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凌晨的小巴上，
我坐在一位五十来岁的女人身边，
她略仰着脸，靠着椅背，睡得正甜。
她应该是个做夜班的女工，
家里也许有一个正在读大学或高中的儿子：
瞧她体格健壮，神态安详，
看上去生活艰苦但艰苦得有价值，
而且有余裕。我的灵魂一会儿凝视她的睫毛，
一会儿贴着她的臂膀，
一会儿触摸她的鼻息。啊，她就是我的勤劳的母亲，
这就是母亲二十年前做制衣厂女工下班坐巴士回家的样子，
而我直到此刻才被赐予这个机会看到。
我静静坐在她身边，我的灵魂轻轻覆盖她。
（黄灿然《母亲》）
一首诗从它所处于的一个系列诗——由一些风格近似、写作时间挨得相对比较近、写作策略基于同一目标、情感传递形式有一个整体考虑的诗构成的一本诗集——中抽取出来，既承担向它的读者介绍它的作者近期精神面貌的义务，又必须与苛刻的读者就这首诗最高亢的嗓音达成共识。表面上看，从系列诗中抽取出来，作为一个自成方圆的个体，它会比在集体中少一些蕴藉，就好像在那里，它可能起到梁柱或支撑墙的作用，为一座庭院的轮廓渐现而默默服务，但是，作为个体被谈论，则面临一次变形：把自己的一个闪光点放大为作者的一次美学尝试的总体方针——从这个小数点上找到左右两侧意义的代码。
这首诗有着代表性，或可称为他这个系列诗中的代表作。谈论它所代表的特征与意趣，会把读者的主见带入另一个方向，而细述它自身的结构与美的由来，则属于细读的范畴，为读者带去一点新风概要，为读者揣测一本诗集大致展现怎样的意图提供一个脚注。读者应选边站，清楚自己在哪个方向挺进。如果我们妥善处理好了这山望到那山高的心理——在谈论诗的个案时不必频繁地隔岸观火，想象经它参与的一本诗集会有怎样的风骨——那么，接下来，尽情地谈论这首诗，会首先使我们获得一个关于“诗是什么”的简明答案，然后，引诱我们去猜测这个类型的诗如何练就构成一个饱满系列的筋骨。
应当说，谈论这首诗——看上去平实坦承、不故弄玄虚——应理智地选择类似平易的评议方式，在风格上，实现一次散文对诗的原型的仿造。但这只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由其他途径来考验我们的心智。它从作者自我的生活场景一幕出发——仿佛他已经甄别了波德莱尔漫游都市的方案、卞之琳《慰劳信集》的点名方法、费尔南多·佩索阿《
牧羊人续编》高密度连贯写作的决心这几种徜徉人事的类型，而坦然敲定了自己撬动这个人间真情的计划——将所见所闻的杂质与噪音祛除，内化为最简明的旋律，在语言与生活直播中的当事人这个二者关系中找到彼此更为可爱的形象：一个是可爱的语言品质，一个是敢爱的当事人形象。
与其说这首诗在谈论一次偶遇中的一个二者关系—— “我”与一个“母亲”——带来的理应由语言去完成描摹的任务，不如说，他预备了一个耐用的精神漏斗，以便检验日常所见的一切人如何适应这个容器的深浅，进而考察如何双方面散发出奇迹的味道（互为奇观）：这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正是一次选择的结果，但读者已经更乐于认为她源自作者真实生活的一个花絮，她的出现几乎是天然的、是一个纯粹的缘分。真实——紧随着真诚——构成了一个有道理的防备姿态：苛刻读者深挖这首诗的底蕴，这种做法很可能是与这个姿态、这个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作为读者，我们已经不可能改写这首诗，也不太有可能影响这首诗的作者在日后的作风，甚至想通过批评的严格陈述之后找到仿写出同等质量诗篇的窍门，也不可能，批评落实到散文的风格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它令苛刻读者想象出一个最出色的读者载誉而归的形象。批评更多的是关乎自身。一篇散文更重要的是自身轮廓的塑造。
“在凌晨的小巴上”——时空已经确定，只待事情发生：我们几乎能感受到那个从小巴下来回到家后的诗人由一种精神上的释然重返旅途现场的高度紧张。但这个按照时间顺序往下发展的句子又意味着它并不奢望某种不凡的情况发生，或可说，这是很多个凌晨下班回家情况的其中一个，貌不惊人。事情就这么简单，身在其中，总会发现一些他者存在，总会发生一些词语的摩擦力。他依赖这种平凡的调子开启诗的首句。仿佛他已然精通用什么配方可以调试出令人鼻酸与泪眼模糊的奇效。诗继续走下去，总会有一个强音，削弱平凡从头至尾主宰一首诗而导致的平庸风险。
没有经过交谈以确认那个他者——一位五十来岁的女人，另一个遵照命运安排在凌晨下班的乘客——的真正身份、职业是什么，他摒弃了其他对想象函数造成干扰的变量；他的策略是，那个客体正是一堵可以折射光线的墙：她能令他身在其中正视一些别的什么情况。他感喟她工作上的艰苦，这样的判断受命于也得益于她的沉默：他与他所描述的一个客体的不可交流性，或不必交流性。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假设既是水到渠成的，看上去毫无别扭与冒失，又是这首诗坚实落地的台阶，也即，作为一个冷静的、一言不发的、老练的观察者借助这个朴实的假设——这堵带有人性光辉的墙——轻轻地撞击一下，就让那束光反弹到自己的身体上：他正是一个无比真实的儿子。同样做夜班工作，同样艰苦，同样是这辆小巴的乘客——这三个共性都不足以升华这首诗的蕴藉，他孤注一掷地使用了那个年长乘客的母性光辉：“儿子”这一外在于小巴现场的元素或条件，为这首诗带来了转机。读者同样可以大胆揣测这一可能性：如果那位女士是他半熟的一个街坊，并且是一个独居的寡妇，这首诗应该依然可以有一个合乎情理的叙述模式与转机。
但是，读者务必注意的是，“儿子”仅仅是一个前奏。也就是说，这位五十来岁的女人不太可能有他当前这般岁数的一个儿子；他索取的是“儿子”这个精神符号所指向的逝去的光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对此时此刻的一次疏离：他遇见了早期的一个自我。这刚好是这一个系列诗内在的普遍特征之一：一个现在的自我——最初是经由一个外在的他者触发，然后是以“我的灵魂”为柔软的铺垫——有幸重睹早期生活的一幕，也有能力认识早先无力看清的人与事。这里包含着对一个人子的后见之明的讴歌。所以说，这首诗讨论的不是一次表面上两个陌生人的偶遇，而是依托这种平常的可见情况去认识人生还有多少机会看清自我：“机会”确实在这首诗中构成了一个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