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生活的挂毯似乎是遗忘为我国编织的。
（选自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张旭东译）
1
臧棣（1964-）这本单薄的诗集《沸腾协会》来自一种五年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返魅主义者的凝聚力、修辞家的技巧、讽刺家的锋芒、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喜闻乐见的作品中熔于一炉。自称这些纷纷冠以“协会”头衔的诗为“系列诗”，“它要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此项工作的性质设定了他大致是怎样的一位诗人，他应予站稳的位置在哪里，如何应付各种习以为常却隐伏的不服气的音符。他看上去恰好身处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往左迈一步，触及的是已知历史的未遂遗志，往右移步，则是一蔸蔸忘忧草，极有可能使之忘记已经听见的遗嘱。他可以选择一种使自己的持续写作成为特例的策略，更妥善地保管托付给他的云霞。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些“协会”里看见千丝万缕的斜晖吗？它们好似用来编织万物的原料，一针一线都取自于历来的光阴，经过某些精明的手法，就变成了我们不容易猜出针脚的织物。在三番五次的触摸之余，一些零散的风貌仿佛从这些织物上悬浮起来，交由我们去编织出确切的整体形象，极有可能我们就会成为偶有意外之喜的集邮者。从读者的立场来看，我们并不会仅仅遵守织物的形状、图案和质量所裹挟的那种声明，看似同等重要的编织工作也由我们来完成，实际上，这项工作更像一次逆向的拆散活动。
然而，斜晖还只是经线，他所使用的纬线会是什么呢？或许“诞生在诗中的一种新的声音”（《非常朦胧协会》）能为我们推开一扇侧门：他把不断收拢的斜晖交由某些“诗的主张”去整理、编织，直到两者并拢而具备诗的体魄。远远看去，就像他刚刚完成一次郊游。这些状物拟人的诗脱掉被郊区浸染过的外衣和甩掉鞋跟上的泥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又是另一类诗——对当代诗学的屡屡有言在先。由此我们还能想像他在编织另一幅挂毯：在已经出现的或预计会显现的言辞上面穿针引线、巧夺天工，使之不至于成为看似理所当然的凝固的花纹。既可以说他有意添乱，也可以设想他在预备添加一朵怎样的花。在他的实践中，我们也能体察到所处时代的部分特征：诗具备分身之术。尽管如此，但我的建议是：不必把他写作中的快感交由阅读中感同身受的怅惘去稀释，我更乐意说：这些都是令人愉悦的斜晖。
如今，有谁的诗作足以与之媲美呢？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不够紧凑，不够耐久。他既可以睥睨起来，又能轻而易举地为诗奉献出一只鼙鼓，犯不着以貔貅的面貌公诸于众，反而乐于成为喧嚣场合的一次皮影戏演出。他并不想如此误导我们：他的手中只有少量的纬线。正如在《即兴表演协会》里，他能够取诸多物，从“橘子”轻巧地过渡到“皮球”，再轻取“田鼠”，接着借助“绣球”的空中翻越，为我们演示“手上的功夫”最终“将传递到这首诗中”。在一首诗中，屡屡“尝试一种出手的感觉”已经成为他的看家本领之一，仿佛从一物过渡到另一物，以至众物，他从未贻误时机。
他如此狂热地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无止境的努力究竟包含着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一切生命、作品和事物不过是生活中一些最平常、最飘忽不定、最多愁善感、最隐晦不明的时刻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能将它把握住的人的眼前？这些丝线是如何降落人间的，如果他的这一本诗集可以被许可称为一个“人间”？凡是垂落在人间的外来之物都可称为发明之物，它们选择不同的时间、场合，假以不同膂力（履历）的承担者以看似统一实则各抒己见的形貌出现。而他恰好是少数被选中去复述这一情况的诗人之一。这种复述工作并不必然地成为发明之物的附属，极有可能缔造出另一个“完整的世界”。在他看来，用力过猛并不导致不良情形发生，在艰难逾越了某个分水岭之后，他加快了进取的步伐，并且在步法上做过精密的调整，那时，他懂得了“数量多并非坏事”以及对类似它的诸多观念的考察方式；甚至他在心理准备上不再把未经之地当成禁区了，他可以叫上几位伙伴同行，但是同行们很可能拖累他，转而放弃了那一设想，自信只身投入苍莽正是合适的选择。
在记忆的蜂巢里，他为自己营造了容纳思想幼虫的房屋。他确实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取养分：一是他对“诗”的非凡的记忆，在此，我可以替他做出两个判断：“记忆力就是鉴赏力”和“记忆就是技艺”。二是从所见所闻的现实生活到一首诗的逐行显示，他并不耗时太多，以至于他安放在诗中的事态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实。当“蜂巢”被引入在此时，我并不想弃用“挂毯”，而是想敦促自己去摸索一本诗集中的关键，那些家族成员何以汇聚在一起？它们受到了从何处生发的动力的影响？
我甚至认为，有关这一切疑问的答复都包含在他的诗作中。所以，我的工作将变成一边从一首诗中发现临时的瑕疵，一边找出足以治愈它们的另一首诗，转而又从第三首诗中找出他如何收拾前一首诗的杂乱。我无法肯定会遵循一种最合理的序时原则，只求能够有幸聆听到那不曾荡尽的他颁布编织法则的余音。如同他对相似性的充满激情的崇拜流露在编织活动之中，我也在进行一次有关诗与诗之间的相似性的探察活动：任何两首诗的株距的测量是否会有助于特定的两首诗的亲密关系的判断？为此，我既冒着微词频吹的风险，又常常跋前疐后。至此，如果被允许插入一番致辞，我想向撰写《普鲁斯特的形象》的本雅明致意，有鉴于他慷慨大方地为我提供光彩夺目的纬线。
他时不时怂恿我这样去寻求联络：那镶嵌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未名湖不正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谈论“迅速”时开篇提到的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吗？一枚镶嵌着宝石的戒指被扔入湖中，使得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爱上了湖水，不想离开那湖畔一步”。我们或许可以假想这只湖泊就是类似华莱士·史蒂文斯置于山顶的坛子，使得万物向它汇聚：一个经过多次倚重而形成的事实中心团结了那四周庞杂而混淆的一切。除了可视的景象竞相献媚之外，诗人还为我们显示不可示人的鲜美。也许，对于这只凝固的湖泊来说，只要它稍微直腰而立，就足以负载无尽的讯息，通过诗人的强调而把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世界都当作这只湖泊的一部分。多数时候，这只不便随身携带的湖泊会浓缩成琥珀，被他时刻揣在怀里，只要稍有摩擦，就能为一首新诗发电。难道它不像一只玩偶吗？他可以把它抛来抛去，犹如它就是他的另一个自我。
2
最重要的话并不总由人高声宣告。步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新诗的哺乳期似乎才得以过去。在2001年之前的众多诗人的玩具中，都有一只泄气的皮球：它不再为蹦得更高而吆喝。仿佛顿时一片寂静，人人都在谛听极为轻微的言谈。他被挑中了来为记忆把新世纪孕育成熟。在他的身上一下子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机遇，为其萌发觊觎之心提供了氛围。他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正是迎合了这种气氛，再也不必在气愤中完成手头的工作。这类从主流中分离出来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在补足二十世纪的亏欠，用丰年来履行一次真正的仪式；之后，兴许当代新诗的发展才不会滞后于新世纪的需要。我们不妨把《最佳托辞协会》当成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范例。当“镜子”这个古老的熟语弥漫人间时，他并不采用高声喧哗的办法来引人注意，而是在一首诗中轻言细语，以求得力挽狂澜的效果。这样，他从两个侧面精心地勾勒出自我意识：一方面，他要“把树当成一面镜子”，解决“而一旦我们离开水岸，/类似的镜子就变得很难辨认”的难题；另一方面，他需要考虑到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以及去表述它的方式是否适合在空中抛来抛去——去判断“诗是否还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他在一首首诗的行距中耐心的种植现在正带来佳音：他可以从自身腾挪翻转的过程中感受到母语的妩媚，并且，他已经完成了部分律令的修订。但是，他也会担心：一片丹心并不能完整地体现。
然而，并非交出一片丹心就万事大吉，他仍然必须进行广泛的、精确的计算。从斜晖的视角看，他足以成为为日后多数人抛来抛去的琥珀，而且很可能是真正的第一只琥珀，仿佛对于他们来说，他可以为前进的道路修筑坚实的护坡。譬如在《新诗协会》里，他讲解了“镣铐”的意趣，为松开“镣铐”锁住的观念而运劲。
除了它自身的重量外，它身上
还有一种无法称量的重量——
我猜想，正是这一部分
曾参与过我们充满争议的事业。
在我看来，《新诗协会》的清晰、机智可以与诗集中我尤为喜爱的《先知协会》相媲美。有关“镣铐”与诗的关系，犹如我们在盥洗室里怎样使用手腕。“镣铐”，这个看似与生俱来的隐喻独自享用着一只只小舞台，饮誉江湖，乃至造成一种幻觉：“假如不戴上镣铐，/诗就无法和周围的东西区分开。/诗，也就无法自我神话。”他所要做的只是声明“制作它，并不一定要戴上它”，既有妥协，又不管其他而甘愿服从内心的索要。“镣铐”在《苦肉计协会》的再次露面，加强了他的不妥协成分：“我多少会感到惭愧：因为/在偶然看到他的表演之前，我也曾胡扯过/有一件事情很像戴着镣铐跳舞。”从此似乎猛然发现：隐喻的使用往往是只及一点，当那真正的戴着镣铐的舞蹈表演于我们的面前时，诗与非诗的纠缠顿然释放。我也格外注意他在包括《新诗协会》在内的诸多诗作中频繁使用“我”，以及流转于“我”的嘴角的一个插入语和附言的系统。他究竟是如何推动行与行之间的波澜的？当他用“兽骨”来替换“镣铐”的象征意义时，我并不能更便利地挺进“语言的深处”。事实上，我并不太追究他在诗中部署的散文到底布满了怎样的意味，尽管他有言在先，“我喜欢诗中的散文胜于诗中的诗”（《自我表现协会》），但是我更执迷于“诗有诗的声音”。即便镣铐发出激烈的响声，仿佛非要限定一条必由之路不可，但是他所信任的箴言无非是“还有很多秘密的小径可走”（《先知协会》），哪怕是由此迷途，也应当有迷途引来的诗，况且这些引诱能够反证出“选择”的必要性。“当迷途引来诗，除了丁香，/似乎还有很多种子可供选择”（《烙印协会》）使得一次选择变成了紧接而来的无限选择的底片。
他的真正读者无时无刻不陷入小小的震惊。就拿他以“协会”冠名的多首诗作来说，他确实达成了自我的预想：“这些虚构的专属机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协会体制的一种反讽”，它们完全可以符合人们的要求，对于它们的寂寂无名，他所尝试去做的是“意在让它们扬眉吐气”。当他在接受一次访谈扼要介绍这个蔚为大观的家庭时，并不是去抹平家庭成员的个性，那些并未言明的属性和目的仍然在不少成员身上有待发现。在某个临界点之后，“协会”摇身一变，婀娜多姿起来，使得反讽的对象波及四面。这种神秘化和仪式化简直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转而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的机智表现。其中一些诗可以被当作一个持续平整着的缓坡，它们正致力于变成夹道欢迎的灌木丛，主动去遮掩即将出现的纵身一跃。任何有着敏捷身手的诗人都愿意隐藏一部分体悟，以便与有意显露的某些部分、阅读所孳生的繁荣景象保持平衡。
这些诗所显示出来的绵延不绝的特性既是一种决心的表现，又是屡屡对快速形成的优势加以化解的才智的涌现。他在制造复杂性方面最富于才智，他的疑虑深深左右着一首诗的开展，在快速写出清晰记忆中的几行之后，他实在拥有太多的通行证。在派遣起类比价值的生物科目时，他看上去刚刚从生物学家家里抽完雪茄回来。他是为数不多的精通诗之章节布置的诗人之一，同时，他还懂得如何挽救强弩之末，或者说，面对语言中的那支强弩，拿在他手里的“鲁缟”总是能避免被穿透。他的一些排列有序的诗像手上的掌纹或花萼上雄蕊的排列一样被设计出来。在他松开“镣铐”的束缚之后，其他的约束也在他的繁分式里被当成约数逐一解除，我乐于称这一举措是他自愿承接的责任所敦促他去采取的。
我们称之为雪的小东西
狗会叫它什么？
狗如何鉴别雪的颜色？
（选自《如何有条件地把握真实协会》）
他的好奇心里有种侦探成分，仿佛历来的训练造就了他灵敏的嗅觉，他总能从虚无中得到至少两类事态，正如他在《非常神秘协会》中为我们描述的“一个不爱上街的男人”带着他的名叫“天使”的狗“在街上遇到他的天使”：两类天使使得局面充满了喜悦气息。他可能把这种意义界定工作当成了他的使命。在他的诗中，我们无法完整地看见他对当今社会各种顽症的交代，他保持着必要的间距，一门心思地钻研诗所拓展的那个世界。有鉴于此，我无从发现他对现实处境的气馁，即便是历来形成的诗的恶习也不会使他过分焦躁不安。如果允许我从他屡次使用过的一个词来介绍他的谦逊，我会临时租用“租用”。至少在《生命之舞协会》、《小道消息协会》、《沸腾协会》、《信其有协会》和《追问我们是如何着迷的协会》中，它为我们传递出他具备了巧妙借助并不归属于他的外来事物来发挥余热的能事。“租用”显示出他的缺乏，恰好由于这种缺乏，使我做出了有关谦逊的断语；但是，我也注意到，外来事物经过他的“租用”之后产生的效果足以证明他比它们的主人更能利用，从而为谦逊转化为桀骜不逊提供了依据。
而头脑僵硬的家伙们总也不能适应
大象背上的蝴蝶。
他们叫嚷，蝴蝶应该呆在泉水旁。
（选自《自我表现协会》）
在他愈益浓烈的信心面前，他告诉别人：“我知道你已不能想像/这样的细节：一只蝴蝶是一个开关。/这不怪你。甚至就连我/也无法确切地指出你疏忽过什么。”（《新超验主义协会》）
3
当他去赞美一株植物时，我的反应是，他正绕过去夸奖一首诗的劳动。一切生物的偶尔呈现给他的特征都会及时得到慷慨的称羡，并且他会把集呈现与称羡于一身的场面寄存在一首诗中：经过诗的精心照料，那些细小的发现和惊讶倍增——产生一些由于阐述而放大的效果。在他的诗中，一个生物交际圈在自然中形成，他已然证明：要想获取对诗的新颖认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去亲近一切生灵，对它们必须产生新认识、新信任和新愿望。正如《假如事情真的无法诉诸语言协会》所交代的“铃兰们”对于人类所“害怕孤独”的表现有不同的想法：“这些野生的小花不声不响地/淹没着它们周围的冻土。”
一片挨着一片，
用我们看不见的旋涡
布置好彼此之间完美的空隙。
如果铃兰们的空隙也被证明是“完美的”，那么，使之完美的力量是什么？对此下力气的发现，会使诗的发现受益匪浅。同时，值得插话的是，在这首诗的末尾，他写道“没有一种孤独比得上/一把盛开的铃兰做成的晚餐”；在我看来“做成的晚餐”即使去掉也不会造成混乱，那样音调的重心会偎依在“盛开的”这个形容词身上，然而“做成的晚餐”纵容诗人在余波之上还要轻轻一跃。而这种小跳跃的积少成多，常常给他的句子带来绵延之势。
对于动物的每种行动，他都给予了密切的观测，例如《非常神秘协会》中对名叫“天使”的狗的描写看上去是对去掉引号的天使的考察，而《喜剧演员协会》中对名叫“天鹅”的猴子的表述，可以看作是再次回应。并且，我们宁可相信诗人有一只可以陪伴他一起散步的狗（哪怕是他临时租用邻居家的），也不认为他家的宠物是猴子。这番以己度人，可以使我们相信：“我带着我的猴子散步”是一则寓言，他在为读者排练一幕颇费一番工夫的喜剧。他使我们了解到“顾左右而言他”的妙处。当然，我们不可将诗中的人称代词牢牢固定下来，他时常用分身法为读者制造不易察觉的旋涡。当我看到自己刚刚写下“时常”这个词时，立即感到不安。它与我的表述中的习性有关。我并没有做过一番精确无误的统计。我只是强调他在写下一个词、一个句子和一个小节之后可能出现一种相反的情绪，譬如最初他自信而神气，但是在吐露中，就像一只春蚕看到身边黑暗增多之后，马上产生一种足以克服或减弱那自信而神气的心情，转而变成谦逊而诡谲。给人的印象是，他太喜欢在一个关键之词上寄予浓烈的感情，仿佛他强烈要求它代为朗读致辞。所以，我在慢读中反复琢磨的就是他当初受到了怎样的情感的派遣，尤其是在哪一行前后情绪上出现了明显的反差。这类揣测有意为诗镶上了花边，而这些诗始终宣布的是他看待问题的立场。
他要在阵营之外踱步，提醒自我：诗还有另一个样子。他为了加强说服力，亲自涉足那些为茂密狂草遮掩的小道，将“怎么写”和“写什么”这双草鞋反扣在“诗还是什么”这株植物的根部。他的主张助长了经他施肥而猛长的观念的气焰，在我看来，他在挂毯雏形未现之际先设计好了中心图案，其他的经纬犹如它的警卫一般紧围前后左右。这个可以马上产生视觉效果的类比实际上告诉我：他的某些横跨数行的长句为何没有在蜿蜒中丧失气力是因为他早有一种绮丽的图案在握，它既给予自信，又许可任何可能的章法去掌握它。正是他养成了从一个生灵身上快速找到它与诗的某一共通之处的习惯，他才为自然界神灵无所不在而深信不疑。他把所有的时辰奉献给了不受袭扰的工作，以便将那些扑朔迷离、精美纷呈的形象尽收眼底。
我巧遇自我，就如同我想像蝴蝶
不可能按我们的方式看出
我和水泵的差异。
（选自《新超验主义协会》）
何止“一只蝴蝶是一个开关”？在屐齿所品尝的任何一块草地上，都可以找到现成的“天然的开关”，如果我们舍得跨出一小步。“我巧遇自我”既可以是外界事物的敦促所致，又可以是一种近似灵验的气氛叮嘱他去外界事物身上寻觅载体。尽管他一边打开蓄洪的水闸，给诸物平等的机会，但是现实中的矛盾依然拖累他，当我读到“鸟只理解极少的几件事”（《非常朦胧协会》）时，就感受到了他的为难。他在理性勃发之际，一定会认可奥登所承认的鸟语中包含了一切这一真谛，但是在一首诗的演变过程中，他为何会做出妥协呢？在安插两个事物之间的共性于诗中时，他往往不会失重，而且很快能够从一次次试种活动中得到丰硕的果实，然而，当更多的事物在一首诗中纠缠不休时，我会看到他对某些细枝末节弃之不理。相反的表现在于，他对于博喻的眷顾好比一只刺猬能从钵盂上看到世间无尽的奥秘，实际上，在《世界观协会》中，他十分耐心地演示了一种由此及彼的能力。诗的首句“底线像晾衣绳”无疑为此后的踌躇满志出具了一张收据：围绕着这张收据，“晾衣绳”成为眼中钉，成为一根有吸附力的半径，为我们表演它的舞姿。对于这种无限发挥喻体能量的做法，我极为好奇，会读过几行又返回到诗的首句，以求准确把握诗人的心意；然而，实际的情况在丰富“晾衣绳”的形象时并不为我指引“底线”的两翼到底寄居着什么？当“晾衣绳”为“它”这个代词所替换时，我才稍微找到了隐约的准绳；也就是说，当“晾衣绳”再次获取自身的某个喻体时，他才榨取到了必需的给养，“底线”才最终露底——我们不妨称他总是在诗中使诈。有时，我为他的移步换位之快而称奇，就比如在这首诗的最后两行，“不过很快，三只麻雀就结伴而来，/旁若无人地，踩着它的歌喉”为我演示了他总能对得起“歌喉”。
4
作为一位只身深入苍莽的游客，我沿途做了一些记号，同时，我有意地用另一些迷乱人心的干草之类的东西减弱尾随者对它们的注意，换言之，我认为把游历严格限制在一种自私自利的感觉中才不枉此行——我并不乐于成为一位导游。我所认定的路径很可能在我刚刚踏过之后立即愈合，而此前所闪现的那条狭路仅仅是我幸运获得的一次夹道欢迎。这个机会如此短暂、易逝，我怎么能用长于它的时间来谈论呢？
转而想一想，可否赐予这些费时长久的系列诗某种显著的象征？它们由旧及新、由远及近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是否暗自传递出某些基本的属性，而且养成了一种趋势：最靠近当前的一些要比早先的那些更出色？我该如何当机立断：某首诗是一个价值不菲的巅峰？或者这样说，它在某一个拐点顿时羽翼丰满、特征充盈？更多的时候，我宁肯持此顽念：在众多诗作中仅仅蕴藏着少量的佳作——可以称其为一首元气十足的诗，它由许多诗像各个部落的酋长一样贡献出不同的供品，以盛满神龛之下的那只方案。这样一首诗似乎永不自我满足，而是以慢慢消耗诗人的才气为荣。
当我漫步在街上时，我的视野并非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整体，而是零散的任由目光支配的一个个临时场面。我并没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更谈不上从外至里，去观看实际上共存于一个空间的诸多景象。这种视野上的非连续性、随意性是否暗暗吻合着我在一首诗中对不少事物陆续派遣的那些行为？也许正因为置身其中——自我也参与了一个共存空间的建设，使得我无法通观全局。我也可以设想：这个共存空间的涟漪种种，一刻也未停止过动荡。我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对象的次要方面，并且误解了本意，也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再看。即使我改善一下随意性，把目光缓慢地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游移过去，保持绵延不绝的连续性，但是空间上的微小满足又受制于时间上的前后丧失。于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被考察到：我无法看到整个街区，而只是从中截取一部分用来赏心悦目。
那么，我忠实地记录下所见所闻又会如何呢？这个写作过程是会导致又一部分视野丧失，还是会缝合多个视野之间的盲区？每一次过渡都存在争议。仿佛看与写又在进行一种不易察觉的竞争。
如果在看与写之后，也就是说，当我看到臧棣的诗集时，这样一种看与他最初的看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我的看是否与他的写展开了对同一目标的竞争，那目标就是恢复诗人当初所见所闻的轮廓？他的写兴许天然地拥有优先观赏的特权，那么我的看如何才能避免自己的短处？是否如他的写给他的看带来了写所特有的扩展性，我的看也要因自身的不同凡响而保持必要的尊严、匀称和技法？
当他如《诗人摄影家协会》所言“我放开手脚，/先从一麻袋胶卷入手”时，我再次聆听到“胶卷”这个词——他的不少隐蔽的行事手法极为近似胶卷的秘密气息。而“秘密”一直是他敢于奉为知己的对象，例如“感谢诗里总会有一点秘密”（《金不换协会》）、“记住！没有秘密，我们凭什么说到爱”（《邂逅协会》）。“胶卷”恰好提供了一种更为合乎内心愿望的看，仿佛它精明于隐晦，又时时留心于隐讳，却从不肯轻易暴露自身，不露声色的做派更添神秘气息。在眼前景象与对它们的复述之间，会不会有一种时光上的滞留，仿佛是一条支流试图造成一次次逆转？而“胶卷”积极奉献出作为良好中介的责任感，一方面它给那些景象以画面的属性，并约请它们插足于心灵的浩淼无穷，另一方面它又占据了阐释图画以及画面所隐蔽的众多底细的位置，无数事物都因为底片的卖劲而逾越了自身的本色。
当然，“一麻袋胶卷”算是一个奢侈的意愿，但它在可以被大致感知的数量上还能造成震撼，我也的确获得了这样一种感受：一小盒胶卷被掷入大麻袋时的那种空虚。我宁肯相信他仅仅是为了找出一股缓冲的力气，使得他不至于眩晕在无限闯入眼帘的离奇的动人景象之中。“胶卷”的缓冲正好调剂了这样一种关系：最初的看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可在底片所繁衍的照片上的反复观赏。有关现实之物和想像之物的矛盾，也随之得到缓和，并且，“胶卷”保持着凝固某一特殊场合的兴趣，犹如从变化多端的无数景象中截取出一个小小街区加以固定，使之对应诗人的好恶。
那些将显迹于胶卷的图画是被有意选取出来的。而这种布满偶然气味的选取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如果我通过诗的落款日期来判断气候变化对诗人的选取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趁势推导出他为什么在一些诗作中频繁运用某一生物？仿佛外界环境的温度变化也足以使我们的兴趣所在随之更改，于诗人如此，于诗的读者亦如此。比如今天，2006年4月7日气候宜人，我搭乘巴士回家，从车窗上受到了春风的款待，心情格外愉快，在小餐馆用膳前夕，重读了他的两首诗作，竟然能发现之前未能摸到的默祷。
5
这些抱成团的“协会”究竟在编织怎样的挂毯？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它们起到了一种洗目的效果，当诗中出现几根紊乱的纬线时，诗人能否快速地找出来，并剪断乱弦？如果可以把《遁世者协会》当作诗人的一次平叛活动，那么我们也可以设想诗人会悄悄在纺织过程中加入“着了色的线”：
……蠢货们
也爱跟着瞎起哄。他们永远也学不会
原谅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
套用G.K.切斯特顿对乔叟的评价，臧棣的“反讽”也“有时太宽广以至于人们难以察觉”；而“蠢货们”这个词看似出言不逊，但正好警醒我们：诗人有时愤慨新诗的历史和现况像一锅多次回炉的腊八粥——任何新调料、新工艺、新容器都将被视为“无法理解”的对象，从而耽搁了出锅装盘的时机。当然，这时假设出来的“新颖”不免引发诗学史的争议，但从他众多协会的创造活动中，有一种激愤可以被窥探到：不可原谅“蠢货们”的“无法理解”，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那就是“永远”。从这里也能看到他为自身虚拟了怎样一番情境，随着他的步步为营，那种不利局面很可能得以扭转——某一天，“明”起哄被当作必须与之搏斗的现实。正因为“蠢货们”制造了观念上的骚乱，使得他在纺织过程中不得不织入几根骄傲的纬线，以平定那骚乱造成的余波。
为什么在理解一些事情上会存在智愚之分呢？人们又是如何对待这种分歧的？也许正是在一片哗然中，臧棣同样制造的哗然是新诗发展史上令人惊诧的步履之一。在他受到同时代人的不断质疑时，他反而更加趋近自己所质疑的花坛，以传达出浓烈的致意。他通过“感谢”来轻松卸下人们加在花坛上的光环。
尤为重要的是，感谢诗的
无血也无肉。感谢诗一向不靠血肉
来模糊我们的双眼。
感谢诗有非人的一面。
感谢诗表面看上去是
由有血有肉的人写出的而最终
诗并不流于有血有肉。
（选自《金不换协会》）
“金不换”预示着一种逐渐波及四周的志向，也暗示出一种有所倚重的主见从此树立，既包抄了“有血有肉”的观念结构，又为“无血无肉”献上一副皎洁的骨架，由此，待价而沽的现实显现出来。在这里，一种观念的惰性被焚烧，被另一种自信心所鼓足了干劲的豪迈号脉。我们不妨检查一下随身携带的行箧，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铺垫。有消息表明，他确实看到不少诗人信誓旦旦，视“修辞”为“狗屁”，视“章法”为“猪舍”，先穿上一身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的囚衣，然后一个劲儿地诉说他们获得了自由。这样一干人，从他的眼角看去，是不是“蠢货们”？“蠢货们”这个词的插入的确引起了更多的注意，但它只是一种临时的称谓，一定要密切注意自身这边也可能正成为新的“腐朽的力量”：无法持久的新鲜感将被更新的欣羡所取代。如果对着一株株小树叫“蠢货们”，会不会显示出除一时愤慨之外的不敬？我的建议是：不必相信约翰·阿什伯利《大人书库》所言的“我们知道一些麻雀不知道的事情”。发生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的那些事情往往并无尊卑优劣，“知道”并不必然地唤起某种自豪，况且，如何测试“知道”的多寡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除非他不打算说服人（实际上，说服人谈何容易），否则他一定有其他的办法来叙述如下处境：
一群蠢货围住了现场，
唧唧喳喳，要我交出我的诗歌执照，
否则就是无证驾驶——
而事情的症结并不在于
拐弯的时候我超速抢行，而是
我严重忽略交通标志，
对过街的老鼠胡乱鸣笛。
（选自《交通事故受害者协会》）
他为自身选择了一种或多种基本态度，然后尽心尽力使之吻合他的众多发现。如果他给这态度加上一只铁青色的砝码，我们就不难发觉挂毯上多了一条“会说话的蚯蚓”（《绝对审美协会》）；如果他的态度强硬得近似晚风的虚无，兴许，我们能看见挂毯孕育的更多毯子，犹如令人羡煞的一对鸳鸯忽行忽止、忽远忽近。“当一种迷人的错误涉及到诗的骄傲，/很多东西又不便解释得/像是在猫和鼠之间有一份古老的契约”（《趣味消夏协会》）。“美妙还真不是吵出来的”（《烙印协会》）似乎表明了他硬朗之后的妥协。想想看，未知的写作正在不断充实、修正他已有的观念。“诗，生动如同一个器官”（《邂逅协会》）也再一次鼓起勇气飞翔。就在我合上这本薄薄的诗集的黄昏，他的另一些诗又在斜晖的抚弄下复活，现在我的视野中，一位杰出诗人的形象是：他将它们举向空中，仿佛是在庆祝他那小小宇宙的诞生。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