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种责成搜寻新意义的训令：令我吃惊。
——苏珊·桑塔格《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
没有可接受的叙事让你依赖，没有长期的许可准予你叙事，你会觉得被挤出人群而沉默了。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1
“沉默”在诗人二十月（1976-）这里有这么一种修饰：“适度的、但未见得明智的”。正如他可以在“读者”前加上这样的限制：“具有严肃的判断力和审慎的观察力的”。这类读者的沉默是“为了保持清白却显出自身的笨拙”（《在读者与作者之间》，2003）。对于一位年近三十的诗人，“严肃的读者”是必须同时执行的使命放在门口的一个旅行包，由此，幸甚与不幸都在于一次长期的连缀：他既是作者，又必须是读者，而且加在这两种角色之前的修饰词必须份量相当。而作为他的读者之一，你可能需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阅读他的诗作，二是通过第三者的诗作去观察他如何身为读者。可以说，你惟有先成为一位“读者的读者”，才能在你所约定的诗作的外围有所获益，然后，使之成为登堂入室的引桥。
实际上，机敏的读者很快就发现，上述中存在的破绽至少有两处，它们使袋中之物不断外泄，同时又招致外界的迷雾；作为行文的开始，它的破绽正被那种经过一夜酝酿的兴奋所弥补。为一次小心翼翼的追溯申请先后有别的路径，并非读者的不自信，而是为了便捷，似乎“先成为”什么人，就可以较为得当地接近现在尚难评定的捷径；同样，你会发现：他作为别人的读者所留下的踪迹如此轻，仿佛没有一门卓越的考古学，就无力掘进绝境下面的土层，于是，你只好收缩战线，认可他作为自我的读者时的独白：“诗歌的作者也是它最忠实最苛刻的永恒读者。”（《〈体育课〉及其它》）这种存放于“创作谈”（或“访谈”、“序”、“跋”）里面的声明不正是你下定论的根据之一吗？然而，定论为时尚早，从诗人自我限制的意识看，作于《体育课》之后的诗的一部分不也是一位读者的声明吗？而另一个破绽在于多年来，你把关乎诗的真谛想像成一个空间，而且没有注意到“外围”、“登堂入室”这些词身上潜伏的假设性。经过这样一次休整，你不难发现，你正是一位数学迷——“读者的读者的读者”。
作为二十月的一位读者，你无法遮掩住一种盘算中的作为：你渴望在直面他的诗作时，拔出几根寒毛，分身去观察作诗前的他曾是怎样的读者。获得不逊于作为读者的他的信息，似乎对于深究纸面上的一首诗大有裨益，于是，经过这么轻微的侧身，你极有可能变成了诗的考古学家。你会从多首诗中找出一些频繁出现的词，就像找准了矿脉；这些词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为你描绘出他的诗前状态，包括他是怎样一位读者。这样，在一首诗的剖析过程中，你会经历一个双向活动：先是通过一首诗（如果它不满足你的贪婪，就会借助多首诗）的某一部分，去建立一幅作者画像，然后，又顺从这幅画像回溯至那首诗，仿佛天降良缘，在诗的眼前顿时看见一片开阔地；如此，诗与诗的印象互为条件地为你挑拣出一首诗的嶙峋。
何时何故你突然萌发了对他的诗作开展调查的念头？此前为何没有下定决心？这些缭绕眼前的迷雾不妨廓清一番。时间在这儿作怪，你的决意闯入，实际上不言自明地为另一种时间的奥秘作证：他的诗艺在某一关键点赫然入目，奇迹般获取了生机。一般认为在这一关键时间前后，写作水平会显示一劣一优。尽管后来你判断出的“优”借助“信用的泛滥”波及之前辽阔的“劣”，使“劣”优化起来，以至于反证出你早先的盲目，但是通过努力钻研，你还是能够清除泛滥所淤积的泥沙，去发现存于时间链条上的界线。
同样，在某一时间之后，他从诗中获悉作者的位置，并顺应别的读者的态度，更为自信与矫捷地为一首首诗的后继写作推波助澜；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一首诗的优秀时，已经迟于作者自身的发觉，这种时间差经过两相情愿的交配，使诗多了一种自信心：它恰好是“优秀”得以体会到的因素之一，它也可以与“优秀”保持互为因果的关系。他通过一首关键的诗赢得了读者（包括他本人）的青睐，并巧妙运用这些适时出现的眼光在陆续出台的诗作中，既安定又情不自禁。
那么，你是否认为《体育课》正是这种关键的诗？他在编选自己的诗作时，是否有意地做了时期的划分——早期之作浓缩于这首如今看上去岿然不动的“最初的诗”，从这儿开始，真正的旅程铺在脚下？如果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你是否也会本着一种声明去提醒今后的读者：《体育课》的白璧无瑕（“到现在，我从未对这首诗做任何修改，哪怕一个标点”）就是可从往昔中甄选出来的惟一开端？看来，它不仅仅是一首坠入尘世的诗，还是“众多的诗”（至少是众多的声音达成了一致的声明）及“写作《体育课》时那样拥有充裕的足够用于阅读的时间”的综合体。一种关乎创作年表上的分水岭的存在，对于批评的野心而言，正是负担的减轻，也为批评就一位诗人在编年体上的认识打开了方便之门。批评的积习之一不正是找准一个发轫点，从此铺展开去，从后续报道中获取顺时针方向的缕缕芳香，然后以之反衬那个发轫点的选择是多么地不可多得？
2
迈克尔·伍德将“批评”理解为“多话的言词之子”，而“言词之子属于圣伯夫的忙碌的社会与历史世界，它的方式是普鲁斯特所攻击的。衡量言词之子的标准是‘说些什么’的能力。沉默之子什么都不说，不参与任何交谈。它是纯粹的演出，是艺术品”，在侵入沉默前，“批评的处境显得非常特别，双倍的饶舌”。1908年，三十七岁的普鲁斯特开始计划写《驳圣伯夫》，他在其中《圣伯夫的方法》一章中谈到：“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对此，圣伯夫的方法是不予承认，拒不接受的。这另一个自我，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他，只有在我们内心深处设法使他再现，才可能真正同他接近。”他认为圣伯夫的方法发现的是“某种文学植物学的初步轮廓”，仿佛不能触及文学的堂奥。普鲁斯特划分出两个“自我”的做法，也就为划分“沉默之子”与“言词之子”撑腰，尽管他看上去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圣伯夫对一位作者的饮食摄生、日常生活方式、恶习、弱点等方面的发掘并不是想发噱那般简单。批评者总是在精心绕过诗作去发现关于诗人某种现实情况的确凿，然后，利用这种经过知情人（尤其是作者本人）首肯的确凿来为批评的深入垫底。
他并不坚持说出，只是未被恢复的生活
改善了他的沉默。他看起来只是有些疲倦。
（选自《体育课》）
“沉默”四处弥漫。沉默之子要是碰见的是“沉默的读者”，它就无法得到适量的反馈，从而使诗人陷入更深的沉默之中，仿佛惟有他自身才能洞察诗中的沉默。应者寥寥的现况并不掀起波澜，使得诗人早有心理准备，甘愿沉没于诗中的沉默。于是，他敏感于诗中人称的设置，这种敏感在写作《体育课》三年后变成了余悸，他无法获知沉默的读者有何反应，但是他预感到言词之子有可能误会，为此，他强调了他的当初敏感的自我保护性：“在某部作品当中，人称也许仅仅是一种情趣，但在另外一部作品中，它也许就是作者的一种认同和拒绝的策略。”“也许”的二分法树立了一面诗前的似是而非的盾牌，诗人半推半就地在读者的心目中对号入座。请问：你设定了诗中的“他”就是诗人自身，就能找到开启沉默的把柄吗？事实上，从《体育课》这儿，早已存在一种为他所入迷的技法：他通过迂回的言说方式，有意放缓了节奏，在事实的中间放入了调料。这样，你本打算追踪诗中的沉默——那纯粹的演出，但是陷入了不知返的迷途。当他用“改善”来驱遣“沉默”，用“未被恢复的生活”充当改善的实行者时，沉默被其他的漂亮话给挟持了。
去发现两个词之间的联系始终是他的内心欲求，常言习语所覆盖的可能性里似乎难以腾出一块未被濡湿的处女地，为了给新鲜的意义献上殷勤，他不吝于筹划词语之间繁复的姻亲关系——仿佛作为诗人，他的使命正是去冷静地发现各种隐情，并且为持续地提供提供了多台引擎。你难道不想发现他的发现吗？不想发现他从《体育课》之后养成了怎样的癖好吗？这些悬疑正逼迫你陷入一种看似合理的线性时间的干流中。完美句法的锻炼、新意的遣送正成为他近年来的阶段性任务，而且这种任务所呈现的智力源自综合作用下的某种传统。他在诗的局部、角落煞费苦心地经营、撒播光芒，使诗作显示出均匀的特征：每一行都如此匀称得体，密不透风。然而你很快获悉顾此失彼所造成的不均匀，俨然有一些光照射出来，由于那种必要的偏袒，使新意看上去难免刻意。刻意正制造可疑，在反复地品尝之后，释疑所产生的诗意就倍增这种刻意的熠熠，而熠熠的可传达性使之意义非凡。
令你好奇的是，这一努力工作的个人形象是否恰是新诗发展至此的公共形象的缩影？可否在同一现场找出两朵浮萍：一朵用来证实他凌波微步所留下的踪迹，可以验明“它们几乎近似一个人的政府”（《短歌》，2004）；一朵当作以点概面的索引，借助他个人的表现去归纳这一时期的属性？“缕缕芳香”似乎成为你闯进风景的方向，概述出他的作诗法则、不同凡响，是否是批评的首要职责？你受邀去发现什么？
这令人费解的美，仿佛一段轶事，
充满了侥幸的叙述。
（选自《1993年，杂技团》，2002）
他早已预言“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喙钻入未知的风景”（《橙腹拟黄鹂》，2004），对于你试图理清头绪、清除障碍心知肚明，对于你对两朵浮萍的研究，他也提防在先：“其中，一朵消散，报复了一朵聚集”（《无穷动》，2005）。现在，这些从他众多诗作中摘录出来的心得正不知危险地脱离原有语境，变成帮腔的引语。如果诗人告诉你，“我现在写东西有时候故意不好好说话”，你作何感想？他不小心为你捧出两缕芳香：一缕把你引入比之于“现在”的往昔，难道你没有当即产生一种反应，想了解他耳语中的设伏？另一缕促使你注意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好好说话的“故意”，如果好好说话，又会是怎样？
“侥幸的叙述”仿佛是就他对你的引领表达的些许歉意，然而你又不难发觉在这种侥幸心理上他的有意：对即兴发挥的运用。他颇费周折地追求一部“语气的杰作”（《树正在后退》，2003），会在底稿上犹疑于两个都显得贴切的词，对于“速度的妙用”一直不愿放弃研习，如同“卸掉了闸片和后座儿”的凤凰自行车，变得更轻，也自动放弃了对速度的控制权，在使自己获得侥幸的同时，也来不及体察潜伏的危险。对危险的视而不见，对“每种事物的偶然用途”（《反无题》，2004）的着迷，在他衡量时，利大于弊，宛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违宪后未受处罚而窃喜，让你不得不认同“一种癖好挽救了一个人”。
3
他会不会对自己的批评方法更为理直气壮，如果圣伯夫看见他多次使用这些词：别（针）、避雷针、飞机、缝补、云、波浪、阴影、疲倦、他？作为诗的作者，他在受理这些词再次排列组合或它们与更多的词的结合时，是否本着一种公平对待的心态：纳入这首诗的信息足以担待他诗前所察觉的情况，经他增删处理过的那些词句之和是否能够准确传达原始的音讯？在作者、诗作及读者三分音讯的背景下，他如何不偏不倚地分配信息，以维持获知渠道的对称性？也就是说，他在为诗作的效果加以考虑之时，是否照顾到了沉默的读者——所留出的小道是否会造成他们削足适履的不得已？有一种情况是，在作者看来，某个词足以对应他的心意，甚至它有增无减地表述了心意，但是，这种认可只是停留在作者与诗作的临时关系上，从而显示出他对沉默的读者的不平等。
这些常用词将为倒挤出使用人的品质、习性以及教养提供帮助，尽管这些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圣伯夫兴许会告诉你，仅凭这些词就可以做足文章，使你描绘出诗人的一部分体貌特征及其喜怒哀乐的端绪。看来，审美的标准不在于重复与否，而在于你是否心存感激：“感激一回，就诞生一次”（《薄夜之衣》，2004）。合理运用感激之心，就可以旧瓶装新酒，老当益壮。
如果两个词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是他致力探究的目标之一，那么，当他仅仅受到某一个词的怂恿时，将如何捕捉可无限伸展的邻近意义？这个被选定的词将落实于怎样的环境？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所言的“巧智”也许就是诗人得出词的半径的能力：“只要各种观念之间稍有一点类似或符合时，它就能很快地而且变化多方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想像中形成一些愉快的图景。”也许，套用诗人所言“每一只野兔身上的煤矿”（《无穷动》），可以证明普通之词、寻常之物的身上都携带着无穷的矿藏，就“像雾中有我们的水泵”（《拂晓》，2005），为意义之流的由浅入深及酣畅淋漓提供动力。
我挥手，并非一枚别在大地上的客机
我听到体内发动机无故的欢喜
（选自《送文竹去长途车站》）
在诗人踽踽独行时，经常听到事物们隐秘的交谈：“我们太像诗歌了”（《静物，柏林的静物》，2002）。但是还有差距，等待着诗人加以缝补。他既要拯救这条言论的可能沾染的悲伤，又要注意抑制它暗藏的豪迈。这些诗正帮助你去发现诗人经历的这些事，几乎就要得逞，然而他的告诫是包括“你们想打开抽屉是不可能的”（《不可能》，2000）的二十四个不可能。他看到了“鬓角里一波三折”（《观〈新梓堂〉》，2004）、“鬓毛中的乡韵”（《拂晓》），不知你跟上了步伐吗？他频繁“参与自我迷失的变化”（《橙腹拟黄鹂》），在字里行间反复设置转折，似乎就是为了使之“太像诗歌”。于是，他内定的那种“诗歌”引诱他步步紧逼，让他殚精竭虑于“他穿的睡衣变成政权”（《八病》，2004）之类的隐喻的放大与放任。他是否在尽力通过词语的洗练这一关？顺从这个疑惑，你不禁发现他在叙事策略上的用意。正如《不可能》所使用的接连二十四个“你们想……是不可能的”，自上而下的目光正要把它们当作每位诗人在写作历程中难免都会有的“多此一举”，使你顿生疑窦的是诗的结尾：“六十六年了，也许更长。你们，是不可能的。”“六十六年了”所指向的事实被“卸掉了闸片和后座儿”，使你无法想像它到底是怎样的姿态？他并不顾忌对沉默的读者的毫不顾及，他所要的效果是“每一个转折都努力为事实留下空白”（《橙腹拟黄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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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伍德对叙事的理解在于：“有支配的叙事，也有反抗的叙事。还有溜过了权力的戒备的叙事，其方式或者是通过反讽，或者是显得太微不足道而不引起权力的注意。”当诗人在新世纪（或不妨把这些已完成的诗视作一本正在写作的新诗集的一部分）使自身介入叙事的洪流之中时，他就近选择了自我的榜样，使得五年前的诗作来辨别五年来他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有一条支流可以引领你去发现他的上游。在他介入一本新诗集的持续写作过程时，起着支配作用的叙事模式、足以通过炫耀而逼人就范的遣词造句的款式，加之当时诗坛对“新诗是什么”屡屡试探得到的成绩，都在款待他的出席时发出了邀请。仿佛宴会上出现过多次振聋发聩的辩驳，然而他并无犹疑，很快做出了抉择：对一种可能存在的友谊，他直接奔赴而去——依靠作为读者时的个人癖好，他为自我预定了益处。如今看来，他依然兴致勃勃，在这个峡谷历练侠骨柔情。五年来的写作仍然没有完成初衷，仍然容忍在单一范式下的不出众，总想写得更加精妙，以达成阶段性任务的圆满完成。
他的刻苦耐劳使其诗作中闪现一条简明诗学史的细流，被他缩小数倍的摹仿、被放大的经过伤筋动骨的摹仿共同使之成为非私人性质的诗人。在他向美好的事物鞠躬前，已领略到学习之甜。经过反复的学习，他实施了角色的切换：由“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亦步亦趋，悄悄更换为在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相互领教。这种经常发生在关键诗人身上或诗人的关键时期的轨迹并不醒目，但是，他已经涉足了这一次次的相互领教；为此，在你就他摹仿时留下的痕迹致以微词时，又因发现他默默参与了极有可能成为当今“支配的叙事”的建设工作而不吝褒奖。他不施予明显的反抗，也不溜边，而是不辞辛劳地致力于微不足道的积攒。
“阶段性任务”像极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它意在阐明他的诗作在体态上的单一性，或对于叙事计划的疏于安排——在作诗前，仿佛为“汹涌的郊外麦场”（《奉陪刘良子无恙年华伪作》，2004）而疯狂，对于更多的考察与顾忌坐视不管。然而，这种笼统的印象是否能言之凿凿于他坐失良机太多？似乎无法合理计算出他所面临的轻重缓急，只有耐心等待他的批评家身份将如何又何时在近作附近描摹出另一个大省。至于他是否渴望或又能否“引起权力的注意”，就不可探测了。甚至你会诘问：“权力”在哪儿？谁是它的附体者？
极有可能你会把批评家当作掌权者，就像波德莱尔对圣伯夫的一次书面批评的诉求（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言及“波德莱尔一再请求为他写一篇评论文章，圣伯夫却始终置之不理”，尽管波德莱尔“不时送诗，又馈赠香料蜜糕”）把诗人与批评家的关系弄僵，使得批评家俨然就是当权派。批评的参与令僵局大而化小深入人心，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人们依然在诗与批评的关系上纠缠不清。后起之秀“反抗的叙事”看上去不是对付已有的声名显赫的诗作，而是对批评乱点鸳鸯谱的反驳，对“批评大于（笼罩于诗作上空的阴霾）诗”的腹诽。批评被赋予去及时发现诗作之馥郁的使命，如果不能得体地完成，就会被反讽为失明。对批评的误解以及批评的误解一直像失去船员的孤舟的两只桨，步调不一致，方向不尽相同。
维特根斯坦谈到“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也许你会对波德莱尔的渴望嗤之以鼻，觉得作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未免有点屈尊迂贵——把批评家或批评的作用看高了。当然，如果由于波德莱尔的憧憬使你认为批评家从来就是更值得崇敬之人，那又未免有点夜郎自大的味道。如何看到诗与批评之间的联系？同时，你是否意识到扫清误解的工作不仅是批评家的当务之急？
在诗人的实际生活中，“权力”很有可能不是先于他的写作而存在的，而是经过他默认、挑选并服从的堪称范例的权威——好比是紧要关头总能发挥作用的劝慰。他介意“权力的戒备”吗？作为后起之秀，他与那些心仪之作过从甚密，尽管必要的来自权威的批评几乎没有，但是他仿佛看到权威卖个破绽的“故意”，策马奔赴那无人之境。在他的诗作身上，你能够看见批评怎样发挥扶持作用，又如何保持沉默。看似权威的缺席，实际上，他得到的劝诫一点也不少。在近几年，他显示的持续进展能力正使精湛的技艺触手可及，你曾经看见过光彩照人的新星迅速陨落，由此担心他的此番独行会不会也过早地失去对未竟事业的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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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表达形式上的新意迭出，既是他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严格自律所要求，又是作为自我的读者对猎奇的需求所致。他把意义的解释权交给了表达形式，由于较早交权，使得他站在作者的位置上不得不出面澄清是非，但是他的兴趣已经转移：从弄清自己到底讲出了什么，转向还有怎样的表达形式可以替换——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某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形式的替换来消除”。而诗的不近人情的历来印象顺势掩盖了他战术上转移附带的惴惴不安。他也明确了引导沉默的读者去注重一首诗的什么成分。当然，维特根斯坦也早有告诫：“我们的表达形式把我们送上了猎取奇兽的道路，多方多面地妨碍了我们看清句子符号在和寻常地东西打交道。”
在事发之后，你想恢复到这首诗被一行行写出时的情景中去——要与诗在最初的背景中平分秋色。但是，这很困难，你的工作像是逆时针运动中对诸多情况的破译。诗之所以成立，果真有一个至今仍可触及的源头吗？与诗一同去分享这种源头，是否方便于你找到评判诗之分寸的尺度？这种“源头说”是你对诗的发生学的不周全认识，仿佛你在运用诗中元素去归纳某个源头，然后再因果倒置地求证这些被用过一回的元素是否称职地履行了叙事的任务。
你在综观他的作诗法则时，也在考察批评法则：你跨出一小步，你对批评的理解也如影随形。蒙田说，“我们只是在相互评注。”你是否注意到他诗作中飘溢的画面感？福柯提到过“两种宽泛的书写：一是叙述词的意义，另一种是分析和重构词的声音”，并且认为“第一种书写出现在有绘画天才的人们中间，第二种书写出现在有歌唱天才的人们中间”。在如此言辞的摆布下，你不妨暂时信任这种分类，并把他的写作当作第一种书写。但是漂亮的行话不能使你满足。
柳树成排，他最先品尝到了隔夜的
露水。灯光上升，女儿
指着星星——装饰的是远，是相似
是随口就说出的秘密
（选自《为丁楠而作》，2005）
“柳树成排”和“灯光上升”除了起着稳定句法的作用之外，它们一同为读者提供视觉形象，为作者提供隐喻遣送的前奏。他想把整个句群弄得格外熨帖妥当，去其粗糙，但同时又密切关注某些嶙峋的美。当你在纸上事先写出“柳树成排”时，想想看，这样你受到了怎样的限制？这是一段通往何方的缓坡？它的出现仿佛后于诗人心目中拟好的“隔夜的露水”，是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为了在拟好的隐喻前留下易见的标记。正如在指出“星星”的存在之前，“灯光上升”助长了目光爬升的气焰，而“星星”较之于“灯光”更适合在宾语的位置上含糊其辞——它被“远”、“相似”和“秘密”所装饰。
维特根斯坦强调的“看到联系”在福柯嘴里则是另一套说辞，他用四种“相似性”点明是谁“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表象事物的艺术”。第一种称为“适合”，强烈地言明位置邻近的两个点（词、物）之间的关系：“一物的末端意味着另一物的开头。”第二种则是“仿效”，是“一种不受位置律束缚的‘契合’，并能够静止地在远处起作用”，大抵是指两个不相邻的点之间的关系；如果说“适合”可形象化为链条，“仿效”则可当成同心圆。第三种是“类推”，指的是一个任意点与其余诸点之间的关系。第四种叫“交感”，它“激发了世上物的运动，并且甚至能使最遥远的物相互接近”，是指任意两点之间的关系。
有了福柯的声援，你是否想对诗人的作品做一次统计，以发现他偏爱于哪一种相似性形式的探究？也许你已意会到前三种形式正被第四种所覆盖，“看到联系”的呼吁会为勤勉的诗人撑腰，并提出动议，使得诗人扩展了“联系”在诗中的意味而忽略一首诗正在缩小的进程。“交感”正是一种令人容易成瘾的权力，是一种“使事物与它们以前的所是毫不相干的危险力量”，福柯注意到“交感是同之强求，它是如此强烈和迫切，以至于它不会仅仅满足于成为相似性形式之一；它拥有危险的同化力，拥有使物与物相互等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使它们的个体性消失”，“假如它的力量平衡不了的话，它就会把世界归结为一个点，一个相似的点，同之暗淡形象”。于是，一种反抗的叙事亟待开展，它被准予，以挽救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危险处境，福柯通过二分法给出了“交感”的孪生兄弟：恶感。他在解释“恶感”时似乎为你描述了“植物学的初步轮廓”，以“植物相互之间有仇恨”为例阐明“保持物的独立，阻止物被同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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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诗人的写作历史中，维持与反抗是否经常交替发生？他的极端行为是否为自身适时警觉，并被一种新颖的手法或观念所补救？很有可能诗人乐于在一根筋上一直走到极端去，在他看来，仅是这根线索上的无限可能足以付诸一生的奋斗去获取；他只想成为个别的诗人，而认为花样百出的集大成者不是自己的志向。这样观察，你就会发现：诗人以一种单纯的对相似性的追求，使得自己的不少诗作拥有“同之暗淡形象”，像是一群孪生兄弟的集会，然而，他以整体的风格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拥有了区别于他人的“顽固的差异”。当然，从旁观者的癖性出发，你确实想窥探到他的内部世界的存在物“相互仇恨”，各自保持“凶狠的欲望”。每一首诗相互类似并彼此靠近，却不被吞没或丧失自己的单一性，这便是你从福柯那儿偷拳所得——你为此热切盼望被纳入视野的诗人不仅在内外两个世界之间保持“交感与恶感的永久平衡”，而且在内部也存在这种平衡机制。
将“世界”当作内外有别的对象，这是基于简陋的二分法的举措。一首诗可以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个物。也许，诗人打算用近年来的若干首诗一块构建一个世界，他把碎片时间里的零散任务分布在这些诗里，你所见的一首诗仅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没有纳入这个整体计划的写作产物，则可能是另外一些世界，在这些世界之间被你所观察到的仅仅是往返不止的使节。于是，同样是一首诗，却有大小之分，视诗人所赋予的腹语数量而定。那么，你打算如何找齐那些碎片以凑足一个世界？在诗人那里，“缝补”这个动词仿佛为你留下了勤奋劳作的形象，引发你去探察他使用了怎样的棉线、顶针。
与“缝补”相似的是“装饰”、“别在”这类供词，福柯耳语与你的“语言的入口处于动词突然涌现的地方”使你格外重视这些词使用的场合、频率。“孩子们装饰了呼吸”（《广播剧》，2004）、“把一枚银月亮别在了高耸的空中”（《无穷动》，2005），你轻信福柯，刚刚去他的诗作中遵照执行。当诗人偶尔看到你这些言辞时，包括你的观点、论证、“喝茶时的仪态，听到小欧死于肺癌时的表情”（《体育课》），是否会敦促他改弦易辙，从而限制了他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这常识的误用，官方的闷热，
在河北省司空见惯。
（选自《夜间雷雨》，2003）
“当然，聪明的碎片/能够扮演整体。”布罗茨基会在一旁插嘴。到目前为止，他写作的数量并不很大，似乎已经注意到加法上的秘诀，不去滥用有限的碎片可能带来的新奇，因为稍有不慎，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腥气——对写作信念以及过去诗作的一次割伤。他也有反复修订的习惯，由此，不同时日的意义能够顺从耐心进入一首诗的核心：日后所能设想到的意义不断塞给初衷，并扩展了这首诗来自作者方面的信息容积。
他并不见明显的基于写作前景上的焦虑，“他看起来只是有些疲倦”，较少在一首诗中明确地“就诗论诗”，仍在全力应对“在河北省司空见惯”的大小事物。但是，到了应给出立场的时候，他更乐于在诗作中，还是在批评文章中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批评文章是一种理解力和写作观念的确认，是在与诗作缓解关系之际自我约束，从他已经写完的《默读之辨——论约瑟夫·布罗茨基》和正在写的《邻近的满意与遣送——试析肖开愚〈公社〉一诗》中，你能否寻觅到他在诗人与批评家两种身份之间达成了相互谅解？你不同意这样一种判断：批评文章的写作会伤害诗的继续写作。但是否同意衡量一位青年诗人的价值不必急于在他三十三岁以前得出判断？对于别人认为他将是一根横梁，或他已经写出不少于五首足以彪炳史册的佳制的说辞，你是否还坚持对维特根斯坦一个观点的承认：“一幅图画囚禁了我们。我们逃不脱它，因为它在我们的语言之中，而语言似乎不断地向我们重复它”？
参考书目：
1《沉默之子》，迈克尔·伍德著，顾钧译，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
2《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著，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3《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第2版。
4《词与物》，福柯著，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5《驳圣伯夫》，马赛尔·普鲁斯特著，王道乾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2005年11月）
