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花叶不相伦，
花入金盆叶作尘。
惟有绿荷红菡萏，
卷舒开合任天真。
此花此叶长相映，
翠减红衰愁杀人。
（李商隐《赠荷花》）
也许，他的一位红颜知己名叫“荷花”，或住在荷塘附近，或是他决心对荷花歌咏的传统予以更新，重新主宰荷花的命运，这个既定的时刻属于他，如此明确，但还不属于他的修辞与部署，只有当他把这个时刻抛入诗句所拥戴的尺度之中，他才属于那个美妙的时刻。通过写作凝固的一个时刻要比这个时刻存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确切。所谓确切，就是一种唯一性的发现，以及对这种唯一性的异议进行洞察，所以，当他意识到诗句中必须用到“惟有”这个副词时，他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被某种令人眩晕的唯一性谕令支配，跨入了不可反悔的轨道。
很明显，“惟有”这个词，还造成了一种延迟、等待，把一个预定的时刻推迟，或者说，为了烘托出这个时刻而不得不提供一个早于它的其他的时刻，也即为了这种仅有的特性而给出一个整体性范畴。哪怕是这种从一个圈中找出一个完善的点的做法存在风险，他也在所不惜：他已经深深地被这种“一”的双重性意义所诱惑——首先，它是一种全貌、一种大局观，然后，它变成了百里挑一的选择行为、审美行动。这种挑选的举动也是诗学传统的一部分，为了突出一点，而不得不罔顾其他。
于是，这首诗的开端貌似一种武断的语气，它谈论的是某种普遍的现象，采取的是一概否定的做法，好比是他一开始就置之死地：他毫不迟疑地提升了“相伦”的地位，而不许读者存有对“不相伦”这个反响的合理性幻想。读者在他随后的举例中几乎丧失了原则，一下子举不出反例来摧毁他设置的推理所需的藩篱。在花与叶之间，合理的关联是什么？是遵守植物的天性与分工，还是树立二者之间较为稳定的价值观？当花、叶殊途且不同归（或不同贵）时，会惹恼人，而变成不和谐的二重唱吗？他的否定性尝试取得了成果，麻痹了读者：在诗的前两行之后，读者的反抗意识几乎丧失殆尽，一致地向往着他的意志如何兑现为修辞的妩媚。
诗的第二行打马虎眼，只谈及花叶之间的一场分别，却回避二者共同的宿命：死亡。花叶的关系近似皮毛的关系，入得金盆（奇妙的是作者的意思只说花儿得到了人的赏识，叶子却在原地凋零）的花儿，也不见得比化作尘土的叶子更幸运——因为人们总是忘记打听花朵的感受。在这里，不相伦的例子是花叶的殊途，但同归死亡的决心与法规被推迟发现。可见，诗的前两行在逻辑上太过急切，而留下了隐患，这种办法属于为了一个特殊时刻而捏造一个陪侍的时刻，却忘记这个如花似玉的丫鬟也有出身与尊严。
一番铺排之后，“惟有”的强调终于觅得机会，他也不忌讳这种排他性是否伤了花园里其余奇葩的心。他也许有那么一念之间：即便是判断失误，他也有机会再写另一首赠诗给其他的花儿而使之得到补偿。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歌咏的对象发出的召唤，他把上下文关系的妥帖吁求搁置在一旁，全神贯注于如何说出他心目中荷花的神韵：这是一次亘古至今的咏物诗的竞赛。既要切于眼前的境况，道出普遍的真理，又要高人一筹，在这个节骨眼上嫁接出倍受青睐的异香。
“惟有”的口吻必然促使他继续叩问“相伦”这个审美主题，于是，“相映”成趣：他赞美花叶此时此刻的相亲相爱，互相照顾，并且排除了一种人为损害的可能性——荷花不会被人挪入金盆，莲叶不会被儿童摘下当成一把小伞，不、不、不，这个关键时刻，请别考虑其他的外力，请把心思都放在天真的姿态上。但是，他自己忘不了人的存在，只不过，这个人不是去促成花叶分别的悲剧，而是承担花叶面临死亡时的忧愁。这个厚此薄彼的人，在一个虚拟的、非法的时刻中，扮演的是“入”，就像是人的倒影，或作为人的背景，在他所眷顾的时刻，则袒露他的胸襟，把自身变成一个被折磨的客体，承担着荷花衰败所引发的绝响。
从读者的立场看，这首诗完全可以凑成八句，或在“天真”之后，插入对万紫千红均等性的考察，以熨平自己言之凿凿留下的痕迹，由“天真”这一审美属性漫步至其他的领域，譬如对“分别”的重要性也加以照顾，或者为“不相伦”也充满着温情留下余地。也可以在“愁杀人”之后，再添加削弱这种忧虑的对策，呼应诗之开端设下的陷阱，平衡一个人在对待不同花种时的不公平心态，或者干脆触及死亡的话题，把荷花的命运从一种人所忧愁的宿命论中拯救出来，“愁杀人”看上去很适合充当诗的尾声，“杀”就像是煞尾的一声巨响，是走向死亡的最后一环，但是，它也为读者反思作者处理几个不同时刻的仓促做法提供了一个台阶：“翠减红衰”是一个迟于“卷舒开合”的时刻，这个时刻极有可能是写作时尚未发生的一个经验值，同样是为了配合那个现实的、居中的时刻而捏造出来的一种情境。也就是说，作者在“相映”的主题得到落实之后，实际上又面临一个选择：“相映”（或“相伦”）是不是绝对的美？从这个美的台阶还可以往更美的境地迈出一步吗？修辞的色子停止了运动，而变成了一个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