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常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君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杜甫《燕子来舟中作》）
燕子，除了可理解为时间的象征或它身上负载了一枚抽象的挂钟之外，它因人看待的众多方式而甘愿奉献至少十三种形态，这一点已经史蒂文斯证实。可以是快乐活泼的小精灵，可以是可怜兮兮的独行者，可以是刚刚坠入爱河的准新人，可以是那个鸟国中的丞相……这些可能性摆在眼前，因人而异地纷纷迈入诗的门庭。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吟咏的对象，“燕子”在写作史的早期更像是本来之物，而在今世，则作为一种经人强行赋予意义的符号了，乃至于不从符号上入手，人们就不太会运用“燕子”的种种属性，由此断定：如今的作者不再是自然中人，充其量也只是自然主义者。燕子的形象受到人的不同需要、不同趣味的调遣，而显现出并不真实的一面，而“真实”历来被奉为写作的圭臬之一，这种结果受到了一些写作观念的质疑，持此观念者认为应还燕子以本来面貌。
即便你是一位鸟类研究者，并在今天给一只燕子的腿上绑上一个金属标志，等到后年此时，再次得到绑着同一片金属标志的燕子，也不一定能证明这是同一只燕子的再度光临，说不定，中途有人做了手脚，或者燕子把这片金属标志作为信物给了情人呢，再说，这只燕子两年间饱经沧桑，早已不是当年那只雏鸟了。可见，出现在诗中的燕子极有可能不是同一只燕子，换言之，是不是同一只燕子，并不是诗所强调的目标，并不打紧，燕子只是用来说事的，而不必紧扣燕子的心扉与雄姿。
有时，树上逗留一群鸟，诗不会有丝毫的反应，这会儿一只燕子停在船樯上，远远看人——仅是这两个小小信息源，就足以催促诗人动手，写出一首沾边的咏物诗。迟早都会有不幸中的万幸者落入他的视线——鸟所引发的头绪与鸟是不是头一回光顾并不存在严格的逻辑关系：各种关系都可以强行给予。
这只燕子于是被他当前的心境渲染着，只要轻轻一触，彼此都能泫然泪下，乃至于诗放弃了抵抗，顺从诗人抹上的一层忧戚色彩。读者也不再为这只燕子打抱不平，说不定这只燕子是在为它的一桩冤案鸣不平呢；读者被机械地引入了另一种审美观念之中：燕子在这里是否运用得当？此时，对燕子命运的担忧显得有悖常识。
不过，又有两个问题随之产生：其一，由鸟及人，被强加某种色彩的燕子能恰如其分地暴露人的境况吗？还需要一朵浪花的声援吗？其二，人的命运要交代清晰，是诗的一种使命吗？如果缺乏一只偶然停在船樯上的燕子，光是一个人，命运的勾勒是否无从下手呢？燕子的出现是必需的，还是有益的补充，起着加速命运现形（书面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