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可塑性应许我们对它与理想主义关系进一步观察。但在确切描述出理想主义的所指之前，我们的定力很快会迷失于与之相近的另一个概念之中：浪漫主义。确实，这是两个存有交集的深梦，性格不一，稍不留心，我们在谈论其一时就会误入其二的领域。在与浪漫主义分享我们的历史感觉时，理想主义相比之下更为黯淡，它看上去不像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学概念，不像浪漫主义那样一下子就揪住了我们的心灵，挤出一阵阵历史回音，如果不是它与浪漫主义都共享一种对立化的情绪——现实主义——那它很可能就缺乏一种快速从自身底蕴中汲取营养的禀赋；不错，从一个貌似对立面的词语身上更容易找到自我理解的入口。
但同时，我们还应区别“诗言志”与理想主义这两个说法。一旦引入“诗言志”这个表述机制和传统，就带来了不小的噪音。不妨先搁置这一近邻的侵扰，让我们来回想“理想主义”如何在文学世界里扎根，这时，我们不禁想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文学奖的初衷：“一部分奖金赠与在文学上创造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人。”这份遗嘱本身就富有理想主义，但遗产执行人不见得每年都能找到诺贝尔心目中的理想主义者来领取这份奖金与殊荣，也可说，即便是评委会在品位上自认为合乎理想主义的期许，但他们要准确理解遗言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仍非易事，不如说，至少有两种理想主义。一种是言说中的理想主义，一种是兑现在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或者这样划分，一种是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一种是二十世纪的理想主义。类似的分野还有不少。
如果我们感到揭示出一个文学术语有些困难，那么，指出哪一位获奖者是理想主义的化身，会不会更容易？显然，一个本着（奔着）理想主义而去的诗人不见得能交出最好的理想主义的答卷。理想主义不只是这一种、这一款、这一极，它也应有不同的等级，况且，一位杰出诗人也不会仅限于以理想主义闻名。当我们谈论诗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时，最像是在探讨诗与富有理想主义的诗这一子项的关系。作为一个主题来探讨，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它是时效性的诉求所在，或因缺乏而需补足，或因某一做派已显颓势而需新作风，譬如政治家谈论“中国梦”，文学家步其后尘而谈理想主义，就是文学遵命于时代的要求；其二，它是永恒的技术活，永久的谈兴也不能掏空其中的风度，不是因时制宜，亦非语言的禁区，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规律，值得后人结合自身条件再度予以认识。
诗，许可一笔谈资。它可能前日还在与现实主义周旋，而今朝又恰逢理想主义之邀。基于诗，就好像往一个孔穴倾注理想主义颜料——当然掺杂一些理性主义碎粒别人也看不清——我们最终好奇的依然是那个无底洞的能力，而理想主义就像是牛入泥潭，留下一滩凌乱的脚印，但那并非自身的特征，依然是泥潭的万象之一。理想主义是一根绳、一个套、一条计谋，在别处可能大有作为，现在意图在诗中施展拳脚，加一点力，能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吗？我们注意到它为了在诗的表层留下足迹，已经气势如虹，这的确是一个契机，牛劲冲天之后，或许因诗的吸纳而演变成万马齐奔的架势。从自身所在出发，涉足于诗这个中介之后，它打算获得怎样的收成？它的目的是改善自身的丰富性，还是增加诗的地租收益呢？我们初步认定：诗外在于理想主义——即便诗的成分中有一滴理想主义的眼泪——就像它外在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达达主义、犬儒主义一样。
与其说渗入到诗的血脉之中，改善其体质，促使诗更像是某一种诗，一种未来之诗，一种时代之诗，不如说，理想主义的初衷在于改观诗的理想。理想主义作为一派生机，它愿望改善诗人的抱负，我们今天再提这二者之间的机缘，无非是理想主义除了能治愈诗的某些乡愁，还可以力挺诗或诗人的雄心。不过，在这里，我们确实要注意两层关系之间的混淆：一是理想主义历来对诗的暗送秋波，二是理想主义对诗人的循循善诱。有一点是明确的：有的诗人确实到了用理想主义这个方子的时候，而有的诗人至今舍不得搬出禁欲主义的房子呢。我们如今既要弄明白理想主义作为主义之一种是不是尤其迫切于诗的改造，又要开始着手下一步，作为理想主义的诗，究竟要如何达成呢？我们的文学史——从1900年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应笑纳为我们的历史之一部分，或者说，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之论的王国维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并不缺乏某种理想主义典范，那么，现今还能出产怎样的理想款式，并超出其他主义与诗结合产生的孳息？
理想主义与诗的合作，看起来并不是为了孕育出一个叫“理想主义的诗”的独子。而是各怀心机，求得各自的超生似的。次一级的理想主义意图在搅拌诗的局面之后濒临最高级的理想主义——而诗因借助理想主义这一外力长足发展，直抵纯诗之至境——这样一来，今时之理想主义肯定不是完美的，再度浮现于人云亦云之际，想必是似进实退，力求重返古典的理想主义之化境，只不过，彼时之理想主义，远不止是十九世纪末的诺贝尔所构想，而是更早时期杰出诗人“诗言志”的种种变形。求之于未来理想主义的熊熊烈火，心里没底，倒不如检点过去千年间诗人中的雄心壮志。这并非一个倒退了的中国梦。这种退回到过去，去了解诗言志变形记的做法兜底的收益是捕获理想主义为何在1900年（就当这一年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支点）呼之欲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大的利润还在于未来成熟的新诗如何经由理想主义的耳濡目染而成为文学天平的另一侧。
但就我们这些生年有限的当代诗人来说，与其憧憬未来之星的眉宇如何，就好像那还不是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没把握，也遥不可及，不如重返古典情境，厘清诗人的志向在过去千年曾有几度与诗的理想相吻合。这个向度更值得信赖，并托付余生；说到这里，不妨重述我在别处谈及的评判当代诗人作品优劣的两个标准：杰作与时间。前者则是早期杰出诗人作品所制定的有待继续发现的尺度，是在生的诗人唯一可以运用的判断标准，后者则是未来的尺度，一位当代诗人的水平高低理性地说应交由未来千年来评判，也即我们俗称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个道理。
那些务实于探寻理想主义渊源与历史浮沉的诗人是令人崇敬的。所以说，理想主义的重提，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白日梦，而是一个千秋大梦：不是求索出我们的写作还需具备哪些新颖的元素与技法，而是梦到我们的过去，穿越时空隧道，返回到早期杰出诗人那边，历数上千年来诗人的理想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谈论理想主义与诗的关系，并不是急就章似的应景之作，也不是像这个命题表面上所谓的对未来的寄情与揣度，而是——我们就像是撞大运的赤子，竟然得此良缘重返本应返回的过去的文明——对过去千年的思忖与追索。我的建议不仅是请当代诗人不要误解我们要把新诗挣脱的锁链戴回去，还包括我们应有一种明澈的当代人的视野来察看过去的诗学观念，以及对我们重拾古典的能力的考察。这里所说的“当代人的视野”之本意是，我们应视哪怕八世纪的杰出诗人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的同时代人。我们和八世纪最杰出的诗人杜甫同在的涵义不是指生理上的、肉体上的，而是杜甫的一首诗我们有能力当成一首现代诗来认知，也即，脱卸了我们现代诗所认为的某副锁链之后，杜甫的杰作如何感同身受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尺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的一个伟大理想就在于：新诗作为民族语言天平的另一极，如何再造一个达到杜甫这个分量的诗人来。
就语言的历史长于国家的历史这一点而言（“语言比国家更古老”），今日之中国的政治家解释“中国梦”的内蕴，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落实到当代诗人的行动层面上来说，复兴民族语言之活力——并从复兴的种种策略中获一己之利——正是理想主义之正解。“诗言志”首先是个人炽热精神之写照，其次是一部不断演变的戏剧，是众多杰出诗人以诗言志的小小生命史（小传统）汇入民族记忆与感情之中的大传统，另外，它作为一支精神火炬还与邻近的“诗缘情”、“文以载道”等观念互为声援，也即除了言志系统内的不断演进，还有邻近语境的千变万化，这是我们重返古典情境时应着力钩沉的对象，正如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理想主义形象的遐思是：具备一种在古典语境中出入自如的能力。
诗人的志向与诗的理想分属两个范畴，我们在谈论时应注意区分。如果说“诗言志”的变形记属于诗人这一范畴内的理想主义阐幽发微，那么，诗言“志的变形”则意味着我们开始审视诗对“志的变形”予以言说的能力到底进展到哪一步。前者关乎到理想主义（“志”的系统）如何勾魂摄魄，在诗这个中介层面搅动诗人的情操与宏愿，后者则敦促我们留意诗作为一个主体、一个自在系统，有能力容纳理想主义众多样式的倾注，我们应该腾出手脚去发现与归纳理想主义撞击、搅拌、掺杂之后，诗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还是令人惋叹，这种变化又有多少比例归因于理想主义的介入。在谈论“理想主义”这个话题时，能自觉地返身于古代苍茫间，例举“诗言志”一类言论的片言只语，积丝成锦，以重塑理想主义的概貌，可谓苦心孤诣；这是艰苦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重头戏在于诗的风度翩翩，它究竟如何满足了包括杜甫在内的早期杰出诗人对“志的变形”的好奇心，又将如何向当代诗人圆满解释一位诗人的志向高低会左右他的诗之成就。诗若有所思，欲言又止，已经说出过诗与理想主义的关系轮廓，现在，陷入了听我们复述其观点的缄默阶段。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言说的理想不外乎是两个：其一，准确地复述诗的言说——又有两种方式，一是以诗论诗，二是以散文表述诗的心声——以达到诗曾在最好的诗人那里的娇娆与顺服；其二，通过这一次言说之后，我们不再受理想主义模棱两可之扰，我们的志向、我们随着不断写出的诗而变易的理想主义情结，不再蒙蔽我们眺望我们这个时代本质的双眼，我们的诗、我们的语言健康而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