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史前期一对娇小的彩陶罐
昌耀
啊，自由的精灵，你们何时与遭难的姐妹
一同落入奴隶市场的围栏被当众标价拍卖。
好像由人捅开伤口再陡然撒上一把盐粒，
我听见那人正借自由之名欢呼私有制万岁。
你们，绝美的象征，秘藏史前期熏烟之气息，
如微汗沁出肤体敷一层远古农耕文明的薄霜粉，
使我加倍延伸的呼吸通向了历史湮灭的胎音，
感受一株人文花朵伴随曙光初露破土而出。
啊，请原谅孤处的我将你们赎身接到我的案头。
那刻我忽有所感悟，发现你们双臂支在腰臀，
恰是陌上歌舞队里身着赭红裙裾的窈窕淑女，
可随时继续排练你们秀色可餐的田园之歌。
然而所为何来，每当工余我凝目投去一瞥，
总见你们惊慌中匆忙还原于一个静态的舞姿，
永远留下了我不能与彼一时空融合的苦闷，
感慨走来的源头不可逆转地深隐在终古的日食。
多次投去一瞥之后——这对娇小的彩陶罐也回应一瞥——依然是一个一瞥一瞥的积累进程（正如你一撇我一捺方可构成一个人），这当然是意义验收/衍生的基本方式，但是，观看的责任渐成负担之际，就要求一次几乎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中止：一次不一样的（亦可谓总括性的）一瞥发生了，并被记述下来；这关键性的一瞥胜过此前万千回眸，而这正是诗绪勃发的奥秘所在。
但他也应意识到了这样一个窘境：在记述中出现的陶罐并非现实中实存于案头的陶罐。但也不是对案头陶罐的模仿。这是两对不一样的陶罐，而语言加工成诗，类似于陶罐的烧造而成，赋予了一团别致的泥土以生命。陶罐俨然是已经铸就的诗，呼唤着下一首诗，来自观看者思绪里的那一阵清晰的震颤。唯有这阵震颤有一种解了馋的感受，兑现为一首诗，才扭转了诗人面对陶罐时久久沉默的逆境。看起来，这是诗与陶罐两种艺术品之间的对话，而不是诗逾越陶罐这个中介瞥见了关于这对陶罐的是是非非与影影绰绰。
不妨说，思绪千千结，而诗绪必须做那根引线的穿针。诗绪从庞杂的人称中找到了一个由头，现在，经观看所积累的信息均可变成诗的针脚。问题的关键是，在局中人“我”与被审视的对象“一对娇小的彩陶罐”之间，还隔着怎样的千山万水？咫尺之间，陶罐凝固在这一同在的时刻，但要抵达它们的本意之前，还有太多的历史弯路要走：陶罐的历史，尤其是它们的前生、渊源——这一早期的历史气息——太过招惹，响当当地跌落在书写者案头，读者仿佛看得见被观看的对象一分为二了：一个是静物般的陶罐，立在那里，等待着被采撷或被灌满，一个是陶罐的影子，关于陶罐的底细、身世，率先成为有言在先的声明。
他并不阻止历史在实物附近涌现，也默默遵循由远及近的讲述逻辑。诗一旦找回了曾经覆盖在实物身上的尘埃，就能够赢得一次启程的合理性，同时，不被读者察觉地，将自己作为当事人关于陶罐的记忆掺入其中，也就顺理成章了。关于这对陶罐的历史一下子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陶艺的早期气息与交易，一是当事人介入陶罐的身世之后附加的记忆与感情。读者甚至有理由相信他在谈及了陶罐的前生之后必然涉足这对陶罐对他本人到底构成了一段怎样的感情史：历史在先，作为铺垫与起兴，而感触在后，轻松收获历史挣下的红利。
创作以牢记历史（教训）为目的，就会涉足破罐子破摔——为何走到这一步——的反思，令人遐思那彩陶罐里装载着文明的碎片，尽力追述其由来以及自己作为继任的主人（收藏者）得之不易的波折，这个朝前看的写法会不断以搜罗他人的轶闻为手段，来丰富眼前小小器皿何以了得的根据。但突然要编制出一个有头有脸的历史人物或情节，就会把把玩多日的小东西变成了穿透迷雾的介质，这种写法虽然有嚼头也够庄重，但可能显得有点装和空，历史化的对象会阻碍自我（个体）命运的渗入。他适可而止于历史与现实的共谋。确实，对他来说，由古及今的办法才好解开心头疙瘩，尤其是对于诗的第一读者来说，有一团历史烟雾作掩护，就好托底交出自己的心声。所以，其他读者在复原作者与彩陶罐之间的对话进度时免不了要扮演第一读者来体察作者是否话中有话，借彩陶罐的耳朵来探听第一读者的内心想法。
他并未将对象限制在某一时间区段，或可说，拿彩陶罐的哪一段历史风骨来说事，他并不讲究。此一做法确实也有冒险：这一对彩陶罐只有一次机会在诗中亮相。他不会在第二首诗中再谈具体时间中的陶罐轶闻，因为它在时间上已经用光了积蓄，因为诗初步面向它们时就竭尽最好的素材与场景，并不打算留有余地。这是一场对话，但又开放为这是讲给第三者听的喃喃自语。娇小的、女性化的彩陶罐作为一件藏品，带给作者最原始的占有欲之满足，就好像一个命运主宰者来讲述自己的慧眼和恩情。但凝固在这一物体上的人情越来越缺乏被人理解的机缘，收窄的历史窗口和收藏者的花销或创伤都在物体静态化的趋势中脱离人的主宰，这时，如果收藏者不讲述其由来、不介绍其梗概，彩陶罐就纯然成为摆设了，也就谈不上它们属于一件物美价廉的称心如意的礼物。
陶罐经过诗的介绍后已变成非凡的容器，进而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礼物，日后，将这对陶罐送人，同时送出的就少不了这首诗。陶罐被诗点染了一遍，一下子就变成了双重意义上的礼物：首先，它们是历史劫难中的幸存者，属于历史给予人的礼物，然后，它们在诗中执行了一个礼物化的仪式，连同诗一并成为价值不菲的礼物，或谓之，诗添加了陶罐本身所不具备的精神属性而强化了礼物价值有另外一种评估方式。下一任主人闻见这份礼物的分量，定然会依傍于它所激发出来的诗（以及这首诗激发出来的诗人形象）。表面上的、物质意义上的礼品却用另一副喉舌在说明诗作为礼物的内在价值。诗，抬高了这对娇小的彩陶罐的待遇。而在弄清它们将催生一首怎样的诗之前，诗人确实有一个机会反顾咏物诗的变形记。
彩陶罐的身世——个体的历史风尘——连及普遍的历史感眼下都成为礼物的附庸或皮肤。在谈论一个实在的物体时，注入情感的气流往往要采用撒一把历史彩霞的手法，也即，为这个物体指明一段前世因缘，既可赢得娓娓道来（或便于娓娓道来）的目测距离，又可使之人性化，复活了的时间即便仅在语言层面显灵，也足以使物体的可谈性得以恢复和丰富。这种倒叙方式确实在有生之涯与此刻的人生边缘之间提供了弹性轨道，利于记忆发挥其妙用，把不断激起的历史花絮弹制为今时津津乐道的毛被。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分辨一下，谈论历史时我们是不是经常走神，因为这个题目牵涉到太多的玄机和变数，有时为了炫技，我们也会从历史汪洋中扯来肆意的风帆，幸好，彩陶罐的硬朗缓和了历史的漫无边际可能带来的迷失，凭着其确指性执行着一个作者早已拟定的计划。如此看，彩陶罐就成为一颗准星，为历史屡屡转化为礼物提供正确可靠的方位。
但另一个情况我们也得了解：即便是明摆在眼前，确凿得很，彩陶罐的可谈性/可写性也异常丰富，并非铁板一块。作为一首关乎彩陶罐的诗的读者，我们可以观察诗人触及了彩陶罐这一标的物的几多特性，以了解就激发当事人的情感丰富性而言小小彩陶罐的个体历史并不输给广袤无垠的人类历史。这也在提醒我们如何阅读一首诗：一首诗不也是一只（一对）彩陶罐吗？我们在细读一首诗——比如就是这首诗——时围绕着诗中的关键意向，并不需要逐字逐句地拆解、追究，只需谈论这首诗的生成条件，尤其是作者触发写作欲求的前奏阶段和兑现这一欲求的写作进程受到哪些观念的影响，就算得上一次诚恳的审美活动。我们欲进不进，停顿于谈论这首诗的诗学观念（写作愿景）与它的兑现之间，也即，停顿于如何谈论一首诗与如何谈论一首诗的成分（比如字、词、句、章节形态、比兴手法）之间。我们其实刚好停顿于谈论一首诗内在详情的急切心愿与有意滞延进入一首诗的颈项而左顾右盼之间。审美的新法则就在左顾右盼之际流露。
这里还有一个未经验证的有效经验：当我们在一首诗中波及的前期时间越多，也即历史时期越长，除了为记忆的抖露提供充足的空间之外，还为文本日后运作、诗艺的咀嚼提供了对等的未来时间面貌，可以想见，出于一种平衡的审美准则之考虑，一个前置时间太长，必然会要求一个后来的时间与之中和（折中），并且在意识上会有意拉长这个未来之时间管道，默默遏制住历史时光一股独大的不利局面。从诗的章节形态上入手，诗人往往会用一半篇幅回忆历史，而另一半篇幅则用来折叠历史的反面。
意识到历史——或简而言之过去的一截光阴——作为写作素材（调料）的好处之际，诗人就面临着怎么用好这种材质的挑战。怎么用？这可不是一个仅仅关乎到诗如何开头的问题，好像品尝了一种成瘾的微量元素之后，就不可舍弃和戒除，在诗的其他部位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股时不时用一点这种奇妙粉末的冲动。我们的确要细细碾磨出其他的粉末来替代历史颗粒，不彻底沉醉于历史化了的真挚情感模式之中。
在历史与现实的较量/交流中，对等篇幅的处理往往意味着历史变成了有效的调料，成为当事人不妥协于现实的一个说得过去的根据。恰到好处、讲究分寸、阴阳相调——诗人设想过这样一首诗的架构，然而在这个U形连通器中，只要诗人的双手稍稍偏倚一方，历史或现实均可把对方的份额挤走。问题不是出在历史有多好而现实有多糟糕，或者相反，而是把持两股源流的诗人如何巧妙地做到泾渭（经纬）分明。读者也设想这样的情境：诗人此时此刻面对静默的一对彩陶罐，他将如何唤起静物的生命气息呢？将如何开展一次双向对话呢？他和彩陶罐已经默默相视很多天，该说的悄悄话想必早已道尽，可现在为了一首诗——类似于考虑了旁人感知的公开声明——又得重演一次对谈，在这次重演中，为何还需要一次涉及过往身世的寒暄作为铺垫呢？为何不直接就诗人当下的某个心结向彩陶罐诉说呢？
值得读者警觉的是，“历史”也是存有分歧和争议的领域：既有想象的历史（譬如想象彩陶罐在奴隶市场上的一次拍卖），也有默默对视、沾亲带故的情感历史，当然还有意义的历史，也即彩陶罐超出其物理属性而日渐丰盈的作为记忆的馈赠品（礼物）的历史进度。还有一种隐秘的历史感在作怪：彩陶罐只是早期文明的一个缩影符号，诗人要的不是彩陶罐如何的饱经沧桑之美，而是透过它们这一历史的产物看清“史前期熏烟之气息”，看清刀耕火种的早期面貌。不妨说，写一首诗向早期文明致敬的计划刚好利用了一对娇小的彩陶罐，而彩陶罐并不必然是这项计划的实施步骤。
抛开历史的出身，彩陶罐几乎就是一对摆设。而触及这个历史的关键或想象这对容器里有一股子倔强的历史风云，会让诗成为聪明的摆设。在诗与硬物之间，穿插一段历史的画外音/图像，很显然，既古典得有声有色，又能攒够诗之序曲所需的一阵鼓点。对彩陶罐的态度，不论是审美的，还是道德的，决定着诗人的历史观。读者由此作非分之想——比如诗人对保留在身边所剩无几的物件（尤其是不值几个钱）的眷顾——认为诗人突然写起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物件，并由小及大揭开了历史与现实的双层伤疤，极有可能是他在履行一次郑重的告别仪式。对历史谈得愈多，而赴死之心愈切？要不，“所为何来”的自问，包含了人生苦闷与徒劳的辨认。
如他在一篇短文中所言，“我们都是泥土的动物”，在这里，他再度试图确认众生平等的价值理念，把一对彩陶罐拟人化以便增强对话效果而容身于诗的同时，完成了两个隐含的目标：其一，彩陶罐与人是平等的生灵，甚至前者的自由已经超脱于后者还局促于泥土的困境；其二，彩陶罐被理解为女性（雌性、阴性），似也告白了床榻之侧柔情似水的空缺，或者为日后将它们赠予一位神秘的女士留下了二者等同视之的悬念，而在它们尚未成为送出的礼物的每一天里，作为亚女人符号（“自由的精灵”、“绝美的象征”）实属一个最起码的补偿与告慰。只不过在这种明确的凝目之际，把知己的形象全部押在这对无言的宠物身上，或往大一点说，押在一个想象中的女性身上，也是人生中最大的冒险。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女人并不是一解知音之渴的灵丹。或许在某日端详之时，他的脑子里有过惊鸿一瞥，想象到制造这对彩陶罐的男性工匠（早期艺术家的代表）才是知音，这样做才是讴歌这对彩陶罐最好的方式。但彩陶罐在诗中的使命已不可逆，彻底地女性化了，这种彻彻底底的交付，实际上也为诗的倒数第二行做出了保证。
然而，严峻的现实情况是，把视野放在史前的那对彩陶罐并不是由一位可信的艺术家制作的，而更像是一些奴隶在手工作坊批量制作出来的小小生活日用品（无需丝毫的艺术发挥和情感投入）。要飞跃至史前找出一个知音——共同分享彩陶罐的光彩——并不现实，因为在自由市场上，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都很可能只是凡夫俗子，二者均非在评估一件艺术品的底色。诗人后来放弃了这一设想：把彩陶罐的史前制作人当成知音来写。但这方面的丧失又造成了另一位潜在知音的可塑性：前一任藏家。但一想到彩陶罐的流离失所，以及不断交易所对应的颠沛，他很快就中止了对男性知音的瞎想，继续回归彩陶罐的表面形象，以找出知音匮乏的日子里艺术的魅力在哪里。
不过，从诗起兴的第一行“遭难的”这一修饰词来看，诗人似乎还有另一件轶闻未说与我们听。这里当然有太多的可能性，但稍有不慎，就会剑走偏锋，被太过具指的史前故事所钳制。比如设想使用这些彩陶罐的是一位落难的奴隶主的女儿，由于某些政治原因，家道败落，而沦为奴隶，和她曾经使用过的生活用具一同成为奴隶市场自由交易的物资，一并陷入“遭难”的境地。但诗人克制住这一浮想，而把“遭难的姐妹”锁定为另一些彩陶罐，而不是这对被讴歌的彩陶罐的女主人。但是，排除人的遐想，即便是物品的拟人化的“遭难”，也富有波折感，足以吊人胃口，引发他人的同情。这是一场怎样的劫难？诗人并不言明。但把彩陶罐身世的第一步放在一个关于“遭难”的叙述策略中，还是起到了赋予死物以灵性、赋予无序诗句以紧凑节奏感、赋予当事人怜悯之心的由头的种种奇效。它们来自一次交易，并因此丧失了自由：变成了类似奴隶的贱卖品。并由此踏上了漫无目的的寻主之旅……直至来到诗人的案头与诗中。诗人作为截至目前的最新主人，将彩陶罐“赎身”而出，从历史火炕中拯救出来，在他有生之年，彩陶罐的历史沧桑弱化为个人的记忆之痛，却又因彩陶罐作为历史性礼物这一特征而达到了止痛的效果，并直通自由之化境。由于诗人作为关键买家，帮助彩陶罐从历史链条的无限性——同时也是对商品的有用性的挤压——中挣脱出来了，完成了擦干眼泪改头换面的洗礼。
它们是绝美的，现在又是自由的，而中间有那么一段不那么自由的历程。加在自由身上的人力——使之变得不自由，这种外力来自货殖的本能冲动——后又被艺术家（诗人）目光力所能及地祛除，而重获自由，重获物品无用性的光辉和尊严。但是，诗人反思的胆识恰恰体现在对自己作为救赎者角色能不能为彩陶罐找到最好的归宿这一自问中。第三节第一行的“请原谅”打破了天作之合的一厢情愿。诗人是理智的，甚至是自卑的。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将是历史链条的一环，在他死后，彩陶罐又将开启赴汤蹈火之旅。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必死性和不死性还不是讨论的焦点，可以先放下，值得讨论的是“孤独”这个问题。或者说，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救赎”的可能性。而隐含的基本命题包括：孤独的人因救他者于水火而必将被他者所拯救——救赎其实是一个相互给予的机遇。在确立了人所谓施救者角色之后，人的孤独并未减弱，渐渐地，他会体验到一次必要的报答就要发生了：救他人者必被他人拯救。
彩陶罐曾经被遮蔽的人性光辉（无用性）得到了一次擦拭，相当于被救赎了，但是，救赎它们的人陷入了孤独之中太久，又得靠什么力量来救赎自己呢？诗隐约给出答案：善有善报。在跟彩陶罐的对视之际，人的救赎可能性至少能被看得见，因为救赎既然可以发生在彩陶罐身上，那么，也有可能在人这里重演。即便不是身心自由的极大解放，但也可能得到起码的宽慰：从被救赎之物那里看到救赎的力量所在，看到救赎的机缘犹存。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只是没被现在发现而已。但已然在过去至少发生过一回。
诗极为匀称而稳妥地记载了救赎的发生，“感受”-“感悟”-“感慨”联手上演了一唱三叹的情景剧。这是单方面的自我心境的发觉，凭借着对彩陶罐的想象，赋予对象的象征越多，人的感受就越丰沛。这对彩陶罐不正是诗中所言的“曙光”吗？“感受一株人文花朵伴随着曙光初露破土而出”这一行在诗的中心摇曳，笼统而含混地宣告了人的感受的起点。史前文明因这对彩陶罐的存在而得以证实，但这只是感受的第一层级，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文花朵”、“曙光”这一类词语的其他涵义的渗入，就好像彩陶罐形象搭建的身后吊桥已断，往前走，必须又有新的构想。
但感受者很快警惕到尊重他者感受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彩陶罐在完成“自由的精灵”、“绝美的象征”这一塑形和定性之后，诗人得到了应有的感受，而且这层感受已经把叙述者带入了诗的中心。此刻，他猛然发现到缄默的彩陶罐姐妹也可能听见诗人借自由之名欢呼的只是这个人自己的胜利：这人太钟情于自我感受，而忽略了彩陶罐的心声。“感受”的丰富性就体现在这些枝桠上。对人的感受的确认构成了诗的一个中心，但并非唯一的中心。接下来他不得不解释彩陶罐在他这里得到的为何是自由而不是再度陷入被奴役的历史困境。换言之，他在第三节的第一行采取了两个策略来平衡“感受”带来的得失，尤其是要清除不必要的噪音（删减感受的某些枝桠）。一个策略是“啊”的第二次运用，此举起到了复沓和规整的效果。另一个策略就是“赎身”这个一厢情愿的说法，为人的感受的正当性正名。“赎身”这个说法作为诗的另一个中心极为关键，既是行文递进的需要，也是自我困境观察的触须。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遭难的姐妹与“孤处的我”相逢了。也只有为这对彩陶罐设想出一个历经磨难的历史，“孤处的我”的出手才显示出正当性：就好像帮助那对姐妹从历史火炕中跳出来了。人于是扮演了一个在位置和话语权方面更有利的角色。一个恩主的角色足以平抑人为了自身感受的丰富性而侵扰了彩陶罐的既然世界所造成的抗议。彩陶罐欠了人一笔感情债。但人还是请求对方原谅。原谅什么呢？原谅它们再一次双双被拽入了孤独的绝境。跳出了火炕，却又陷入了人的孤绝之境。“孤处的”这个对“我”的唯一的修饰词确有值得原谅之处，这不是最佳的门当户对的结缘形式。这也不是历史的崭新一页。除非“孤处的”积极意义远胜于消极含义。
自由与绝美，这就像是一对普世价值的组合为彩陶罐姐妹的现身提供了妥当的借口，获得彩陶罐就是为了获得自由与绝美，二者是一体所系的，但是，在营造了诗的脸面和颈项之后，“孤处的我”有必要发掘与自由、绝美有别的其他属性，以便切实地把彩陶罐的际遇转化为他所能私密觊觎的对象。也许，“秀色可餐”就是介于有用性与无用性之间的节点，为救赎的本能添加了一个利益的有力注脚。这对物化为无言客体的姐妹填补了一个欠缺的空位，或可说，反衬了这个主顾身边其他女性的匮乏。但诗并不因此阳奉阴违地意淫着，这是读者务必要注意到的一点阅读伦理。他坦言这对僵化的姐妹——被陶土完全地物化而不可能被疏离出来得到彻底的救赎——只是“歌舞队”里的演员，其窈窕之状仅限于“田园之歌”。在这里，田园之歌不再是对自由与绝美的挖掘，而是在普世价值之外另寻人生的娱乐。歌舞队里的窈窕淑女其实是匿名的，是消失在人群中的人，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眼睁睁看着那对姐妹瞬间脱离了自己的掌握，成为他者的一份子，而他作为这项可持续演出的节目的观众之一亦未被娇娆的姐妹从人海中挑选出来讴歌。她们演绎她们的，他看他的，两不相碍的局面难免令人生疑：所为何来？
于是，读者回味“请原谅”这一说法的深层含蕴。落入此地、落入他手，看起来并不是彩陶罐最佳归宿，尽管赎身是正义的，但被救赎的对象并不必然就感激于这一个新主顾的光临。与“我的案头”这个说法不相称的是，彩陶罐至今还不是归属于“我的”：它们太过耀眼地以对视于“我”的“你们”这一人称复数存在。甚至它们打心眼里还瞧不起“我”，自顾自得地排练它们的演出，并不是专为这个人，有时竟然会莫名地中断，中断他对它们的想入非非。“随时继续”的潜台词当然是随时中断，我思故它们在，我不思它们也在，由不得我。它们似乎不忠实于它们被救赎后必须要予以报答恩人这一古训。它们既不是平等于他的，也不是他亲生的，这两个缘故都限制了他对它们的进一步遐思。既非红颜知己，又非掌上明珠，这正是一个施救者的两难处境。他力图在自由与绝美之外的价值范畴里寻找出路，但看起来收效甚微。
田园之歌太宽泛了，也是一种俗世的游戏，它并非打开诗人心结的良方，残忍一点说，把它们纳入田园之歌的地步实际上是在暗暗地诉说它们对诗人太见外了，宁肯扑向广阔的人群，也不肯献身于他所中意的美的事业。购买这对彩陶罐的那点私心——公心已为自由与绝美所代言——结果被田园之歌捣碎了。尽管田园之歌也挺好看/听，但这是旷野上的匿名（且又躲躲闪闪）的表达。仿佛彩陶罐通过田园之歌在寻觅它们真正的追求者，而诗人不是两厢情愿的意中人。
诗的四个小节中每一节都有三个长句——请摆脱逗号带来的对句子的常规认识——或者说，均有三行除了行末有个标点外，近二十个字左右了每一行的呼吸节奏。这种章节体态上的匀称性暗自输送起承转合的配方，仿佛只有写得匀称体贴，才对得住这对彩陶罐，从经验上也可牢牢把持行进的方向，换言之，实在无话可续之际，凭借匀称的体制也可发展出并不会太走样的下文。这种分节形式基本上遵从了常规套路，老练而实惠，快速写出“自由”、“绝美”的前两节之后，已然受益于这种情感分解模式，尤其是看到舒缓而巧饰的句子听命于这一框架，诗人不禁得意于彩陶罐找到了最佳的归宿：这首诗不正是它们的至福之地吗？但同时怅然若失的是，句子的耕耘并不必然造成舒服的结尾。第三节当然是一个转机、一个关键，这是涉足自我的一个机会，在这里整合每一个词的多种意蕴，使之贴切而明朗，直指当事人现实状况，乃是当务之急。处理得好，这首诗的长度可能是2:4的比例，也即在自由与绝美的抖擞之后，自我的认证会在篇幅上双倍于前两个小节；但如果沟堑太多，跟彩陶罐达成的共识不够充分，质疑的成分占了上风，就免不了出现2:2的平衡态势（从而构成前述的U形连通器）。
一对彩陶罐不分彼此，作为一个整体摆在眼前，尤其是它们不输出现实的友谊而念念不忘历史风云，这对于以之为歌咏对象的规矩之诗来说，已构成了压抑之阴影：彩陶罐和观看它们的人之间的距离不可能再近了，生活的镜像不能更多地借此涌现，施予彩陶罐的和蔼目光最终躲藏于众多群众无所思地观看陌上歌舞队的目光丛中。他妥协了，也可谓胆怯了，在“田园之歌”响起的刹那，现实之苍白暴露无遗：那两位“双臂支在腰臀”的窈窕淑女并非只为他一人演出。怎么会突然被陌上歌舞队这一形象所干扰？难道是腼腆于直面相对而手足无措，不得已把性感的女孩放进一个略显安全、以免尴尬的大众场合？这一安排估计是性格使然，在欲望似是而非的释然之际，他也彻底丧失了对彩陶罐的进一步亲昵的权利。彩陶罐既是历史的又是公共的审美对象，这一判断受到句法结构的迫使，他已无力回天把这对彩陶罐变成呢喃的琥珀。
虚荣未曾得以满足，现在，还存一线生机：把这对彩陶罐当作一个提示，向外界传递心机——彩陶罐并未占满诗人的心房，请君入瓮，一解苦闷。诗的第三节那个恍惚、趔趄、倥偬——明明看到对象的双臂与腰臀，却又迷失于句法上的转换，被一个类比的场景夺走了言辞的份额——太迅疾地从“案头”移向“陌上”，使读者错失了他本可以大胆吐露心扉的一幕好戏，而且，一旦彩陶罐由此变成了掏心窝的对象，就还可以在另一首诗中反复歌咏。只可惜“恰是”这一太过习惯性的用词挤占了诗人与彩陶罐之间亲密关系发展的空间，就好像生生掐灭了一对萌生爱恋之火的男女那刚刚烧亮的篝火。
他并不毁坏这已生根的诗，昭然于他的失势与他在这样局面下如何创造出得体的尾声之间，一切都陈列在读者面前，为提供给读者关于他对彩陶罐的“发现”只有光秃秃的一言（“发现你们双臂支在腰臀”）而自责，但这还不算太坏，还不是一首坏诗。褪去彩陶罐那朦胧的、招惹是非的胴体形象，或许得到的才是人生暮年的真相。如果能够舔到时间凹处的苦涩，就会更懂彩陶罐作为礼物并非因为其重量，而恰恰是它们永不可能走入人心的这一残酷的现实。所以说，真切的礼物正是“所为何来”这一自问的产生。田园之歌虽秀色可餐——把伊人放入一个歌阵去看时，冲动或邪念才不被轻易发现——但并不能吃饱，算不上最香的大餐与最后的慰藉。已被纳入公共场合来审美的彩陶罐不可逆转地成为时光的小小甜点，却难以应对诗人思念之饕餮。田园之歌的设想有那么一点言不由衷、情非得已，然而，事已至此，他也得遵守句法结构的礼数，以自我的失败与无奈为底线，礼貌而机智地向彩陶罐鞠躬。
从田园之歌歌舞队归来，彩陶罐已不再纯属于诗人了，诗人作为施救人/恩主的地位也动摇了。彩陶罐已没必要对它们的主人无话不说了。彼此生疏已成必然。眼瞅着对小精灵的歌咏变成了咫尺天涯的诀别。“孤处的我”并未改变，善有善报的逻辑机制失效，无时不在已缩减为“工余”：彩陶罐已经变成工作之余稍稍一瞥的对象。二者都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但彼此形同陌路。诗人几乎想象不出在二者关系方面还有怎样的改善空间。非礼勿视的早期告诫逼迫他自问这演的是哪一出。他已看不到彩陶罐的不惊慌之时的表现，所见到的只是沉默，亘古至今的沉默，远胜于人的沉默。除了自由与绝美，彩陶罐带给人的就是永远的苦闷。相形见绌之下的卑微的人的苦闷。原以为彩陶罐走进了人的世界，成为人界的一部分，一如那沉默的“案头”，谁料得到这对饱经沧桑的上了年纪的彩陶罐自成一体，始终以“彼一时空”作对，见证人界的荒芜和孤寂。你中无我，我中无你，这也来得一个干干净净。不能彼此拥有的坏处无非是：其一，再现了人的孤独和苦闷，文雅一点说，就是知音难觅的真相再度显现；其二，不能因拥有彩陶罐的芳心而顺势便利地踏波寻源，以满足对史前期文明一探究竟的胃口。
但是，读者要警觉的是，“苦闷”亦有两种：一种是诗人作为当事人得不到彩陶罐回眸生辉时的无奈与无趣，那是真切的心头针刺的感觉，另一种是言明在诗中的苦闷，这种苦闷因言说的坦率和勇气而不致夺人性命，反而显示出人跟自我的苦闷斗争的壮举。彩陶罐曾经作为一个增量被引入诗人的生活，期待这一变量带来可喜的变化落空之后，生活的进程并未变得更坏，反而，诗人对生命之源的认知因苦涩而更为老到、深邃。不可逆转性虽然令人遗憾，但作为人与物的对话、交际的真相轮廓，作为时间运行的本质，它有利无害，至少，在我们看来，这是诗人代我们受过，预先为我们体验了“不能”与“不可”这一断然决然中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