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认为存在一种“乡村诗”（对某一类诗的统称）——尤其存在一种与时俱进的、更好的“乡村诗”——时，很可能触碰到了城乡二元论这副显在的衣钵：由来已久的观念骨骼、思维定势的残骸。仿佛我们在谈论这个词时，手心里还攥着另一个词：城市诗。
在现在——我们中有人说、有人看、有人听的这一刻——并没有“乡村诗”这个类型、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成为问题的现实情况。有的只是我们自以为有的、心目中的“乡村诗”：一种修辞措施、众人之间的假象与分歧。经验积累到了一个必须说出它——累累硕果（它们、复数）归于一个它（单数）——的契机，但说出来，又因诉说的途径、氛围、节奏有别，会像是一次个别人的顿悟，此时此刻，诉说者是明白他打算说出来的对象，他濒临雄辩的关卡，又逡巡自我反省的边疆。有一个时刻，“乡村诗”会被表述得最充分，但这个时刻不一定正是“现在”。我们现在聚在一起探讨的、说与听相结合的事宜，都是对那个最充分表达的时机的模仿。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个谈论“乡村诗”的权益，因“现在”（“现在”是“过去”不完美的投射、阐释）的残缺、不充分而成为一个我们捉不到的自己的身后长影。
这有点玄乎。也很悬。我们如果意识到现在不应再写某种样式的“乡村诗”，要有一种崭新的思路，那么，这个被认为成问题的“乡村诗”现象就真的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无法返乡，返回一个更早的乡村背景中，一个对乡村景观有情有义的心灵图景之中，我们陷在此地、“现在感”中，无法做记忆中的那个乡村诗人。乡村的败落已成定论似的，我们就像是见证人，承受着压力，一方面要用并不败落的语言来勾勒现况的不如意，另一方面又要为这种乡村景象塑造出、喝令出一种更为进化的语言模式。而比较真实的一个境况在于，面临败落的、日益被污染的乡村现实，关于乡村的诗也处于一种退步状态之中，也没看头，老旧、停滞不前、缺乏新意，不可战胜来自城区的五彩斑斓的现实以及与之相关的诗。不妨说，乡村诗的窘境正是合乎乡村当前的落后和落落寡欢。
而我们中的一股正义的声音是，诗人必须用如椽大笔去直指乡村的“恶之花”。去掉以往乡村诗中的明月、外婆家的瓦屋、猫叫、霜、荷塘，直面乡村中的垃圾场、人际关系的退化、留守儿童的惨况、老人村的悲鸣、拆迁户的无根意识等等，要求新的“乡村诗”（“后乡村诗”）务必装入新情况、新元素，并且希望诗人们聚集在一起研讨出一个得体的协作（写作）方案来。一个个从乡村走出来的诗人力图重返乡村采风，以发现更多不被写过的素材和主题，但往往回城最大的感喟在于他们认为无法回到心目中的既定乡村，描写的侧重点变成了一股油然而生的乡愁，而不去触及刚刚看到的一幕幕活生生的现实；这些现实太近，或者早已被图片新闻抢先报道、塑形，他们还不便赋予这些现实一种足以融入诗句中的情感。宁肯继续怀念儿时的青山绿水、红肥绿瘦。而另一个极端就是，极尽批判之意识，将乡村的前景和命运一棍子打死，显示出诗对新闻调查的遥相呼应。怀旧型的诗，是凭借一个旧我形象，而批判型的诗，是围绕他人的处境，二者都避开了对自我现时刻的观察、探悉。或许，现在写好一首“乡村诗”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乡村中（以及关于乡村的反思中）经历自我的曲折？
我们不应认为“鸡鸣桑树颠”就是一首乡村诗的兑现，而“游戏宛与洛”为城市诗辨识出了一条边界。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二者都关乎创作者自我的感受。诗句中选用的景观、布景虽然有乡村或城市元素，但并不限定为乡村诗或城市诗的类型。如果这样界定乡村诗与城市诗（或乡村诗与非乡村诗）的关系，那就太便宜了。与“乡村诗”相近的叫法有“田园诗”、“山水诗”或“隐逸诗”（而对立的叫法有“宫廷诗”，或者过于妖冶的“宫体诗”），但现在感十足的当代诗人如果在以乡村现况为主题的一首诗中讴歌田园之美、山水之趣，就很可能被当成了“伪乡村诗人”。把乡村诗写得像田园诗，悠然恬静，只怕会被认为缺乏某种道德感，或者不了解当今的乡村内情。赠送陶渊明一顶“乡村诗人”的帽子，怕是人家嫌小，戴不上。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连串问题是：谁在写“乡村诗”？谁是“乡村诗”的第一读者？构成“乡村诗”的要素有哪些？我们意识到如今应该写不同于早先的“乡村诗”，这种意识——或可作为“后乡村诗”的渊薮——带来了怎样的界限感、进化感？真的有一种更切合实际的、高级的乡村诗？是什么力量催促我们去探察“乡村诗”的新姿态：乡村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每个诗人谈论的乡村印象（真相）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与共性？一个诗人的“乡村诗”是否恰好是另一个诗人陈旧写法的克星？如果我们现在写不出与时俱进的“乡村诗”，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关切现实？乡村意味着关切现实，而非乡村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就是宫廷诗所描述的权力高层的糜烂生活，或者再不济就是宫体诗的纯粹胡闹吗？要是把乡村锁定在唱一出对台戏，是在对其他类型诗的拯救，这样一个角色，就很可能限制了“乡村诗”的手脚，好比是把乡村出租给诗才不久，就要收缴巨额租金，难让诗发达起来、繁茂起来。
我们很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与景色的乡村属性不同的是，人的乡村性则不易捕捉到。这也正是我们在谈论乡村诗的前景时，会遇到的一个有可能动摇乡村诗根基的阻力：乡村之人随时都可能不事稼穑。我们除了谈论乡村受到的污染和排挤——就好像乡村已然成为现代生活观念中的一个赝品、仿品——之外，往往擅长谈论的就是农民的困境。但是，一个具体可言的农民有条件离开乡村栖息在城区，从而主动丧失其乡村性，变成无名、无根之人。变成我们中的一员，而不再是可歌可泣的他者。如果我们缺乏对自我或类我者的描写技巧，就很可能无法适应乡村动静的移形换位。我们写不好乡村诗的根由恰恰在于无法透过已有的词语体系看到自我。
乡村诗就像是语言的一个郊区，是对一些诗人在习得的修辞层面感到娇喘吁吁之际刮来的粗野之风，是缓解与缓冲，作为一个永恒中立的镜像存在于斯。很难想象一个诗人只写所谓的“乡村诗”，并以“乡村诗人”的头衔厘清自身跟城里头其他诗人的关系，尤其是同活在乡村却写另类的其他乡村诗人划清界限。我们时代的症结同样在“城市诗”里也处处可觅。但一个明显的境况在于，从乡村走出去的农家子弟在成为诗人之际，他们已经丢失了乡村属性，他们变成了城里人，变成了一个对立于乡村组织的客体（旁观者），乡村在他们驱车离开时的后视镜里显现真貌，有些颓废、狼狈，他们哭鼻子、抹眼泪，为这后视镜里渐行渐远的乡村、乡愁和根。然而，他们回到城市之家写下的不再是“乡村诗”：诗，本质上不只在后视镜里，不是那镜面上浅浅一层的临时漂浮物，而是镜里镜外万般景象，就连那镜柄、那后视镜、那汽车、那高速公路统统作为贸易的一环也都算是诗的范畴。乡村诗这个概念如同一块摔落的镜片破碎了，溶解在其他的类型诗中，或如板桥霜上一道轿车轮胎印记，预示着古老的情景交融出现了崭新的变量。
令我们感喟的惨况不只在乡村发生，也不只在城乡交界带最富有当今中国的荒诞色彩，正如乡村依然有喜剧入梦，我们不可一门心思地杜绝其他的生路。但我们也不做和事佬。至少有两点，在今后乡村题材的创作中尤其值得留心：其一，类似明月、井、瓦上霜、外婆做的年味……的乡村情景不可单一展示或作为怀旧对象，而必须在词语层面上凸显出反思观念的皱褶，顺着这种反思的间隙，追觅乡村已消逝的钟点，重建乡村观念图谱；其二，着眼点依然是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百姓，关注那些个体的命运，但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让他者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结合起来，简言之，诗归根结底就是谈论（叩问）自我的命运，虽然有时假借他人之眼、之口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