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绝句》）
我们的处境是，即便不从平仄入手，也有幸从他的诗集中增长见识。尤其是这种看似熨帖平实的诗，更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发现新奇的皱褶。或可说，留给我们的机会并不多，而从某些定论的死气沉沉中觅得生机，就显得更为迫切。对他的诗进行尽心的发现与归纳，实际上最终发明了一个更新的自我：赖以反观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我们的身体上裹着怎样的皮毛。
这首诗看上去整齐大方，集合了美的认识。对于一个同样精通七绝的古代诗人来说，它仅仅是短暂停留在肉眼与屋门之间的屏风：它利用了自己的出奇，制造了一些感觉上的延滞，但这个诗人很快就能逾越这张隔膜，去看到早先诗人所看到的一切。而对于当代诗人而言，我们则要求更小心的对待，首先，我们应力求发现他在这种体制中的感觉与应用的技法，或上升为诗学观念，对于自由诗的写作能提供怎样的启示。
就拿对仗来说，这是他的条件反射：诗必须如此这般地一一对应，或者说，任何的例外都可以被这种成熟的体例所消化、融合。他无需兼顾诗的形式感方面的创新，由此，可以集中精力在这样的诗中总揽诗人的思想。对仗提出了要求：就地取材、即物赋形。我们可以假想这首诗当时处于的那个环境，一个诗人立于屋内，听见了鸟雀的呢喃，他也意识到这是冬季里的天籁。凭此信息，他就足以转化出生活中的欣喜。
我们当然可以想像，他当时所见所闻的事物不止诗中所告示的，在他动笔前，他有太多的选择，在塑造某种欣喜的形貌时，他有太多的旖旎可资参考。如果我们认为这首诗启齿于“黄鹂”，就不免设身处地想一想：什么可以与之对应？恰好有“白鹭”，他告诉我们。可是，缺乏这种便于搭配的对象，这首诗就会遇见最初的困难吗？如果他虚构了这白鹭一行，我们能看出来吗？或者说，由此，这首诗蒙受了损失吗？
如果他不是在一个绝句系列的写作情绪之中，当时仅仅有黄鹂而没有其他的鸟雀，他可能写一首律诗吗？也就是说，“黄鹂”所提供的印象可能不会在诗的一开头就得到体现，而是深陷在律诗中的某个环节中：“黄鹂”最初引发的情绪因此被缓解了。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碰巧是“两个黄鹂”：数目上的确切无疑传达出一种信心：这两只鸟在数量上与性质上足够铺展成篇。一开始，他就拥有了统揽全局的信心。
这种不易言表的信心实际上首先得到了这首诗的意图的配合，也可说，老练的诗人知道如何在狭小的空间里罗列出诗的要素。这时，我们假定他一开始碰到了几种选择：要否指明黄鹂的数量？因为数目的派遣，一方面占据了叙事的空间，消耗了一个句子的两个字节，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要有另一个数目上的呼应。接着，他会考虑：要不要直接告诉读者：黄鹂之所以如此受宠，是因为“翠柳”打算在这首诗中有所表示？继而，在他选定了“白鹭”作为搭配之后，他又迟疑于要不要刻意制造对比之物的远近关系——这种一近一远的搭配是不是最佳的办法？乃至于，此后的“窗含”与“门泊”不得不维持这种局面，在比例关系上受到了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