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阻。
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
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
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
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
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
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
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
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
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飨。
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
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
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杜甫《彭衙行》）
如果我们奉杜甫为诗艺之最高水准的代表，就会不自觉地连带认可他所给予的诗人生活形象；从他的频频苦吟中不难想像他过着怎样的现实生活，这样，我们就会感到两难：一面是最高水准的诗艺汇集于一身，一面又是此人过着的生活有时太卑微，常常不在广泛而又类似的生活圈内。是否可以得出小结：诗人，尤其是最杰出的诗人们，只好过这种掺杂一些颠倒衣裳的岁月？诗的标准已找到，诗人幸福生活的典范同时在其中吗？在诗与诗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我们不太乐意看到的因果关系，譬如因为写诗，所以他过着众所周知的“诗人的”生活——一种并不乍看上去就叫人羡慕或不时髦的生活状态，如此这般，一种偷换概念的逻辑就喝起了庆功酒：为了写出漂亮的诗，只有经历一次次艰辛得看起来枯燥无比的生活。也就是：对于后来者，诗是他们乐于模仿的，但不打算重蹈诗人的覆辙。我们不免要问：理想的诗人生活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所沿袭的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美妙的经验？跳出这个圈子，我们在哪里能看到一种扣人心弦的生活样板？杜甫也许定了一个宏观的基调，把小诗人们过得有滋有味的生活样态挤掉了：从此，历代诗人都跳不出这种节奏，并想当然地接受如此宿命的各种安排，逆来顺受地，好比杜甫衣钵里就有这一番告诫。为了达成诗艺的无比适宜，忍气吞声地过着非人的年月似的。我们对诗的标准也因循守旧，有了一个感受传统：愁苦易于入诗，也便于成就诗意。一种有别于天真烂漫的欣赏套路建立起来了，人们评价诗的得失往往依赖于处于平淡或极端生活现实中的诗人如何快速地生成自身的感觉系统，在肉体和精神之间轻巧地放下一把短尺。这种反复熏陶的、熟悉的环境对于诗人实在重要。我们总是能在一个自我沉迷的旧环境中推出新我。我们看待世界的新颖正是站在这个老的立足点上。这也是我们寡有变化或很少看到一位自称好的诗人能顺利摆脱一成不变的缘由。熟悉的套路上才有陌生的风景。同时，我们也要小心：一首诗所唤出的图景过于清晰（尽管是读者脑海里一些粗线条）很可能抢夺了诗这种体裁与外套自身具备的清晰轮廓给人的持久魅力。在我们看来，那些能顺利复述苦难生活的诗人总能为全集收入拳拳之心，而那些打不破蜜罐与醋坛的诗人就只能输掉大好光景。当我们重读《彭衙行》时，除了快速地描绘出诗中景色，还能就诗的前因后果说出几番立论上的波折？一方面，我们接受诗中所提供的感人气息，为一个包括诗人在内的小家庭无处栖息而担忧，顺着诗人的回顾，验收着每个熟悉的字眼里掩藏的紫烟，它们竟然能在某种井然有序的场合上焕发出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怀疑诗人夸大了那种艰难岁月的难受程度，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把一对默不作声的鸳鸯说成苦命夫妇的——他掌握住了词所显示的意义振幅与感受程度。于是，我们并非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来观察这首诗在记述苦难生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从诗的布局上看，事先回忆起来的艰难处境最终被一种不时存在的友谊所挽救——这也告诉我们：诗是讲究层次分明、爱恨交加的。可以说，为了突出此后将要交代的情谊，诗人有意刻画了一家人颠沛流离的形状，甚至不惜把一场无伤大雅的雷雨当成小小谴责的对象。诗的两个部分对应着诗人的两个环境，它们保持了平衡，并导致了这首诗与希望有关。想想看，当他一气呵成地倾诉那一路风雨时，对于诗的生产程序，并未因这种持续的愁绪而受影响，他注意了在何时收住涉苦之足，以确保诗不致变成了苦恼的方程组。他把解开谜团的机遇给了自己，在这首诗内，我们也不免庆幸一种友情改善了诗人的生活，同步进行的则是，诗由一泻千里的诉说，妥当地更换了方向，以与它的读者分享加诸诗中的多种因素的耦合与嬗变。诗中所指的那种艰难岁月至少因两个外力的作用而削弱了它带给我们的同情反应：一个是嵌进去的友情，一个则是这首诗是一次回忆的产物。诗正是在这些外力的影响下去寻求歪理的：诗人希望在一次写作中依此看到诗意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光是描写妻小一路同行时的饥寒交迫，而不与某种偶遇的友谊沾边，那么，诗如何处理这种很可能单边发展的事态？他会不会在妻小的具体反应中捕捉到更动人心魄的场景，以便与某种情况汇报形成对视，从而对诗的播撒形成清晰可辨的脉络？而事关读者的是，我们为何屡屡希望在诗的铺展轨道上看到某种平衡：两道辙痕滑过，而非独轮车对泥土的单唱？我们的审美机制是如何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