没有迎来一个黄金时期，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消费冲动、一种对诗人这个半职业状态中的社会角色相当崇敬的心态都没有凸显出来，这个局面有时挺叫人心寒、扫兴，但多数时候的品尝之后，我们顿时发现我们的独守或蹲守竟然是免除了各种投机心理的义举，我们有一种被考验、检疫了花花肠子之后幽幽体会着九曲回肠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外热内凉的处境中，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实际上碰到了一个机遇：他此时此刻专心创作论诗诗，就不会被外界误解为一种无礼与傲慢，一次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这个社会色厉内荏得已经没有余力对一位诗人提出什么要求了，这很糟糕，但好在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使它可能长于一个杰出诗人的有生之年。
我很愿意埋头苦干——碰到合适的机会，就写论诗诗。我受到的干扰微乎其微。我时而感到令人崇敬的诗神守护在身旁，在没有外人的噪杂之际，我和诗神才走得这么近。论诗诗通常是多种意愿的综合体，除了要合理表达一次诗学观念的样态，有可说之处，还要注重作为一个诗歌契机、诗歌现象本身所需的成分、态度，也就是说，它并非一种特别的诗，而是诗的其中一种。它不应被特例娇生惯养。它也提防着摆弄成了一种准散文。它不仅看上去像一首诗，而且它符合严格的诗之定义。它是对另一首诗、另一个诗学观点的反应，但更加属于一种反应的反应：对“反应”的反思。根据我的观察，当一首诗在谈论写作中的自我时，采用第三人称“他”来代表自我，是非常审慎而有分寸感的做法。它可以是对一个貌似新颖的诗学观念的展示，但也可以是对这种意图展示一个新情况的心路历程的概述，它总有办法绕到第一个念头的背后、根基上去观察一个诗人的处境和与这个人相关的多个方面的二者关系，并轻松奉献诗人所需的第二个念头。在这种论诗诗的创作中，现实与超现实题材、元素皆可入题，这是比纯诗更为开阔的道路。就好像论诗诗是一个多孔插座，各种生活场合的插头与之相接触，就能通上使之增辉的电流。我们一定要在当前这个看似萧瑟的时期珍爱论诗诗这个机遇。从这个入口觊觎诗神吝于施舍的其他瑰宝。
至于论诗诗的未来，这是一个定式思维，符合逻辑学的要求；知道了早期情况、近况，我们还想知道未来。只有大概了解到未来的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我们才好坚定信心做好手头的事。根据我的判断，论诗诗肯定是最耐读的品种之一，作为探察诗歌内部真相的工具，或者它本来就代表着诗歌的真相，即使是最苛刻的知音，也会把这一品种当作最重要的对象来审视，而千万普通读者——一个心智渐渐成熟的时代的文学公民——也将从这个品种中获得认识其他诗歌类型的工具箱。语言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使用中的语言的总和、用法的全集，而诗人永远是最出色的使用者，不，严格来说，诗中杰作才是语言最诚挚、最称职的使用者。语言要比货币古老、恒久。语言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瑰宝，真正的传世之宝。论诗诗在开展对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诗、诗人的调查，并总是急切地向后来读者介绍语言的概况，介绍每一时期的杰出人士曾经如何挖掘过这座金矿。即使我们民族语言的辉煌时期已经不复再现，即使未来不可能迎来一个想当然的发展高峰，论诗诗的精妙存在——有别于诗人这种流动不居的人群——对于未来千年可能碰到的更坏的时代、更大的困境来说，始终是一个福音，就像我们在当下信念丧失之际，重读杜甫、元好问、卡瓦菲斯、史蒂文斯等人的论诗诗（当然阅读不限于这个品种），我们立即获得教育、释然。我们懂得接下来要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