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俄罗斯久负盛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杰出人物传记丛书”[1]推出了作家、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这部作品甫一问世，就非同凡响，不仅一举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和奖金规模世界第二的“大书奖”头名，而且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印数起码超过六十万册。这的确是一部大书——因为超长甚至显得过剩的篇幅，也因为与篇幅相匹配的内容、思想、对诸多奇迹的演绎和颂赞，借用传主的表述，这部书同样不失为“造书的奇迹”。俄罗斯当代作家弗拉基米尔·齐布利斯基评论说，“这是关于诗歌与散文自身的履历。其余的一切，包括诗人本人的生活，都只是词语诞生前后的种种情形。也正是这些才吸引了作者，并且决定作品能否吸引读者。‘其余的一切，都是文学。’”阅读这部作品，令人“在帕斯捷尔纳克之下得到净化”。2007年，著名文学教育家、深受爱戴的文坛长者尤里·哈尔芬（1929—2014）在《文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创作分析与诗人作为个体的分析相得益彰，使德米特里·贝科夫的著作成为传记文学中极其罕见、极为出色的现象。”
由《帕斯捷尔纳克传》引发的反响经久不息。2015年，帕斯捷尔纳克诞辰125周年前夕，俄罗斯“自由广播电台”与作者展开对谈，称“十年来，当我们说到‘贝科夫’，指的则是‘帕斯捷尔纳克’。这部记述一位伟大诗人和小说家生平的作品……改变了对传记体裁可能性之认知，在一定意义上也让帕斯捷尔纳克重归社会关注的视域，将一位经典作家变成我们同时代的人。”作者对此回应说：“因为帕斯捷尔纳克，世界见到了俄罗斯的美丽，并且为她在二十世纪的遭遇而恐惧。”面对传记给自己带来的殊荣，作者称，这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美好一生及其艺术行为的褒扬，获奖的是他，“我仅仅充当了传递者。”
德米特里·利沃维奇·贝科夫1967年出生于莫斯科，1984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攻读文学批评专业。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已经开始有诗作入选多种诗集。1991年大学毕业后，贝科夫在著名诗人、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生前忘年交和唯一“私淑弟子”沃兹涅先斯基举荐下加入苏联作家协会。耐人寻味的是，此时距离苏联作协一致表决恢复帕斯捷尔纳克会员资格不过两年，距离苏联瓦解的时日则屈指可数。
贝科夫俨然是专为从事创作而生，他具有“七普特男性美”[2]的健硕体格，精力过人，在写作方面异常丰产（据译者不完全统计，现已出版八部诗集、七部长篇小说、多本写给孩子的童话集），他的文学同行称他一只手写诗和大部头的长篇，另一只手为大众媒体撰写评论，同时还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发起“公民诗人”运动，主持电视和广播节目。在俄罗斯，贝科夫也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之一。
2003年9月到2004年6月，贝科夫仅用八个多月就完成了俄文原版将近九百页的《帕斯捷尔纳克传》。惊人的写作速度得自于此前为期一年半的材料收集与梳理，而“希望看到自己和帕斯捷尔纳克出现在同一封面上”的创作动因甚至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禁书”的青春体验，这就像一粒橡树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孕育着长成大树的全部特质。贝科夫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当年《日瓦戈医生》在中学生中间的私下流传。有一天，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女生告诉他：“有人借给我一本‘医生’，让我看了一晚上，我也可以借给你看一晚上。实话说，这本书真是胡扯。”多年以后，作者在传记中写道，帕斯捷尔纳克是幻想的生动见证，与他的相遇如同吉兆，而阅读这部写给“少男少女们”的诗化的长篇应当慢速，“就像它被书写时那样。每天一两页，有时一段就够了，读者一整天都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会听到仿佛是帕斯捷尔纳克直接向你耳边发出的悲欣交集的声音。”很难想象，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否给昔日的中学生贝科夫带来“刹那间幸福的刺痛”，但幸福乃至幸运，实属《帕斯捷尔纳克传》当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贝科夫认为，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属于凤毛麟角的异数，他对幸福的追寻令人怦然心动。
当然，通过一部文学传记，将帕斯捷尔纳克塑造为一个幸福明朗的人，一个醉心于生活的歌者，显然是空前的冒险，既带有粉饰之嫌，又可能进一步扭曲传主的形象，让读者怀疑其整个艺术格局与价值取向。别忘了布罗茨基对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以及阿赫玛托娃之间的比较。这位“六十年代的产儿”认为，与后三者相比，帕斯捷尔纳克不算是大诗人，而是“小宇宙的诗人”，“他的小宇宙的激情，彰显着爱之壮丽，细节之绚烂等等。他的诗行，也是一个小宇宙……作为手艺人，他有趣得简直让人着迷。”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流放期间也曾不无贬抑地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现实观：“一个健康的人，把一切都看作现象：动不动就是雪啊、天气啊、人们行走啊……”鉴于同时代人的评述和帕斯捷尔纳克生平研究在俄罗斯已然蔚为大观，为他这样一位备受爱戴但向来不乏争议的诗人立传，需要的远不只是素材的堆叠、取舍、剪裁，使之服务于立意，更需要体裁的创新、结构的营建、叙事手法的变换，以及统摄全局的超强能力。惟其如此，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米沃什所说的“一切传记都是作伪”，犹如一个“没有软体动物曾经生活在其中的空贝壳。”
诚如贝科夫本人所言，“幸福也可能是有失分寸、不合时宜和自私自利的，这样的幸福不啻于凌辱。”人是意义的动物，幸福的伦理学要义在于真正摆脱了外物施加于人的满足感，继而成为是其所是的那个人。在写作过程中，他似乎预见到了传记潜在的危机，故而从一开篇就采取了多种文体乃至多元的价值立场。他将文本、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力图运用一种内在生成的语言，以分析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方式分析其生平，从而打破传记体裁通常所依凭的线性时间的单向叙事模式。他选择夏天作为大自然繁荣与慷慨的象征，作为对诗人履历和精神气质的“模仿”，将明显区分为三个时期的夏日之光抛洒在“幸福的人”身上，整部传记相应地也分为三个部分：六月——世界的正午、生活-姐妹、暑热和针叶的小树林、像“云朵滴落在印花布上”的爱情、印象主义的光与色的碎影、时代的翻覆、乐观精神的革命悲剧；七月——诱惑、城里的夏天、“瘟疫时期柏拉图的会饮”、斯大林的三十年代、恐怖剧、所有的一切相互怀念；八月——延续四十年的少年成长期，归结于患难、忍耐与盼望所催生的一部长篇童话，犹如苹果树自由地开花结果，被果实压弯枝条。这是一个人在尘世间可能经历的变易，是充分的成熟，最终上升为宗教成分十足的变容（преобржение）——并非教会意义的，而是个体意义的。三个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夏季（传记文本也在这种时空体中不断滋长，大有将“贝壳”撑破之势），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关的所有重要转变和奇迹，都发生在这个季节，尽管帕斯捷尔纳克笔下与生活中从来不乏俄罗斯的暴风雪，他的春天和秋天也同样充满奇丽的意象和生动的气息。
与季节的隐喻相对应，作者的构思也从三条路径介入而得以实现：首先是逻辑的，其次是审美的，最后才是价值层面上的伸展和收束。三者相互衔连，贯穿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一方面揭示出诗人的诗学特征，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一个幸福命题的论证。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名诗《在医院》。在某种程度上，这首诗也可反过来佐证贝科夫的构思。1952年，诗人突发心肌梗塞，备受折磨。病愈四年之后，他在诗中想象和预见着“病床上的结局”，并把感恩的凝望投向窗外，在那里，霞光像火灾映红了世界的道口：“‘上帝啊，你的这些事业/何其完美,’病人暗自想起/这些床褥、人群和墙壁，/这死亡之夜和夜的城市。”当听到诗人流着激动的泪水，转向上帝发出礼赞，我们并不会感到突兀或造作，因为这是事件发展的结果，事件将人裹挟，合乎逻辑的选择除了礼赞并从中获得崇高的美感，别无其他。诗人相信，相对于当下，还有另一种现实。而美则是通往幸福与信仰的终极道路，引领人在永恒事物中获得支撑。由此可见，作者与诗人之间潜存着某种互译关系。或者按照巴赫金的理论，传记世界是个未封闭和未完成的世界，它不具有独立于统一且唯一生存事件的稳定边界，因而这也是传主与作者共属的世界（参见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通过诸多奥秘的解译，作者和诗人一道参与了世界的构建，出色地诠释了诗人的艺术哲学和生命哲学：将一切灾祸视为意外的幸福，灾祸降临之际，即是内在本质浮现于外之际；最大的灾祸是死，只有在濒死的绝境，人才能真正认识世界，认识上帝的圣容，从而成为一个活在上帝中的幸福的人。
此外，按照整体布局的逻辑和命运的逻辑（如果有的话），贝科夫精心设计了八个相对独立的章节，用以呈现帕斯捷尔纳克在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精神困惑，以及借助艺术创造而展开的左冲右突。这八个章节拥有一个共同的命名——“镜中人”，从马雅可夫斯基到茨维塔耶娃到阿赫玛托娃乃至斯大林，这些离他或远或近的人物确实像镜子，反映并塑造着他的面容。与此同时，每一面镜子也会映照或吸收各自不同的影像，芸芸影像汇集起来，足以形成更多人物关于历史与事件的丰富见证。
这些同时代人，有的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国家的进程、文学的命运，更多的却是卷入了时代的旋流，倏忽即逝。但他们无不曾鲜活地存在于当时的岁月，浸淫其中，透散着随同时光消逝而无可追忆的独特气息。当你打开这一面面镜子，那些久别人世的形象似乎触手可及。德米特里·贝科夫在“镜中人”中营造的正是此种近乎迷幻的体验，使读者恍若置身于往昔，看到的是昔日的人们，听到的是他们的声音。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名社会直觉天生敏锐、并不排斥社会交往的艺术家，则始终居于各类遭逢的核心位置，就像一颗恒星，众多行星由于偶然或必然的机缘为他所吸引，环绕他，各自闪烁，或明或暗，周行不止，偶或还有激烈的碰撞，甚至相互吞噬。就这样，贝科夫复活了年代久远的印象和破碎的记忆，让人对越来少的人与事知道得越来越多，并且再现了一片色彩斑斓的俄罗斯文学星空，早在近百年前，这种景象就已出现于帕斯捷尔纳克笔端：“讲完可怕的故事，/它们留下准确的地址，/敞开门，相互问询，/像在剧场里一样走动……”（帕斯捷尔纳克：《夏夜群星》）
巴赫金曾经说过，“传记是一种馈赠，我将其视为他人对他人的赠予而接受它。”这样看来，我们眼前的传记，首先来自帕斯捷尔纳克对其诗歌同行贝科夫的惠赐，然后则是两位俄罗斯诗人对所有读者共同的馈赠，这是一个充分实现的共时性的行为——凭借人的情感和理智，凭借诗歌和散文的语言，以及帕斯捷尔纳克诗文所独有的音乐和绘画。传记中蕴含着某种双向的授受，对此或许帕斯捷尔纳克也会欣然同意，甚至会主动提醒读者加入进来。
以上所述，只是译者对《帕斯捷尔纳克传》这部大书的粗浅理解，关于诗歌如何诞生，如何生长起来，如何与人相遇，如何在混沌虚空留下吉光片羽，这些问题显然还需要更多翻译之外的专业知识，有待于深入研究，我也愿意并期望就教于大方之家。
自2009年秋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以来，译者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倾注于此书，周而复始的案头工作俨如西绪福斯的劳作。这部传记篇幅宏大，文体驳杂，几乎涉及所有文学体裁，引文十分繁密，全书引用的诗句超过三千行，天才诗人思想火花频现的书信片段殊为难解，传记作者的思维也极具跳跃性，并且不带任何注解，只有若干个增添行文难度的按语。
数年来，除了完成传记正文的翻译，译者为此书添加了一千三百个以上的注释，力求每句引诗均有出处，并查明准确的创作时间（这是解析帕斯捷尔纳克许多诗篇的天然暗记），相关知识背景也尽可能予以简介。出自其他作者的诗文及书名，均查对既已出版的汉译本，书名译法尽可能统一。当工作进展到中后期阶段，我的老师顾蕴璞先生主持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问世了，这给我手头的事情带来了便利。在坚持独立创作的前提下，对前辈译家的适当借鉴无疑是自我提高的重要环节。传记中引用到《日瓦戈医生》、《人与事》和《安全保护证》的地方，译者也参考了力冈和冀刚先生、蓝英年先生、桴鸣和乌兰汗（高莽）先生的译本，特此说明并向各位先生表示敬意。他们学养厚重，译文精湛，不愧为我学习的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在艰难岁月里，翻译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维持生计和排解愁绪的方式。他不仅留下了俄语中最好的《浮士德》和《哈姆雷特》，他的翻译观对后世也有启发。针对《日瓦戈医生》英译本在西方受到的诟病，他认为不必苛求译者。这并非他们的过错。“他们和所有译者一样，已习惯于再现字面的意思，而不是表达文字的音色。其实重要的是音色。”是的，重要的是音色！这无形中成为我在复现帕斯捷尔纳克诗文意蕴时的基本原则。此外，在我面对许多文本内外的困难时，他的“在沸水中越来越好”的人生信条，也给予我莫大的激励。
对于译者而言，翻译此书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终于坚持下来，过去的努力大概没有白费。从书房到窗外的广阔空间，仿佛有一条暗径，将我引向此前未曾有过的一段生命旅程，途中的认知与发现，远不止一堆书面的文字。而帕斯捷尔纳克就像一张通行证，像一道口令，让我结识了不少纯粹的读书人，或者未必爱好文学但一定热爱生活的朋友。彼此之间，交流与分享始终轻松自然，而非羞于启齿的事情。另有一些旧友，通过我的近乎愚拙的持守，想必更加了解了一个平凡的人。这样的收获，令人心安，这是译者最初动笔时未曾料到的。
注释：
[1]最早创立于1890年的丛书系列，1924年中断，1933年在高尔基倡议下重新恢复，1938年至今归属于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将近两千部俄罗斯和世界名人传记，对俄罗斯社会文化生活影响深远。
[2]出自茨维塔耶娃散文《记忆之井》。“普特”是俄制重量单位，1普特相当于16.3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