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问民心与天下的关系何解。
他注意到了提问人的姿态，
并不急于阐明他已烂熟于心的主张。
他心想：要抓住这一个启蒙的机会。
哪怕是微弱的希望。
要让对方真正懂得理性的光芒。
试着列举浅显的事例，
一只水獭、一只鹞鹰，或一把艾草。
他复述圣人所倡导的治国之道：
只有两条道，仁与不仁而已矣。
这种看似尖锐的——非此即彼的——见解
增加了一个掌权者接受它的难度。
但他深知一个掌权者——尤其是那人
得到最高权力仅仅是凭着血管里流淌的
高贵血液，或者通过流血冲突，
而不是到民众中演说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的——没有耐心去观察民心向背。
“民心”的跌落、可逆性需要一个漫长的、
几乎超出一个最高统治者寿命的周期才能完成。
即使在这个掌权者也已感到危机四伏时，
他和他的贵戚们还有可能孤注一掷，
以一种更为保守的、血腥的手段
摆脱他们以为一时兴起的麻烦。
圣人的主张并不曾增强他们的活力。
（木朵《孟子如何介入他所处的时代》）
写作究竟可以获得什么呢？通过天赋和苦功获得写作的自由和通过写作的自由最终来到作为人的自由。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的是对后面这个结论的一个追问：通过写作抵达人的自由的可能性，或人的自由是否是可能的？也就是，自由是否是写作的惟一终极？是否这种获得自由的能力是考量一个诗人伟大与否的惟一标准？即，文学最终是否确实可以是自由的，或者也可以是相反，最终是不自由的——如果人的本质很可能是不自由的话。关于这一点，不妨考察一下文学史。我觉得，在西方文学中，最接近人的可能获得的自由的文学，应该是荷马史诗；而最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不自由的文学，也应该是荷马史诗。阿基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这三个人物几乎已经为后世规定了人的尺度，并且揭示了所谓的人的自由的真面目，即如何赢得它，赢得它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以及人的自由的必然局限性。同时也彰明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有时候，一个必死的人，因为他在面对命运的困境时（也就是在面对不自由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甚至可以比神更崇高。因为这一点，可以认为史诗规定了悲剧，又高于悲剧。在人的本质究竟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思虑中，荷马倾向于认为极少数人的本质可能是自由的。然后，与荷马相比，西方文学史中的另一位伟大人物莎士比亚似乎也做到了自由。至少，他似乎赢得了一个写作者的自由：自由、广阔地创造和洞察某种人性。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莎士比亚表现出的人性不是荷马的，而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人的人性。他的哈姆雷特，几乎就是他之后的西方作家：歌德、拜伦、波德莱尔、蓝波、马拉美、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科夫、卡夫卡、萨特、加缪……笔下的文学灵魂的祖先。可以认为，与荷马相背，莎士比亚自由地表达了（现代）人的如何不自由，表达了人的失败。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应该只有庄子和李白达到了古代中国人对人的自由的终极认识：大鹏展翅，忘我又真我地与天地之道同游。即人只有达到非人，自由才是可能的。他们会认为，这才是人的已经被遗忘的本性——人性即是神性，具足了神性。应该说古人的这个认识比西方来得更具奔放的想象。而杜甫是另外一极。与庄子、李白相反，他意识到了人的不自由，主动选择了不自由。主动选择了这种不自由的杜甫选择了在人的尺度上去承载和背负。写到这里，来到了本文的切题。如果说李白的逍遥是承继了庄子，那么杜甫的负重又是对哪位圣人的承继？今天，因为木朵的这首诗，我由此追问，也得到了答案。这篇文章最终要谈的就是这个。我以为，我们之所以更爱杜甫，正是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可能抵达荷马、庄子、李白的境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仅仅只是人。那么，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自由是不可能的，一个因为人的局限而注定不自由的人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杜甫般的承载，大地般宽德、坚忍、苦难的承载，被动又主动地承载。我觉得，因为木朵的这首诗，我认识到孟子更早地做到了这一点，并启蒙了后来者。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把孟子而非孔子作为启蒙杜甫的第一人，是因为与孔子的仁相比，我更信赖孟子的仁。孔子虽然曰，仁，爱人也。但孟子对仁的理解应该更为及物。孟子的仁有更多的对苦难和“民心”的认识和背负，而这才是决定性的。这种仁和仁爱，以及满怀焦虑、耐心的教化很多时候几乎就是绝望中怀着希望。我以为，这正是木朵的这首《孟子如何介入他所处的时代》的精义，而杜甫也正是从孟子那里获得了对仁的认识论上的传承，而不仅只是通过他的时代和生活。
然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诗人，尤其是一个当代中国诗人究竟应该选择何种言语来表达这种最为深沉和迫切的感受和追忆？答案应该是质朴、智慧、温柔敦厚的言语。而这正是木朵在这首诗中所完美呈现的。而要达到这种完美呈现，必定与一个人真实的心性有关。而关于木朵，我可以说，他是我认识的诗人当中惟一具有温柔敦厚这种古典品质的诗人。这也是孔子认为的诗的品质。与木朵相比，当代很多诗人虽然也大啖古典，但在真正心性上却几乎无一不是与古典相背的现代。最极端地说，也就是无德。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诗人普遍地没有什么道德感，因为他们过于自我和唯我。可以说，他们唯一的道德只表现在写作中，或者表现在审美。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也就是诗人如果不修身，要承继古典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厚德方能载物。我相信这句话，即便我很可能做不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诗人不管从何处出发，最终都应该为人类写作。如此，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诗人首先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仁；诗人作为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写作的道德。而这也正是木朵兄的这篇杰作给我的启迪。惟如此，一种质朴、智慧、温柔敦厚的言语是可能的，才是真实的；古典对我们而言才不是虚幻，才不仅仅只是文学和审美。古典对我们而言，首先是人，做人；首先是学习如何爱人。
为此，因为读了木朵的这首诗所获得的启迪，我应该向木朵致敬。
2012-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