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石壕吏》）
用罗伯特·弗罗斯特对诗的一次描述——“始于喜悦，终于睿智”——来核对这首诗的进程，首先要妥善解决的是：“何谓喜悦？”一种世俗教育早已提醒我们：切莫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更何况，食宿于陌生人家，竟然当这家人的惨况为写作的冲动，这会是何等的残忍？我想，较为妥当的一种办法是，将“喜悦”分门别类，犹如燕卜逊对“晦涩”的种种分类。在严肃的公共场合，伦理学讲义熠熠发光，你是不敢露出小小酒窝的，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一个声音：“救我！”然而，我们不妨偏向另外一种人生哲学：苦中作乐。
当我们承认这首诗“始于喜悦”时，就很可能认识到诗的其他性质，从而为“终于睿智”预备好了一把梯子。我们可以把一种侥幸当作“喜悦”，可以拿诗的部分使命已然完成作为“喜悦”，也可以反观心智因受到洗瀹产生的“喜悦”。当我们根据一首诗来谈论“喜悦”时，就不仅仅是回顾诗所交代的悲惨命运；顺便要进行自我承受力考察的是，在命苦的人的面前，我们能否上演一幕人生喜剧？或可说，大大小小的喜剧能否起到抒解悲苦心怀的效果？化悲痛为力量的说明书上，有没有喜剧的立足之地？我们下意识地判定：在丧礼上，喜形于色是不恰当的。却忽略了“喜悦”的种种用法，切勿让“喜悦”无辜地替狭隘的思想负疚。
从时隔千年的读者立场看，这首诗保有令人喜悦的成分，暂不说诗与历史的亲昵关系，而是就诗的合乎目的的召唤——诗所采取的策略——而言，它可以告诫你我如何描述一种困境，或大而化之为一种命运。就它可以是一种方法论的范例来说，至今，我们都在接受它的返利。只不过，我们中的一些人麻木不仁而已。他们依然纠缠不清于现实与诗的现实。他们力争站到第一现场去哭丧着脸。如今，我们有机会松弛一下，“有吏夜捉人”的画卷已经合上，这样，我们有幸目睹诗的芳容：被遮遮掩掩的诗的画卷可以展开了。
这首诗开始于一种时间性成分的把握，我们可以断定它是在事后写出来的，他需要借助某种连贯的回忆来追溯事情的脉络，于是，他毫不犹疑地选定了“夜幕降临的时刻”，一个饱满的时刻，一个混乱终止的刹那间。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想像其他的端倪：诗最初的曙光还可以撒在哪儿？譬如事发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以之为转轴，吸引前后左右的分分秒秒。考虑到这首诗是虚写“石壕吏”，是被列入系列写作计划的一员，他起步于“吏呼”所导致的失衡局面，落脚于翁妪有别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也有些许疑虑，关于他所听见的“老妇致词”：也许老妇人足够镇定，但所说的内容经过了他的改装。此番言论占据了这首诗的绝大篇幅，也是省时省力的描写一家人遭遇的措施。
这种措施起到了一个维持诗所需要的时间进程的作用：它把“三男”所代表的时间属性口语化、间接化了，使之不产生干扰，各个早先时刻统统浓缩在老妇人合情合理的表述时刻中。继而，诗进入一个落寞的时刻，“夜久”所对等的时间长度与诗所给予的振幅形成不明显的反差，只因那如泣如诉，读者已经不苛求诗人示以更丰富的晚间新闻。这首诗的举措几乎算得上顺应民心，诗人也没必要显山露水于某种疾呼，更无需考虑“孤孙”的抚养问题，抑或是疑惑于这个“乳下孙”的父亲是“三男”中的哪一个。
诗的最后时刻是“天明”，由于它同样被安排得短促，乃至于我们嗅不出这种手法是不是一种有营养的奶汁。“天明”在此并不给予某种曙色，犹如隐喻中所谓的“黑夜已经过去”；但我们应予重视的是，它作为一种次要的或一个便于对比的时刻，为这首诗的进程提供了怎样的服务？极有可能，第二天一天亮，诗人真的就告别了，也有可能翌日倾盆大雨，他不得不再度留宿，然而，诗可以不顾及现实的种种可能，在这里，天明时分，确属一种干净利索的分别时刻。犹如一个漏斗，天明之前大量的信息已经遗落，这时，只剩下“老翁”形象，而这种剩余状况，能够使人比较两个时刻，足以令整首诗壮阔起来，索性当机立断，到此截止。
在我们所写的诸多诗篇中，如果恰好也涉及时间的处理，通常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到“第二天”这种可供比较的时刻，它是对已点燃的时刻合法性的展期与担保，既不使其单薄，归于孤零零，又给予诗另外的生机，就像一条“未选择的路”备用在此。除了要关注诗之尾部“第二天”的现象，还要小心它是否使用得太频密，而你我浑然不觉，以便搜觅到更多的替代措施，好比是我们替那位借宿的诗人另行安排一首诗的闭幕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