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日本学者松原朗在考论
中国离别诗时深有所悟：“诗歌本身就是从唯恐与他人断绝关系的情感中生发出来。”[1]清人王士祯推《诗经·燕燕》为“万古送别诗之祖”，并称赞有加：“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2]离别既是与他人暂时性或永久性地“断绝关系”，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有时却又能惹人遐思、生发诗情，最终以诗的形式铭记离别，反倒更有能力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并被永久性地记住。离别者有可能是至亲、友朋、同学，也有可能是战友或至交。总之，他们也许不是知音，却都是值得真心相送之人；而离别后旋即到来的“伤逝怀旧之情”因光阴和空间的双重阻隔，常常令送别者情不能自，诚所谓“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得辞。”（李陵：《与苏武》之三）世事沧桑，就如此这般尽在其间：既寄居于情不能自，也盘旋于离别之诗。李零的解说很具体：“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旅行，除了双脚，只有舟车，太不容易。你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能理解古人出远门是什么心情，你就读不懂古诗，没法明白生离和死别怎么差不多，亲人为你送行，为什么依依难舍，长亭更短亭，一程又一程。”[3]在古代，送别总是一桩令人唏嘘感伤之事；而送别知音者，却另有一番景致：既有无尽的伤悲，又有少许乐观的期许，诚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之心泯灭了空间区隔，心脏在同一个振幅跳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伐木》的深沉叹息，或许从源头上早已预示：知音乃中国古典诗歌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它有可能存乎于离别诗之中；或者：它就是离别诗推举出来的精华部分。松原朗质朴、平易的汉学研究工作，算得上一个外人在异质的时空中，对这声叹息的遥远回应；而“安得促席，说彼平生”（陶潜：《停云》），则是自己人对《诗经·伐木》的嘉许，是对那声叹息的点头称是，或鞠躬致敬；“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呢（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好是在知音主题方面承上启下的佳作，它显示的，则是一种来自于知音的力量，一种可以让人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宛如瓦雷里（Paul Valéry）在《海滨墓园》中的轻声咏诵：“起风了，唯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Le vent selève,il faut tenter de vivre．）汉语新诗几乎打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触碰了这一主题：康白情的《送客黄浦》、朱自清的《赠A.S.》等作品，在类似于婴儿的咿呀学语声中，将知音主题不由分说地引入了新诗，拥有一副《诗经·伐木》万难想象其颜值的怪异长相；而青年废名的《寄之琳》、青年戴望舒的《赠克木》、晚年冯至的《赠之琳》等诗作，则是新诗在知音主题方面当之无愧的佳品。新诗前辈拓荒在先，新诗晚辈们则紧随其后，并且当仁不让，将知音主题推向了高峰（但不能说顶峰），虽比不上盛唐气象，却在新诗中自有其地位、份额和比重[4]。
知音 知音主题主要出源于人类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在古典中国，每个人都被整体性地编织进儒家津津乐道的纲常之网，在他（或她）的前后、左右和上下，无不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农耕中国按亲疏、远近调配而成的‘关系网’，外加小康理想中健康、亲切的人伦，大体上能保证每个人都处于关系之中。”[5]但现代性鼓舞下诞生的单子式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更多的时候，倾向于以熟悉的陌生人身份彼此相见。因此，单子式个人间结成的关系具有极强的临时性，维系彼此间关系的纽带十分脆弱，完败于时间、空间和情感的可能性无处不在。和存乎于农耕中国的孤独相比，单子式个人的孤独在程度上，就更显得更加难以被估量。赵汀阳说得很沉重：“现代人的孤独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孤独不是因为双方有着根本差异而无法理解，而是因为各自的自我都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才形成了彻底的形而上的孤独。”[6]这种形而上性质的孤独导致的难堪局面终于露出了原形：“个人看似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于现代社会，却随时可能梗阻于被现代社会首肯的关系网，或外‘在’于这张无所不‘在’之网……（这）必将导致个人与个人间的相互抛弃。”[7]个人间的相互抛弃带来的孤独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至于让单子式个人直接与他（或她）的窒息联系在一起：那是一种深入呼吸——而非仅仅深入骨髓——的消极情绪。佛说，生命只在“呼吸间”[8]。不用说，深入呼吸的消极情绪给单子之人带来的伤害，必将远甚于深入骨髓带来的创痛——
我曾经焦灼万分，要寻找兄弟和同道，
却看到跛羊在山路上急行军……
（钟鸣：《变形记：纪念曼德尔斯塔姆》）
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认为，要想解决深入呼吸导致的气体性——而非固体性——的“焦灼万分”，唯一的办法，也许是“朝向朋友、朝向天然地与他亲近的人们”[9]。对于曼氏不无幼稚、天真而善良的主张，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更愿意借用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妙论，予以不带笑意的嘲笑：“哦，我的朋友，朋友并不存在。”[10]德里达的观点在事实的层面上也许为真（想想单子式个人间相互抛弃的关系），但曼德尔施塔姆的看法在愿望的角度上肯定为真，因为砒霜的毒性，总是更愿意借重和依赖砒霜自身的良性部分（再次想想单子式个人间相互抛弃的关系）。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新诗写作者中，或许钟鸣才是曼氏的真正同情者，但那仅仅是因为：他也许比更多的诗人懂得孤独与知音间生死与共的关系。十多年前，他对诗歌写作中的对话关系的倡导，对对话关系的意义的深刻阐发，早已表明了这一点[11]。而早在1987年，他就颇有预见性地写有短诗《画片上的怪鸟》；2014年，他对此诗有过并非画蛇添足般的精彩注释：“已故诗人张枣君当时从德国寄有明信片一张，图案是一只鸟撑着雨伞在雨中飞行，样子怪怪的，口呼‘help’，有‘救命’‘帮助’两义。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围绕着文学转，茫然，清贫，內心仿佛也时时呼喊着‘救命’，但也时时苦中作乐，萦绕诗艺和炼句，谈吐也荒诞不羁，像‘运送器官’，‘形象漂移’一类。”[12] “荒诞不羁”的谈吐，还有被“萦绕”的“诗艺”，呼应于怪鸟嘴角发出的“help”：
它达到最高最富丽的一个音符后
再用低音袭击我们，急速而优雅
它的扮相非常吓人，眼球雪白
牙齿漂移，这就是它被刺激后
孤零零地去救命或被救的模样
（钟鸣：《画片上的怪鸟》） 钟鸣倾向于在知音和现代性定义下的孤独之间，建立起无不牢固并且坚定的联系：怪鸟惊呼着“救命”（或“帮助”），祈求着“被救”（或“被助”）。在此，“《画片上的怪鸟》给出的诗歌‘结论’十分重大：‘我’在急需被人‘救命’时，一定有等待着‘我’去‘救命’的另一个同类。”[13]这是对德里达的坚决否定；也是从愿望的角度，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强力声援：正因为不存在，所以必须存在；正因为孤独不可解决，才急需要孤独的被解决。在此，所谓知音，就是暗含在诗作间的对话关系，所谓对话关系，就是心与心的交叉地带，是心跳的密集地带与集散地。
我和你 相较于离别诗的哀戚、感伤，知音主题则更愿意以乐观见长：只要相知相惜，就无所谓天涯海角，也不在乎无边无际的孤独，或孤独的无边无际。这种乐观态度支持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公式：功率强劲的孤独经不起仅仅一个知音者的打击；或者：只要有区区一个知音者存在，孤独就将无所遁形，输得精光。钱钟书所见十分精辟：“奏乐以悲为善声，听乐者以能悲为知音。”[14]知音是一种表情和质地都十分特殊的情感辩证法：它以理解对方的孤独之悲为路径，以期解除对方的孤独之悲；或者：以对方之悲为悲，方能不悲。这个在现代社会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仅仅建基于看似简单的我-你关系。无论是从纯粹修辞的角度，还是心理-本体论的角度，我-你关系都称得上知音主题的实质。所谓我-你关系，就是我与你在心理的角度、情感的角度、经验的角度相互投射，相互交换，我的生活加入到你的生活中去；就是在我和你之间构成一种本质上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绝对的俗人俗世，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心目中有神论的“我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知音主题的迷人之处，正来源于绝对的俗人俗世。它在荒寒中透露的温暖，一种被冰块包裹着的透明之暖，也得之于绝对的俗人俗世：只有通过你，才能成为我；我与你之间，拥有一种理解性的互相搀扶。当代诗人李海洲给同为当代诗人的宋炜写有一首诗，正淋漓尽致地将我-你关系呈现了出来：
你是一个天上的人，偶然落在重庆。
你是半部古书中的夫子
隔三差五地盗版前程。
……
纵酒狂欢多少年？
天才的寂寞相互无法读懂。
从飘逸到飘萍，世俗拒绝你
或者你用世俗诟病清澈的内心
武装莫名其妙的诗意和戎马。
……
唉，什么时间我们关门喝一台
只两人，取大酒。
谈谈往事，论论彀中的天下英雄。
什么时间我操刀在手，割牛睾丸两只
为你换下病根。
（李海洲：《山中晨起寄宋炜》）
“我”在真实地对“你”说话，“我”也在想象中和“你”面对面。“我”能真实地感受到“你”有多冷，“你”也能体会到“我”究竟有多热。无限的深情、惆怅、感伤和痛，但尤其是难得一见的理解和激赏，尽在其间。这是一种不打折扣的假独白，因为真正的独白就像自恋的那喀索斯（Narcissus），“在水中的延伸使他麻木，直到他成了自己的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servo-mechanism）……他全然麻木了。他适应了自己延伸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15]《山中晨起寄宋炜》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封闭性的假独白，那是因为表面上的独白实际上被期待中来自对方的回话所支撑。回话以其期待特性，但更以其处于期待状态之中而虚拟，却又因其虚拟而真实：这种情感辩证法层面上的递进关系与转换关系属于诗，属于诗中的知音主题。它因单子之人相互间不可更改的临时关系，得到了强化，并且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将不可能的化为可能，既是单子之人念兹在兹的大念想，甚至唯一的念想，也是诗对现代社会必尽的义务。在此，知音主题或我-你关系不仅具有情感或诗学色彩，更具有社会学和伦理学内涵，并且是一种加重了语气、喘着粗气的内涵，几乎达致不容商量的境地，暗示了“天涯若比邻”随身携带的那种乐观感。
我们 我-你关系是知音主题的支撑物，但它在修辞上有时并不出现标志性的“我”和“你”，而是“我们”——
它（即怪鸟—引者注）的饱食使我们觉得这世界空虚……
当雨点敲打它的头皮时，我们清醒而忧伤
但我们内心的骚动却得到一致的宽恕
（钟鸣：《画片上的怪鸟》） 仔细品味，便不难发现：“我们”是“我”与“你”的高度性集结。这是对我-你关系的强化：“我”不仅跟你“你”面对面，“我”还要与“你”彼此间相互进入，并达致一体之“我们”的境地，就像连体人；“我”不仅在对“你”说话，“我”不仅在等待“你”的回复，“我”还要进入“你”的心间，让“我”的话成为“你”的独白，让“你”的回复成为“我”的话。由此，“我们”将知音主题推到了更为深情的境地；而因“我们”的存在，“我”与“你”都将无惧于现代社会，无惧于无边无际的孤独，因为“我们内心的骚动却得到一致的宽恕”，终于达致“天涯若比邻”的境界。但这已经不仅仅是“天涯若比邻”的问题，而是天涯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相知相惜。
与“我们”代替“我”与“你”或包纳“我”与“你”相比，另一种表述就显得更为极端，因为它将看起来必不可少的“我们”都隐去了：
我说给江南诗人写一封信去，
乃窥见院子里一株树叶的疏影，
他们写了日午一封信。
我想写一首诗，
犹如日，犹如月，
犹如午阴，
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
我的诗情没有两个叶子。
（废名：《寄之琳》） 在此，没有必要考虑废名的佛学背景，也没有必要将诗意往禅意的方向扯，尽管这首诗看上去似乎还真有几分枯寂的禅意。题目在此是关键性的，它明示（而不仅仅是暗示或提示）读者：这是一首跟知音有关的诗。和表达知音主题的大多数诗作相比，《寄之琳》显得不热烈，不深情，寡淡到了有盐无味的程度。废名只想向他意想中的友人（即卞之琳），呈现自己某个时刻的生存状态，或某个时刻微不足道的愿望。这首知音诗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我”（比如废名）与“你”（比如卞之琳）彼此间足够相知，以至于无比默契；“我”发出的所有信号，“你”都能领会其间的深意，并且准确无误。和“我们”想比，隐藏了“我”、“你”甚至“我们”的诗篇反倒更有能力强化我-你关系：“我们”强调“你”“我”彼此间的相互进入，而丧失“我们”后仅仅意味着“我们”的相知不需要任何解释，对话关系处于无言状态，“我”无需“你”回话就知道你理解我对“你”呈现出来的一切。
孤独培植了知音主题，知音主题建基于我-你关系；我-你关系的众多修辞变体却不仅仅是修辞，个中缘由，恰如麦克卢汉所说：“存在主义提出了一种结构的哲学，而不是范畴的哲学；它提出了一种全盘的社会卷入的哲学，而不是个体分离或个体观点的资产阶级精神。在电子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16]这种空前乐观的口气既暗示了知音主题的重要性，又明示了它的紧迫性。
注释：
[1]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李寅生译，中华书局，2014年，第4页。
[2]王士祯：《分甘余话》卷四。
[3]李零：《周行天下·自序》，三联书店，2016年，第1页。
[4]据工匠型学者松原朗统计，孟浩然、王昌龄、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的离别诗约占他们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参阅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前揭，第3页）。
[5]敬文东：《艺术与垃圾》，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6]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2013年，第133页。
[7]敬文东：《艺术与垃圾》，前揭，第18页。
[8]参阅《四十二章经》第三十八章。
[9]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黄灿然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0]德里达：《幻影朋友之回归》，胡继华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1]参阅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50-60页。
[12]钟鸣：《垓下诵史：钟鸣诗选》，台湾秀威书局，2015年，第22页。
[13] 敬文东：《艺术与垃圾》，前揭，第233页。
[1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946页。
[15]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1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